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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子和:江泽民同志与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饶子和 辛庄课堂 2023-02-11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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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于科技界而言,他不只是一位卓越领导人,还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同行专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生于红旗下、在改革开放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深切感怀他对科学的尊重,对科学家的厚爱,以及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直到晚年,江泽民同志仍在发表有关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论著,这是他的“本行”。他2009年出版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里有一段话,被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称为“神预言”。他说:“预计到2020年,国际上微电子技术水平将发展到14纳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只是一代又一代的引进新的生产能力是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研究人员要争口气,否则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总是要卡我们的脖子。”

  今天来看,这番话也是江泽民同志留给科技工作者的遗言。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我们仍要去“争口气”,去解决“卡脖子”问题,否则,民族复兴就是空中楼阁。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那次两院院士大会上所说,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技术是民族自立自强的坚实保障,基础研究是一切科技创新的源头。我从事基础研究工作至今40年,这40年里,众所周知,中国加大了研发投入,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角色愈发突出。中国科学家在社会上很多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都是在江泽民同志任期内促成的。我们记得,在他任内,中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向23位科学家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这些非比寻常的举动,这些高瞻远瞩的谋划,给科技进步带来长远的、巨大的推力,也使一段时期内科研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得到缓解,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起到了系统性的支撑作用。

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的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同朱光亚同志亲切握手。


  江泽民同志是我们的同行和知音,从小事上即可窥豹一斑。2002年,他支持国际数学家大会百余年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在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亲手为轮椅上的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调整话筒,在科学界传为美谈,体现了一个大国对科学家的礼遇。作为总书记,他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科学家交朋友。今天,我们深切怀念这位“科学家的知音”,尤为感佩他对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丰富和发展,对推动基础研究的远见卓识,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布局谋篇。这些都长远地推动了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历史贡献。

江泽民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2002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外著名数学家


  改革开放之初,科技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著名论断,并大力支持公派留学生向发达国家学习,积极追踪、赶上国际新技术的发展。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正式实施。后来,江泽民同志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深入理解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洞察我国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同时,亟需建设自有的基础研究体系。唯有大力发展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方能为科技发展提供长远的“动力”。1989年他首次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就在当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并高度强调“支持基础性科学研究,增强科技发展后劲”,要求始终对基础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实行保证其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包括切实增加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投资强度、有重点地支持一批基础性科学研究机构、抓紧培养新一代学术带头人等具体部署。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引起了国人广泛关注。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他指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推进我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要目光远大,筹划未来,针对下世纪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开发。要把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科技动力和成果储备,作为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在战术上,他提出“要确定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有所赶有所不赶,才能有所作为。要经过科学论证,选择一批有基础和优势、国力可以保证、能跃居世界前沿、一旦突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课题,在全国组织专门队伍,集中力量,大力协同,重点攻关。”

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7年3月2日,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中,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先生回顾了1956年我国首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过程,以及在这份规划指导下在“两弹一星”等科技领域的历史性突破。朱先生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强烈呼吁,科教兴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应该遵循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借鉴当年制定远景规划的成功经验,制定独立指导我国基础科研发展的历史性规划。中央采纳了科学家们的呼吁。几个月后,我国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

  我本人于1985年公派留学,1996年回国,后来成为“973计划”基础前沿领域首批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开展了我国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个“973计划”项目,亲历了这项计划实施的20年,应该说直接受益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政策。如果没有赶上“973计划”,没有赶上国家对基础研究的真正重视,我在研究上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发展。从1998年到2016年,我先后以首席科学家、评审专家、专家顾问组成员和基础前沿领域召集人等身份参与“973计划”,深刻认识到以周光召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以及这项计划对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973计划”等科技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在农业、能源、信息、材料、健康、资源环境、制造工程以及综合交叉和重大科学前沿等多个领域,基础研究水平快速追上了国际先进水平。“973计划”也成为国家加强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旗舰计划”。这离不开江泽民同志对科学技术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他对我国基础研究体系的建设给予了战略上宏观布局和战术上有效支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9年11月,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上获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制造的高性能计算机于1999年8月问世,江泽民总书记亲笔为该计算机系统题名“神威”。


  2016年,经过改革,整合了多项科技计划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了20年的“973计划”成为历史名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突出了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迫切,但在具体实施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系统性支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几年,我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重启“973计划”或者设置独立的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许多全国政协委员、两院院士都联名建言,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如今,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中国式现代化”中,科学技术处于特殊而重要的位置。我国已经提出,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党中央把“创新”确定为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二十大报告将科技、教育、人才工作作为专章阐述,第一次把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大战略摆在一起,意义重大。在今天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中央突出强调“源头创新”的形势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如何立足长远,从国家层面制定一份独立发展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规划,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并付诸更大的努力。

  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所写的社论里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在未来5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里,中国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今天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创新成就,依赖于这些研究所必然孕育的优秀人才。

  20多年已经过去,国家的创新能力大步前进,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大为提高,在很多领域,创新成果勃发,创新人才辈出。我们受惠于江泽民同志突出的洞察力。我们深切缅怀、永远铭记他为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所做出的伟大历史性贡献,铭记他曾提出的“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道路”的历史回响,铭记他近百岁人生中闪耀着的崇尚真理、科学决策的科学精神。唯有秉持这样的精神,不断探索,接续奋斗,才能为中国的下一个50年乃至更长时期打好基础。

  2022年12月9日,在“谈家桢奖”15周年庆典暨“院士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饶子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创始主席;曾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国际生物物理联盟(IUPAB)主席。

  饶子和团队长期从事新发再发传染病病原体的三维结构研究和创新药物的研究,在流感病毒、SARS和新冠等冠状病毒、艾滋病病毒、甲型肝炎病毒、手足口病毒、疱疹病毒、非洲猪瘟病毒及结核分枝杆菌等重要病原体的机制研究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贡献,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410余篇,其中包括在Cell、Nature、Science 三大科学杂志的主刊上发表研究论文24篇,被引用逾29,000次,获得专利授权38项。  新冠疫情期间,饶子和团队在病毒靶点机制研究、抗病毒药物、抗体和疫苗研究中取得系统性成果,在三大主刊上发表论文8篇,以及其他论文17篇,5个中和抗体和药物进入临床,积极参与国药和科兴灭活疫苗的研发工作,为新冠病毒研究和防控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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