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妈妈，县城中学的外挂
县城中学是基层教育的堡垒。为孩子前途，村镇家庭倾其所有，妈妈们带着使命陪读，成为县中学子们生活的“外挂”。
升学路狭窄，陪读妈妈们离开乡土，搬进楼房，孤立无援地生活着，而她们的牺牲，有时却是无用功。
雅姿每天都要在同一条路上，辗转来回六趟。
教育资源集中在县城，农村来的陪读妈妈都是迫不得已。
传统家庭中，女性承担被视作低价值的家务劳动，并被自动赋予了照顾孩子的全部义务。到县城陪读的她们，离开熟悉的农村生活，将自己切碎，奉献给孩子的一日三餐，和一趟趟接送中。但即使妈妈们如此牺牲，在竞争激烈的县中，多数孩子还是无法挤进升学的窄门。
外面的世界很大，大到只有雅姿丈夫的半挂车才能抵达。
雅姿的世界只有130平米。她每天穿梭在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卧室，无数个折回，往返，她的路仿佛永远都走不完。
干家务干到后背隐隐发酸，雅姿就在沙发上躺倒，掏出手机刷刷短视频娱乐下。但没刷多久，她会突然想起，丈夫的身体正囚在车头不足10平米的空间里，在京广线上驶向一个个配货站。为了供养孩子的未来，她的丈夫四季都在路上：春天风起尘沙满天，夏季大雨磅礴而至，秋天寒风渗过车窗，冬季雾霾封锁长路。
想着丈夫的艰辛，雅姿后背似有猫抓，再也躺不下去。 她心烦意乱地收起手机，但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只好把刚拖干净的地板又拖一遍，把自己累得满头大汗。
这套三居室总价80万，夫妻俩凑了30万首付，还有50万贷款要还。一家人每月生活费4000元，孩子一年补课费要1万，再加上人情事故随份子的钱，每年开支高达6万。这一切都还是在全家人健健康康，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
丈夫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光景好的时候，每月也不过赚1万元。
紧巴巴的日子令雅姿焦虑。她只要两手一停住，贷款的数字就像贫血头晕时眼前出现的金星儿，忽明忽暗地闪，闪得她心慌腿软，摇摇欲坠。
她想出去挣点钱，减轻丈夫的负担，但不能影响孩子。许多陪读妈妈去超市当收银员，去工厂的流水线，或者到沿街的门市打零工，到建筑工地上做饭，一个月至少能挣千把块，但这些工作都需要按点上班，没办法保证接送孩子。
要摆脱接送孩子的劳累，唯一的办法是送孩子去私立学校。但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近一万元，在所有家人眼中，雅姿终日劳作，以省去这一万元，是合算的。
邻居小梅在陪读的同时，一直能有工作收入。雅姿想不通是为什么，曾去向她取经。
小梅出生于1982年，今年41岁，小儿子闯闯在县二中读初二，进入了挤破头都难进去的实验班，这让雅姿羡慕。实验班分数线不公开，坤坤在分班考试中得到中游偏上的分数，却只进了普通班，根据一些流言，实验班的选拔也有潜规则，比如雅姿同小区的一个县城孩子，分数没坤坤轩高却进了实验班，但即使愤懑，她但也不敢找学校讨说法。
十年来，小梅带着两个孩子先从农村搬到县城，又从县城郊外的出租屋，搬到贷款买来的楼房里。空闲时间她去干按小时结算的兼职，她站在街头发传单、挨家挨户贴广告和推销商品，每小时赚10块钱，每月收入能有差不多2000元。
即使是不到2000元的收入，足以让小梅成为其他陪读妈妈羡慕的对象。
“在家待久了人会变傻的，得出来找个营业儿，给人打打交道，长长见识，学点经验。”小梅说，她不习惯过花一分向男人要一分的生活。
想到坤坤还在普通班，雅姿打消了出去做兼职的念头。
陪读妈妈英子也在空闲时间去打工，但坚持了一阵就放弃了。7年前搬到县城之前，她和丈夫在村东头盖了亮堂堂的瓷砖房，花了20万，但最终她还是舍掉了老家的新房，带着女儿和双胞胎儿子到县城居住。
孩子上小学时，她到玩具厂打工，也在饭店刷盘子，她觉得整个人都被撕扯，时间被工作和生活切成碎片，加上钱也挣得不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干了一阵后，英子终于还是回家了。
闲暇时间，英子也刷手机，或是到人民广场练跳广场舞。以前在农村，她还可以去走走亲、串串门，而今左邻右舍大门紧闭，小区里她一个人也认识。她住在27楼，电梯经常出故障，时不时就要爬楼梯，这让她很发怵。
到县城去，成为这些农村家庭的出路，至于这条路通向何处，没人能看清楚。
“我自己吃了没读书的亏，打死也不能让孩子再走这条路。”
这是雅姿为孩子甘愿奉献自己的原因。从坤坤上小学一年级开始，雅姿就持续念叨自己陪读的辛苦，鞭策他好好学习作为报答。她还常把自己辍学的经历翻出来，试图借此让孩子们明白，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不然只能变得像她一样凄惨。
这样抽象的思想教育，坤坤和妹妹不能完全理解。但雅姿也没有别的方法激励孩子了，她只有初中学历，社会经验稀少，既无法补习功课，也没办法成为孩子人生的领路人。
雅姿出生于1986年，小学时成绩好，到镇里寄宿上初中后，她的成绩却一落千丈。初三时，班主任老师一句“谁不想上就别上了，别在这里浪费时间”，让她搬起板凳，随着大部分同学辍了学。
对于放弃上学的决定，雅姿的父母没有劝阻。据她讲，她的父母从没问过她的成绩，只在每学期交80元学费时，父亲才会掏出皱巴巴的几张钞票，皱皱眉咧咧嘴。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夹在中间的雅姿6岁就开始洗衣做饭。
雅姿记得，搬着板凳回家的那天傍晚，母亲扛着锄头从田间回来，对她说，“要念书就再回去念，不念了就出去找个营生。”
21世纪初，进城打工成为风潮，世世代代仰仗土地的农民，看到外面的世界向自己敞开，纷纷带着好奇揣着希望卷起铺盖，踏上了通往东西南北的绿皮火车。雅姿没有去坐火车，她搭车到了距家百里的市区，投奔在商场里买电器的邻居，做点杂工。
卖了6年电器后，雅姿的月工资涨到800元。她带着1万元积蓄回了村。
媒婆络绎光临，雅姿把1万块钱紧紧攥在手上，和初中同学成了婚。婚后一年，儿子坤坤出生，又过了两年，她生了女儿。有儿有女，凑了一个“好”字，雅姿有了在婆家说话的底气。
大儿子坤坤在村里读幼儿园时，雅姿就听说村里已经有人搬到了县城，让孩子到县城的小学读书。她丝毫没有犹豫，决定倾其所有，也要要让孩子到县城读书。
小梅也有相似的遗憾。
小两岁的弟弟从小患病，为了分担父母的压力，小梅16岁时离开了初一的课堂，外出打工。弟弟在20岁时治疗无效去世，小梅永远失去了在轨道上接受教育的机会。
小梅辍学后先到邻市的三合板厂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补板上的洞。数年时间里，她看着无数个洞，觉得就像自己人生中的遗憾，总也补不完。
18岁那年，老家来信让她回村相亲，小梅顺服地回去了。经媒人介绍，小梅和小学同学订了婚，那是村长的儿子。订婚后，小梅又回到厂里上班，两人靠书信联络五年后，23岁的小梅回村结婚。
小梅给大女儿起名叫赛赛，给小儿子起名叫闯闯，希望两人能赛过别人，闯出一条路。赛赛8岁读一年级时，小梅就将她送到距家30里的县城的私立学校。入学的第一天，赛赛拽着学校大门的铁栏杆，扯着嗓子冲她哭喊，小梅横下心来，全当没有听见。
赛赛每周末回家一次。想孩子时，小梅就骑上电动车去县城看她一眼，说上几句话。来回一趟虽然要多半天，但省下来的8块钱公交车费，正好可以给赛赛买上一袋水果。
到了儿子闯闯读一年级时，小梅托关系让他进了县城的实验小学。这时她意识到，不能继续在村里了，得搬到县城来住。
起初，小梅一家人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没有热水没有地暖，冬天最冷时开着空调也无济于事，常常半夜被冻醒。
到了2020年夏天，儿子闯闯上小学四年级时，小梅打听到，进入二中的入场券，已经从好成绩，变成了学区房。县二中只招收片区内的学生，录取分数线形同虚设，村里的孩子无论分数多高，只要家里没在县城买房，就会被县二中拒之门外。
还在租房的小梅慌了神，她送孩子到县城实验小学读书，正是让他能顺利考上二中。而如今录取不看成绩了，如果继续租房，一家人背井离乡投入的精力算是都打了水漂。辗转一夜后，小梅和丈夫决定借钱买房。
两年后，闯闯小升初成绩超过了二中的录取分数线，但仍靠小梅提交的房产证明，才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
十年前，英子村里的小学能有几百人，每个班少说有五六十个学生。而现在村小学生数量只有几十人，每年只有一两个孩子从镇上初中考上县里高中。
来县城陪读七年，英子在今年夏天收获了果实——大儿子超过录取分数线10分，小儿子踩着录取线，都被县一中录取。她办了隆重的升学宴，邀请其他陪读妈妈参加。
饭桌上的小梅阴沉着脸，她的大女儿赛赛今年高考，只考了413分，成为了一中的失败者。
分数公布那晚，赛赛在自己房里哭了一夜。小梅和丈夫守在女儿紧缩的门外一夜未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陪伴，整个家庭作出的牺牲，在“413”这个分数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黑暗中，小梅睁着眼，脑袋里甩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这413分，能让赛赛上一个怎样的学校？能多大程度上改变赛赛的命运？多大程度上塑造这个家的未来？
在这个北方省份，今年的本科分数线是461分，413分只能上专科。小梅听说，现在本科生一抓一大把，就算是985、211的大学毕业生，也都很难找工作，更别说专科生了。
如果拿着413分的成绩上了大专，赛赛毕业后很难在大城市找到体面工作，甚至有可能进一个工厂，像她年轻时一样，在流水线打工，存一点钱，然后回村结婚。小梅不敢再想下去了，母亲和女儿命运之路，即将落入循环。
小儿子闯闯将要中考，但令小梅发愁的是，15岁的男孩迎来了叛逆期，为了提高成绩，少交几万块择校费，小梅花了5000多块报了补习班。但闯闯对补课丝毫没有兴趣，他厌倦了读书，总是摔门而出。
闯闯宣布要去工地搬砖，扛水泥，或者去火锅店当服务员。干这些工作，一小时能赚10块钱，可以买他爱喝的蜜雪冰城。
儿子坤坤上初中后，雅姿自己的知识就跟不上了，她只能把孩子成绩盯得牢牢的，如果有退步就要逼问个清楚。
面对50分的英语成绩，坤坤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母亲每次嘱咐他背单词，他都顺从地应声，但为何没能把知识学进脑子里，他也无法解释清楚。
雅姿没有办法，她阻止不了孩子成绩的下滑，于是她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没有学习天赋？每次拖完地，静止下来，一个个困局就浮现在她眼前。
* 文中人物部分信息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