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上海访谈 | 潘灵:写作唤醒了我基因中的文化密码,作家不能自私要把未来留给子孙

访谈者 生活周刊 2022-05-21

潘灵


布依族,云南巧家人。现为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委联系专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泥太阳》《翡暖翠寒》《血恋》《情逝》《红风筝》《香格里拉》《市信访局长》《半路上的青春》等八部,结集出版中篇小说集《风吹雪》《奔跑的木头》等两部。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中短篇小说多次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等主编的年选,有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文学奖一等奖、云南省精品工程奖、《小说选刊》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多个奖项。曾参与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编辑的文字图书曾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曾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十一丶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潘灵认为,他出生时如果聪明伶俐,也许就不会叫潘灵,而叫潘庸之类的名字了。潘灵是云南昭通人,对于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著名作家,他给出的解释是,昭通是苦寒之地,贫困成就了作家,因为改变命运无他途,才挤在了文学这条羊肠小道。昭通人倔强,生下来见到的就是大山大川,提着刀能上沙场,握着笔能上厅堂,所以个个都杀出了一条血路。潘灵第一部小说是为书商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己贫困的现状,当他把三万元稿费放在床上怎么数也数不清的时候,那个不被人待见的穷小子,从此有了成家立业的勇气。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潘灵,通过写作早就过上富裕而体面的生活,他为此无限感慨地表示:“我现在不为生计写作,我为我的内心生活而写作。毕竟只有手中这支笔,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工具。”

本期焦点人物  潘灵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昭通人倔强,

生下来见到的就是大山大川,

提着刀能上沙场,握着笔能上厅堂。


青年报:潘灵兄好,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与“灵”有关的词组有灵活、灵魂、神灵、灵验,你感觉自己与哪一个词组更接近?你就没有想过要起一个笔名吗?


潘灵:我生下来时不会哭,父母以为生的是个傻儿子。当时与我父亲一起教书的是来自昭通城的徐先富先生,说名字要反着取,于是我就有了潘灵这个名字。如果我天生聪明伶俐,一定是叫潘庸之类的名字的。因为如此,我与“灵”有关的词组就毫无关系。也曾想过起个笔名,总觉得这“灵”字太女性化,跟我这五大三粗又呆头呆脑的男人不搭。但思来想去,又觉得还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就只好作罢。我以为,笔名对作家而言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作品,但有时也对此心存怀疑,如果苏童还叫童忠贵,莫言还叫管谟业,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买他们的书。


青年报:你的老家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好吗?你在这块土地上应该经历过很多故事,能挑几个最具文学性的片段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你的文学爱好和审美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


潘灵:我的老家是一个穷山沟,故乡巧家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特困县,去年才摘了贫穷的帽子。那里有高的山,急的河,属于金沙江流域。河流将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加之又处在地震带上,大震小震不断,山河破碎不堪。我打记事起,就知道家乡石头多,鬼多。很多人都声称自己见过鬼,但我却从未见过,为此常常心生遗憾。家乡到处都是山风和流言,村子里总流传着五十里开外的某家养了长耳垂肩的儿子,某家又生下了眼睛竖着长的妖精状的女儿。到处流传的谎言,被传得真真切切。故乡也因此带给了我胆战心惊的美。我当年读拉美小说,一点障碍都没有,仿佛就是祖父祖母在火塘边讲故事。记得在我十二岁那年春天的夜里,我偷喝了父亲的苞谷酒,醉得不省人事,到房后茅厕撒尿,却错走到了桃树下,撒一泡热尿后,就烂泥一样瘫在了桃树下,我在醉梦里竟然梦见了我夭折的哥哥,我和他紧紧相拥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搂着的是桃树,桃树开着凄然的花。我跟我奶奶说我昨晚见到哥哥了。哥哥就是那棵桃树。我奶奶大骇,她请来端公,给我驱鬼。我后来才知道,我妈生下我哥时,胎衣就埋在了桃树下。我少年时经常去那棵桃树下,跟人打架输了,就冲桃树说你是我哥,为何不帮我?我看了连环画,就对着桃树讲故事。我把它真当成了我哥。我孤独的时候,我就靠在桃树上,仰头看又高又大的山,我说,哥唉,山那边是什么样子?桃树不言。


青年报:昆明和昭通,虽然有三百多公里,毕竟还没有出省,你有没有向往过别的地方?但是昆明和昭通差异又蛮大的,你有没有那种叫作乡愁的情绪?


潘灵:当然。最向往上海,总想戴着黑礼帽,穿着黑风衣,戴着墨镜,出入灯红酒绿,一掷千金。嘴里叼着大雪茄,一脸玩世不恭,打个响指,就能唤醒江湖,就能迷住窗下绣鸳鸯的大姑娘。但毕竟乡愁就像上海,于我仅是好梦一场。我在昆明生活了三十多年,依旧觉得自己是个游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昭通巧家人。


青年报:提起云南昭通,我们立即会想到一个作家群,这里出现了雷平阳、胡性能,年轻一辈里还有王单单、杨碧薇等。你能否解读一下,走出如此众多作家的原因是什么?


潘灵:其实,过去的昭通出武将,不大出文人。过去文人在昭通是不受待见的,谁说自己是作家,就是个笑话。到我们这代,大家不约而同提起了笔。究其原因,是因为改变命运无他途,才挤在了文学这羊肠小道上。昭通是苦寒之地,贫困成就了作家,书写苦难曾是昭通作家的杀手锏。刚好,那时的文学作品赛着比贫穷。昭通人倔强,生下来见到的就是大山大川,提着刀能上沙场,握着笔能上厅堂。我们昭通人,形容某人能,就说这人狠,写文章也有股狠劲,行文也就陡峭。文似看山不喜平,昭通文学都是崇山峻岭,急流险滩,昭通的地理和人文造就了昭通作家群。


青年报:你们来自同一片土地,目前多数又身处昆明,平时应该有很多雅聚吧?由于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大体相同,有共振应该也有“冲突”,但是从创作差异化的层面而言,你觉得有利和不利的分别是什么?


潘灵:年轻时总是挤在一起,打牌喝酒下棋,鬼哭狼嚎,年长了就互相揭短,照样嬉皮笑脸。但明显感觉得到的是过去那股热乎劲不在了,说话也彬彬有礼,又充满克制,场面上都是人模人样,都说该聚一起大醉一场,但总是没了召集人。过去都说自己的作品好,现在都夸他人的文章锦绣。过去“摩擦”不断,而今相敬如宾。我是真有感慨,那就是我们真的在老去!真的!就其创作而言,大家都越写越成熟,同一块土地,却生长出了大相径庭的作品。过去都写苦难,现在视野开阔多了。我们似乎也默认了这种不同。不同于文学,是大好事。


青年报:你是农村出身,也可以说是农民子弟,你摆脱掉这一身份的方式是上大学吗?你的文学创作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起步的吧?


潘灵:我不认为我已摆脱了农民身份,我压根儿就是农民,只不过是一个生活在都市的农民,一个码字的农民。我确实是大学时开始文学创作的,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写作是因为没有其他特长,大学不像中学,做个优等生就能通吃,大学是特长至上的,你要会踢足球,就是同学眼里的明星,你要会弹吉他,你就是爱情世界里怀抱冲锋枪的英雄。因为是农民出身,过去担心自己的作品土气,现在是怕不够土气。不瞒大家,我持续写作的动力,就是企图纸上还乡。


青年报:根据资料显示,你最初是写诗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首诗吗?回过头来,你怎么评价那时候的作品?


潘灵: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叫作《七月的山村》,就发表在我现在主编的刊物上,只不过那是1985年,刊物也不叫《边疆文学》,而是叫《大西南文学》。我那时的作品,像那时的我,幼稚,但年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后来不写诗了,而改写小说的原因,是我发现我的叙事能力超越了我的抒情能力,我以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2

我的基因中存有我民族的文化密码,

它被写作唤醒,

并让我与其他作家有了不同。


青年报:你第一部小说就写了长篇《血恋》,据说是为书商写的,也就是奔着市场去的。请问写这部小说最后的收益怎么样?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你凭着写作过上了富裕而体面的生活,你现在的写作热情主要来自哪里?


潘灵:是的,当时得了三万元稿费。我把它放在床上,怎么数也数不清,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我那时是月光族,想成家,结束单身生活,但穷得办不了一场婚事。有了这笔钱,我就有了成家立业的勇气。上世纪90年代,三万元钱绝对是个大数目,我想,从此我不再是个不被人待见的穷小子。我现在不为生计写作,但我为我的内心生活而写作。毕竟只有手中这支笔,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工具。


青年报:给书商写,也没有什么不好,起码要想着市场,要有强烈的可读性。现在很多文学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好看,从而失去了很多读者。但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取决于思想性,你觉得可读性与思想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潘灵:你说得对,没什么不好!我经常说,我是生错了时代,晚生20年,我一定是个网络作家。凭自己的文学赚钱有啥错!但文学毕竟不是商品,图书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商品。给书商写,给二渠道写,可读性,吸引眼球是第一位的,但为自己写,为理想的读者写不同,精神和思想才是第一位的。可读性与思想性不是矛盾体,更不是对立面。优秀的作家不会拒绝读者,他会自然而然吸引读者。我想,与时代结合,与当下结合,与大众结合,作品对读者就有了代入感,有了时代特征,也有了思想性。我以为,不存在为未来写作的作家,你的作品没有今天,它能活到未来?痴人说梦,骗的是自己。


青年报:你曾经进入昭通市任过宣传干部,2006年又挂职保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两段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和价值观有什么改变吗?


潘灵:当然有。在宣传部门工作,我更加认识到文学作品不是宣传品,而是艺术品,好的宣传品也一定是艺术品。在宣传部门工作的经历,拓展了我的视野,也使我在创作中更注意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结合和统一。我不再为迎合读者写作,作为作家,有责任用自己的作品去引领读者。文学作品怎么写,是作家个人的事,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作家就必须承担建构社会精神价值的义务。


青年报:尤其是在保山挂职的两年里,创作了以腾冲翡翠文化、滇西抗战文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翡暖翠寒》,以及反映保山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这两部作品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性,你觉得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


潘灵: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无论作家写历史,写现在,还是写未来,其实写的都是当代,所有的作品都是当代作品。至少,他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


经典是不朽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的精神价值和情感价值是超越了时空限制的。经典属于所有的时代。正是经典成功地写出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它才得以流传,最后成为人类的共同情感和价值。


青年报:最近几年,你又在中篇小说上发力,写出了许多影响力很大的作品,最近的一篇是刚刚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太平有象》。这篇作品同样具有少数民族叙事风格,易地搬迁后宁静祥和的太平村,哀鸣的野象群,一头受伤的幼象,这些都与你的布衣族身份有关。你能结合自己的作品,讲讲少数民族血统对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潘灵:我这些年写了不少中篇,而且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文学体裁。中篇能让作家从容地讲好一个绝妙的故事。我的民族是一个对故事着迷的民族,他们讲故事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的民族就活在故事中。我打小生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地方,原以为民族对我来说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但自从我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才发现,我的基因中存有我民族的文化密码。它被写作唤醒,让我的小说跟汉民族作家有了不同。


青年报:你的《泥太阳》获得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同时你又是两届骏马奖的评委,你觉得少数民族文学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与汉族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二者之间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潘灵:我以为少数民族文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寓言性和故事性。很多我周遭的民族兄弟姐妹,他们活得很文学,尽管他们很少接受文学的熏陶。有这样一个发生在怒江峡谷的故事。在陡峭的怒江山坡上,傈僳族家的公牛与怒族的母牛相遇了,两头处在发情期的公母牛,见面想干的第一件事自然是交配。公牛太强壮,母牛太娇小,加之山坡又陡,承受不住,两头牛滚下山坡,都摔死了。两家牛主人理论上了,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认为自己有理,最后双方都邀约了人,试图用一场械斗解决问题。就在双方就要兵戎相见时,走过来一个藏族的老者,他说你们这些人羞不羞呀,人家两头牛是爱死的,你们要真打了架,一辈子都要在恨中活着。老者说完扬长而去,两边的族人呆若木鸡站了一会,都觉得老者说得在理,就各自埋了死牛,回了自己族人居住的山寨。我举这个例子不是杜撰,这是哈尼族作家存文学长篇小说《碧洛雪山》里的情节。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我以为前者更感性,后者更理性。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学。


青年报:你创作出了那么多作品,如果让你挑一部,留给百年以后的读者,你觉得会是哪一部?


潘灵:我现在写作,跟过去不一样,过去老想着市场和读者,而现在却很少考虑读者。如果一个作者,心里总想着读者,定会“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现在只想为我自己写作。我写作几十年,其实没有一部作品让我百分之百满意,我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作家。如果硬要挑一部,我会说我喜欢我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木头》,我看似写了一个彝族故事,塑造的却是一个布依族的平民英雄。木头的忠诚,胜过了他的超能力。写作,我不关心未来,我只关心当下。作家不能自私,要把未来留给子孙。


青年报:你的作家身份,可聊的地方实在太多,但是现在必须聊你的编辑身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家》杂志1994年创刊,你是主创人员之一。你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台前幕后吗?


潘灵:《大家》的诞生,是一群文学理想主义者下的蛋。上世纪90年代,云南出版界的一批“堂吉诃德”凑在了一起,他们想跟文学玩一场斗风车的游戏。我那时二十多岁,乳臭未干,满脑子想着做一个好的文学编辑,试图助力中国作家圆那个望穿秋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大家》的创办者,主要是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文艺部里抽出来的,我是,李巍是,欧阳常贵是,韩旭也是。海男是来自社里一个社科方面的编辑部。美编西里,当时是守出版社大门的。这群人凑在一起办一份先锋的纯文学刊物,在当时人们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但就是这群人,却办出了轰动中国的一本大型文学期刊,真是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让整个中国文学期刊界瞠目结舌。其实,深究起来,这批人中,大多是云南人民出版社“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的编辑。一个边疆出版社,能把拉美文学引进中国,显然是有魄力的。办《大家》,就是有魄力的理想主义者,干了件不可思议的有魄力的疯狂事。所谓台前幕后,清一色一帮理想主义者。今天,文艺出版界这样的人不多了,他们更多的是现实主义者。


青年报: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创立了一个“红河文学奖”,奖金是10万元,第一届获奖的是莫言。据说《丰乳肥臀》是你编辑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这篇作品关系巨大,你讲讲你与莫言之间的交往吧。


潘灵:《丰乳肥臀》是我和《大家》主编李巍共同当的责编,稿子是我组来的。当时我游走在中国文坛的名家之间,试图找到一个配拿10万元奖金的作品,但要么是不符合《大家》先锋品格,要么是写得太大胆不敢拿。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言的朋友说有一部惊世之作,书名一说出我当时吓了一跳,但我抱着一大堆复印稿看了半晚上,就带着它在凌晨上了飞往云南的飞机。那时出版社领导很开明,主编李巍更是认为找来了心仪之作。


我跟莫言其实并没多少交往。《大家》创刊之前,请过他、王朔、刘震云、刘恒、陈染、林白、刘毅然等在北京东四健力宝餐厅吃过饭,席间还请他们题了字。王朔那时是“明星”,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了。第二次是《大家》创刊的首发式,我和他寒暄过两句,一起合了个影。仅此而已。



3

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好,

因此就失去了当代名家,

却发现了未来文坛的风云人物。


青年报:你是哪一年进入《边疆文学》的?你记得第一次进入编辑部时的印象吗?你最近一次到编辑部干了什么?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周围环境变化的和不变的分别是什么?


潘灵:我是2008年10月过完国庆节后进入《边疆文学》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打算过离开我工作的出版集团,但我去保山市委挂职回来,集团里已经没有了我的位子。我2008年4月回到云南出版集团,闲了半年。后来,我的老领导郑明给我伸出了橄榄枝,说《边疆文学》有个主编的位子空缺,问我去不去。我记得当时我正在诗人雷平阳家里跟他喝酒,他说,老潘,去,毕竟是一个平台。我想了想,听了他的劝,就答应了当时任省文联书记的郑明老领导。说心里话,我后来有段时间,都以为自己是头脑发热,毕竟,出版集团给我的收入比文联要多得多。我到了《边疆文学》,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编辑部跟我曾工作过的《大家》编辑部很不同。当时的编辑年龄都偏大,好几个都接近了退休年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当时我什么也没干,觉得自己就是个光杆司令,但我清楚,要用当年办《大家》的方式去办《边疆文学》,我这个负责人一定是短命的负责人。现在,整个编辑部都偏年轻,气氛跟过去相比,活跃了不少。


青年报:《边疆文学》创刊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文坛的影响力非常大。你们为什么叫总编而不是主编?你是哪一年升任总编的?你和历任的哪些总编有过交往?他们身上有哪些为人为文的故事至今影响着你和编辑们?


潘灵:是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边疆文学》是本有影响力的刊物。有“北有《人民文学》,南有《边疆文艺》(《边疆文学》前身)”一说。我调到《边疆文学》担任了一年的执行总编辑,一年后就成了总编辑,在这个位子上一晃已13年多。之所以叫总编,没叫主编,是因为当时还有中旬刊和下旬刊。我和《边疆文学》前几任主编均有认识,但交往不多。多一点的是张永权老师,他是我的诗歌处女作的编辑。至今,他都一直关心我,给我鼓励和支持。我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是冯永祺老师,一生都是一个端庄优雅的美人,年轻时参加革命,据说还跟贺龙元帅跳过舞。她前几年去世,我去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发现她就是逝世了,依旧安详而美丽,依旧保持着让人仰慕的气质——一种忧郁的咄咄逼人的美。


青年报:你主持《边疆文学》以后,在与作家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多的花絮或者佳话,你能总结几个对作家成长有启发意义的分享一下吗?


潘灵:我来《边疆文学》做总编辑,与全省的作家诗人都有密切的交往,跟外省的作家诗人也过从甚密。但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诗人刘年。2009年在北京,刘年听说我是《边疆文学》的老总,就拿了一本脏兮兮的油印小册子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他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我至今还记得四句:“真想再做一次土匪/独霸那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风光不许出去”。这四句诗打动了我,我因此来了大哥脾气。我问他现在在干啥?他说在流浪。我于是就动容地对他说,混不走了,就来找大哥。说完这句话后,没几天我回了云南。但五个月后的一天凌晨五点,我被急促的手机铃声唤醒。手机里传来一阵湘西普通话:大哥,大哥,你在哪里,我来投奔你了。我问,你是谁。他说,我,刘年呵。我想了一阵,脑子里没出现他的样子,却冒出了那四句诗。我说,你来吧。他说,我是在湖南开往云南的火车上给你打的电话。他来我这里,在我编辑部里做了几年临时工,老黄牛一样给我做编辑,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写诗。他在云南的几年,是他诗歌飞速进步的几年。他现在是著名的行吟诗人,有了许多粉丝,佳作不断。现在想起来,记忆依然是温暖的。


青年报: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报刊纷纷关闭,而且文学非常不景气,文学期刊更是举步维艰。《边疆文学》在生存方面都有哪些困境?


潘灵:《边疆文学》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办刊经费困难的时期,一度曾是稿费标准较低的省级文学期刊,但近年来得到云南财政的大力扶持,生存状态大有改变,跟大多数省级文学期刊相比,应该是一个中偏上水平。我们真正的困境是受众越来越少,刊物的发行量偏低,影响力有限。但这个困境,应该是大多数省级文学期刊共同的境遇。现在不少杂志的稿费是千字千元,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稿费标准。我们平均稿酬也就两三百元。要跟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杂志竞争,底气就输了。我们发不了名家的稿子,就转而去发现年轻作家的佳作。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失去了当代名家,却发现了未来文坛的风云人物。


青年报:你的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打发的?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吗?


潘灵: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对俗世生活沉迷太深。我会打牌,搓麻将,侃大山。我的兴趣爱好一点都不高雅,挺俗的,有时也会逛逛菜市,做做美食。我相信孙犁老作家说的话,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写不好小说。真正的小说家,就像芥川龙之介说的那样,是一个精于世俗的诗人。小说家很辛苦,熬灯守夜爬格子是家常便饭。我们辛劳,但充实而诗意地活在这人世间。在世俗中活出诗意,在红尘中找到诗意,这才像个优秀的小说家的样子。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三十八。




编辑:魏文娟

审稿:梁文静

往期回顾

上海访谈 | 朱绍玉:戏曲戏曲,戏一半曲一半,戏以曲兴;人要成功,须有赤诚之爱,不断创新

上海访谈 | 胡弦:诗人在有限的诗行中追求的东西无限,诗歌是生命的延续离开当下仍能活着

上海访谈 | 我这人的优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多看看别人就会发现自己微不足道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