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岚 | 艺术是一种浓度很高的精神饮料
“寻找那些发光的事物与人，分享给大家，成为其中之一。”沈奇岚这样概括自己在做的事情。
她是记者，作家，策展人，客座教授，编剧……难以用一词来定义，但在沈奇岚看来，她有自己一以贯之在思考的问题，而人文艺术本就是彼此互通的领域，不需要因为既有分类受到限制。
德国的冬天非常冷和长。十几年前，还在明斯特大学进修哲学博士时，沈奇岚可以一天只花很少的钱吃饭，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到晚都很开心。孤独地被自己喜欢的事物包围着，那时她能在无限的寂静中看到自身。这样的经历对她的一生很重要。
如今沈奇岚在艺术世界里遨游，和众多有名的艺术家来往，和不同领域的合作方打交道，把艺术作品编织成一个又一个展览故事，让大众倾心。她关注个体、人的脆弱、身体、流动，希望创造共享的诗性空间，唤起所有人的感受力。她也期待通过艺术，为世界产生新的解释和方向：“艺术是一种浓度很高的精神饮料，可以很好地补充生命的能量。大家一起干杯吧！”
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客座教授。曾任《艺术世界》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出版社艺术主编。现任《书城》杂志编委。
沈奇岚关注艺术和哲学的对话，与国内外艺术机构策划有多个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展览和论坛项目，包括《时间的裂缝》《A.R.Penck: 暗喻会否成真？》《包豪斯课堂》《暗蚀》《重整|德国艺术立场》《中国骄傲——把当代作为方法》、《追忆似水年华——生命中的所有寻找》、《贾蔼力：莽原》、上海双年展国际论坛“回环”系列，“我们的未来The Futures”系列国际论坛等。她也担任了《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艺术家此在》等展览的顾问。2020年，她担任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发现奖提名人与策展人。她为多家国际艺术媒体和国际艺术机构撰写专栏和画册文章，包括 Financial Times中文网、《信睿周报》、《生活》月刊、凤凰艺术、Noblesse、Artnet、上海博物馆、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澳大利亚当代艺术馆、意大利Skira出版社等机构。
可以请您用简单的方式向大众介绍策展人的工作吗？
沈奇岚：策展人的角色比较像厨师，而艺术家作品以及所有的文化资源是上好的食材；TA的任务是为大众做一道好菜。从这里出发，策展人要了解大众的需求，同时将TA手里的食材理解透彻。加工的时候，是清蒸，红烧，还是爆炒？是将艺术品直接呈现吗？作品用什么串联？应该设置怎样的互动？
以最适合该艺术作品的方式进行展示，尊重艺术家，同时让观众感到津津有味，这是策展人的价值所在。有时还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口味，带给观众实验性的新意。
沈奇岚在集美·阿尔勒担任发现奖的提名人和策展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不过策展也有不同的风格。以电影行业做类比，也许能分为编剧型和制片型的策展人。制片型的人更擅长穿针引线，连接机构、资金、艺术家等不同方面的资源；编剧型的人更倾向于以一个故事为起点，自己关注一个话题或有想要传达出去的想法，进而去寻求能呈现这一主题的艺术家及作品，将这些做成提案后交给合适的美术馆，最后再设计呈现。当然也有人两者兼备，或者只是有所倾向。我就是偏向编剧类型的策展人，总是有想要表达的想法。
但有时也会遇见自己特别欣赏的艺术家，比如近期在油罐艺术中心的贾蔼力个展《莽原》。贾蔼力在我眼里是充满光芒的，所以策展工作基本就会围绕着他展开。
不仅是策划，好的策展人其实需要对所有合作方都保有善意，也做很多别的工作。有时候我要直接参与效果呈现的设计，比如做展览《暗蚀》时，和设计师一起探讨如何表现墙上文字“斑驳的废墟感”，检查上漆的颜色，这时候会像个包工头。我也遇到过一些聪明的工人，他们能在我想不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利用经验呈现出我脑中的效果。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参与人员其实都是主体，都是agency，有的工人也会把完成了的布展照片发在自己的抖音上。大家都能为此骄傲，获得成就感，这让我很感动。
有时候还需要考虑预算的问题，理解主办方不太宽裕的情况，并且按照这种情况调整方案；考虑物流费、保险费，考虑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不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人；甚至一些现场装置或软件相关的技术问题，策展人多少都得懂，而且得照顾所有人的情绪。
还有一个策展人都知道的：展览都是临展前半夜做出来的。布展时间也许是策展最大的压力了，因为每次检查都会发现需要改动的地方，比如有个钉子忘了拔，有的灰尘要刷掉。但做久了你也会发现，这就是一种常态，完善的可能性一直在，所以适应之后也就不构成那么大的压力了。
您认为艺术家和策展人需要通过彼此的共振获得成长，这种共振的出现有没有什么契机？
沈奇岚：每个人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然而当你选择去做某件事、或者正在受到一个问题的折磨，你通过一些作品发现，有人与你思考相同的问题，TA追求的与你相似，互相交流后，你知道此人是你的同路人。这是共振（resonance），也是我所理解的契机。开玩笑地说，就像“病友”一样。
例如2020年年底我在上海狮语画廊做的中德艺术对话展《暗蚀 Eingedunkelt》，参展的两位艺术家是中国的谭平和德国的卡尔·霍斯特·霍迪克，后者是前者三十年前在柏林学习时的老师。两人的差别不小，谭老师做抽象绘画，而霍迪克的画偏具象，我不能硬凑他们之间的精神链接，所以他们该如何对话呢？我一直在想。直到有一天，我去谭老师的工作室看到作品《纪念2020》。
《暗蚀》海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品很宽很长，几乎都是灰色，像一面哭墙；画面的底非常厚，是谭老师一层一层刷上去的。看到它是在九月，那天我站在画面前，心中受到很大的震动。谭老师说，开始画这幅画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大概二月到三月。所有人都在家里，而他每天就抹一遍一遍的灰色。这大概就是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所有人的心境吧。
展览《暗蚀》的现场图，左边是谭平的《纪念2020》，右边是霍迪克的《权力的阶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霍迪克在三十年前见证了东西德柏林墙的倒塌，也因此画出一批1989年、1990年与柏林历史相关的作品。《权力的阶梯》是他早年在泰国的神庙前看见大象、山羊、猴子等这些动物一个叠一个地竖起来，他画下了表现社会的权力结构。那是战后人类历史的巨变时刻。而2020年，虽然人们也许还下不了确切的结论，我想这也是现代人类历史上另一个转折的时刻，即便很多人很快又调整到了相对日常的另一种状态，但当时的感受一定是值得被保存下来的。
展览《暗蚀》中霍迪克所画的柏林墙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们的感受是：那是新纪元吗？怎样的纪元？前路如何？当下懵懵懂懂，我们知道新的事情要发生了，但那时究竟是什么也看不分明。所以我借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诗集《暗蚀》的名字，并在展览中引用他的诗，想表达一种天将明未明的感觉，就像黎明之前，一切未知而晦暗，但又蕴含可能性。这是两位艺术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和关心，并做出的自己的回应。
在主厅，除了《纪念2020》和《权力的阶梯》，还有霍迪克的《黄色郁金香》，我在旁附上了策兰的一句诗：一朵花的呐喊，索求着一份存在。我觉得即使权力的强势或糟糕的命运存在，我们也要尊重和倾听花的呐喊，让个体发出声音。
展览《暗蚀》的第一展厅中的黄色郁金香，代表着一朵花的呐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些都是我思考的问题，展览中遇见了有相似关切的艺术家，所以将他们的作品在这个角度上结合起来，做出能让大众也去共同感受的展览。这是契机。
展览与文学、哲学相近的作用，是可以诱发、填补人对世界的思考。不过艺术展览更美妙的地方在于，它对于观众而言是直接的。看作品的时候，身体已经收到信息了，而文学、哲学还要通过语言及对自己的思考来理解。艺术会直接占用你的心灵。这让人十分着迷。
从策展人的视角看，艺术领域中的女性创作者在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沈奇岚：我认为进行创作的女性艺术家是不差于男性的，优秀的很多，比如做雕塑和装置的胡晓媛、张如怡、于吉、娜布其、周褐褐等，绘画领域有作品正在乔空间展览的宋琨，还有陈可、石至莹、梁远苇等。但大概是由于历史原因，女艺术家得到的个展机会相对会少一些，曝光度也不够，这也显出了跃动她影这一类项目的重要性。
在上海，艺术馆里有很多馆长是女性，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把当代艺术做得非常好；还有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的执行馆长孙文倩，是对中国当代艺术贡献很大的艺术馆；龙美术馆的创始人和馆长王薇，她引进了非常多的国际大型展览；复星艺术中心的主席王津元是女性，昊美术馆的执行馆长张莉娸也是女性。与她们交流接触后，我认为这些女馆长的视野相对而言其实更平衡，虽然我还不清楚是否与性别有关，抑或是知识结构，但她们更会平衡多元地看待和运用艺术的各个领域。比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会做剧场，会涉及实验音乐，还有许多公共教育项目，覆盖不同的媒介，它为社会呈现的艺术是十分完整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女性馆长很优秀。
您觉得艺术的表达以及事业会有性别上的区别吗？
沈奇岚：这个问题出现得很频繁，十年前的答案也许是明确的，现在又有点模糊不清。是否会有区别，可能需要看艺术家个人如何回应这个时代，以及如何运用TA所掌握的艺术媒介。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在艺术的追求上，到了极致或顶端的境界，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通向那里的途中，女性被历史性地分配了许多社会责任和负担，虽然其中一些可能女性自己也乐在其中，但她在事业上能投入的时间会变少，因此不能比男性更早抵达顶峰的位置。这本身不影响女性的优秀。
性别的课题在未来将会如何参与我们对世界的思考，我想这还是很不确定的，需要继续讨论，但我不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对立的，TA们更应该携手去解决问题。之前看刘瑜的书，里面提到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的概念。现在会有一些人认为女性是蛋，男性是墙，但实际上，许多分歧是一群蛋与另一群蛋之间的意见不合。我们本来是需要互相帮助的，而自己的困境不是源于对方，我们需要携手共同去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每个个体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弱者，所以其实应该少贴标签，从多个角度思考。这也是文学、哲学、艺术的意义所在，使人思考人的复杂性，产生更多的理解。
您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与策展相关的课程，您认为自己可以被称作“教育者”吗？
沈奇岚：我觉得“教育者”这个词还是略重，因为普通概念中的教育包含一种传统的权力关系，“我来教育你”。这不是我想要的关系。作为策展人，我更是一个沟通者、表达者，把艺术世界的信息传达给大众，也许有人会觉得自己从我这里学到了知识，那我只是顺便当了“教育者”。我的目标还是互相交流。
也许是我从前在德国读书，那里的教学环境让我感受到真实的平等，老师们对学生都是启发式的，还常常称我们为“您”，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在某个领域钻研得够深，你就可以成为老师。这种对知识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也是带着这种态度去工作的。希望别人能在我这里有收获，我也希望从别人那里收获新知。
但类似课堂、课程这样传统的教育形式还是存在的，有时也不可避免需要承担“老师”这一身份。2018年，您在上海策划了全年公共教育项目“包豪斯课堂”，能说说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吗？
沈奇岚：2018年是包豪斯学院一百周年，虽然它仅存了14年，创始人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它引领了现代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美国的黑山学院。包豪斯学院里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老师都同时是艺术家，比如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保罗·克利（Paul Klee）、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这些了不起的人教出来的学生也是艺术家，包豪斯第二批的老师很多是从前的学生。
包豪斯课堂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艺术家是能被教出来的吗？包豪斯学院里的课是怎么教的？我想让这件事在中国也能发生，于是就和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一起合作。我去找国内同时是艺术家和老师的人，比如丁乙老师、倪志琪老师、吕永中老师、刘毅老师等。课程是完全开放的，谁都能报名，所以我们的学生有白领、机关人员、小孩子、高中生、大学生、老人。
他们的创造力惊人，但另一方面我也感慨，现在的教育系统里，这类艺术课程不够，才导致了大家对艺术的饥渴。举例来说，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让学生去衡量城市，上课的艺术家刘毅老师自己平时腿脚不便，因此他就想到让大家坐着轮椅，重新感受这个城市，先感受再设计。那天好像下了上海在2018年的第一场雪，学生三人一组推着轮椅出街，他们会发现，有时候人行道走着走着就没了，以及街边商店的门槛很高，轮椅根本进不去。如果你是一名城市规划师，亲身感受能让你更明白如何进行规划。还有例如建筑师卜冰老师，为了让大家用新的视角观察街区，他请来厉害的舞蹈学者司徒嘉怡老师教我们剧场化地使用身体，再去感受。总之那一年很好玩，作为策划人，我很尽兴。
您还曾做过全国女生的知心姐姐？
沈奇岚：因为我曾经在杂志《女友》上了写了近十年的专栏“对她说”。那是从大学研究生毕业，去德国读书前后开始的，主要是把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分享给《女友》的读者。她们大概都小我五六岁，所以我的文字视角像一个“姐姐”。那个时候还没有公众号，我会从邮箱里收到很多来信，里面有各种问题：自我身份认同，考研还是工作，男朋友不理我，和同宿舍室友相处不好，父母不理解，去不去外地，容貌焦虑……女孩能遇到的问题我都收到过，也尽可能回答了。后来专栏的文章在2009年集合出了一本书叫《那个姐姐教我们的事》。这算是很早以前的一件事。
到现在都会有人在微博上对我说，那时的文字给了她们鼓励，还有读者会告诉我这么多年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说的话怎样影响了她的选择。我觉得很欣慰，有空还会回复一些。听这么多女孩的故事让我感受到，社会没有给她们足够的支持，正是这样，当年的我才会被给予这么多信任。这是巨大的责任，所以我都认真地去分享生活经验。
你还出版过一本随笔《我愿生命从容》，也写过许多专访以及艺术专栏等，现在也在更新个人公众号。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
沈奇岚：写作这件事是我认定的。授课或策展到一定年纪，可能会由于体力不支做不了，但写作不会。当然，我有时候是被邀请去做一个人物专访，或者写一篇画册文章，但在完成这种“任务”的过程里，我也一定要找到让我自己满足的东西。这是我以前的标准，而现在更自由了，有个人专栏，我也能采访自己欣赏的对象。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之前看过贾行家的演讲，他讲了很多东北往事和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最后他说：很多年后，谁会讲我们的故事，谁又讲各位。这句话很打动我，因为上天把笔放在你我手上，我们可以把想法放进别人的脑中，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德语里作家是“Schriftsteller”，它的意思就是“把字（Schrift）竖起来（stellen）”，这里面是责任感和信念感。对文字的信念是把时间投入在写作中，它不一定有物质的回报，但一定会回馈精神的礼物。而责任感，就是写作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虽然这么说有点虚，但对我来说，写作是为了接近真理，去接近世界和事物内部的真理
您的专业背景是哲学，您认为艺术和哲学的联系在哪里，它们对大众的价值是什么？
沈奇岚：在我看来，两者的名称只是两个表象，看起来哲学对应理性，艺术对应感性，其实它们本身不应该是割裂的，人需要把逻辑和感受打通。所以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呼唤这种感受力。
而它们对于大众而言的意义和价值，我想借用一个理论的说法：如果一棵树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人站在树下不会有压迫感；但人站在三四层楼高的楼房面前，会感觉不舒服。城市空间里，大部分建筑空间都是具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它不具备共享的属性，是非此即彼被占有的。但与人文相关的艺术、哲学，它们营建出的精神空间就像树一样，是共有性的，其逻辑是分享，而且它是无限的。所以我觉得展览也好，写作也好，这都是在努力创造像树一样的、鼓励讨论和互相分享感受的空间。这是我所认为的哲学、艺术与人的关系。
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沈奇岚：这两年我关注的话题是人的脆弱，因为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巨大的维度是脆弱，但人们熟视无睹。不仅是身体或精神方面的脆弱，还有比如“善”的脆弱，善良这个品质在社会中不太经得起考验，但某种意义上它又是非常坚韧的存在，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会去寻找在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当代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都有，比如最近很红的哲学家韩炳哲，他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说法，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薇伊的《扎根》给了我很多启发，古人塞内加的《论生命之短》值得反复阅读。或者还可以追溯过去的艺术或哲学家，去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回答。
另外，我认为当下人们的生活境况很需要新的解释、新的理论、新的感受。近来我在跃动她影项目里得到的惊喜，就是看见有对舞蹈项目的资助，虽然这只是其中之一。感受力、脆弱其实和身体性、流动性的联系很紧密，这也应该是现在最值得关注、也是在社会与艺术领域中被忽略的维度。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由于被忽视而造成的暴力中，这种暴力是观念的、精神的、社会的，它不仅存在于女性身体里，男性也被影响；舞蹈就是一种能够释放或者揭示这种暴力的很重要的艺术。但其实不只是舞蹈，戏剧、音乐以及很多别的领域的探索，都能帮助我们重新感受。
有些理论、语言无法抵达的地方，艺术是可以触及和达到的。我希望跃动她影能将这些方面展示给大众。
请推荐您的女性艺术家朋友，作为“跃动她影”的下一个访谈对象。
沈奇岚：我推荐四位我非常关注且喜欢的女性艺术家：张如怡，她对材料、物质和空间的思考和在装置及雕塑上的探索，非常出色；石至莹是优秀的画家，她对绘画的理解十分深切，关于“用呼吸的逻辑去绘画”的说法，非常打动我；胡晓媛的装置对材料对空间的运用总是出人意料，充满哲学性和诗意，同时具有轻盈和重量；陈可在这些年不断地有突破，绘画上经常让人有惊喜。她们都值得来到跃动她影，让更多人看见她们对世界对生命的思考。
Credits
采访/撰稿：小苏
摄影：乔董彬
摄像：周涛
剪辑：刘大宁
摄像助理：何佳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