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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小书 | 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作为过程

石榴 张鹏 跨文化艺术史 2022-11-22

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作为过程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翻译:石榴  校对:张鹏


从文化视角来看,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与认知过程:商品不仅必须以物质的形式被生产,而且必须在文化上被标志为特定的物。在一个社会所能获得的全部物品中,只有一部分可能作为商品;并且同一件物可能某一阶段是商品,某一阶段不是;另外,有的人认为是商品的物,在他人看来可能不是。物品是否以及何时成为商品的转变和差异,揭示了可见交易的客观经济背后的道德经济。


人与物

在当代西方观念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将物(客体的物和物权)看作自然世界中作为商品的一端,将自然世界中个体和单数的人视为另一端。个体化的人和商品化的物是相近的两极概念,并且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人可以,而且已经在无数人类历史中所谓的“奴隶制”体系下一次又一次地被商品化。因此,我们将首先在奴隶制的背景下考察商品的概念。


奴隶制在过去经常被定义为:把人当作财产来对待,或者在某些类似的定义中被视为客体。近来,这种全有或全无的观念已被过程性的观念所取代[1]。在这一新的观念中,奴隶的社会身份的核心在于边缘化和状态的模糊性。奴隶制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的统一状态,而是涉及一系列阶段和身份变化的社会转化过程,其中一些身份融合为西方社会非奴隶的其他身份(例如被收养者)。


奴隶始于俘获或出售,即个人被剥夺了先前的社会身份成为非人,作为一个实际上的物以及一种事实或潜在的商品。但是过程仍在继续。奴隶被个人或团体获取后,被重新安置于主人所在的社会团体中,在此他被赋予了新的社会身份,从而重新被社会化和人化。通过获得新的身份(绝不总是低下的身份)和特殊的人际关系,商品,即奴隶实际上被重新特殊化了。简而言之,这一过程使奴隶从可交换商品的简单状态转化为占据特定社会和个人领域的个体化的人。但是,奴隶通常仍然是潜在商品:他或她可能继续被转售以实现其潜在的交换价值。许多社会中的“自由人”也是如此,他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被出售。在这种社会中,所有人都具有交换价值并且可以被商品化,商品化在文化上并不局限于物的世界。


在奴隶的生涯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过程,即他或她首先脱离了最初的文化情景,被商品化后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特殊性(即去商品化),并有可能随后再次被商品化。与大多数过程一样,这一连续过程由不同阶段构成。实际上,只有从被获取或出售到获得新的社会身份之间的较短时间内,奴隶才是明确的商品。在逐渐融入新主人所在的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奴隶的商品身份减弱,并逐渐接近个体化的人。将奴隶生涯视为过程的传记研究认为,可以从类似的角度看待其他物品的商品化,即传记的文化塑造。


传记方法

在人类学领域,传记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2]。它可以展示一段真实的传记,或者根据传记资料构建一个有代表性的传记模型,就像一般民族志的标准生命周期阶段一样。从理论上说,传记模型的要求更高。它基于一定数量的实际生活史,展示了社会提供的各种传记的可能性,并考察这种可能性在各类人群的生活经历中的实现方式。除了研究理想化的传记模型的同时,它还考察实际生活中偏离这种模型的方式。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说,了解一种文化的方式之一是考察该文化中哪种传记被视为成功的社会生涯。显然,在非洲社会中过着优渥的生活,与在恒河、布列塔尼或爱斯基摩人的优越生活方式迥然不同。


在我看来,从物的传记角度提出相同范围和类别的文化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帮助。20世纪初,利维厄斯(W.H.R.Rivers)的文章“人类学问题的谱系方法”[3]提供了此后民族志研究的标准工具的方法。这篇文章的重点——也是现在主要被关注的部分——是亲属关系和术语如何重叠于亲缘谱系之上,并通过这一谱系的时间社会结构进行追溯。但是里弗斯还提出了其他建议:例如,当人类学家寻找继承规则时,他可以对比理想的规则与特定对象实际情况的出入,例如一块土地,通过亲缘谱系可以看出它如何在不同人手中流转。里弗斯提出的是物的所有权的传记。但是传记可能会聚焦于无数其他物品和事件。在对一件物品做传记研究时,人们会提出一些类似于问人的问题:比如社会学中物的“身份”、时期和文化固有的传记可能性是什么?这些可能性如何实现?这些物来自何处,由谁制造?它目前的职业是什么,以及人们认为物的理想职业是什么?物的“生命”中公认的“年龄”或阶段是什么,它们的文化标志是什么?物的使用方式如何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物的使用价值耗尽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例如,在我工作过的扎伊尔的苏库人(Suku)中,小屋的寿命一般为10年。小屋的典型传记始于居住一对夫妇,或者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的妻子和孩子。随着小屋的老化,它随后会变成客房或寡妇的居所、青少年的聚会场所、厨房,最后是羊圈或鸡舍,直到最后被白蚁侵蚀,房屋坍塌。不同时间阶段的小屋的物理状态对应特定用途。小屋的使用方式与所处阶段不匹配,会让苏库人感到不适,并传达出相应的信息。如果客人被安排在本应是厨房的小屋中说明了客人相应的身份;没有访客的小屋可能反映小屋的主人的性格–懒惰、不友好或困窘。物品也有相似的传记。对我们来说,雷诺阿(Renoir)的一件作品的传记,作品最终被焚烧的结局就如同人被谋杀一样悲惨。但是物的传记中还有其他事件传达了更微妙的意义。如果雷诺阿的作品最后保存于在一个无人知晓的私人收藏中会怎样?或者被保存在暗无天日的博物馆地下室?如果作品从法国流向美国,或者流入尼日利亚?此类传记细节的文化回应揭示出错综复杂的美学、历史甚至政治判断,以及塑造了我们对被定义成“艺术”的物的态度的观念和价值。


物的传记可以让原本含混的事物变得明显。例如,在有文化接触的前提下,它们表现出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对异族的物(包括异族观念)的采纳,其重要意义不是采用的内容,而是重新定义文化的方式和接受方式。非洲汽车的传记揭示大量的文化资料:汽车的获取方式,购买方式,资金来源,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汽车的用途,主要乘客的身份,借车人的身份,被借用的频率,车库的位置,车主与汽修工的关系,汽车的交易流转路径,汽车报废时的最终处置。所有的这些细节显示出美国的中产阶级、纳瓦霍人或法国农民的汽车完全不同的传记。


每种传记都会带有人们关于焦点的先入之见。我们认同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传记,包括心理的、专业的、政治的、家庭的、经济的等等,每种传记都选择

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舍弃其他方面。物的传记同样只能是局部的。显然,汽车的纯物理的传记与技术传记(在行业中称为维修记录)完全不同。汽车还可以提供经济传记,包括其初始价值、售价和转售价、价值折损率,对经济衰退的反应以及几年内维护成本的变化。汽车还提供了几种可能的社会传记:其中一部传记可能关注其在所有者家庭经济中的地位,另一部传记可能将其所有权的历史与社会的阶级结构联系起来,第三部可能关注其在家族亲属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家庭中它会使亲属关系松散,而在非洲亲属关系会因之增强。


但是所有的此类传记(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不一定在在文化上为人所知。促成传记文化的并非其处理的内容,而是如何以及从什么视角进行看待。对某物有文化认知的经济传记会将其视为具有文化特质的实体,赋予其特定的文化含义,对其分类并重新划定为文化构成的类别。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想提出一种看待商品,或者说看待商品化过程的框架。但首先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商品?(经节选,原文见《跨文化美术史年鉴3》)


注释:

[1] 参见C. Meillasoux, Introduction. In Meillasoux, ed., 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1975.;James H. Vaughan, Mafakur: A limbic institution of the Marghi (Nigeria), In Suzanne Miers and Igor Kopytoff, eds.,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7, 85-102.;Igor Kopytoff and Suzanne Miers, African "slavery" as an institution of marginality, In S. Miers and I. Kopytoff. eds.,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Wis, 1977, 3-81.;Igor Kopytoff, Slave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2, 11:207-30.;Orlando Patterson,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ss, 1982.

[2] 相关论述见L. L. Langness, The Life History in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New York, 1965.

[3] W. H. R. Rivers, The Genealogical Method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Sociological Review, 1910,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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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发布 | 董文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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