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外译] 张蒙、董雁：儒家经典《论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及传播

Original 张蒙、董雁翻译跨学科研究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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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传播

儒家经典《论语》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及传播

典籍外译

张蒙　董雁

作者简介

张蒙，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与传播；董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与传播。

摘要

《论语》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典籍，其英译与传播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尤为重要。《论语》有60余个英译本，译者既有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又有海内外华人。本文首先分析各类译者的翻译策略，并挖掘其深层的翻译目的与指导思想。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有极强的宗教目的，其译本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常出现较多的歪曲和变形；汉学家喜爱中国文化，但其译作也难以避免受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海内外华人译者一直致力于原汁原味地译介与传播《论语》中所体现的儒家文化，但实际翻译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文建议在《论语》英译中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研究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并坚决抵制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文化控制。

关键词

《论语》；中华文化；翻译；传播

引言

《论语》是儒家最为经典的著作，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全书共20篇492章，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论语》对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放眼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极少有著作能像《论语》一样对人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了解《论语》就意味着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世界文化和人类经验。中华文化典籍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翻译典籍是向其他国家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华文化自信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必经之路。作为儒家学说和中国典籍文化核心的《论语》，其英译与传播研究非常重要。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94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推介到西方，拉开了《论语》外译的序幕，但其英译直至1809年才真正实现，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其间，产生了60多个正式出版的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这些英译本对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史料，对那些有代表性的、能够体现翻译趋势及主流的译者和译本进行简单介绍和评析，旨在呼吁学术界和翻译界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质量，同时希望促进对这部儒家经典英译的深入研究。

一、国外主要译者的译本、翻译策略及翻译思想研究

（一）16～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
利玛窦是向欧洲系统译介“四书”的第一人。译本虽然已不幸失传，却引发了西方教育界、学术界对“四书”的兴趣。180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歇曼（Joshua Marshman）节译并出版了《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内容包括第一章至第九章，由原文、译文、注疏和文字诠释四部分组成，首次比较翔实地将孔子学说介绍给西方。在翻译策略上，马歇曼主要采用直译法，此外，为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论语》，他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孔子之前的中国历史及孔子的生平。182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David Collie）出版了《四书译注》（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此为《论语》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1861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出版了《中国经典》第一卷，这是《论语》的第一部学术版译本，也是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译本，成为《论语》英译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译本为汉英对照本，主要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的文化、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故而译文多采用直译法，在语篇上尽量遵循原文的思维方式和句法结构。1906年英国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利用在中国30余年的传教时间英译了包括《论语》在内的数部中国典籍。与理雅各采用异化策略并使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语文体不同，该译本的语言较为现代化、口语化，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强调英语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并介绍了孔子的历史背景，辨别了一部分中国古代地理名词，译本共1000多页，是迄今为止所有译本中最详尽的一版。这个阶段传教士的《论语》英译版本有着较强的基督教化倾向。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立场，他们翻译《论语》是想从该典籍中“寻找基督教是真理的证据，进而寻找恰当的儒家理论与基督教教义的诠释策略和切入点，向中国传播基督，使人们皈依基督教，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孔教，以耶稣代替孔子”（李钢，2010）。甚至他们还认为：“中国注定要与基督教文明强国产生冲突，且结果必定是中国被打得支离破碎；中国人的希望在于抛弃古代的圣人而转向西方的上帝。”（Legge，1861：109）例如，苏慧廉（Soothill，1907：85）以“成全论”为准绳认为基督教能够提升中国宗教水平，并说：“基督不是来毁坏而是成全，他能在中国文化崇高的基础上建立他的真理。传教士最大的职责和乐趣，并不是破坏不太美好的，而是宣讲更美好的——基督。”（二）20世纪西方汉学家的《论语》翻译1938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韦利（Authur Waley）在伦敦初次发行《论语》英译本The Analects，这是目前英语世界较为通行的译本之一，也被认为是理雅各译本之后的最高水平译本。韦利在翻译时非常强调语言的叙述性，译文简洁流畅，风格接近原文，在涉及含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词汇方面，也注意细节的传译，使译文更细致入微。另外，该译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释丰富，不仅每页平均有八条注释，译本后还有附加注释。1950年美国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翻译了《论语》（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这是《论语》英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该译本句式简单，多以对仗、排比等形式追求与原文结构的相似，体现了简约经济、注重格式的特点。此外，该译本使用拆字法强化汉字意象，用明快的语言传达原作简约的语言风格，呈现孔子及其弟子鲜活的个性形象。1998年，著名汉学家、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与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合译了《论语》，竭力采用异化方式传达思想，在行文上则尽量使用归化方法。总的来说，该译本删译、漏译和增译现象较少，行文十分流畅，读者接受度较高，西方学者对该译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此外，有影响的《论语》译者还有澳大利亚汉学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美国汉学家戴维·亨顿（David Hinton）、森舸澜（Eward Slingerland）等。西方汉学家没有早期传教士的宗教偏见，他们热爱中国文化，致力于汉学的推介工作。20世纪是西方汉学家翻译《论语》的高潮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杨平，2010：143），人们生活在混乱迷惘之中，一些学者企图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寻找救世良方和心灵寄托，开始承认儒学对解决当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庞德，他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是医治西方社会通病的良药，是构建西方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他希望中国儒学能翻译到西方世界，从而重新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李钢、李金姝，2013a）。虽然这些译作中剔除了基督教思想成分，汉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潜意识却始终渗透其中。由于本着“为我所用”的目的，他们的译作中常出现很多误解或歪曲之处。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发展，在世界上形象焕然一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西方学者开始以一种更为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儒家思想，翻译中也尽量避免用西方术语来表达这一思想。“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采取‘自觉的诠释性翻译’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英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译文。”（孙际惠、屠国元，2014）他们在对《论语》进行阐释时尝试从比较哲学角度寻找出路，纠正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误解，消除了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偏见，较为成功地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传到了英语世界。

二、海内外华人译者的译本、翻译策略及翻译思想研究

1898年中国学者辜鸿铭出版了首部由中国人独立用英语翻译的完整版《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该译本采用完全符合英语表达规范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极端归化策略，追求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灵活对等，力图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真谛传播到西方。1938年，中国当代翻译家林语堂编译了《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他只选译了《论语》大约四分之一的篇章。在内容编排、文化比较和句式行文上都以向西方人传播孔子的完整形象为目的，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有效实现了填补孔子形象空白、传播儒家文化的目的。这种归化策略貌似一种妥协，实际上却将中国文化有效渗透到了西方文化中，该书的畅销也证明了他的这种策略是成功的。1979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殿爵（Din Cheuk Lau）翻译出版了《论语》（Confucius：The Analects），这是继林语堂节译《论语》后国人再次涉足该领域，该译本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英美学术界有较权威的地位。译本主要采用逐字逐句翻译的直译法，同时在很多地方根据译入语的语法和行文习惯适当调整语序。译本还附有很多引言和附录，为作者、版本和作品内容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详细的考证说明，以帮助读者准确把握原文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内涵，这种学术性和准确性正是该译本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代表译者外，其他著名海内外华人译者及其译作还有：著名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的《论语》英译本、中译外翻译家林戊荪的《认识孔子：〈论语〉新译》（Getting to know Confuciu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黄继忠（Chichung Huang）的《论语选集——直译兼注序》（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Lun Yu：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等。
海内外华人在《论语》翻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纠正了东学西传过程中的文化失衡现象，更加忠实、准确地再现了中国儒家文化，有助于实现中西文化的对等交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向西方人传播儒家文化，纠正理雅各等人所造成的误解，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也有较高程度的文明，它甚至可能比西方文明还要优越，不可欺侮，更不可肆意破坏，而应当消除成见，平等相待，及至应当向中国学习。”（黄兴涛，1995：76）他希望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正确推介，来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文明及中国人的蛮横态度。可见，《论语》的海内外华人译者一直致力于把中华文化的精华——儒家文化原汁原味地推向海外。

三、《论语》英译与海外传播的问题与展望

（一）《论语》英译的译者分析
从1809年《论语》真正开始英译至今，已经诞生了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在内的60余种译本，其译者包括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海内外华人。这些译者的译本都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综观这些《论语》英译本，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译本出自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诚然这些译本丰富了《论语》的英译版图，通过不同译者塑造出的风采各异的孔子形象，西方读者领略到了《论语》的微言大义，它们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中存在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误译现象也是毋庸置疑的，译文中难免存在对遥远异己文化的杜撰与想象。这不仅造成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偏差，也对其准确传承与传播造成了极大障碍。儒家精神及孔子思想无法依靠西方译者进行完整传达。只有自己站出来为民族文化说话，中国及其文化才不致处于被误读、误解、妖魔化的被动位置，成为欧洲人眼中的“变色龙，而不是龙”（芬格莱特，2002：156）。但是，就一些本土新出版的译本而言，也存在诸如目标读者不清晰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虽然国内这些年出版的《论语》译本有很多，且几乎所有的译者都声称其翻译是为了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但是很多译者心目中的阅读对象恐怕并非外国人，而是国内学英文的读者，“有的甚至只管在那里为译而译，甚至是为自我欣赏而译”（潘文国，2012）。归根结底，《论语》英译的质量不能单纯地以译者国籍来判断，而应依据译者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来判断。此外，以《论语》英译为代表的典籍英译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有关部门亟须采取具体措施，制定典籍英译成果价值认定和稿酬支付标准方案，以吸引更多年轻学者投入这一崇高的事业当中。我们仍需不时推出新的《论语》译本，以及时反映其新的研究成果，有志于此的年轻译者也应以此为己任。（二）《论语》英译的翻译策略及不足通过分析《论语》众多英译本，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外国译者多用归化法，而中国译者多以意译为主。对于现代译者而言，拥有何种意识形态、想塑造何种中国形象决定了采取何种翻译策略。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在《论语》英译中，建议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儒家文化的原貌。具体而言，在《论语》翻译过程中，首先译者要准确理解古汉语，对原著进行正确、合理的解读，这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译者应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目标语国家的不同历史和文化特色。再次，译者要掌握目标语的语言使用规范，使译文尽量流畅自然，以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最后，中西译者应通力合作，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梳理和统一，做到精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异质成分，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华文化特色。“由于《论语》英译研究视角单一，缺乏系统性，且研究相对集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仍比较严重”（李钢、李金姝，2013b）。汪榕培教授指出，从事典籍翻译的工作者大都不从事理论研究，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主要把西方的翻译理论介绍到国内，基本上不从事翻译实践。因此，有关典籍英译的标准与策略目前仍缺乏系统界定，这方面研究仍需后来学者继续深入推进。此外，在中华文化对外传译中，还应跳出语言层面的局限，立足于文化战略的高度，从构建国家文化形象的角度来看待中华文化的传播。从典籍英译的角度研究中国形象，目前还是一个新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如何加强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以从根本上避免中外译者都曾有过的“误译”现象。（三）《论语》英译的传播效果及不足纵观《论语》英译传播的历史，我们发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想从中国经典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的证据，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孔教，以耶稣代替孔子。这种目的下的《论语》翻译带有严重的神学色彩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依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中国热，也为西方思想界在反对宗教神学方面提供了思想武器。然而，以理雅各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俯视中国经典。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古老中华文明的欣赏与赞美，也缺乏对中国较为真实的介绍，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想象的异邦”（葛兆光，2002：1）。新教传教士认为“儒教之差谬，儒书中不胜枚举”（李天纲，1998：147）。曾经的孔教乌托邦已成为他们归化中国的障碍。有传教士写道：“在中国文人从儒学家得到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根深蒂固的仇恨。”（费正清、刘广京，1985：549）新教传教士对中华文化典籍进行译介和传播主要是为了协助彼时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助后来的传教士进一步了解中国，以及“拯救这个异教徒之国”（Girardot，2002：34）。但通过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他们对它产生了强烈兴趣，实质上为西方汉学研究提供了有利发展条件。到了20世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迷茫后，一些西方汉学家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找解决社会危机和慰藉心灵的良药，虽然他们的译作中基督教的成分逐渐消失，但欧洲背景的假设观念和预设仍然存在，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其翻译与传播往往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的内容。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译者尝试着以理解、同情和尊敬的态度看待孔子及其学说，竭力避免用带有西方色彩的名词术语转述中国哲学思想，力图从本质上展现中国文化，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回首海内外华人译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直接阅读《论语》原文，从自身文化环境中认识和体验孔子思想，因而更能原汁原味地推介与传播中华文化。他们的译本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垄断，也为争取华人在中译外领域里的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本土译者不够重视《论语》翻译之后的传播研究，个别译本甚至缺少注释，再加上这些译本主要在国内发行，传播途径有限，以至于在海外的影响非常有限。

四、结语

在今天，考虑到《论语》英译的传播效果，我们认为国内外学者应各取所长、互通有无，同时，国内外出版界也应加强合作。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以及在大量国民努力学习英语的背景下，中国译者对《论语》的解读无疑是最准确的，而国外比较成熟的译者更易于把握目标语读者的心理，在语言表达和篇章结构方面可能更符合读者的预期。只有通过中外著名译者的强强联合，《论语》才能更好地走出国门，更有效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最后，“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张小平，2014）。因此，进行《论语》英译时，要坚决抵制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文化控制，切实达到向世界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翻译与传播

费正清、刘广京，1985，《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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