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贫农沦为“现行反革命”

作者：高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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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维芳是个箍桶匠，人称马二。

不过，当面多半还是尊称他一声“马师傅”。小的时候，我就听母亲对父亲说过，天暖了，家里的洗澡桶坏了，又要请马二来修了。

于是，我见到木桥那边高大的“马二”挑着奇怪的担子，直奔我家而来。

他的担子前担是个没有盖子的大“圆桶”，里面插着铁丝、木板、锯子、大刨子等等，后担却是个有盖的小圆桶，细看椭圆形，里面放着锤子、小刨子和一些特殊的工具。

他的“作场”就摆在巷子的一边，画、锯、刨、箍，马师傅手脚并用，有时还用到嘴，像变魔术一般。忙活了半天，母亲拿出的散了箍的澡桶木片，掉了底的水桶，少了一块板的挽水（一种舀水的工具）全都神气活现地站在巷子上，旧板、新板杂陈，仿佛有了生命，等待检阅一样。

马师傅识字不识字，我忘了，就是识字，估计也就是“人手足刀尺”。但他就凭那些简陋的工具，凭自己的手和心，制造出一件件实用的生活用具。

巷子里小孩多，见他的头发乱得像草堆，趁他一直低头干活时，胆大的就把指头长的小树枝插到他头上，他知道了总是笑笑，从不发火，也没工夫拿掉。

这样一来，小孩子没“禁气”了，等他干好活儿，头上已经“长”出“一片森林”。

光阴似箭，1966年夏天，当我们高中毕业准备高考时，考场大门被紧紧地关闭起来。无奈之下，我转身回乡务农。

这时才知道马二跟我家是一个生产队，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他白天必须到生产队上工，不能再挑担出去给人家箍桶、修桶了，只能晚上在家，偷偷摸摸修理人家送来的坏桶。

时间一长，除了直率，老马的“坏事”不断被我发现。

他的成份是贫农，据说有八代了，可是，他的农活不谙，干活时，常常手足无措，与他箍桶时灵活的手脚不能比。在田间挑泥时，他常常赶不上趟，像河里鸭群掉队的鸭子。

还有，他的手脚似乎不太老实。一次收工，他拖在后头屙尿，我走远了无意回头一看，他在偷集体的黄花草（即苜蓿）。其实那时多数人家粮不够，都偷，带回家煮“菜粥”。

马师傅常在小甸址村箍桶、修桶的地方

1967年春天，我们甸南大队来了工作队，是县里派下的，队长叫王志坚。

记得他们来后，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演讲要挑成份好、苦大仇深的，大队推荐了老马，因为要找八代贫农的，实在不容易。

正在田里干农活的老马被请到大队部。县里来的王队长亲自与他谈话，讲忆苦思甜的作用、意义，老马听着，不说一句话。接着，王队长征求他的意见。老马说，我不讲。

“为什么？”王队长问。

“我不会说。”

“你把解放前吃的苦和解放后吃的甜都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实事求是嘛。”

“王队长，我真的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也要说，这是政治任务！”王队长口声有点高了。

“我真的不会说话，人一多，我就心慌，说错了不得了。”

“你只要说真话，实在说错了，不怪你。”

不管老马有没有真正答应，王队长对造反司令、大队革命委员会花主任说，给他记5天工分，让他在家好好回忆回忆。

正是春、夏换季的日子，老马的“黑活儿”忙。有了5天时间，他回到家就箍桶、修桶，一天也没闲着，人家等着用哩。

王队长让他回忆忆苦思甜的“稿子”，被他撂到了脑后。大队革委会不放心，泒人来问他，回忆得怎么样？老马说，都在肚子里。

社员大会在一个艳阳天的下午如期举行，正是“四夏”（夏收、夏种、夏贮、夏管）大忙前的时节，农活不算忙。

大会会场就设在我们生产队的农场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时起时伏，在会场上空久久回荡。

台上王队长坐中间位置，大队造反司令、革委会花主任站在王队长左手边。

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是8个生产队的全体男女劳动力。因为记工分，人来得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都到了，有五六百人。

来者很少有带板凳的，每人从草堆上拽下一大把草，仿佛要给谁献花一般，其实是到会场上为自己垫屁股。社员按生产队坐在一起，我们是1队，坐前面。

主持人花司令用手和嘴试了试话筒：“贫下中农同志们，造反派的战友们，首先衷心祝福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福林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接着花司令宣布：全体起立，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歌罢，花司令宣布：“请坐下！”众人纷纷各登原位，坐到自己的草地上。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下面请泰县革委会工作队王队长讲话，大家欢迎！”

王队长一开口也是一则语录，他是县上人，深刻得多。他背诵的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接着，他简要讲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结论也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又讲了忆苦思甜的重大意义，结论是“把抓革命、促生产引上一个新的台阶，支援亚非拉革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的无产阶级”。

说完把话筒又放到花司令面前。

“下面请马二，不，请老马同志上台作忆苦思甜报告，大家欢迎！”会场上又响起“哗哗哗哗”的掌声。

这时，只见老马赤手赤脚上了台，大家晓得，他的“说词”在肚子里。老马坐到空着的、预定的位置，在王队长正手边，花司令把话筒移到他跟前，并把“话嘴”向上提了一点。

“要说这个忆苦思甜真是太重要了！”老马流利地开了腔。

为了说明忆苦思甜的重要性，或者不是“为了”而是心血来潮，老马又反问了一句：“如果一个人连苦和甜都分不清，那这个人还能算人吗？”

王队长竖起手带头鼓掌，台下先是稀稀拉拉的掌声，接着就“哗哗哗哗”地响成一片。

“解放前，我箍桶，到了哪家，哪家都管吃，随茶便饭。要是到了日子好的人家，早上不是圆子，就是粽子，有洋糖，中上红烧肉、鲫鱼汤，晚上还有酒。解放了，前头几年还蛮好，有得吃，五八年往后就遭殃了，六0年，我家弟兄三个饿死两个，我家小孩也饿死两个……”

本来唧唧喳喳的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全场人都张着嘴，睁大了眼睛，就是所谓“瞠目结舌”。

这时在老马左边，紧靠着他坐的王队长用右手拉了拉老马的衣角，意思是提醒他说反了。

谁知，此时的老马像座活火山，等着喷火。只见老马愤然站立，身体笔直笔直的，吼道：“先前，你们让我说，我说我不会说，你让我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我实事求是了，我要说，你又不让我说！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如果谈谎，响雷打头！”

“让民兵把他拉下去，他神经有问题！”王队长果断地指示。

“我哪儿有神经，我从来没得过神经病，不是你让我说真话的吗？！”被架下去的老马边走边回头喊叫，简直像个疯子。

因为老马的胆大没魂，“忆苦思甜”反了，成了“忆甜思苦”，那天的大会草草收了场。

“你不讲就不讲好了，为什么偏偏要顶风作案呢？”我为老马惋惜。

那是个特殊年代，会后，工作队把老马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抓走坐牢。

不少干部和我们生产队的许多社员都出来保他，理由是，虽然他是“彭德怀”，但他家子女多，如果把老马抓去坐牢，这个家他的女人“舞不去”，这一家就没法活了。

不知道王队长怎么想的，反正老马还是被留了下来，改判为押回生产队监督劳动。大家知道，这个处分就是“务虚”了。

1977年冬，我参加了恢复的高考，后来在县城工作。夜深人静有时会突然想到老马：“真是一个耿直得发呆的人啊！难道说真话都要像老马一样发呆么？”

后来，马爷去世了。

我想，作为人，一辈子，哪怕只有一桩事，让人不忘，那么，他就没有枉为来世一遭。

马爷，你累了，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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