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合辑：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策划人 / 吴功青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历来是西方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文艺复兴以降，现代政治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为了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常常以古喻今，将罗马帝国视为现代国家的理想模型，而将基督教视为现代国家的主要障碍。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旗帜鲜明地将罗马帝国的衰败归因于基督教，就是这种理路在史学领域上的思想后果。不过，随着现代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多，以及新材料和新工具的涌现，整个20世纪的罗马帝国研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学者不再简单地认为，基督教单方面地败坏了罗马帝国，而是在承认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冲突的同时，肯定基督教对于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所起的贡献。特别是在公元三四世纪之交，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深度融合，不仅使得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且罗马帝国的诸多习俗反过来也被基督教文明所沿用，经过后者的“洗礼”演变为中世纪文明的基本形态。我们认为，只有从文明碰撞和融合的双重视域出发，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关联。

对中国文明而言，理解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这层关联格外重要。从许多方面来说，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都可谓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关系的历史镜像。和历史上的那个罗马帝国一样，我们的文明日益觉醒和强盛，正在并将长期面临一个异己的他者。更有甚者，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文明被迫更深地席卷进他者的视域之中，远胜于历史上的罗马。我们的政治、社会乃至于日常生活的习俗，早已被迫与西方文明深度地碰撞、交织和融合。在这样一个历史境遇中，我们如何言说“自我”，又如何言说“他者”？正如历史上的那个罗马帝国，罗马人的身份认同被基督教冲击得七零八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今天的我们又在什么意义能宣称自己是中国人？更重要的是，如果孔武有力的罗马帝国无法摆脱它衰亡的命运，它衰老的文明跟不上基督教的步伐，今天的中国又怎么能不用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包容的智慧，更新和发展自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既是我们的先祖、也是罗马文明留给中国文明的深刻启示。

为了激发学界对于“基督教与罗马帝国”这一主题的兴趣，我们特选取了四篇主题论文以飨读者。四篇论文的主题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形象建构，到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合一，再到基督教对罗马家庭观念的影响，生动而全面地展示了罗马文明与基督教相遇前后的历史变迁。四篇论文的研究手法各有特色，娄林的论文偏重文学，韩伟华的论文偏重艺术史，吴功青和孙帅的论文则偏重基督教思想史。我们相信，不同学科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论述，能够最大限度地这个主题的复杂性。

娄林的论文“维吉尔的罗马重构”指出，罗马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存在，也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意象。古罗马最早的编年史诗诗人恩尼乌斯为这个意象奠定了一个扩张的基调：“希望罗马的事业（romana res）正确地前进，拉丁姆继续壮大。”其后，罗马历代诗人、史家和哲人一直不停地构造“罗马”，而扩张的终点就是所谓“永恒的罗马”。其中最卓越的代表是西塞罗和维吉尔，前者在《论共和国》中试图以祖传政制为最佳政制的论说回应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后者则试图以一部《埃涅阿斯纪》融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荷马竞争对于罗马人的教育权，并最终塑造罗马人“无限统治权”的天命观——这或许是罗马兴起的根源，也是其覆灭的根源。

吴功青的论文“上帝与罗马的联姻：奥利金论基督教帝国”认为，上帝（教会）与罗马（罗马帝国）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西方古代晚期政治思想的主线。作为三世纪教会内部最重要的哲学家，奥利金深刻地意识到了上帝与罗马之间的这种复杂关联。为此，他一方面发展出激进的基督教自然法，为基督教的反抗运动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努力使上帝与罗马“联姻”，将基督教的普世性与罗马帝国的统一性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基督教帝国的新纪元。从此，上帝与罗马之间，教会与帝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帝成为罗马最重要的灵魂，罗马成为上帝最适合的肉身。历史地看，由奥利金设想的基督教帝国经由优西比乌的发扬光大，在君士坦丁时代终成现实；而它所激荡起的问题，又进一步影响着中世纪和现代政治思想的走向。

韩伟华的论文“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象征秩序的形塑”指出，首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开创新帝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与之相称的自我神化的全新帝王形象。罗马战神广场上的和平祭坛名义上是元老院为纪念内战终结而建，其实却是歌颂奥古斯都文治武功的纪念碑。和平祭坛浮雕融神话与现实于一体，建构了一套从罗马创立至奥古斯都的谱系，可谓一图像版的《圣奥古斯都行述》。所有的奥古斯都官方雕像均经过精心策划，融年轻与权威于一体，元首被刻画得没有任何衰老之痕迹。为掩饰现实中身材矮小的缺陷，理想化的奥古斯都像还刻意利用“视觉陷阱”技法，以凸显其高大英武的雄姿。后来的罗马皇帝均是他的模仿者，大量制造雕像来展示帝王权威。那些暴君被弑后则遭“除名毁忆”惩罚，其造像被从公共建筑中清除殆尽，部分昏君雕像还被改头换面重塑成永葆青春的奥古斯都像。奥古斯都利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策略，在20世纪更是被墨索里尼变本加厉地继承发扬。如今位于奥古斯都陵旁的和平祭坛，是1930年代奥古斯都诞辰两千周年之际，墨索里尼为实现“第三罗马”的政治野心而迁址重建的。法西斯政权不但费尽心机地复建了早已支离破碎的和平祭坛，更利用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其打造成帝国主义宣传教化的标本，将历两千载而长青的奥古斯都形象塑成现代意大利国家的楷模。

孙帅的论文“奥古斯丁与西方家庭的基督教走向”认为，奥古斯丁在386年的皈依不仅对他个人的精神历程具有根本的转折意义，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基督教和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众多周知，希波主教对西方传统的冲击和重塑是多方面的，婚姻家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不仅完全剥除了古典人性的家庭规定性，而且将古代“宗亲家庭”彻底还原为两个陌生个体通过抽象上帝缔结的“夫妻家庭”，同时将作为“最初团契”的婚姻决定性地确立为一件不可解除的圣事。我们看到，在批判摩尼教、多维尼安、禁欲主义、佩拉纠派等思潮的过程中，奥古斯丁逐渐发展出一套复杂且充满内在张力的婚姻家庭学说，这套学说的出现与奥古斯丁对一系列神学和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密不可分，尤其是婚姻与创造，原罪及其后果，婚姻的善与恶，婚姻三好，淫欲与人性，自我与上帝，家庭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奥古斯丁给西方家庭传统带来的基督教转向对我们理解现代人性、婚姻、家庭和社会政治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

编辑 丨陈烨广

审核 丨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