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监察御史为何治不了腐败？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代表作有《重说中国近代史》《乡土心路八十年》《暗逻辑》《大荒纪事》《袍哥》等。张鸣的文字以一针见血的犀利和不拘一格的幽默而著称，写作极具个人风格，行文韵律独特，内容以小见大，看似不经意的嬉笑怒骂，折射的是他深厚底蕴和独到见解。

在历史上，除了元朝这种由游牧人按照游牧规则建立起来的王朝，可以不发官员工资，任由他们自行“打谷草”（搜刮）之外，没有一个王朝不担心贪腐的。虽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是唐太宗李世民说出来的，但这个道理，此前的皇帝也都明白。王朝是靠官吏打理和维持的，但如果由着官吏胡来，激起民|变，皇帝的椅子就坐不住了。所以，从秦朝开始，监察系统，就是一个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监督机构，从上到下，独立运作，单独对皇帝负责。

但是，这样的监察体系，每每跟王朝的命运相似，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开始都管用，走到后来，都不管用。即使个中出一个半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御史，敢于碰硬，敢于弹劾权臣，结果一般都是拿自己当鸡蛋撞到了石头上。

按道理，监察御史的监察权限不可谓不大，可以不受限制地调查，可以闻风弹奏，无论多么直言不讳，一般都不会受到追究。御史查案期间，无论多么大的官员，都不能干预，也没法干预，除非，你能说动皇帝，亲自下令停止调查。而且，只要御史的弹章上去，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影子，涉案官员的官一般都不能再做了。

但是，这样威力强大的监察系统，为何就遏制不了腐败，眼睁睁地看着王朝走向衰落呢？

在中国的王朝时代，国家里，既有政府，也有社会，但社会跟政府相比，要小得多，而且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皇帝要依靠官吏治理国家，必须给予官吏相应的治理权力。在行政，司法和民政混一的前现代社会，地方官对于民众而言，几乎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隋唐之前，地方官可以直接处死他们认为犯了死罪的人，隋唐之后，死刑权上收，但地方官如果想杀死谁，一样有办法。权力大的官员，支配资源的能力也大，发育不良的社会和市场，始终没有能力跟官府抗衡。所以，每个朝代的官府和官员，都会扩张自己的权力，使之支配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官府就是一棵摇钱树，官员们的使命，就是让这棵树枝繁叶茂。其中黑色和灰色收入，随着摇钱树的长大，也越来越多。

监察御史虽说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但他们也是官员，出身，来路，都跟普通官员没有太多区别。而且做完了御史，也会进入行政体系，继续做官。事实上，监察体系就是官僚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杈。御史跟一般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同年，同乡，同学和亲友，关键是，他们之后的出路，就是他们眼下盯着为难的官僚们，事做得太绝，后路就断了。况且，御史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官员需要的东西，他们也需要。

王朝时代，没有媒体，没有公开的舆论。御史们尽不尽责，只有御史台的长官来管，而长官，又只对皇帝负责。说来说去，只要把皇帝一个人蒙住了，大家都皆大欢喜，一起分赃。结果呢，监察权变成了分赃权，你来监察我，我就分给你一份。你有，我有，比大家都没有好。到了这种时候，偶有尖锐的弹奏，一般背后都是权力斗争。最佳的权力斗争工具，就是监察御史。

至于贪腐呢？没人管了。

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

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

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

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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