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专访 |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马亮教授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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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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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马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记者：李广文，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嘉宾

马亮，男，生于1984年，江苏铜山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201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先后获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2012-2015）、高级研究员（2015-2016）。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出版著作五部，译著一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联合编辑、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副主编、《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编辑，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中国公共行政分会（SCPA）和公共绩效管理分会（SPPM）的常务理事。曾获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称号、公共管理研究会议（PMRC）“最佳论文奖”、 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国际分会“最佳论文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创始人会员”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二等奖等，经常在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1.您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和工作，您觉得这些高校有哪些个性化的特质？这些经历对您学术研究之路有哪些影响？

我是在西安交通大学读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前后共计十年时间（从2002年到2012年），这也是大陆学者所惯常的一种学习历程。就西安交通大学而言，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大学所在的城市，另一方面就是所求学的高校。西安是一座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古都特有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这也是我当时高考填报志愿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年，对它有很深的感情，我也经常会把西安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当然，大多数人也都有类似的经历。西安交通大学是以理工科见长的，特别是工科，很多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例如，和管理学相关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长期排名全国首位，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都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学科结构，其实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深刻的。学科间的碰撞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毕竟公共管理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校就读期间，我所学习的课程比较广泛，包括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这对我多角度分析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得益于学校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本科学习阶段，我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很多新书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阅读，这是在求学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收获。博士毕业之后，我最初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也同时在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从事兼职博士后工作，这两段经历都让我受益良多。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当时，这所高校正在公开招聘研究员。岗位的基本要求是有比较扎实的公共管理专业基础，具备基本的定量分析能力，以及能够使用中文和英文开展工作。所以，这个职位对我来讲是比较契合的。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在很多方面和中国类似，但在很多的方面又跟西方国家走得很近。这对于我去观察这个城市，包括国家转型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在那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每两周都会给《联合早报》写一篇评论文章，重点是评论中国大陆，当然也包括新加坡的一些时政。同时，我所在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会有很多机会接触从中国大陆来的领导干部，包括开展课程授课和实地考察，这实际上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桥梁。即便是到现在，我还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工作，我们也合作完成了好几篇论文。算起来，我在新加坡工作时间接近四年，在此期间，校方为我提供了独立的办公空间和非常自由的工作时间，整体工作效率非常高。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是从2015年开始的。同前面两所高校不同，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对于从事研究公共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工作过程中，我同经济学院、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很多同事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跨学科的交流和开展调研的机会非常多，这对于我高效率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总体来讲，无论是我求学的西安交通大学，还是曾经工作过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及现在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校风格可能差别较大，但对于我更全面系统地研究公共管理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支撑。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相对多元化的经历，可能很难具备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很难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近几年，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一直提倡从“大问题”中寻找“小切口”，相关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态势，您认为，这二者之间呈现何种关系？

公共管理研究中之所以提出从“大问题”中寻找“小切口”，就在于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深刻的学术研究转型时期。应该说，过去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对国家治理进程中宏大议题的一种阐释，是一种学理性很强的理论研究，但是和现实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刻画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理论框架时，往往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公共管理场域中的鲜活实践。所以，这种学术研究的获得感不是特别强烈。一些研究成果在规范意义上虽然无可挑剔，但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十分模糊。

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中对“大问题”的把握是有难度的。但是，通过一个个“小切口”，我们就更能够逼近对“大问题”的认识。由此看来，这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通过“小切口”去触及“大问题”，同时这种“大问题”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更多的“小切口”去开展精细化的研究。

因为很多问题是相通的，有时看似大家研究的议题都不一样，但其实最终回答的“大问题”可能是相对有限或交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在学术界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度一直很高。例如，《中国行政管理》已经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五期研讨，除我之外，包括韩志明教授、颜昌武教授、于文轩教授、吴晓林教授等多位学者都参与组织了这个主题的讨论。

3.您的一些列研究著作中都有对国外政府改革成果的引介，作为研究生群体，我们平时也会及时查找和阅读外文文献，但总体感觉难以完整把握国外总体改革态势？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关于国外改革动态，我觉得一个是学术层面的追踪，另一个是实践过程的把握。当然，这二者是不同的。因为学术研究同实践活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可能实践已经推进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研究会在三五年之后才出现，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没有捷径的，还是要靠不断地积累。以我的研究过程为例，我习惯于订阅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尤其是一些英文期刊会定期把最新一期文章发到邮箱；或者也可以注册成为一些学会的会员，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信息都会及时推送。当然，通过学术会议也可以认识更多学界朋友，他们也会提供很多学术精品。总之，持之以恒，坚持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对某个领域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在改革实践方面，根据我们研究的具体行业或领域，可以选择相对应的一些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国际组织，及时有效地关注其动态，这样就可以获取最新改革进展和实践走向方面的讯息。

同时，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圈，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定期撰写关于某个领域的最新进展。例如，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政见”的工作，目前也在运营“公共管理研究”等微信公众号。仔细研读新近刊发的一些文章，开展有深度的交流研讨，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把学习成果及时总结推广出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能写出来，而且还要及时推送。

推送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你，所以就会比较在乎文章质量。久而久之，这方面的能力就会得到明显提升。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只要愿意投入时间，找准学习方法，应该很快就会有比较理想的结果。

4.从您的研究成果来看，您在推进理论研究和实践问题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示范。近些年在政府治理中涌现出很多改革创新案例，但现有的理论话语很难做到准确解释。您认为，学术研究中应该如何推进理论创新？

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理论贡献。因为只有理论贡献足够大，才能为实践进程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推动作用。我和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交流时，他们其实非常关注理论话语。因为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已有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提炼。

其实作为学者，我们也希望给实务工作者一个定义或概念，以此来说清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我们更多地是在进行一种所谓的“理论化”或“构建理论”工作，或者说是把已有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对于有待理论研究的问题，一方面，实践者还不太清楚怎样去理解一些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学者可能也没有做好准备。现有从西方国家发展而来的理论，可能没办法解释在中国看到的公共管理现象。在此情况下，就会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理论匮乏。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去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以此理解和解释一些现实问题，努力让其在更大的场景下被更多的人所看到。

在这方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融合”的工作。也就是说，相对于改革实践者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有一定的理论储备，我们知道现有的理论进展到什么阶段，包括有什么理论可以和实践对话。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会知道现有的理论是不是有局限，以及我们需要发展何种新理论？

其实，简单地讲，就是怎么去真正发挥这样一种优势，特别是要真正关注现实，然后把它吸收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几年很多文章都进行了比较好的尝试，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通过“小切口”研究“大问题”。当然，总体上来说这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可能还没有达到理论创新的高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是非常宝贵的。

5.我们注意到，您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也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类文章，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理论研究同社会观察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学者一方面是要做出学术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起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二者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服务”。第一，服务学术共同体。比如，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受邀参与期刊论文评审、参加学术会议等一系列工作。第二，服务社会。对于自然科学来讲就是科普，我觉得这个方面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对社会科学而言，主要包括以撰写咨政建议和承担横向课题为主要形式的政策咨询，以及时事评论和社会观察等工作。

当然，一部分人可能觉得这些工作无关紧要，甚至认为这是不学无术的表现。但是，我认为这些工作其实十分重要，因为大众媒体很需要这方面的声音。如果学者不去参与这方面的讨论，那就意味着丢失了自己的“阵地”，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人利用这个“阵地”去误导社会，这可能对社会的良性运转有负面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写一些时事评论。

一方面，这是教学的需要。例如，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中，我们不能总用五年前、十年前的案例去授课，学生是不会爱听的。我们应当多用当下的，甚至是昨天的一些新闻事件去进行教学，吸引学生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关注实践动态，并将其融入到我的研究之中，对我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极为必要。与此同时，政界和媒体的反馈也给我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研究的机会，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6.您在承担大量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也广泛参与各地调研、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受媒体访谈，您是怎样做到高效率安排工作和生活时间的？在这方面，您对研究生群体有什么建议？

对于时间管理这个话题，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时间其实就是你最重要的资本。如果时间管理不到位，必定会一事无成。无论同学们将来做什么工作，都要高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

第一，要投入时间。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这可以说是完全成正比例的关系。要坚持每天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之中，包括把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例如，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应该用到最重要的工作上，特别是一些研究任务上来。

第二，要提高效率。要力求做一件事有多种产出，特别是集中精力做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手机的使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很多干扰，出现时间的碎片化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非常高效的平衡方式。比如，可以在出差、开会的间隙充分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来阅读和写作。

此外，要善于同别人合作，学会利用他人的时间。比如，合作撰写文章和定期开展研讨交流，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间非常宝贵，毕竟毕业之后几乎没有这种宽松的氛围和一整块的奢侈时间，扑面而来的更多是工作、家庭和生活之间的时间冲突。所以，一定要高效率地利用这段学习时间，努力去养成时间管理的好习惯，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去进行一定的排列组合，这样才能实现预期中的理想效果。

感谢马老师接受治理评论公众号【点亮·专访】栏目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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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苏蕾权

初审 | 李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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