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佳维 | 当下，策展人需要串联起不同的对话

袁佳维，这位资深的独立策展人比我们想象的年轻。

在她发起并联合创立的独立空间暨策展事务所totalab中，袁佳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在采访过程中语气缓和、眼神坚定，颇有见解地作出讲述。她的身后，是由同侪艺术家冯骏原策划的群展“歹土”（Badlands），致敬上海这座城市晦暗不明的情报学传统与现代性泡沫，其中包括不少她长期关注的华语地区艺术家。

袁佳维有着博物馆学、艺术史、建筑历史和批判思维的学术背景，对当下的时代意志进行着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她热衷于以城市语境切入，通过策展的方式寻找公共领域的意义，打开文化政治的一个剖面。她认为，策展人的身份应当是多元的，同时也应该是自由的。引用她的话来说：“策展是一种作者性的提现，核心是编织问题的方式和演绎问题的结构。”她认为，当下策展人的作用更接近于一只引路蜂，率先为其他创作者铺设一条可追溯、可前行的路径或角度，同时打造一架为探索而生的梯子，目的是为了能让更多人由此抵达真相的彼岸。

“坚决复习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上辑“固态模具”，2022–23年，长征独立空间，北京

“迅疾传播：僵尸、多重生命与幸存者之爱”展览现场，2022年，totalab x The Soil Collection，上海

“艺术的朋友”，中国新世代收藏家展览现场，2023年，油罐艺术中心，上海

前不久，她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联合策划了大型群展“艺术的朋友”，聚焦于时代变革下，众多中国新世代收藏家如何针对艺术本身，展开更自主而深刻的行动与实践。她深刻地意识到，策展人应该担任“大串联”的角色与功能，对话不仅是发生在艺术家与艺术品之间，也在收藏家与收藏品之间。

“身为策展人，你必须要走在更前面，才能进行更好的衔接。”她这样说道。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后就读于伦敦大学考陶德艺术学院，获艺术史硕士学位，以及建筑联盟学院，获历史与批判思维专业硕士学位。目前研究兴趣涉及当代艺术的建筑媒介、（后）现代空间观念、边界美学及地理政治学相关。

2022年与艺术家冯骏原在上海共同创办拥有独立空间的策展事务所totalab；

2021年至2023年兼任Longlati基金会写作者收藏委员会 （上海）主任与客席策展人。

近期策展包括：

“迅疾传播：僵尸、多重生命与幸存者之爱” （totalab，上海，2022）

“坚决复习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 （上辑：固态模具；下辑：液态循环）” （长征独立空间，北京，2022–23）

“缠缠缠绕——Carol Bove、胡晓媛、Alicja Kwade” （Longlati基金会，上海，2023）

“流向诸土”（贝浩登 x teagan:，北京，2023）

“朦胧自新：何麦克、禤善勤、赖辉明、苏予昕”（白立方，香港，2023）

您最早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成为一名独立策展人的？

袁佳维：主要还是和我的学历学科背景相关。我本科念的是文物与博物馆学，后来去了伦敦大学考陶德艺术学院读研。在受训于艺术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于与城市、建筑语境相关的内容特别感兴趣，尤其好奇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是如何体现这两方面内容的，与它们有什么关系。于是，后来又赴建筑联盟学院学习批评写作，与传统的建筑史略有不同。毕业后，我在画廊、美术馆都工作过，之后又慢慢地再回到了策展领域。我主要还是想要能够延续自己在社科方向上的一些具体在地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我更关注人文地理、女性生态主义的内容。我希望自己能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借由策展的方式将这些问题呈现给大众。当你有了在传统形态机构中工作的充分经验后，也会逐渐掌握自己作为独立的自然人与不同板块的同侪进行对话的方式方法。

所以在这样的职业发展路径中，我愈发意识到了策展人的重要性。过去，中国当代艺术刚走进全球语境时，真正在其中起到串联作用的是策展人，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行业与商业形态才加速进入完成时，形成了相应的机构景观，但策展人仿佛又往后退了一步，不再是冲锋陷阵的角色。处于后疫情语境中的我们，从西方到中国的艺术系统与过去相比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看到了许多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起起落落，也见证了很多年轻艺术家正在全球流动。身为策展人，你必须要走在更前面，才能进行更好的衔接。

“朦胧自新——何麦克、禤善勤、赖辉明、苏予昕”展览现场，2023年，白立方，香港

作为策展人，在选定了某一个展览主题或挑选适合被展示的作品之后，你会如何透过作品，挖掘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共通性？

袁佳维：对于我这样的独立策展人而言，一般面对两种情况：一种是策展人的作者性得到完全的尊重，在一定预算范围内自由地实现方案，然后去选择艺术家，委任全新的作品或进行借展，这是受到问题意识驱动的做法；另一种是面对“命题作文”，尤其是在和画廊或者收藏家合作的过程中，还要在尊重艺术家想法的基础上为画廊或者收藏家的理念铺陈。包括有些收藏家明确希望策展人能够帮助自己梳理收藏脉络，提供一个更具向心力的内部视角，或者通过策展人的讲述可以对外传递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策展人不断向收藏家的主观性靠近，包含收藏家自己的文化主张与审美趣味，策展人需要做的就是拥有足够的敏锐度驱帮助他们去发掘这些内容。

另外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着客观属性。我们最初学习艺术史是从形式分析到观念分析，其中存在着一个相当传统的知识系统与逻辑，这些也是需要通过策展，以更可读、更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给到市民大众。在作为会展之都的上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迅疾传播：僵尸、多重生命与幸存者之爱”展览现场，2022年，totalab x The Soil Collection，上海

就像你说的，策展人承担起了“大串联”的作用，就像是写论文的学者那样，需要堆作品进行筛选、调整、串联成合适的面貌去呈现。作为构建起千丝万缕“关系”的独立策展人，你一般的工作流程如何，关注的重点会是什么？

袁佳维：每一位独立策展人都有着各自习惯的工作方式。一方面我觉得每个人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到底在关心什么，以及想要通过策展表达对所思问题之现状的解决与应对方式等等。这是相当主观的部分。但是，每个独立策展人又必然生存在客观的环境里。举例来说，在洛杉矶的独立策展人，跟在纽约的独立策展人，他们的定位、与画廊或机构工作的方法，也是很不一样的。现在作为一名常驻上海的独立策展人，我的工作首先肯定是与这座城市的商业语境、市民文化息息相关，然后再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选择契合这个城市的角度。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在上海、北京，还有很多新兴的独立艺术机构涌现，这里面绝大多数的举办者都像是早期的民营美术馆的举办者一样，会从自己的收藏出发，建立起话语体系和对艺术史脉络的思考，再将其转化为机构实践。我觉得策展人是可以陪伴这些机构共同成长的，就像前两年我和Longlati基金会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一样。最近，我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联合策划了大型群展“艺术的朋友”，也是基于今年重新展开国际对话的契机，想要呈现给大众近两三年里中国艺术收藏和以此为起点的未来机构生态，以及对中国民营美术馆前景的探讨。

“坚决复习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上辑“固态模具”，2022–23年，长征独立空间，北京

“坚决复习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下辑“液态循环”，2022–23年，长征独立空间，北京

您可以以“艺术的朋友”这个展览为例，具体聊一聊它的侧重点和特别之处吗？它的主张和意义是什么？

袁佳维：这个展览的侧重点在于策展人更像是社会活动家。我希望将自己这两三年里在这个行业中建立的“关系”发展成一种可以呈现给观众的“美学”，了解当下的收藏家与过往有所不同的态度，也提供给收藏家之间比较好的对话机会。在今天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重要的。巧合的是，你也会发现在收藏家中也出现了一部分趋同的客观现象，必然是有一些收藏家在对某些作品的选择，对某些艺术家的认可或在态度上是有趋同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展览把这些趋同性展示出来。另外，不同收藏家各自也有着迥然各异的文化主张和实践方向，也是需要一并体现出来的。

2018年，乔空间和上海油罐艺术中心项目空间举办过展览“艺术赞助人”，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批“赞助人”本身指的也是收藏家，其中有民营美术馆的馆长、泰特美术馆亚洲艺术收藏委员会的成员等，是一代中国收藏家的缩影，他们的身份也逐渐为人所熟知。这三年的疫情之后，或者说在疫情中已经有一些传播和推广的动作很难再去实现了，同时艺术行业又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又要怎么样去重新耕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壤？策展就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有些资深收藏家的身影可能慢慢淡出，但又有很多新锐的年轻收藏家进入，他们的收藏体量也许未必像以前寡头式的收藏家那样具备规模，但是他们也在自己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我觉得他们的行动也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艺术的朋友”，中国新世代收藏家展览现场，2023年，油罐艺术中心，上海

之前看您就展览“缠缠缠绕”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命题策展”相对而言更为困难一些，困难指的是什么？您又提到这是您日常的作业，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是您作为策展人每天都在磨练的一种必备技能吗？

袁佳维：是的。中国许多六零后、七零后的传统策展人，他们是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和行业的发展共同起来的，大部分都是展览策展人，作为纯粹的发起者，去帮助某个或者一批艺术家梳理、总结他（们）的脉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是在同时创作的。但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即使没有特别具备规模的公共收藏，也存在着大量私人收藏，在基于这类型私人收藏进行策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成为藏品策展人。艺术家可能无法跟你直接产生对话，那你要如何去理解他们的作品，尤其是很多作品直接来自私人机构或收藏家，后者又有很多自己的主观判断以及理念，所以策展的工作就变成了既需要体现艺术家的面貌，还需要体现机构和收藏家的意志，也就是找到平衡。这是现阶段摆在很多策展人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缠缠缠绕——Carol Bove、胡晓媛、Alicja Kwade”展览现场，2023年，Longlati经纬艺术中心，上海

您先前提到了策展人需要承担起“传递、中转、搭建对话”的作用，那么从个人角度而言，您觉得策展人的使命感和时代意义会是什么？

袁佳维：我觉得现在年轻策展人在中国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脱离传统业态、工作方式的束缚，思考自己的创作或进行社会活动的方式。接下来的十年，或者再短一点，五年吧，在这样的时间跨度和范畴里，中国未来艺术景观的构成，我们是能够参与其中的，而不是只是成为某个机构的螺丝钉。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传统策展人”的辅助作用，意味着当下的独立策展人可能不再只是作为陪衬的作用，有着超越了配角的重要性，可以主导脉络，进行自发思考，也唤起大家认知的重要地位。

袁佳维：中国过去很多艺术机构的实践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一样。我们在对标西方机构的体系和模式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转化落实这种模型去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然后基于此再去推动文化传播。但现在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艺术体系和模式里还是有过于理想主义和不现实的地方。我相信，但凡是在这片土地上热忱工作的文化人，大家还是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我们这一代中国策展人正是怀抱着这样的民族自信，才拥有了足够的能量和动力去推动真正可以落地在中国的艺术景观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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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建筑师Markus Miessen撰写的《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Crossbench Praxis as a Mode of Criticality)》（2010）和《Crossbenching: Toward Participation as Critical Spatial Practice》（2016），为下半年的策展项目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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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采访/撰文：徐小喵

视频摄影：王经纬

图片摄影：孙鹏

摄影助理：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