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君子”有点冤

从君子到右派

© 徐敏｜文

王造时

他学富五车，以爱国为使命，半生叱咤风云，半生坎坷悲凉。别人凭君子名声，走马进京做部长；他无人问津三尺讲台当教师。他一生四次坐牢，前两次如同住宿旅馆，时间短暂。第三次因“七君子事件”遭到囚禁，时间超过半年，但狱中条件不错，六个人同在一处关押，可以读书、写文、下棋、说笑话，不受干涉。最后也是最长的一次坐牢，是在晚年，属于冤假错案，非但不受优待，还最终要了他的性命。

这个人在民国，那可是大名鼎鼎，只要说起“七君子”，都知道有个王造时。

1903年，王造时出生在江西安福县江南村，父亲是经营竹木生意的商人。因家境宽裕，加之他很能读书，14岁即考入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读书时，五四运动爆发，担任过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和干事会主席，其间两次被捕。第一次因领队到东安市场演讲被捕，第二次参加代表团向徐世昌请愿被捕。但都安然无恙，很快出狱。1925年王造时从清华毕业，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仍学习劲头不减，又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研究政治学和比较政治。

如此一轮学习下来，直到1930年，27岁的王造时这才离开伦敦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政治学教授，进而又出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身为教授，除教学外，王造时非常热衷社会活动。他最具盛名的一件事，是组织抗日救国会，身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因危害民国罪被逮捕，与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朴、邹韬奋等六人，成为举国周知的“七君子”。半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七君子被释放出狱。王造时恢复自由后，继续投身抗战洪流，出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参政会上呼吁团结抗战，痛斥卖国论调。抗战胜利后，又积极参加反对内战运动，以斗士姿态令各界瞩目。

1949年10月1日新政权成立，当年救国会的“七君子”作为功臣受到重用，除邹韬奋1944年病故、李公朴1946年被特务暗杀外，其余五位“君子”，四位陆续调往北京。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单剩下学位最高、年纪最轻、能力很强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连个工作单位也没有。两相比较，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的冷落。

1951年8月，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了解到王造时的窘境，两次造访王造时家，邀请他去复旦大学任教，政治学系主任胡曲园亦送来聘书，王造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大学讲台。1952年院系调整，王造时在英美学的那一套政治学已经不合时宜，于是改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世界近代史。

王造时对于自己遭遇冷落始终疑惑不解，后来听司法部长史良透出口风，才知道有领导对他当年执笔给斯大林写信一事，暗存看法。

1941年4月，中日抗战步入相持阶段。此时，苏联背着中国，竟然与日本缔结《苏日中立条约》。《条约》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获悉《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后，义愤填膺，反应强烈。4月中旬的一天，在重庆的“救国会”总部，由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张申府等负责人出面，专门召开了一个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对苏联丧失原则立场，出卖友好邻邦，与日本握手言和的错误行径，表示了强烈不满。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作为宣传部长，王造时责无旁贷。会后他用了一整天写出初稿，又与张申府共同从文字上作了推敲。然后在史良家碰头开会，加以讨论修改。这封信定稿后由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胡子婴、张申府、刘清扬、史良共9人联合签名，以电文形式公开发出。

建国后形势发生变化，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进入“蜜月”时期，过去那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苏联人没有忘记承认满洲国的难堪事。为了掩饰当年的做法，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若干口径一致的文章，强调当年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的一大“策略”，其“英明意图”在于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自此向南不向北，以免苏联腹背受敌，能够集中力量打击希特勒。等到苏联取胜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根据这一逻辑，王造时起草的那封信，就成了反对苏联的证据。

说起来，王造时也是真的冤。他虽然是一个饱学之士，满腔爱国之心，但他哪里懂得斯大林高深莫测的战略意图。再说，那封信的拟定，最终是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共同签名发出的，怎么别人没事，责任都让他一人扛了？王造时尽管一肚子的想不通，但也只能承受。

终于，王造时等到了一次机会。1957年3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开会期间，他上书中央统战部，询问“是否‘反苏’问题妨碍了我的政治前程”。统战部为此安排了一位副部长会同上海市委统战部，听取了王造时陈述当年写信的来龙去脉，并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人了解情况。被问到的“四君子”都很坦诚，表示那封信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也应该由大家共同负责。

统战部将这件事上报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对王造时的“反苏”问题有所耳闻，但内情并不详知，他决定找王造时面谈一次。政协会结束后，周恩来派秘书将王造时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安排了晚宴。进餐时，周恩来亲自给王造时夹菜，宾主交谈甚欢。饭后，又继续促膝交谈。周恩来表示，那封信并无错误，王造时为此承担了不应有的责任，极不公平。组织上考虑将他调到北京，安排新的工作。

一番话感动得王造时眼角湿润。

回到上海后，王造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种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望，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

一切看起来都向着光明的方向奔跑。然而两个多月后，一场暴风雨却突然降临，将王造时掀翻在地。原因是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被认为是自比魏征向党猖狂进攻，被打成了全国第一批大右派。

对于王造时来说，这种打击始料未及。昔日的光环至此完全褪尽。那几年，王造时似乎在走背字运。1956年妻子李透芳病逝，四个子女中，继长子患精神病后，长女、次子也相继出现精神病症状。这使他“痛心于家庭的遭遇，往往浮沉于哀念于伤感之中而不能自拔”。幸亏他天性坚强，乐观豁达，终于挺了过来。

有段时间，上海市组织右派下农村劳动改造，王造时与同为右派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潘世兹、民族资本家李康年成了好友。1960年，王造时摘去右派帽子，又回到复旦大学讲课。第二年，经潘世兹介绍，与李康年的外甥女、上海绒毯厂女工郑毓秀结为夫妻。

郑毓秀大户人家出身，二十九岁丧夫，育有四子一女。王造时丧妻后，三个孩子住在精神病院，小女王海容因不愿与父亲划清界线被划成右派。王造时与郑毓秀，两人一个丧妻，一个丧夫，感觉遭遇类似。婚后，郑毓秀搬到王造时所在的北四川路公寓居住，两人相互照顾，感情融洽，都拿对方子女视如己出。

郑毓秀的女儿孙克佳读小学二年级时，患血小板减少症，皮下经常出现淤青。王造时多次带孙克佳去广慈医院看病，因就诊时间很长，王造时会带孙克佳在医院附近的小店吃面。每次王造时都会给孙克佳点一碗最贵的面，而给自己要的却是阳春面。

对于王造时住在精神病院的孩子，郑毓秀会常常陪同丈夫前往医院探望。王造时的小儿子王钧枢，发病时会有攻击行为，但唯独对郑毓秀的劝导听得进去。

这个重新组建的家庭，经过磨合，越来越充满了人伦温馨。郑毓秀的大儿子孙克仁，也从开始叫王造时伯伯，到后来改叫爸爸。这让王造时格外高兴，开心地对郑毓秀说：“克仁叫我爸爸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降临的文革运动，再次将王造时卷入深渊。

1966年9月，孙克仁正在杭州串联，碰到同学，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王造时竟然成了组织社会民主党的首犯。因为王造时平日与章伯钧、孙大雨、彭文应几位右派有所往来，本是老友之间的闲谈或是对时局的讨论，一旦被窃听，在那个年代只要上纲上线，就足以构成罪名。

当孙克仁赶回家中，眼前一片狼藉，一群红卫兵正在撬沙发、凿墙壁，寻找反革命证据，大批书籍从阳台丢到楼下的大卡车里，许多珍贵版本的书籍被毁坏丢失。第三次查抄时，重点转移到让王造时交代“问题”，红卫兵将王造时和郑毓秀分别隔离看管，每天三班倒，对王造时实行轮番逼供，历时42昼夜。王造时体力不支，昏厥后被用冷水浇醒，醒来后又是一番拳打脚踢。1966年11月2日，在完全没有找到证据的情况下，红卫兵高呼了一通口号后全部撤离，公安人员随即跟进，对王造时实施逮捕拘押。

王造时入狱后，以“1416”监号代替姓名，直至死亡。拘押期间，每隔两周，王造时会将自己所需物品，写在一个条子上。这些物品除牙膏等洗涮用品外，每次都会要求送一些维生素B、维生素C进去，家属也会照办。

这一关就是五年，最初还走走过场，问一问，审一审。到后来，索性不审、不问，不判，不放。这种不理不睬的关押，遥遥无期，对于身心的摧残，尤为致命，致使王造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1969年和1970年两次突发重病。1971年7月下旬，王造时再次病危，国务院获知消息后，曾指示全力抢救，但为时已晚。此时的王造时，满头白发，全身浮肿，神智迷离。他不甘心，偶尔清醒时，会一遍遍呼唤儿女和妻子的名字，然后再次陷入昏迷。弥留至8月5日，王造时终于耗尽心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王造时死后，在监狱退还的遗物中，有两大袋塑料袋，一袋装满了维生素B，另一袋装满了维生素C。家属这才知道，他们每次送到监狱的药品，看守所根本就没转交。

想到丈夫死得冤枉，郑毓秀找到政法机构，询问王造时的案情结论，答复是“不作处理，不定性”，属于“不戴帽的反革命分子”。

直到1978年12月3日，经多方奔走之后，王造时的冤案才得以昭雪，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关于王造时的平反决定》是这样结论的：“经查，王造时案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造成的错案，原定王造时组织反革命政党问题，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至于错划右派的问题，是又过了一年半之后，在1980年5月才得到改正的。

随着平反政策的落实，王造时囚禁五年期间停发的工资，和当年抄家没收的书画古董，共作价三万多元。这在当年，没有人认为不合情理。如今回头去看，才会感觉这样的补偿欠缺了一样最不该忽略的东西。

参考资料：

晓农《王造时蒙冤始末》（《世纪》2000年第3期）

董芷林《王造时的晚年和平反昭雪》

清华法政人物《王造时》

李纯一《王造时：以口以笔，探求救国道路》

百度百科《王造时》

何碧辉《王造时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