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缨 | 艺术真的没有那么崇高
作为中国第一批前往德国留学的学生，梁缨是最早将东方传统与西方当代艺术融为一体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德国表现主义与行动绘画，版画与水墨，在梁缨这里融会贯通。上世纪90年代，她创作的“梁缨日记”系列因其独特的女性视角而备受瞩目。但梁缨天然排斥宏大的野心叙事，拒绝锻造某种试图通行国际的“中国牌”，她关注的从来都是生活中的点滴感动。
梁缨把艺术称之为一种“工作”，并不刻意抬高它，因为她知道，艺术只是一种生活，要把它从高台上拉到平地上来，因为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真实模样。她常说，不要试图将艺术视为一种献身，因为你还并不真正明白那到底是什么，艺术家的异化简直不要太寻常。对她而言，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比做一个艺术家更为重要。
1961年，出生于北京；
1981-1982年，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
1983-1993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艺术系曾获得汉堡扶轮社和北德石荷州 (SCHLESWIG—HOLSTEIN)的艺术奖学金1991年获艺术硕士学位；
2006年，炎黄艺术馆玉兰堂个展，出版画册《梁缨日记》；
2013年，浮生杂记:梁缨画展，北京东站画廊，中国；
2017年，仙境:梁缨个展，上海华氏画廊，中国；
2020年，金毛狮一张皮: 梁缨个展，苏州博物馆，江苏，中国；
2021年，花开富贵:梁缨个展，上海龙美术馆，中国。
梁缨从小跟随父亲对中国画耳濡目染，20岁出头就前往德国留学。在德国汉堡美术学院期间，梁缨远离了家乡故国的牵绊，开始了对艺术的自由探寻。在那里，她师从布雷默（KD.Bremer）和布特纳（Werner Büttner），但大部分时间仍属于自己。对她来说，艺术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自由，是与宏大使命相对的，不拘泥于任何束缚和框架的，对生活的新鲜活力。这种自由贯穿了她的整个艺术生涯。
年轻时的梁缨
德国的生活经历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梁缨：曾经的家教和在中国的美术学习都有一个框架、家传的无形概念在牵制着你。到德国之后，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一切从头开始。我曾在德国就读的美术学院也与传统有别，它更加现代，以工作室制的方式，让你能呼吸到自由的学习气息。在那里，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甚至完全没有课程，一切都需要完全靠自己，虽然学校有许多大牌的教授，但一学期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我当时的教授是最早搞观念艺术的，所在的学院也被人叫做自由艺术系（Free art）。其他教授一年可能只来一次，每次学生都能排到学校门口，而我们教授一星期来一次。那时，我用毛笔画画，他告诉我，不管做什么，都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后来，我去学版画，从磨石头开始就得自己来，用最古老的机器。总体来说，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认真与独立。
早期在德国，表现主义对你的影响很大，你是怎么把它和水墨进行融合的呢？
梁缨：那时在德国除了自己画画就是去看展览。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展览在不同的城市，我们从汉堡开车前往西柏林，都要经过东德的地段，因为两边都是铁丝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到了目的地，我们看了毕加索，又看了马克斯·贝克曼，当时我就觉得跟中国画没有什么差别，都是黑线。尤其是马克斯·贝克曼，他画的东西都是黑线，这不跟中国画的毛笔一样吗？当时我就这么想，认为它和水墨仅仅只是不同的材质而已。水墨有写意，跟西方的表现主义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工笔虽然是一种工匠式的绘画，尤其是在瓷器上，但德国的瓷器也是画得很工整，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材料的不同而已。
《江湖一场梦》
《绿与黑》
在德国学习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之后的创作？
梁缨：我是1983年去的德国，当时很多留学生去到餐馆打工端盘子，我就靠卖版画，一张小版画可以卖60马克，大一点的100多马克，加上我的奖学金，基本可以够生活。做版画也是用画水墨的方法，比如最早可以写点中国字去腐蚀版面，很受西方的欢迎。那时，有中国的艺术家就发现了潮流，把这类题材称之为“当代艺术”，充满使命感。但我只想纯粹地好好生活，没想过要在艺术上做多大建树，也并没有成名成家那种理想抱负。
后来在德国的假期实在太清净，无论学校还是生活里都几乎没什么人，特别无聊，我就回了一趟中国，去大同背了一大摞糊窗户的纸到德国，开始像写日记一样画画。还在当时的画室里，用特大的纸泼彩，甚至用牛尾巴当毛刷在上面边甩边画。等到开学后，教授说这个有意思，甚至还做了一个个展。这算是我日记创作形式的开始。
梁缨的艺术是一种书写日常生活的方式，她习惯以“日记”的方式记录真实生活中的“只言片语”或“怅然随想”。对她而言，艺术家被高深的理论所定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越俎代庖，因为艺术家的真实轨迹常常不被理论所限制，甚至也无法被预知。在梁缨看来，艺术并不真正如它被挂在墙上那样看上去高尚，人既是社会关系的存在，那么艺术也必然与社会关系脱不开干系。
《花开富贵》
您的作品经常描绘民俗题材，您是对此特别感兴趣吗？
梁缨：我爱画杂技人物，比如人顶碗什么的。中国有一个杂技叫顶缸，就是一个女人的腿顶着缸玩出花来，小时候觉得特别酷，后来上学时认为这就是一种压迫式的男性文化，裹着小脚还给你顶着缸，躺在那舞动着腿，给男人一种特别的性满足。我不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而是纯粹对杂技这种形式感兴趣，有一个春节我看过一个舞狮的节目，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一个被提线控制的狮子，它提醒我有这样一种意义，就是感觉人被操控的意义。
《金毛狮，一张皮》
《红线缚金狮》
《舞师》
在您的创作中，融入了相当多日记和讲故事的特性。
梁缨：我生活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变革非常大的年代，现在你们听可能会觉得像故事吧，但很多事情确实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庭生活从小就会有不同的客人，拉板车的、国家领导人、副总理等等，我确实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我接触的东西是很多书本上看不到的，整个思维的方式就像日记那样的叙事形式。
《仙人振缨》
《二湘图》
这么多年过来，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呢？会把它当作自己生命最高的追求吗？
梁缨：如果年轻时要会点别的，估计我就干别的去了。现在到这个岁数了，干别的也不行了，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做了。如果一天不画画，确实有点没劲。画一张画稍微有点成就感，对我来说就够了。
《花中小憩》
我觉得好多人都是被理论家安排的。有一些人确实有本事技巧化，特别精细。还有一种人就是很放松的状态，我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诚恳的人。就像唱歌一样，有些人用真声在唱，有些人用假声在装。其实有好多画家你都能看出来他在学谁，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中国画一直就在抄，有很多人是没临摹好变成自己的了，也许还成了一个流派。
有一些艺术家老说想找一种中国式语言去征服世界，这个我真没想过。我尝试过很多新的中国式的语言，但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学术继续探讨下去。每年学校都有年轻的孩子进来，他们将艺术当做一种信仰，一漂亮姑娘要献身艺术要怎么办？我说赶紧谈恋爱，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真正体会生活是什么了，你才能知道艺术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艺术真的没有那么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