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合辑：柏克论帝国与革命
策划人/朱欣
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埃德蒙·柏克以政治保守主义创始人的形象为人所知。将柏克归为政治保守主义有充分的理由：柏克欣赏社会体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习俗安排的宏大性，相信既定制度的历史变化具有连续性，在道德上倡导那种使社会成员安于各自等级之地位的忠诚之心。《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观点更巩固了柏克作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形象。他旗帜鲜明地捍卫英国的君主制，反对大众普选权，抨击现代自然权利论等，被激进派视为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分子，似乎注定被时代的进步洪流所淹没。然而，在保守主义的面纱背后，柏克的政治观念交织着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守成的复杂旋律。
在革命问题上，柏克热烈拥护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却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在帝国问题上，柏克有关爱尔兰、美洲、印度的著作和演讲彰显了其性格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但这种自由主义又显著地区别于以洛克和密尔为例的、充满排外冲动的自由帝国主义，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自由主义。在对“人民”的论述中，柏克一方面承认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将人民与统治区分开，明确反对政府被民众随意统治。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柏克树立了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
总之，柏克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多面性，很难被归类。他的革命与帝国理论生动反映了其思想的张力与悖谬，也进一步揭示出，尽管柏克以保守之说闻名于世，但其过人之处，并非守成，而是在保存传统之上的创造性转化和改良，而这也恰恰是其思想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埃德蒙·柏克的特殊普遍主义思想》一文通过论述柏克对大英帝国在印度、爱尔兰统治的批判，试图挑战有关柏克形象的流俗观点：柏克是多愁善感和传统主义的。作者指出，柏克并未停留在排斥理性的对情绪的依赖上，而是试图扩大理性的范围并使其社会化；柏克对于政治共同体中历史和地位的重视也不能说明他是因循守旧的传统主义者，相反，他在诸多重要方面表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又显著地区别于以洛克和密尔为代表的坚守政治排外传统的自由帝国主义者。在帝国议题上，柏克严厉地反对针对那些脆弱的、受制于英国权力的民族所进行的政治排外和道德排外，力图将对普世价值观的承诺与对各种文化传统的欣赏相结合。因此，隐含于柏克对基于抽象原则的大规模改革的敌意之中的，并非“回到过去”的传统主义，而是多元主义与宽容的精神旨趣。在帝国议题上，柏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种毒性较小的民族主义，使其能够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一种有益的力量。作者认为，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柏克的特殊普遍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思想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应对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和合作。
若想充分把握埃德蒙·柏克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理解他对于“人民主权”学说的态度至关重要。18世纪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源于两种情境。第一，主权问题的产生与帝国政治的磨难密切相关。尤其在七年战争之后，当印度和美洲的附属国权力与宗主国权力发生冲突时，主权成为当时政治学的争论热点。第二，在18世纪中期，人民的角色与既有权力的争端使得主权问题的论辩变得更为紧迫。《人民主权论和政治代表》一文试图驳斥柏克研究中的流行观点：人民主权论——“人民”登上国家权力位置的过程——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作为人民主权论的批判者，柏克因逆历史潮流而动，终被现代政治所淘汰。作者认为，柏克捍卫的政治格局是人民主权学说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作为辉格主义的信奉者，柏克捍卫一种有别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主张“人民是真正的立法者”。他思想中的“人民性”有两个独特之处：首先，人民的主权不等同于多数人的至高地位；第二，人民性的保障在于混合政体而非政府的单一权力。本文作者认为，柏克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即任何政府的权力实践都要对人民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柏克更能代表时代洪流中最进步、最意义深远的那一面。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英国带来了空前的震荡，围绕对这场革命的评价激起了新旧辉格关于光荣革命政治原则的激烈交锋。作为辉格党的思想领袖，柏克出乎意料地对法国大革命大加批判，遭到了激进派和新辉格党人对其立场前后不一的指控，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柏克问题”。《两种革命与新旧辉格》一文通过对萨谢弗雷尔案的借用，呈现了柏克对光荣革命原则的深入阐释。作者指出，作为旧辉格的捍卫者，柏克将抵抗权的正当性基础奠基在必要性原则之上，而将不抵抗作为常态的政治原则；在诉诸古宪法和原初契约的基础上，柏克捍卫了光荣革命在于“恢复”一种传统而非“创造”一个新社会，在于防止革命而非发动革命的政治原则，从而将光荣革命与法国革命相区分，有力地回应“柏克问题”。作者认为柏克堪称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者，他的社会契约并非属于特定平面时空的东西，而是属于从过去到未来的整个纵向时空，这种立场的背后蕴含着他关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特阐释。
柏克所处的时代是英美法三场革命交响的时代，这些革命导致新的断裂和原罪，也揭开了统治合法性的伤疤。面对复杂的形势，柏克认为，任何绝对的诉求都会打破平衡，走向专制。《历史与合法性》一文尝试从柏克的因袭学说入手，探讨柏克基于普通法上“逆权占有”和“超出记忆”的语义二元性，修正英国近代“传统主义”和“当下主义”两种因袭主义思想，从而驯化政治主体的神圣性和绝对性，避免导向暴力革命和专制。通过因袭的塑造，柏克一方面承接古宪法神话和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用普通法传统论证历史的自足权威和道统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接续事实占有论，结合罗马法传统论证既有宪制的合法性和今王的权威。本文作者认为，柏克树立了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确认了当下的权威，却否认当下可与历史决裂，进而应当用时间的调和性驯化政治主体的绝对意志，使政治变得更有弹性。
埃德蒙·柏克与国家理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往的研究提供了两种迥异的解释路径：一种解释认为柏克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保守主义方法，将国家利益和需要视为至高无上的；另一种解释认为柏克并不赞同将国家利益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埃德蒙·柏克与国家理性》一文着重处理的就是柏克思想中呈现的这种矛盾。作者指出，柏克的政治思想并不必然要在自然法传统与功利主义传统之间选择其一，两种传统可以是彼此兼容的。事实上，柏克属于格劳秀斯复兴、瓦泰尔修正的自然法传统中典型的近代国家理性理论家。柏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理性在何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战争在什么时候是正义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在于柏克对于“国家必然性”的解释：唯有针对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或伤害而进行的先发制人的回应，才能成为战争或抵抗的充分理由。作者因此指出，柏克的思想不应被理解为没有道德的“私欲”理论，将其排他性地置于任何一种传统中，都会错失柏克思想的内在张力与丰富性。
编辑 丨陈烨广
审核 丨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