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奥拉∙戴维斯 | “我希望我的天花板只是别人的地板”

Women in Motion的年度盛事，第八届“跃动她影”官方晚宴于2022年5月22日在戛纳的Place de la Castre举行，开云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François-Henri Pinault）和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莫（Thierry Frémaux）向美国女演员兼制片人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颁发了第八届Women in Motion Award 跃动她影奖。Women in Motion Young Talent Award 新秀才华奖则授予了瑞典导演 Ninja Thyberg。

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文森特∙林东（Vincent Lindon）、瓦莱里娅∙戈里诺（Valeria Golino）、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洛拉-奎沃隆和雷蒙∙德帕顿等也出席了晚宴，一起见证女性影人之光。

Women in Motion跃动她影奖旨在彰显女性在台前幕后对电影行业做出的贡献，自2015年发起以来一直是戛纳电影节官方重要活动，授予过包括简·方达（Jane Fonda）、吉娜·戴维斯（Geena Davis）、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派蒂·杰金斯（Patty Jenkins）、巩俐、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等多位杰出女性影人，维奥拉·戴维斯是第八位获奖者。

一座小金人、一座艾美奖、两座托尼奖——演技同时获得电影、电视、戏剧三大领域的最高认可，在好莱坞的非裔女演员里，维奥拉·戴维斯是头一个。除此之外，金球奖、英国电影艺术学院奖（BAFTA）、美国演员工会奖（SAG）也被她拿了个遍，有人称她为黑人演员里的梅丽尔·斯特里普，然而相较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出身且拥有艺术家母亲的梅姨，出生在贫民窟、父亲酒精成瘾、母亲只读过小学的维奥拉·戴维斯获得同等成就的难度显然更大。她的人生之起伏与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她演过的任何一部剧作。

维奥拉·戴维斯成长于60年代罗德岛州的贫民窟，吃不饱饭、目睹家庭暴力、被白人男孩吐着口水骂“丑陋的黑鬼”是她童年时期的家常便饭，“夜晚躺在床上，你能听到老鼠在屋顶撕咬鸽子，在柜子里啃噬我们的玩具，甚至跳到床上。有一次看到爸爸揍妈妈时，我无法控制自己地尖叫起来，为了不吵到邻居、招来警察，姐姐让我躲起来。我躲到阁楼，仍持续不断地叫着，我停不下来。”经历这些时，维奥拉不过七八岁。

然而再黯淡的生活，有了孩童的想象为其着色，也会呈现出生机，甚至成为人生的转机、命运草灰蛇线千里的伏笔——童年的维奥拉尤其沉迷于和姐姐一起角色扮演、玩过家家，“那时我们常常假装自己是一对有钱的白人姐妹，住在比弗利山庄”，表演与想象或许是小小的维奥拉仅有的可以对抗现实、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梦境的方式。但这样的家庭与出身也给了她另一种自由：“我的父母学历不高，因此他们也对我没什么要求，不会拿自己的成就来衡量我的成就，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只希望我开心就好。”青年时代的维奥拉先后进入罗德岛学院和茱莉亚学院学习戏剧，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

然而作为一名黑人女演员，初入百老汇与好莱坞的她职业生涯的壁垒之多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生活在底层的黑人母亲，儿子出车祸死了，这种角色我很容易得到，”她在“跃动她影”论坛中说，“但如果是一个想要飞往尼斯寻找自我、56岁时跟5个男人谈恋爱的女性角色呢？有多少人会把黑人女性和美丽、有性魅力、精神觉醒这些词联系在一起？有多少人会花钱进影院看一部以黑人女性为主角的漫威电影？”。

她直到27岁才自外百老汇舞台上正式开启了演员生涯，尽管出演第三部舞台剧《亨利国王二世》后她就已经拿下了托尼奖，但在其演艺生涯的大部分作品中，维奥拉都只能扮演配角。与梅丽尔·斯特里普在《虐童疑云》中同台飚戏时如此，出演主流商业片如《自杀小队》时亦是如此。就连为她同时赢得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藩篱》（Fences），在其中她扮演妻子的戏份也远少于扮演丈夫的丹泽尔·华盛顿，奖项都以最佳女配角名义入围。

在2011年演完《相助》（The Help）中的黑人女佣后，尽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维奥拉却感到陷入一种自我重复的困境：“黑人女演员就只能一直演这种类型的角色吗？接下来呢？该往哪里走呢？”一股内在的愤怒驱动着她：为什么黑人女演员不能获得更多演主角的机会？她开始想要做一些超越演员身份的事，一些改变好莱坞游戏规则和话语权的事。

于是她和丈夫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不再只是被动等待适合黑人演员的角色和机会。2016年起，她开始参与监制自己首次主演的电视剧《逍遥法外》（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2018年主演电影《寡妇》，2020年主演电影《蓝调天后》，2022年主演并监制电影《女王》及电视剧《第一夫人》。

维奥拉在其演艺生涯中很少出演非常“女性化”的角色，她说：“我不认为我具有传统的女性特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我和性感、美丽这些词不沾边。”被排斥在主流审美认可之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她从男性凝视中解放出来，让她避开了那些传统意义上“美丽”的女性角色，促使她在拿到一个角色时首先思考人物更为内在的动机与心理状态。

在她获得艾美奖的电视剧《逍遥法外》中，她终于扮演了一次具有“性感”、“美丽”特质的律师：“当我试着体会这个人物的内心时，我想，她这样强势、咄咄逼人、没有自我边界感、亲密关系混乱而复杂、总是以性感的形象示人，为什么呢？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了：如果她遭受过性虐待呢？如果那种伤害一直郁结在她心中，所有这些外化的、混乱的表现也就不奇怪了。”同样获得过“跃动她影”奖的简·方达在与维奥拉一同录制节目《演员对谈》（Actors on Actors）时，也认可这种说法——她在《柳巷芳草》（Klute）中出演应召女郎时在人物身上体会到的也是同样的动机。

维奥拉尤其看重演员的表演在反映人性真实面向上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演员的生活很难，但做演员的美好之处在于，透过我们出演的角色，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自己，看到自己身上那些自己不喜欢的部分，那些阴暗的、堕落的、一团乱糟的部分。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这样一面镜子，决定了你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好演员。”同时她对演员的社会责任还有另外一重理解：“每个演员朋友都曾经历过一些困境，并且挺过来了。我们不仅只是挺过来了，我们还将那些创伤、痛苦、受到的启示转化为连接、影响和帮助他人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对于维奥拉来说，她作为演员的实质，是疗愈者、服务者与战士。

近几年来，维奥拉也积极投身于性别平等运动、推动影视行业的多元化发展。2018年1月她曾和许多女性政治家、女性影人以及民众一起参与女性大游行，面对人群发表支持Me Too运动的演讲。也因其经历过贫穷与饥饿，自2014起她还参与到一系列旨在消除儿童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运动中，并积极帮助罗德岛的学校募捐、改善教学条件。

在公共领域的多重身份之外，私领域中作为母亲、女儿乃至自传作者（她的自传《Finding Me》上个月刚刚出版）的维奥拉，常常脱口而出一些简短但深刻的语句。

作为女儿，她回忆母亲说，“我总是记得我妈把假发一扯就要冲出去跟人斗的场景，一直到现在她也是如此，感谢她把这种战士般的生命力也带给了我。”

作为母亲，她对女儿说，“你的力量来自于你内在拥有的一切，来自于头脑和心。”

作为作者，她对书迷说，“生活是一场英雄之旅，要过一种超越小我的生活。”

然而她所有的妙语哲思里，最有力量的还是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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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