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28：生日戏说“生产力”
《往事》105
74年前，当日历本被撕得只剩几页时，我也“凑热闹”来到世间，今天已虚度七十五。过去的人都算“虚岁”，其实从母胎算起，比把呱呱坠地作为人生原点的“实岁”反而更实在。大人物过生日讲排场，祝寿场面热烈，死后还搞诞辰纪念。而过去漳州平民百姓不太讲究，生日最多就是“拍卤面”、煮“红卵”。从小家里就一直没把生日当回事，到了老年，虽有条件讲究点，我却不大喜欢这仪式感，总觉得是在倒计时。今天只是借题发挥，来聊聊事关生儿育女的“生产力”。
我的母亲，共生育9子，4男5女，虽不及圣经里的雅各生有12子衍生出以色列的12支派，也算不少。父母为刻印工匠，一年到头忙于生计养家糊口，勤俭持家，都让每个男孩女孩都尽力念书，其中多数还上了大学。孩子多了会显得“量鬆”（闽南语：多），也就不稀罕了，大人生日有煮碗鸡蛋面线，而小孩子过生日连吃“红卵”都免了。
旧社会常有瘟疫流行，医药卫生条件普遍不好，生下后不容易养大成人。家里得益于母亲向街对面开翰苑医馆的“契母”，学了点卫生常识，平时比别人更注重卫生，从小强调饭前洗手，不喝生水，不随地而坐，有病看病吃药，使得9个孩子都平安长大、成人、到老。母亲每两年间隔生一个小孩，坐月子后就要忙碌干活，没能充分休息，身体说不上康健，也活到80算寿终正寝。妇女在育龄期间，不间断生育，保持身体新陈代谢，说不定还对母亲有益，那种多生育会影响母亲健康的说法，对我家并没有说服力。
历史上凡是盛世，都是人口剧增，不会把人口当负担。过去人口不会实行计划，也不具备实行计划的条件，生多生少，全靠自然法则。50年代，曾有一阵鼓励多生，说“人多力量大”，多生了还可以评上“母亲英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把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归咎于人口增长过快，说30年人口翻了一番，社会生产赶不上，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决策的依据是某导弹专家的数学模型，后来还直接把独生子女当成国策。其实世界上耕地少、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地区比比皆是，并没有实行人口控制，粮食生产贸易已国际化，更不存在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的逻辑。
其实提出“只生一个好”，明显违反自然社会规律。因为维持人口简单再生产，起码一对夫妇要生两个，这是很浅显的道理，用人口基数大为理由，强制性的人口急刹车，后果当时就可以预见。考虑到不育等因素，又要保持适当的增量，生育率一定要大于2.5。虽说是号召，但实际上控制人口的各种手段是强有力的。对城里人，先是用影响调资或降级，后用“双开”直接端掉饭碗，那时大家的经济来源离不开单位，所以不遵守的为数极少。我就因为害怕不得调资的后果而顺从了，想想就会后悔。
为了实现目标，农村采用的手段更五花八门，抄家搬电视，拆厝瓦片，抓人，连坐不一而足。当今80后90后00后，大多为独生子女，大人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更显得“金贵”。当年父母住院时，在漳州的子女有五六个，大家轮流到医院照看，都觉得人手不够。我们这一代人，挨饿停学下乡下岗都有份，子女只有一个，当晚年生活不能自理时，要如何度过真不敢想象。
本来计划生育的期限定为20年，到2000年应该及时做出调整，却仍坚持“基本国策不动摇“和”一票否决“，甚至更严格执行，致使当今社会老龄化，改革开放失去了人口红利。到了后果很明显和严重时，还要一胎半、两胎、三胎逐步放开，看来已来不及了。据说很多地方自然增长率已出现负数。
好在我出生那时没有计划生育，要不我们几个续尾的小弟妹就来不了人间，也吃不了苦，更享不了福，玩不了微信，上不了网。
顺便聊一聊当年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密切相关。50年代，我读小学时，同学家里领单位工资的很少，大部分都是个体做工和开店的，而且每家基本只靠男主人一人独当一面，就能养活全家，女主人一般都在家煮饭照看孩子，像我家父母亲两人都忙生计的不多。过去新华西，延安路，香港路，东门街，临街都是店面商铺，从业人数庞大，可以看出当年社会经济总量的规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短短一个多月，轻易筹集了几百万元大银，可以证明这点。
1956年合作化后，提倡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劳动人口增加，供养人口减少，生活并没改善多少。那时大家都领工资，大部分是“月光族”，借钱买米，等发工资时再还钱的不在少数。好在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生活水平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每个家庭开支很大，但已普遍不愁吃不愁穿，大部分家庭多少都有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