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相对于宏大的叙事热点的关注,史家们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五年,在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广州会议等问题上着墨较多,对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变、人情世态的微观呈现及研究较少见到。在描述“这五年”政治形态的方面,《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叙说框架,以个体的珍贵体验和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线,完整地覆盖了“这五年”风雨侵袭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来史料作品在“这五年”上的空缺,给年轻的读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读懂当代史的宝贵窗口。一段流逝的历史阶段,不怕笼统地评说、空洞地议论,最怕没有充足的实证,没有真实的内心坦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显露了“这五年”的社会图景,也呈现了作者一步一踉跄的心灵折磨小史。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凉意,有一种跌入人性深渊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题记中所说的“人间忧患诚如海”的浩瀚愁绪。“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者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事例。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不行。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聆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带上那顶帽子呢?”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带上那顶帽子的。”联系到动荡年代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残酷无情的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邵燕祥,是个“著名又不著名”的人,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诗人、杂文家。
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是他不善招摇的“毛病”。但他在一部分人中“很著名”,全是因为他的文字。邵燕祥生前曾说,他已入老境,所以私心将这二三十年来的写作都当做不叫遗嘱的遗嘱,他总希望能把自己以青春和大半生的苦辣酸咸换来的一点见识,尽可能地从心坎里掏给读者。 邵燕祥:我的书就是遗嘱。遗嘱,是不愿意被删改的。书稿整篇删还好,钱理群就经常被整篇删,他说没办法。最怕的是局部删,这是凌迟,很惨。好在此书没删。为此,诚挚推荐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理由有四:2,经典:记述了六十年代重要却又往往被遗忘的那五年的历史变迁。既是珍贵的个人命运史、心灵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3,稀缺:网上本书甚至已溢价到近100元,现全网最低价,仅售38元。4,文字上乘:邵老先生的文字,典雅、涵泳、绵里藏针。当代中国能把中文写这么好的不多见。本书甫一出版,就被评为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有书友说,“经历过那个年代,才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章。思考过去,警戒未来,值得思考。”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拥有邵燕祥先生绝版好书(多次断货,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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