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近代史（上：晚清篇）| 呼斯楞

[近代以来，西方无法用文化观念同化清朝，清朝也不接受，这就是“钱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于外人而言，可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清朝；于清朝则不然，非但抗拒不了被西化，还因这种固守的陈腐观念，自斥于世界发展潮流，这何止是钱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分明是给自己的民族划下一道致命伤口，汩汩出血大半个世纪。]

各位朋友新春吉祥。

重温近代史，起因于对民国史事的探习。民国精英多生于清末乱世，彼时，在外敌与“内乱”的持续冲击下，清末专制体系走向解体，国门被列强彻底打开，国人亦步亦趋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努力。正是在这东西融汇、王朝崩溃的时代变局中，造就了一个个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民国精英。因此，要根本了解民国，非重温晚清历史不可。

两千年来的帝制更嬗，论兴亡，百姓苦。顶层天天过年，民众一生浮于饥馑。在十九世纪浩荡的西化大潮中，晚清固步自封，妄图尊大，不但丧失了数十年的自强转机，也给四万万民众引来深切的灾难。重温这段历史令人扼腕屏息、悲怆痛心。

痛感之外，也有出乎意料的“史识”收获。几部经典近代史著作，除徐怀中《中国近代史》因内陆版有删节尚请在港朋友觅购当中，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三本专著都是一翻开就停不下，前辈各具特色的厚重笔法、流畅叙事、标新见解以及引人入胜的历史观，将我快速带入，一口气读完。

在中学时代所习历史教材的刻板印象下，这三部著作令我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既保有真实又别出心裁的书写。以下仅摘录三位前辈专著的开篇文字，稍做示例。如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开篇文章《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中的第一段：

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子”，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烦，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一章《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首段：

……以往所接触的民族，纵能凭其一时武力，乘中国之敝，以图一逞，彼此形势犹可相埒。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西洋人之入中国，为天地之一大变”（郭嵩焘语），并未过甚其词。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总论第一段：

……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是东方亚洲，一是西方欧美。两个虽在十九世纪前曾有联系，但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也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世界，中国是领袖，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嘉庆道光年间的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

我以为知识有三要素，第一是真实，三位前辈的著作是线索严密、精彩纷呈的真实；第二是传播，三部专著行云流水、独居匠心，犹如国画大师挥毫泼墨，将浓重的近代史卷一一印入人心；第三是启智，三部近代史细节刻画生动、逻辑思辨精深，既警醒后世也拨人心智。

跟随三部著作追踪往史，时而惊心动魄、时而静心思索、时而犀心领悟，心得体会油然而生，“知识”在不知不觉中有效传递，刷新了我对近代史从前的理解和认知。擦除仇恨教育留下的阴影，我认为近代所遭受的屈辱之中，留有诸多正面、有价值的教训和反省。三部近代史著中有不少特别的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并由此阐发一些思考，现整理概括如下：

壹、禁止“番妇”进城上街

这是第一次中英战争前，广州有关洋商入城的法令之一，凡携家眷入城的洋商一律可派兵逐出。因“番妇”入城上街造成围观，中英双方人员曾多次发生争执冲突。这条针对女性的特殊禁令，明显反映了清廷对西人的抵触心态。

一、西洋之国为番邦，西洋之妇自然为番妇，“番妇”也称“夷妇”，这是鄙视的称谓，印刻着历代中原朝廷低看周边民族的惯性视角，这单方面的“低见”自然也成为洋人对清廷的成见，中英《南京条约》有一条款特别规定：中英双方今后文书条约内不得对英官民以“夷”提及。

二、“番妇”的仪表、服饰、行为等，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清朝缠足女性形成强烈对比，她们妆扮风流，穿着暴露，男女授受，实在“有伤风化”；但在洋人而言，不过是平常的生活习惯。因此“番妇案”成为中英通商期间影响重大的观念纠纷。

三、朝廷历来视边远民族为番夷，如宋朝就称女真妇女为“番妇”。到了清朝，满人忘了自己也曾是番夷，一叶障目，蛇不知自己有毒，这是小处。令人可叹的大处是，清廷没有把大清国当作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员，依旧自居天朝，凡与己相异的文化，皆视为番邦文化；与己相异的民族，视为不开化民族。洋人船舰已经跨越重洋兵临城下，尚自坐井观天，闭塞自大。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特地将“携带家眷”这件事明文写入《南京条约》：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中英《南京条约》部分原文（网络截图）

第一次中英战争前，“番妇纠纷”双方各下台阶，清廷没能惩处英方，英方也携眷撤出了广州城。虽然有关“女人的事”告一段落，但是后来，清朝大街上的“番妇”究竟越来越多了。

总结，对清廷来说，番妇上街不止是女人的事。如果清朝妇女也像番妇一样装扮、出行，那么缠足、恭顺、伺候男人，就不见得是唯一的姿势了。这种想法就像一块并不起眼、但却有所松动的多米诺骨牌，很可能冲击大清纲常伦理，以致女人不像个女人，继而男人不像个男人，甚而臣子不像个臣子，不用多久，天子也未必就是个唯一的天子了。

以上是我的不揣之测。

贰、“跑断腿”的外国使节

清朝的外交事务，“中英一战”前由理藩院署理，“中英二战”前则由两广总督办理。英美代表因修改条约要求见叶名琛（时任两广总督），叶不予见；他们再去江苏见两江总督，得到一套“请回广东继续找叶”的劝辞；他们又去天津，天津当局只答应奏请皇帝施恩减免一些税收，余概免谈。外人找清朝办事有种“跑断腿”的感觉，于是认为只能付诸战争。不能不说，清廷外交权责混乱和互相推诿的官风，也催化了战争。

“中英二战”中及战败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特别列明各国在华设使馆、常驻外交使节以便事务对接。各国使节进驻北京后，外交事务日益增多，洋人与大清打交道时，对“蛮夷”身份以及带有朝贡性质的“理藩院”非常不满，清廷被迫于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算有了专门的外交部门和人员。

由总理衙门的设立，清朝自然诞生了一批著名外交官员，如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等。自第一次中英战争到二十世纪初，李鸿章签了一箩筐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1868年，清廷在外援的主导参与下，由前驻美公使蒲安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即《中美续增条约》，主要内容有：

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两国侨民不得因不同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视等。

图片来自《曾纪泽传》中插图

何为平等？在态度上不以国籍或人种区别对待，双方待遇相等，你是清人，我是洋人，不分贵贱；你是清国，我是洋国，不以距离和亲疏区分高低。何为平等条约？双方均有主动意愿，凡一方被迫签约，则必难平等。这是我的理解。这种平等理念的天平一旦被倾斜，定然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一如“中英一战”前，英商请求清廷给予平等地位而不可得，战后，清廷向英方屈求平等待遇亦不可得。

总理衙门的设立增进了中西双向官方距离，在事实上敦促清廷转变了“华夷观念”，其外交态度由理藩、抚夷、剿夷等，逐渐转变为国际关系和条约观念，即：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清朝也只是其中一员，国之交往准则以双方契约为基础，再往后的二十年中，则不得不承认这其中一员尚且是个弱国。清廷彻底告别了“天朝”心态。

叁、做洋生意何乐不为

电视剧《那时花开月正圆》讲的正是晚清陕西泾阳吴家的商事。剧中，一位洋教士在街头医救中毒的吴家大少爷，洋教士请围观百姓帮忙搭把手，百姓惊恐万分避而远之；洋人和他们握手，居然有被吓昏死过去的。清人真的对洋人恐怖如斯么？历史与电视剧常常截然相反。

中西贸易，必提大型中介广州十三行。“中英一战”前，内地对西洋的商事仅限广州一处，十三行又是官方唯一批准的外贸机构，这种独家垄断地位诞生了“十九世纪中期清国的福布斯富豪榜”，其中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以8000万（洋人的估算。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财产居于首位。与洋人通商，发家致富，何乐不为呢？

事实上，即使清廷皇室也和洋人过从甚密。多尔衮封德国人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与他相处欢若家人；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康熙铸炮680尊，召见时赐坐赐馔，礼遇之隆为满汉大臣所罕有，且每日入宫为康熙讲授几何、代数；罗德先、罗怀忠等西方传教士曾任皇家太医；乾隆时期圆明园西式建筑为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园内数千座自鸣钟均为洋人修理。

从乾隆至嘉庆、道光年间，广州洋行的另一功能是“皇室奢侈品供应商”。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由广州洋行输送，如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宠物等等西洋奇货，帝宫后妃们对舶来品的眷爱，比之当今奢侈品之风，大巫小巫耳。

由此观之，所谓洋人可怕，恐怕是满清对内愚宣的一面之词所致。

中西贸易史上不符商道的是鸦片贸易。然而，鸦片贸易的结束竟然与鸦片战争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清朝也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这种地利优势导致英商难以图利，鸦片贸易最终以剧烈的经济竞争方式告终。

《那时花开月正圆》中，吴家为了淘汰土布、生产洋布，兴办了现代织布厂，以顺应市场潮流。然而，织布厂在商界欣欣向荣、声名大振后，被朝廷两派政治势力轮番“加持”，织布厂由“官督商办”一变“官民合办”、再变“官办”，最后沦为王爷和某大人的小金库和扳倒对方的政治工具，历经官场揉搓，最终倒闭。

《那时花开月正圆》周滢、沈星移在上海

晚清民营团体在迎合商业潮流、投身实业强国之时，他们的背后是特权攫取；而洋商向世界拓展市场时，得到了王室充分的放权与支持，双方内政之差距形同天壤。在列强环伺的大背景下，清廷对外是喜好洋货而不接受洋商，对内又以特权攫取民营资本，既扼杀了民间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也断送了清朝与西方增进自由贸易的大好时机。

肆、天国的半个机遇

刘邦起于乡亭，赵匡胤出身行伍，朱元璋是贫家农民，努尔哈赤曾于山中采药谋生……史上开国之主多起自民间。落地童生洪秀全，科场失意，教场得意，于广西金田起义之初即创太平天国。“天国”一词宗教色彩浓重，但洪在权力到达顶峰后，不断刷出历代帝王奢靡享乐的新高度，立马暴露了他那“王侯将相勿有种”的梦想。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第二章《太平天国》中，有关天王幼子殉国前的回忆记录到：

父亲于金田起义时已有姬妾十五六人，永安之战时“娘娘”已增至36位，抵天京时后宫同床者多达88人。

以今天的角度看，说洪是个起义者、宗教狂，都不为过，若说革命者则不然；我的理解是，所谓革命应为立足于世界局势下的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洪起义成功后于南京称王立业十余年，彼时西方现代化已为清朝洋务人士所熟习，就连太平军也填备了洋枪洋炮，然而洪王只想改朝换代，亦无与世界接轨的措施，何谈民族独立？

天国后期梁柱洪仁玕，在香港避难数年，得庇于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明，并受洗入教。韩山明死后，洪任伦敦布道师，深习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教义。洪仁玕于“天京事变”三年后（咸丰九年，1859年）返回天京出任干王总理朝政，著《资政新篇》并作为天京政权施政纲领，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改革主张，尝试“西式以法治国”，初具民主法治思想。

《资政新篇》是当时整个东方世界明显超前的政治思想，其核心是“既改朝也换制”的西方强国之路。以今人视角做个大胆的假设，倘若天京政权按照《资政新篇》的政治抱负“既改朝也换制”；既迎合世界潮流也符合国人实利；既具备国家形态也没有顽固势力阻挠；其时代革新时间还早于明治维新，这岂不是历史赋予近代中国之莫大机遇吗？

按下这番脑洞大开的想象，回到洪氏天国。可悲的是，洪天王虽是晚清知识分子，但随着权力逐渐登顶，便陷入历史上的“皇权循环套”而不能自拔。洪仁玕返京出政时，天京内乱未止，外临湘军围剿，犹不及孔明从刘备，得其时而不得其势也。

"中国留学生之父" 、近代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曾这样评价洪仁玕：

“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这大概率是容闳私访洪仁玕，且二人对天国军政建设规划一拍即合的缘由。然而当时天国已内外交患，洪、容的西式建国理念只能摆一番龙门阵。容闳后来去找曾国藩，于是清朝有了第一批留美学童，这些孩子后来大多成为清国以及民国精英。容闳再找李鸿章，于是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逝世于1912年，若论西化立国，他实是孙文的前辈政治家。

战争也好，强国也罢，败因从来不是敌人强大，毛病多在自身。八旗兵早就在“人上人”的天朝养尊处优，丧失了马上民族的勇悍，之所以列强狂揍清军、太平军一路攻伐直抵天京建都，都是这个原因；湘军由民间团练起家，却攻陷天京剿灭“匪乱”，洪氏败因同样是内部由腐而败。

图片来自网络

伍、钱能解决的，从来不是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前文曾叙及洋人办事“跑断腿”的情形，晚清中外通商期间，外人曾雇佣清人跑官衙递送文书，或是贿通商路，这大概是最早的“黄牛代办”了。概括当时中外民间交往的实际情境：不过外人学中国的人情关系，中人学外人的奇技利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人情关系乃中人包罗万象的大学问，奇技利器则不然，乃外人发挥创造力对一项项事物的具体钻研成果。小如洋钉洋火、大到船舰雷炮、又如门捷列夫之元素周期表、马丁贝海姆之地球仪，等等，奇技利器改变世界，当然也改变清朝。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有这样几句：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法令而不知有原理……”

这评语虽对李鸿章所处境地有欠体恤，但毕竟对洋务运动之局限一针见血。

由鸦片贸易引发中英战争及至列强纷纷开进，清廷的改变极其有限，至同治、光绪年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发力自强，但始终不能为清朝引入近现代制度。在专制气息浓烈的清代，这可以理解，李鸿章若敢越雷池一步，不但在朝无法立足，即便在野，也会被天下愚民的屎盆子扣死。

李鸿章拿到很多资金，办学、开矿、建厂、铺铁路、立电杆，等等，甚至洋务运动也实现一定程度的“中兴”，但没有根本性的制度转换和发力，真正开化人心、凝聚民意的国家力量，终不能得。因此，到甲午海战，李鸿章耗费20年心血的北洋舰队，用一句话似乎可以这样概括：从欧洲进口大批军舰，奔行万里给日海军送到黄海，像打靶一般击沉。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被击沉的军舰

就在李鸿章连年耗资大肆购船、也在国内大兴厂局的同时，他的那些欧洲军需供应商们，已经由造船厂不断得到提升，装甲钢板、大口径火炮等研发销售也都处于世界领先，个别公司早已蜕变为世界军火巨头，赚的盆满钵满。他的这些供应商可都是些弹丸之国里的私营老板啊！

倘若李鸿章有个自由身，经常去这些军火商朋友的公司走一走，他们虽无李的高官大位，但在自己经营的商业版图中仍不失为“一国之王”而驰骋天下。李作为叱咤国际的风云人物，职位虽高却是为满清奔命，身家再大不过依赖权位捞点油水。看看那些富可敌国、自做自主的私营大老板，再低头看看自己的奴才身份，内心究竟是何滋味？是缺钱？是能力不够？还是因为主子泯顽不化？想来自有心得。

近代以来，西方无法用文化观念同化清朝，清朝也不接受，这就是“钱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于外人而言，可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清朝；于清朝则不然，非但抗拒不了被西化，还因这种固守陈腐的观念，自斥于世界发展潮流，这何止是钱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分明是给自己的民族划下一道致命伤口，汩汩出血大半个世纪。

陆、荣曹操救国

如果说李鸿章仰仗列强在华均势纵横捭阖，使清朝多活了十来年，那么庚子之战中，荣禄的滑头则当场避免了满清亡国。

自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逢战必割地赔款，就连蕞尔小邦日本也能一举打的清廷抬不起头，等到慈禧龙颜大怒一诏战十一国时，众臣都以为她失心疯了。其实老太太心明着呢，不论列强是否真要干涉内政、是否真有拥立光绪的意见，只要自己龙椅不保，玩儿命也不是不可以，何况自己也没几年命玩儿了。

慈禧的狠毒众大臣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倘若她有性命之忧，大家都得垫背。尤其荣禄，他是武卫军总节制军机大臣，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路，荣禄兼领驻扎京师南郊的中军统帅，是五军中最精锐的德式部队。慈禧宣战后当即令他去和列强拼命，具体目标就是京城东郊民巷的列强使馆区。

荣禄

唐德刚先生有个妙喻，说荣禄也是个曹操。荣曹操在慈禧失心疯的指令下做了两个阴阳安排：一是督促武卫后军（甘军）董福祥炮轰使馆区，甘军装备多是裁汰的土炮，空有响声震天，全无弹药落下；二是暗通消息给列强使馆早做应对，并且命人假扮军火走私贩，偷摸将自己部队的德式装备弹药输送列强，以及接济使馆区食品。

义和拳民蔓延京畿时，荣禄就曾屡次请兵镇压，并力请保护各国使馆，这是他当时区别于顽固派的一点高明见识。清军围攻使馆区时，“各国联军”的军事进攻已经展开。荣禄深知我朝绝非列强敌手，如果把使馆区一窝端了，那以后就不是赔款这种毛毛羽了，大清江山势必寿终正寝，而自己八成是个头号战犯，第一个被处死。

荣禄在老佛爷宣战后与列强暗通款曲，说他是卖国贼不为过，说他是清廷救命汉也对。总之他所以留一手，既挽救了清廷，也保下了慈禧宣战后的退路。尽管慈禧也未必是铁心开战，但说她畏惧列强，还真有些牵强。和荣曹操一样，慈禧非惧洋枪洋炮，唯惧权位不保耳。

图片来自《庚子之变图志》（山东画报出版社）

柒、俄人的评语

满人入关及南迁后，北防逐渐空虚。自顺治元年（1638年）中俄反复冲突半个世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清北疆平静了一个半世纪。到“中英二战”期间，俄患又起，且延续时日最长、侵略程度最深。俄人于咸丰三年（1853年）卷土重入黑龙江瑷珲城，看到清廷守军装备的弓箭、木矛、鸟枪，禁不住笑叹：200年来，此国绝无进步。

清朝在对所有列强中，若论了解，与俄最熟；若论积怨，与俄最深。俄人评点，可谓最切。“200年绝无进步”，在地理上的隔绝固然是一成因，但我们总结教训，凡事应先从内部。

光绪六至七年（1880-1881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改订中俄《伊犁条约》，苦于偌大清朝竟然提供不出一份详细的边境地图，无奈之下只得在圣彼得堡书店买一份俄制地图。图中两国交界山水村镇标识之精详，细看之下，曾纪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连声叹息：

从中俄地图之优劣，可见俄人对边界经营重视远胜于大清！我泱泱大清，竟拿不出一份像样边界地图来！可悲！可痛！

自努尔哈赤建国至光绪一朝，清帝国矗立东方已260余年，康熙朝与俄定界于《尼布楚条约》已近200年。驻俄外交使臣求一份详细边境地图而不可得，这种不长心眼儿的低级笑话就不是国强国弱，而是有心无心的态度问题了。所谓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爱新觉罗子弟孰此麻痹，安能不败？

而俄人之于条约，不过签之变之废之，唯有领域的扩张从未变过。就今日俄乌之战，以及其“边界是没有边界”的豪言壮语看来，穷兵黩武、侵吞成性，是俄历数百年不改之恶习。庚子变局后，李鸿章吐血绝命之时，俄使依然如血吸虫一样附于床畔，步步紧逼，非让他在俄占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不可，此亦明证。

图片拍自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

蒋廷黻《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1931年）一文中曾说：

在西洋社会，本着才与智的势力或能成大事；在中国的社会里，才智以外，非加上德的感化力不可。

我私下以为：西人重契规，因此无须道德的蛇足；中人内质为“人情关系”，法令徒为摆设，因此非加“道德”难以成事。

捌、小结

道德可以作为一种经典的自我身心追求，但绝不能借重以治国。易中天说“以德治国遍地伪君子”，有传统经典理论而无有效的法治理念，有君臣父子的规矩却漏掉以下对上的限制，在帝制时代，道德的内核遗漏了平等，于有形无形中转加了绑架者的色彩。

近代史上，列强为盗，由侵略战争到世界一战、世界二战，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下，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有的终能盗亦有道；而有的则一路南下，从疆土吞并到意识侵蚀，勃勃野心，毫无寸度。一纸条约及至数纸条约，有的得能遵守，或是因势利导、变通顺流，有的则从一开始就是包含野心的废纸。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近代这一段历史，原本是可贵的自强转机，因一味盲目自大和贪图一己私欲，遗憾的沦为锥心泣血、充盈屈辱的民族史。不论如何，东方大地由一个中古式社会在被动挨打中开始了近代化。人的思想，也逐步开始冲破专制时代的枷锁。我以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初期阶段的思想西化史。

近代史上，清廷对待西方由拒绝排斥到有限学习；由高高在上到被迫求平等；在被动挨打遭到瓜分的形势下，才不得不思索自强的出路。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七十年时光，民间醒悟者虽多，可他们爱国、报国、强国的力量极其有限。面对世界潮流，清廷只是一味把持屁股下的轿子，丝毫没有接受现代文明的诚心，享现代化成果而不思现代化之成因，师现代化文明而不承现代化机制，故而这片大地上的社会转型延宕百余年，仍不澄澈。

 [ 待续：重温近代史（下）]

写于2024年2月9日除夕，改于
2月15日，成稿于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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