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合辑：社会思想的地域起源

策划人/孟庆延

岳麓书院今貌。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近代以来，从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名臣，到蔡锷、程潜等革命元老，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性危机”集中爆发的历史时期。在复杂的结构性因素的历史耦合之下，这一总体性危机又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政治上对外无主权，对内无统一；经济上现代化迟缓，小农经济崩溃；社会层面则是陷入了旧组织解体，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而在人心秩序上，则普遍进入到了道统不再，观念崩塌的状况之中。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大众认知而言，这一总体性社会危机在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具体体现是较为容易理解的，也是既往研究关注较为集中地议题，但对于社会组织与人心秩序的讨论则往往被人忽视。实际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都曾为了应对这一总体性危机做出过自己的努力与尝试，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都可以理解为在不同的“主义”和“理念”之下的政治实践——原本属于理论层面的诸种理念以“主义”的形态既转变成政治团体的组织形态与具体实践，同时也通过新闻、教育以及政治宣传等介质演化成弥散的社会思潮，潜移默化地在日常世界中描摹着“新青年”的生活底色。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主义”的研究往往被归为“思想史”的研究范畴，李泽厚曾经用“救亡压倒启蒙”来概括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强调“五四运动”之后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渐渐取代过去的个体启蒙，成为时代强音；而王汎森则以“主义时代”概括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而这些思潮又都普遍以“主义”的形态出现，它们既被政治精英作为社会改造的意识形态资源，又以科学和规律的姿态出现，成为新青年面对“问题化的人生”之时的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由于正处在“破旧未立新”的转折状态中，因此流传于世的主义可谓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而不同“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呈现出“竞合”的状态。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思想交汇的历史舞台上宣称着自身的正当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形态，而它们又和无政府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市场”上，它们又都可以被入左翼激进主义思潮的范畴。过往的研究侧重于对这些不同思潮的语义学和思想史解读，即通过对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的生命史书写与关键文献的语义学阐释来对“激进主义思潮”这一议题展开讨论。这一主要讨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两个重要维度：其一，正如王汎森所言，处于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的“主义”，不只是政治思想，更是一套操作系统，那么抽象的理念究竟如何成为可以操作的系统？它与中国原本的社会结构和伦理习俗等是何种关系？其二，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尽管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集权与稳固的中央-地方关系，但从民情的角度而言，中国社会内部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那么，上述不同思潮在有着不同地域民情状况的地方社会中又分别是怎样的传播形态？它们有无差异？又具体通过哪些韦伯意义上的“担纲者”群体以及中介机制实现从政治思想到社会思潮的转换？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追问，有助于我们厘清不同“主义”与不同地域民情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联，也有助于我们以总体性的视野，理解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激进主义思潮的地域起源及其实践逻辑。实际上，在既有的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在实质上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前史”进行了勾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理解中国金现代社会思潮绵延演进的地域社会线索。

本专题是围绕上述问题意识理解、从社会思潮的地域起源角度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做的粗浅梳理工作，尝试通过几篇核心文献勾勒出理解此一问题的线索，为后续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做出准备，请读者们不吝赐教。

陈寅恪先生所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是其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研究论文。这篇文章尽管从表面上看与 “中国现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地域起源”这一主题相去甚远，但却为我们理解社会思潮、政治时局以及社会民情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了可能。陈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当时他正在清华大学开设“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课程。这一课程主要讲论的是晋至唐的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与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内在关联。

文章以“滨海地域”为基本线索解释论证魏晋时期天师道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关系，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是围绕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宗教对现实政治局面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似乎与地域民情之间的关联不大。然而细读文章就会发现，该文在整个论述过程中贯穿着陈寅恪对“社会阶级”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地域民情问题的敏锐洞察。例如，他明确指出：“孙恩、卢循之乱，可从社会阶级、宗教信仰、地理关系等方面来谈”，并在具体分析中通过对社会阶级的升降、豪族寒族之别等角度展开，进而钩沉出天师道这一宗教信仰与滨海地域的社会民情状况之间的隐秘关联。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还应放在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总体问题意识中进行理解——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其总体问题意识在于理解在外来文化（包括军事威胁与思想传播）的冲击之下，“华夏”究竟是如何保持中国本民族文化的，在这一进程中，外来文化与中国学术思想、宗教形态、社会风俗以及政治制度又是如何互相融合的。在这个意义上，此文通过对魏晋时期天师道问题的讨论，从一个侧面触及了“儒释道”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一关键议题。这篇文章无论是从分析路径，还是从问题意识，都对我们今天着手处理现代中国社会思潮与地域民情之间的关联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篇文章节选自杨念群先生的著作《儒学地域化的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系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这本书对理解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转折以及社会思潮的实践形态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从地域民情与士大夫群体的实践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明清之际“儒学”在湖湘、浙东和岭南的不同样态。本专题所节选的这部分文字，主要围绕湖湘与浙东地区儒学知识体系的差异所展开。杨念群敏锐地指出，及至清代，尽管儒家学说依然是整个帝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同时也具体支配着士人群体的伦常实践，但是有着不同历史传统与地域民情的地方社会，却已经呈现出对儒学的不同理解。换言之，不同地方对于“经世致用”的“用”字理解是不一样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对于湖湘知识分子而言，儒学是以“实学”的形态出现的，并集中对魏源记性了分析，指出以经术为“求道制事”之具才是魏源的真实思想。进而，整个湖湘士人将治学问求道统理解为一种政治操作过程，强调“以治术合于政事”。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与政治，对儒学“掌握”的好与坏、理解的深与浅，很大程度上要付诸于政治实践，在这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知识分子构成了典范。文章指出，与湖湘不同，浙东士人对儒学、道统的理解更为“纯粹”，他们以经训为帜，强调“深攻一艺，不鹜旁学”，呈现出专门化的学术风格。这篇文章以及《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这本书，揭示了社会思潮在不同地域民情状态下的具体形态，同时亦勾勒出作为“担纲者”的士人群体的思想倾向与实践形态。不唯如此，该书所涉及到的湖湘、江浙与岭南的不同知识形态和士人群体，在清末民初激进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同样成为了重要的担纲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明清以来小传统，不断“生产”着新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本专题所节选的部分，对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历史基础，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篇文章节选自范广欣的著作《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取自该书结论章节的第四部分。这篇文章以凝练的笔法，清晰地勾勒出湖湘知识精英在20世纪初的思想谱系。它敏锐地发现，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他们的政治实践具有较为典型的湖湘色彩，体现着“以经术为治术”的湖湘传统，即将“经术”作为救国乃至治国良方。

该文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经世观念，本身蕴涵着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双重面向。在这个意义上，文章揭示了晚清清末理学家经世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正如文章所指出的，它们都包括战争与建设两个阶段，同时都面对着政治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也都面对着重建道德政治秩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中所勾勒出的出自湖湘的“践履型”知识分子概念同样适用。范广欣的文章，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与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的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湖湘革命者的基本成长环境——他们在整个湖南实学和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氛围内长大，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曾国藩等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开拓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新局面。这篇文章以及范广欣的《以经术为治术》一书，实质上钩沉出湖湘之地的地域民情与其独特的思想传统之间的关联。尤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思想传统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在历史中与其他不同思潮交融汇通中不断发展演化，并最终被“践履型知识分子”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曾经在中国社会中广为传播，它强调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应对封建专制，强调普罗大众的互助与联合，因而在20世纪早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当时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关于无政府主义，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多研究，其中阿里夫·德里克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便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本文即摘自该书第四章第二部分，这部分重点讨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刘师复以广州为中心所展开的政治实践，并围绕他们在广州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展开论述，总体上呈现了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与实践形态。同时，该文还涉及到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佛教、乌托邦等带有一定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潮之间的隐秘关联。德里克对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在无意中勾勒出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即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岭南地区强调“冥想”与“顿悟”的“心学”传统与广州无政府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可能关联。换言之，20世纪初的广州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中心，有着更为值得追溯的地域民情线索——即岭南本身的宗族社会的团体格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学”等都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而这篇文章则为我们进一步展开思考提供了基本线索，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编辑 丨赵逸洲

审核 丨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