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一、中央应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决定汉族干部内调1978年10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

其中包括彭德怀案；也让中共中央党校写出了康生问题的材料。他将这些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报送给中央常委，也分送给出席会议的陈云等人。这些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11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不少网友“闪读”了我的2012年5月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是人民经济》一文，产生了一些误解。对此我暂不想争论，想说一下原文本意，作一回答：1、人民经济应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一致，是一种互融洽合关系。2、人民经济是市场经济各类主体的全部总和，它不涉及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运作，除法律禁止外。3、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对接了。4、两者对接不理想处，是没有把我国的民有经济当作人民经济的一部分对待。5、当代的人民经济的目标是“民富国强”，纯粹的市场经济不会将此作为首要目标。6、今后的人民经济将是全民的共享经济。7、把人民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的理论，似乎有点缺乏针对性，隔靴搔痒。《我们的经济是人民经济》刊登在《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一书中。同一主题的文章还有《我对“民商”的认知》、《市场经济下的合作经济》、《民营企业是人民经济的一部分》、《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红楼梦＞书中的人口经济学》（《曹雪芹学刊》2020年第一期）等。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必然趋势，并且把这种趋势与整个资本世界矛盾的发展联系起来。从《共产党宣言》诞生开始，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这一观点阐发得日益精确。它包含以下几层内容：一、最早把清政府和日本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政策”下被迫开埠通商的形势，概括为“门户开放”的是马克思。时间为1858年10月8日。这比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使用同一词语，要早41年。二、马克思是把“开放”和中国的闭关自守以及亚洲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作为一对矛盾相提并论的。开放的最终结果，将是消灭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A。三、《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殖民地化完成，随着亚洲市场逐步打开，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B。从此，中国的市场便和欧美的经济产生了日益密切的整体联系。四、马克思认为，除去欧洲以外，“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C。所以，他并未把世界市场中的中国和日本完全视为殖民地。历史则证明，19世纪70年代，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日本却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五、恩格斯认为，在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是“全盘排外”的，这是中国开放的最大阻力。D六、恩格斯认为，“全盘排外”是要挨打的，是要在侵略者面前打败仗的。他说：“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E“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F七、恩格斯认为，“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他并对“欧化”作了解释，即“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G八、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经济基础被迫欧化的过程中，如果“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这将是一场特殊、悲惨的灾难。随着自然经济的崩溃、宗法社会的瓦解，它的社会成员，也应从“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人的利己性”、“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表现出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马克思在他两篇论印度的政论文章中，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九、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开放，使资产阶级社会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俄国的大工业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又在破坏这一市场，最终必将在俄国引起彻底的土地革命。中国铁路的修建，则意味着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大批廉价劳动力投入资本主义市场，就会对这个市场起到一种破坏。“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H1861年，安徒生在一篇童话中指出：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久就要崩溃；欧洲的火车，不久就要伸到亚洲闭关自守的文化中去——这两种文化将要汇合起来。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不管是安徒生的童话，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是这样一条历史的河流。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页。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288页。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页。胡德平：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工人运动的同时，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陆续发表许多极有意义的观点。如中国必然会“门户开放”1的观点。中国“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2的观点，中国开放最大阻力是“全盘排外”3的观点，“全盘排外”的优劣将由“中国人最邻近的敌人的战争来结束”4的观点，中国将被迫“欧化”；“欧化”是指“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5的观点；除欧洲以外，世界“广阔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6的观点；中国的万里长城被商品打破后，也即种下“欧洲美洲资本主义崩溃”7的种子。这些观点不正是对中国专制王朝“闭关锁国”现状的历史性批判吗？并把其“闭关锁国”的内因和外因，前因后果的基本轮廓都说清楚了。关于马恩论中国“门户开放”的观点，形成于1858年10月8日。这比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向英俄法德等六国发出照会，援引此观点，并形成外交政策要早41年。马恩俩人都是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伟大学者、思想家，他们对世界问题并无偏见，更无刻意操作之嫌。马恩这些观点都被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革命的历史历程所验证。这不表明他们特别具有天才的头脑，而是他们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武器。这些观点和论述都建立在他们对中国过时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认识上的；中国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8的农耕社会。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9何谓“人为地维持”？即上层建筑对过时经济基础僵硬的保护。专制帝王一直把国家、世界视为“天下”、“海内”，唯我独尊，也没有外国的概念，只有“华夷之辨”、“朝贡之说”。马恩对中国说“开放”，从咸丰11年（1858年）一直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中国没起任何作用。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直隶提督刘铭传于光绪六年（1880年）第一个上书主张借款修铁路，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朝廷才作了“毅然兴办”的结论。马恩关于中国开放的观点，与其说对过去有意义，不如说对当下的中国更有意义，希望看到研究院在这方面有更多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对此学习心得，我曾整理过《马克思恩格斯谈中国的开放》一文，发表在1986年4月21日的《北京日报》上。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改革放言录》也收录了此文，这都是些“过时”言论。不想近日又看到煌煌新作《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心存喟叹，继生技痒，很想谈谈马恩对此话题说了些什么。以兹与对方作一有趣探讨，是否我过于教条了？是否明清两朝的帝王真有为其臣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特发微信，以表互相切磋之意。2022年9月3日注释：1.《马恩文集》第10卷第550页2.《马恩文集》第10卷第674页3.《马恩全集》第39卷第285页4、5.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前些日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很多朋友问到胡耀邦是如何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11月12日，是刘少奇同志被迫害逝世45周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9周年。为了缅怀两位伟人，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写成本文，以厘清事实，还原历史。刘少奇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案情复杂，直接关系到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与否，关系到对“文革”的评价，关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和决策正确与否。实际上关系到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判断评价。因此，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刘少奇仍然作为反面人物，继续受到批判。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的提法一致。报告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是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胡耀邦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刘少奇冤案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1986年11月17日上午8点30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江苏省省长顾秀莲的陪同下，乘坐直升机从江苏南通机场起飞，开始对崇明进行视察。9点左右，飞机进入崇明岛上空。晴空万里，秋阳照进机舱，温暖又柔和。胡耀邦透过飞机舷窗，十分细致地鸟瞰崇明全岛。从东滩到西沙，从北支到南江，三秋大忙后的崇明岛，虽然已经没有了金涛麦浪的丰收景象，但有条条降陌沟河，镶嵌在绿色中的白墙黑瓦，随着秋风摇曳的片片芦苇，和星星点点在田地间悠闲散步的白山羊。初识崇明，总书记印象非常好!飞机足足在上空转了一个小时，10:00，在长江农场机场降落。“一千三百多年前，海龙王就在你们那里住”已等候在机场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市农村工作党委书记倪鸿福、市农委主任逢树春、中共祟明县委书记姚明宝、县委副书记陆瑾、副县长陈继明等迎接总书记的到来。下机后大家分乘两辆面包车前往东平林场。秋日的东平林场，林木繁茂，林间小道上软软地铺了一层金黄色的落叶，并时不时地传来阵阵鸟鸣。坐在面包车里的总书记推开车窗玻璃，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对这幽静秀野的环境大加赞赏。车在林场转了一圈后，停在了密林中新建的林场办公楼前。总书记外套米色风衣，里穿西装，系着领带，既严谨又不失随意。他红光满面、精神矍烁，快步走下车，向等候在此的崇明县四套班子全体成员及部分离休干部挥手致意。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胡耀邦总书记的到来。总书记一边向大家问好，一边同站在前排的同志亲切握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在林场二楼会议室里，县委领导说:“崇明是祖国第三大岛，是一千三百六十多年来第一次迎接我们国家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一听，笑着说:“一千三百多年前，海龙王就在你们那里住。”在场所有的人员为总书记机智幽默的回答而拍手欢笑，会议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氛围，面对大首长的紧张情绪顷刻烟消云散。会议室里，总书记认真听取县委领导的情况汇报，并时不时地插话发问。在说到崇明岛由于长江泥沙下泄，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上涨扩大时，总书记说:“上游冲下来的，可都是颗粒肥料噢!”总书记问:“海水的咸度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县委领导回答:“海水对崇明岛没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来说咸水也可以作为资源，发展对虾等养殖。”总书记指着地图上的团结沙南端问:“这里还有深水岸线吗?”当得到肯定回答后，总书记十分高兴，并一连问了关于崇明劳动力比例、亩产值、农民收人、外贸出口等好几个问题。“不写，还不给饭吃呢”在林场会议室汇报结束后，总书记一行乘车来到县政府招待所。在招待所一号楼会客室里，胡总书记戴上眼镜，仔细研究了崇明的地图后说:“你们祟明，肯定不是现在地图上的这个样子。你们可以请国家测绘局每隔五年对崇明岛进行一次测绘，这个变化就是历史最好的记载。”盛世修志，1986年11月，《崇明县志》编纂委员会经过七个春秋的努力，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县志稿(按:可称第二部。1960年《崇明县志(稿)》未出版，稿本藏县档案馆)，但还未正式出版发行，姚明宝书记在赠送给胡总书记《崇明县志(旧志)》译本上、下册后说:“请总书记给我们新编的崇明县志题写书名，并为振兴崇明题词。”此时已到午饭时间，胡耀邦总书记很风趣地说:“看来，不写还不给饭吃呢。”“今天看到的，和你们讲的，我满意，所以我就写。”说完，从沙发上站起来，脱了风衣，走到已经摆设好笔墨纸的桌子前，不假思索，欣然提笔，写下了“东海明珠”四个大字。整幅题字线条流畅，气韵生动，一气呵成，行中带楷，飘逸洒脱，遒劲有力，可以看出非一日之功，伟人风范跃然纸上，也透露出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长江口明珠的殷切期望(该题词手迹现珍藏于崇明县档案馆)。题词完毕，又接着为即将付梓出版的新编《崇明县志》题写了“崇明县志”书名(该题名载《崇明县志》首页)。写完后，总书记挥挥手，高兴地笑着说:“现在写好了，该吃饭去了。”“这个好，可以带两个回去”午餐时，总书记还十分关心崇明百姓的生活。他问同桌的县委领导:“崇明有多少老百姓一辈子没有去过上海市区，你们可以做个调查。”县委书记回答:“崇明岛东西长近百公里，住在东头的.还有没有到过西头的。未到过上海市区的是有一部分，但现在比过去少多了。”坐在总书记边上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说:“总书记讲的这个问题很值得了解一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比如崇明同上海市区之间的流通问题。”总书记接着说:“农民可以带些农副产品到上海，再买些东西回来。”姚明宝书记说:“最近乘船比较紧张，就是因为到上海搞劳务的人、小商小贩多起来了。”总书记说:“这个情况很好么!”午餐时，县招待所的厨房特意摆上了崇明土特产的代表辣味金瓜丝罐头让总书记品尝，总书记边吃边赞不绝口，说:“这个好，可以带两个回去。”午餐很简单，时间也很短暂。午餐完毕，总书记也未作休息，于下午一点左右，乘车去长征农场机场，一点四十分离开崇明。时间已整整过去27年了，然而胡耀邦总书记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品格依然让我们为之敬仰。(转摘自2013年第3期《崇明档案》)胡德平：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年末最后一天失去自由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这天晚上扬帆出门时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走时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当时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我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了。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生离之后是死别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为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在艰难的岁月里苦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一家人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扬帆被捕之后，我首当其冲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没有回原来的公安系统，而是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我不得已离开为之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光体现在我身上，也同样落到了几个孩子身上。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扬小舜是六六届初中生，当时“上山下乡”的口号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那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个工矿企业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龙江和市郊农场。当时，小舜看到班里其他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只有她一直没有拿到。她就到学校去问，学校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因为你这个情况，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经退回街道了。”小舜听了这个话虽然伤心，但是她想就算档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还会给安排工作。于是，她一直等着。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兄弟姐妹都插队落户了，妈妈又在干校，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扬小舜一个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扬小朝也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证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这还不是最伤害她的事情，让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回城的机会不多，有谁从上海回来大家都很开心，都要去问问上海什么情况。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你们要听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果然很生动，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孩子们受了委屈还能对妈妈哭诉，而我又能向谁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孩子小，我周围也没什么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没地方诉说，连哭也不能随便哭，怕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只得在孩子睡觉以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泪一擦，还得“高高兴兴”地上班去。生个小病也不敢请一天假，怕受批评，小毛病自己都忍着，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很乐观，唯恐人家说我情绪不好，是对抗组织，这顶帽子我戴不起。痛苦地办理离婚时光荏苒，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这10年中，家里经受了许多打击，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关键时刻。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这样不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好，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比较有利。当时我的答复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做好工作，第二条是把孩子养大。至于扬帆，我随便他是什么问题，我早就不考虑了。但是叫我去离婚，到法院去起诉、开庭，这一套我做不出来。”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过了几天，法院果然派来一个女同志给我办理了离婚手续。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了。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二十多年辗转打探消息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扬帆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近20年。岁月无情，我的满头青丝早已成为白发。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人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江青，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中央写信啦？”小舜回答：“是。”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说：“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说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判了什么刑？现在在哪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潘扬反革命案’，这么大的案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结论不就是‘反革命’、‘大内奸’吗？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小舜只好说：“就算他是‘反革命’、‘内奸’，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两位同志回答：“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小舜继续问：“那么他人在哪里？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里来。”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你如果跟他通信，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1976年，“文革”结束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这个朋友，当时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党，关系一直很好。她给我出了个主意：“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我马上写了一封信，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特殊的重逢漫长的25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农场。25年的分离之后，会有怎样的相见？然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称得上家具的，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和我记忆中的扬帆完全是两个人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在监狱里青光眼发作得不到治疗的后果。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在看望扬帆的路上，我曾设想过种种糟糕的情况，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我和儿子知道扬帆听指导员的话，就请指导员陪同一起去说服。好不容易有机会跟扬帆说上话，讲以前的事情，关于他父亲、母亲的事情，想用家里的情况勾起扬帆的回忆。然而等我讲完了以后，扬帆说：“你们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还不容易吗？”还是不承认我们。当时，有人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以此来说服扬帆。由于扬帆的一只眼睛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仔细看了看介绍信，说：“公安局的公文，从来就是用毛笔写的，你这个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笔写公文的时代。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用亲情唤回扬帆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当扬帆听说接他去上海时，他说：“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问题只有北京才能解决。”当时大家没有办法，只好骗他说，就去北京，把他骗上飞机再说。等到上了飞机，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问扬帆：“老扬，我们到哪里了？”扬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桥机场了。”这位同志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扬帆说：“刚刚飞机上的报话员不是说了吗？”虽然扬帆知道并没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没有吵闹，几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跟着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静地下了飞机。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扬帆当时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在他床边坐下，轻声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粟裕的一声“同志”让扬帆尤其激动，他已经有整整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老战友的关心，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然而对家人，他始终不肯承认。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三班倒，8小时一班，以此接近扬帆，跟他建立感情。一开始时，扬帆非常客气，女儿给他削水果，他都会很客气地谢个不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有一次，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就是你起的名字啊。当时你想要有个儿子，但是用那个‘招弟’的‘招’呢，觉得蛮土、蛮俗气的。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朝花》版，就给我起了这个‘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小朝就继续讲：“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晓云），这个‘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苏，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扬帆听了这个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我认你们做干女儿。”扬帆先承认了女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这让我伤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扬帆出院后，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房间里两张床，一张扬帆睡，一张我睡。我像保姆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然而，扬帆从来不叫我，也不跟我说话。有一天，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老扬，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当时扬帆没有说话。几天之后，他突然说：“李琼，给我倒杯茶好吗？”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你叫我什么？”扬帆说：“你啊。”我问：“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冒充的吗？”当时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你，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承认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获得彻底平反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让他安享晚年之外，仅有一个心愿，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为此，我几次给中央写信，并终于有回音了。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宣读扬帆的平反书。平反书说：“反革命分子”跟扬帆无关，应予平反；“内奸”问题，根本没有的事，应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错误是严重的。这样的结论，让我非常不满意，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那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要请示。”他们讲完了以后把扬帆和我的五个孩子都叫来，非常郑重地说：“你们的父亲，在25年班房的压力下面，没有胡说过一句。我们两个人复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资历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向你们的父亲很好地学习。”那两位同志的话让孩子们铭记至今。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正如粟裕所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本文素材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提供摘编自《百年潮》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三、团中央为何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1958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团的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这是团中央的集体决定，就个人来讲，耀邦同志做为第一书记，他的积极作用可想而知。首先要澄清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耀邦是位好的领导同志，他是共产党内一个异数，一个例外。此话欠妥，其实真正的异数是党内那些死官僚和已经异化蜕变分子，党内真正的共产党人大量存在，他只是其中一份子。耀邦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有终身信仰，同时又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清理在自己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才能成为一个坚定份子。团中央为何开展学习毛著活动呢？首先，从青年人的信仰入手，而不是宣传迷信。确如耀邦同志在1960年2月说的那样：学习毛著“会不会发展个人崇拜？对这个问题要作分析。我们党是不是反对个人迷信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对的，但是，一种叫迷信，一种是信仰，信仰一种学说，政党和它的代表人物，不能算迷信”。（《团的文件汇编》1960年）人类的精神活动，信仰是个理性问题，它占据着人生观的核心地位，人们从有自我意识开始起，就受各种信仰的影响。共青团通过学习毛著，使先进青年的政治信仰及早认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共产党的性质、承担的历史任务，分清对党的代表性人物是迷信还是信仰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党章，在党团关系上，党章突出了党对广大团员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问题。此时，团中央在团的教育工作上加入了学习毛著的内容，这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创新的实际工作，并引起党中央的极大关注，这从中央书记处多次批示可知。早在1953年，共青团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拟定的团章草案稿，曾经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团章上，但在6月15日的第十二次的修改稿时，被毛泽东划掉，这是早于苏共二十大之前的事，让人意想不到。但反对个人崇拜，不等于不学习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理论著作。1958年，团中央提出的学习毛著的运动，看来毛泽东还是满意欣慰的。第三，关于学习毛著问题，他还多次敏锐提到，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亲自领导过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更系统，更完整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后期思想方法存在片面性，甚至还有个别错误的方面。这在耀邦同志1960年的“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在江苏省青年向“三荒”进军誓师大会上的讲话，都有明确的表达。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出更好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这是他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寄于的莫大希望。第四，1956年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非是秘密报告。此事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极大，毛泽东当时的心理认知是：“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文集》P.369）毛泽东带方向性的话语给耀邦同志极深刻警示。他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也愿意公开予以宣传，特别指出：“现在有些人利用‘迷信’两个字同我们做斗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些是恶意的，有些是糊里糊涂的，我们要适当地把这个问题驳斥一下，现在看来还没有驳好。”（《团的文件汇编》1960年）从以上讲话中可知，耀邦同志同意毛泽东关于“正确的崇拜”的讲话，所以他积极号召共青团学习毛著，但他未用“崇拜”二字，而是用的“信仰”一词。为什么共青团对“个人迷信”“没有驳好”？一是理论水平不足，二是谁也不清楚个人崇拜的泛滥何以有那么大的破坏性。第五，耀邦同志在革命队伍中，在工作实践中，深知知识和思想武器的重要性，自然想以自己受益者的身份，动员、鼓励年轻的青年干部以及团内的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他一定记住了毛泽东多次给抗大学生演讲动情时的“约定”期许：“我们一开始就要以抗战建国的面目相见。”“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面目相见，……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想这些都是他的思想资源，也是他做团的工作，想把这些思想资源留传给青年团的一份精神财富。他是红军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红小鬼”出身，资历浅，战功少，所以处事还知谨慎二字。学习毛著工作，他一直强调自觉自愿，“不能图快，不能靠竞赛。这些都是人为的办法，是从屁股后头给人灌牛奶的办法，而这种办法所取得的知识是不牢靠的”。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感言1958年6月2日，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开幕。6月28日，全会作出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少先队工作的两项决定。其后，会议却用46天的时间批评项南等同志的错误，并把问题提高到对团要起到绝对领导的高度。耀邦同志也对自己工作中的“先锋主义苗头”的倾向作了检讨。很快，1959年2月在团中央三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一次给共青团鼓劲的报告，对党团的领导关系，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总的来看，毛泽东对青年团学习毛著的活动也是满意的，他不单出席团的“九大”，而且在他当年过生日时，还请了各界代表和他同庆，坐在他身旁的就是邢燕子和董加耕，两人一边一个。他们既是团“九大”的代表，又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同时也是学习毛著的先进代表。不可否认学习毛著的初始年份也带有总路线，“大跃进”的运动色彩。幸好，团中央在改进工作的同时，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又提出了做“冷静促进派”的号召。但仍未解决如何在正反两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学习，也就是结合人民事业，家国情怀目标的学习。庸俗化的学习也是一种愚民教育，尤其是当“文革”骤然来临之时，青年团又被更为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所代替。试想，“文革”的狂潮和对领袖盲目崇拜的风暴，当时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能抵御吗？我想全党和全国健康、理性的全部精锐力量都难以阻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学习毛著运动现在已经结束了，但不用运动的方式学习毛泽东著作，而是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党建学习、青年学习和学术活动并未结束。这是中国未来活力的重要表现，也是极为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珍视。在团中央号召学习毛著初期，有人问耀邦同志：“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会不会带来坏处？”（《团的文件汇编》1960年）问话的人如果是在“文革”期间不被斗死，也会处以极刑。耀邦同志回答：“没有坏处。”“讲这种话的人要不是有恶意的，就是不了解情况。”但“文革”确实带来了意想不到坏处，事与愿违的坏处，究其根源不是学习带来的坏处，而是“文革”带来的，个人崇拜带来的坏处。好在全党已有定性的《决议》，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现在人们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常有一种疑惑，什么是全党智慧的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反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选集》共四卷，已经历史实践的检验，并被全党接受，完全可以称作毛泽东思想，为全党遵循的指导思想。但第五卷1977年出版后又停止发行，此举证明全党并没有把《毛选》第五卷著作接受为毛泽东思想，但也不能一概视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其中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也有党内不同意见分歧的反映，还有正确观点，或有益的探讨摸索。如《论十大关系》，就是一部经典名著。就是未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毛泽东这部分的理论著作、讲话，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反映，都是他亲历亲为的总结抽象的思想结晶，全部都应纳入他的“学说”名下。“学说”是伟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同时也是可以容人提出问题的，只要是批评不倒的，社会实践证实了的才叫科学学说。其实毛泽东经常把马恩列斯的著作称为学说，最著名的一段话就出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把毛泽东本人的理论著作做为一种学说，一种人生的指南进行学习，可以受到多方面的教育，更有公信力，未必不受青年欢迎。再说完整一点，毛泽东学说既占毛泽东思想的一大部分，也有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向正确的探索，但仍不成熟的一部分，还有他晚年错误思想的一部分。鉴于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最重要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他一生独创性的理论著作都应完整出版。我党在理论建设方面，有相当一个时期是把“主义”和“学说”是作为同等事物来看待的，过分强调“主义”意识形态的凝固性是建国以后的事情，这对解放思想，打破迷信极为不利。而学说的思想理论视野则宽广得多，也体现了科学学说的指南作用。建议继续出版《毛泽东文集》八卷以后的著作，让毛泽东的著作像《马恩全集》一样全部出版，全党一定有能力对他的学说作一公正评价，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即是对人们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转向，有着巨大的相反相成作用帮助。上世纪五十年代中，部分干部、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又失之于群众运动的形式，今天全面学习毛泽东著作，勿需运动，也勿需人海战术，勿需影响当下的学习中心，只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均持一种全面、开放、分析创新的学习态度，并落实在有组织的、自觉自愿的、小型的学习小组上，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彼此之间思想交流的气氛也会多一点祥和之气。恩格斯、毛泽东都提过这样的问题，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青年人对科学学说的起源、发展、与实践的关系总归都是充满兴趣的。胡德平：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今年，正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百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比作先锋队、突击队、预备队。这种比喻十分精准，不仅有益于党的组织建设，也有助于党的事业永葆青春，机体充满活力。感谢“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编辑了一套《胡耀邦青年工作文集》，承友人叶学丽同志相赠，让我有机会学习这一时期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岗位上的重要思想和主要活动。这里说的全国青年工作，主要是指1952年到1966年这一特定时期的青年工作。本文主要想谈谈共青团发起开展共青团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简要历史。一、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第一份申诉1966年8月，党中央改组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耀邦同志在单位接受群众审查。审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团战线，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记得1967年1月底的一天夜晚，我去团中央机关看望父亲，他让我看了他向中央写出的一份申诉材料。当时的政治空气很紧张，我也紧张，他的申诉大有“翻案”之嫌。我匆匆看了一遍，只说了一句“实事求是吧”！便赶忙离开。很快“文革”在全国进入造反夺权阶段。他的申诉，使我对父亲认识上的矛盾，在脑海里更掀波澜。不久，我从学校返回家，看到父亲的书房里有十几册《团的文件汇编》，随手一翻，看到父亲在《团中央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段文字映入眼帘使人情动。他讲：毛主席著作是我们的精神武器，“这个武器比氢弹还厉害，氢弹的威力有多大呢？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氢弹等于200万吨‘TNT’黄色炸药。我们要承认氢弹是厉害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比现在世界上的氢弹更厉害，是最强大的武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至于后面他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或者说根本也没往下看了。幼稚地认为，父亲是否反对毛泽东思想，仅此一句话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而且这些话说的自然、诚恳且很带有感情色彩，不是阿谀奉承的话。我对父亲的正面认识又加深了一步，自己的心境也稍稍放松了一些。这种感受很大程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家庭利益出发的。当时，全国人民几乎都卷入“文革”这一狂潮之中，九亿人口的大国，置身事外者极少。工农商学兵各界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都以革命的名义命名，都以忠于毛泽东思想而自豪，自然使用的最方便的武器就是身边的《毛泽东语录》了，只需在《语录》中寻章摘句找出几句话，便是得心应手的武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党内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领域中，参加战斗，发表评论，采取革命行动了。我也身处这一狂潮之中，只是多了一点对家庭、父母和他们同辈人辨伪的思考。二、团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历史团中央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是在1958年6月28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开始的。“决议”强调了学习的目的：“应该充分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以达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党全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时期，革命的气氛和热度大大高于建设的气氛和热度，政治运动不断，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正是“大跃进”起跑之时。这种学习运动势必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加之1959年至1961年我国又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甚至连吃饭，死人的严重问题都发生了，这都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尽管起步粗糙了一些，对学习毛著运动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但共青团发起的这场学习运动无意之中，却进入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心。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批复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在这以后，团中央发起的学习运动又增加了一项任务，既要面对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克服困难，树立信心，解决生产经济问题，又要面临国际共运中，如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新问题。1960年3月1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又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报告提到1958年参加学习运动的人数约有1000万人，1959年坚持下来有200万人。其中确实涌现出了一些突出的积极分子，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消极的情况，有的是立场问题，有的是妄自菲薄的思想作怪，但大量的还是认识问题。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青年则应先进人物事例去提高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兴趣。（《中国共青团网》）1961年1月，林彪提出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号召。这是林彪在其工作领域中发出的号召，未见得适应于全国。紧接着，当月31日至2月9日，全军第四次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据“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报道：“罗荣桓元帅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罗荣桓元帅）并做了重要指示。胡耀邦作了《全国团的主要情况和今年的打算》的报告。”说来也巧，一年之前的1960年2月9日，耀邦同志也讲过“立竿见影”的问题。他说“立竿见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如鼓干劲，分析本单位的问题等等。但是，从培养理论人才来说，从培养比较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来说是不实际的。”“立竿见影”和学习毛著挂钩从此时谈开起，是他冒叫一声，还是信手之笔？一年之后，空谷回音有了林彪强力的回声，好在当时并没引起什么风波，倒是罗荣桓元帅和军队一些将领对林彪学习毛著的方法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善意批评，之前还有总政主任谭政同志提出过意见：学习毛著，不能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可见“个人崇拜”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正确的态度，对此的能默许，不能鼓励，更不能以此作为开启党内斗争的手段。1964年5月11日，共青团中央批转“团陕西省委宣传部《当前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团中央的批示意见是：对“目前全国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青年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批示特别强调各级团组织“必须做冷静的促进派”。这一年的6月11日，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第三部分去讲。这部分主要是讲青年人应在“三大革命”运动（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社会中进行学习。不仅是书本文本的学习，而是本着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去学习。报告又讲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一要明确目的，第二要有正确方法，第三要有学习毅力。在学习方法上，主要讲了“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活学活用。”他借用了林彪的学习方法的一部分，但也舍弃了一部分。我记得三年之前，他曾登门拜访过林彪一次，谈到过青年人的教育问题。这次大会开得很隆重，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会议，并接见代表。总书记邓小平出席并做政治报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除请假之外，均出席了团的九大。团的九大向全国青年提出了实现祖国“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任务。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分别就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问题做了重要报告。不必讳言的是，会议很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左”的情绪和代表性的观点。(未完待续)胡德平：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有一位战士，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在冲锋陷阵，活跃在中华大地上，而被家喻户晓。在他去世后的10年中，他的名字却几乎在所有报刊上消失了。甚至他与人民共和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紧密相联，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那段历史，在电视播放的历史纪录片中，也不见他的踪影。但是他在人们心中，却从未消失。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他就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中共中央悼词)胡耀邦同志是在1952年到团中央主持工作的，那一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团报团刊会议，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在这以前，我已听过他讲话的传达，讲得那样深刻又激动人心。心想，他一定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领导。没想到，我见面看到的是一位长相平常、个子没我高、可以无拘束交谈的人。没有人叫他胡书记，而是直呼其名，亲切地称他“耀邦同志”。1954年，我被他指名从上海《青年报》调到《中国青年报》工作。从那时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他身边，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接近耀邦同志后，很快发现，耀邦同志所以令人敬重，不在外表，而首先是他的思想魅力。他说话有时有些口吃，但一作报告，那生动活泼的语言，那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催人奋进的思想，总是把所有人都牢牢吸引住。听他作报告，都会感到是一种莫大享受。他十分重视思想宣传工作，他曾多次到《中国青年报》来，或是讲话，或是座谈。每星期天晚上，他总要把团报、团刊、出版社等负责宣传的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传达他参加的中央政治局等会议上，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又把这讲话精神，结合青年的实际，化为团报团刊的言论题目，部署宣传计划。《中国青年报》上，有些我执笔写的有影响的社论，就是耀邦定的题目，出的思想。耀邦十分重视言论的题目，认为画龙要点睛，题目是整篇文章的眼睛，既要表达主题思想，又要生动活泼。他拿起一本《列宁杂文选》说：“你们看，列宁这些文章的题目，都出得很不一般，很吸引人，一点也没有八股气。”耀邦同志不但出题目、出思想，而且有时还亲自动手写。我在1955年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8月25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要我去，他写了一篇社论：《从组织青年开荒谈反对说空话》，要我们修改后发表。这篇社论写得很有味道，抓住了思想与问题，有战斗性。如果我们报社经常出现这样的社论，那么报纸就会像加里宁所说的那样，每天早晨像闹钟一样唤醒人们。看到耀邦同志思想这样新鲜活泼，而自己思想这样迟钝，心里真惭愧，应该时时开动脑筋才好。”“8月26日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叶迪生，归国华侨、中国著名半导体专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拓者，现为天津市政府顾问。他的命运大起大落，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二十年来因思想观念的转变，给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经济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变。报国无门，寒风下苦盼春天1937年，叶迪生出生在南非好望角一个华侨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地创办学校，向华侨子弟传授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由于特别崇尚当时美国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就给自己的小儿子起名叶迪生，期望将来他能像爱迪生那样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在南非那充满种族歧视的国度里，华人要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叶迪生的父亲是当地的侨领，经常组织华侨，为争取华人权益，与当地黑恶势力进行斗争可惜那时华人的力量过于弱小，南非的种族歧视却日益严重，最后他父亲愤然回国，携全家重返故乡广东梅县。抗战胜利后，1946年，叶迪生随家人迁居广州。1957年，他考上南开大学物理系。不想第一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大学毕业后，尽管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仍是“摘帽分子”，被“发配”到一个很小的公私合营的工厂里工作。小工厂叫野玫瑰无线电厂藏在一条很小的胡同里。父亲从小教育叶迪生说，做人要像松树，悬崖上，乱石中，它的根都能够深深地扎下去，找到能供自己生长的土壤。做人也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顽强地奋斗下去。叶迪生牢记父亲的教海，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却在那家很破的小工厂里不断地创造出奇迹。叶迪生发明出来的电子产品，一项项地填补着国内的空白，一经他研制的半导体元件，被军事科研部门运用到飞机、甚至是卫星的制造上、因此，尽管他在一个八竿子扒拉不着的小工厂里，但中国的许多高级科研部门都知道天津有个叶迪生。然而，在那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的年代里，叶迪生无论有多大的本事，政治上也不被重用无论他有多大的功劳，荣誉也不会落到他名下相反，因他曾经是个“右派”，且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凡有“运动”，都逃不掉对他的一番“教育”、审查和“敲打”，甚至是刁难。那时，类似叶迪生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又何止一个?石破天惊，命运从此改变1979年2月，叶迪生定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且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大哥，回国探望重病的老父亲，临别时想把国内包括叶迪生在内的4个弟弟全部带走，移居美国的手续他给办理。几个兄弟一听，全都表示同意，唯独叶迪生表示他对所在的工厂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意离开。为了动员叶迪生，大哥特意安排他在广州华侨大厦和自己住了3天3夜，其间大哥苦口婆心地劝，岂料叶迪生毫不动摇。大哥只好去求助老父亲，不料老父亲却说：“老四不愿走，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国家当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搞建设。再说，我们叶家也不能都去美国，还得留条根在祖国啊！”大哥只好作罢。政治“解放”了，叶迪生焕发出冲天的干劲，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搞出很多科技发明，研制出大批高科技产品，他所在的那家小工厂因产品畅销全国，年利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竟能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叶迪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连数年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还被评为中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2年“五一”劳动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劳模座谈会，叶迪生事先被指定要在座谈会上发言，而且据说代表们还要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可是劳动节的头天晚上，叶迪生突然接到天津市总工会紧急通知，让他立即从北京回津，参加天津市庆祝“五一”的活动。叶迪生连夜赶回天津，心里老大不高兴。岂料第二天一早，当叶迪生按要求赶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的会议接待室时，进门一眼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坐在那里，而一见他立刻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微笑着向他伸出双手。叶迪生大吃一惊，赶紧上前握住胡耀邦的手，向胡耀邦问好。胡耀邦紧紧地握着叶迪生的手，冲着满屋的人讲：“好哇，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中国有个叶迪生。”就这一句话，说得叶迪生心里腾地下，感动得差点流出泪来。他万没想到这么高的评价竟是出自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口，假若父亲还活着，他老人家该是多么的高兴啊。胡耀邦亲切地对他说：“听说你过去受过不少委屈，但你很坚强。希望以后你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随后，在座谈的过程中，胡耀邦又关心地询问叶迪生的个人经济收入情况。叶迪生回答说：“‘文革’后国家给我连涨三级，工资现为87元，我已非常知足了，因为在过去的21年里，我的工资始终是56块钱。”胡耀邦听后立刻表态说：“像叶迪生这样的科技人员，对国家的贡献，即使拿上现在10倍的工资也不算多！但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很穷，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叶迪生一听脑袋“嗡”地一下，10倍的工资?他想都没敢想过，国家领导人如此高看知识分子，让他感到震撼。第二天，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天津接见劳动模范和参加劳动模范座谈会，表扬叶迪生在科技战线上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消息。很巧，当天在香港某渡口的一个报摊上，叶迪生在香港香格里拉工作的二哥等待渡船时，闲来无事买了份《人民日报》，一眼便在头版头条的报道里看见了他家老四的名字，而且还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唉呀，这个老四不简单啊！”二哥惊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叶家兄弟几个全都跟随老大移居海外，大家都在挂念着老四叶迪生，不想迪生竟发展得如此成功。二哥立即把消息传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轰动了整个叶氏家族。大哥很快从美国来信，夸奖四弟说：“看来你的抉择是正确的。你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是咱叶家的骄傲。”涉足“洋务”，命运再次被改变1984年夏日的一个上午，叶迪生正在办公室研究一份设计方案，两个陌生人突然找上门来，问清了他是叶迪生就说：“天津成立了开发区，你是领导人之一，都快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还不去报到?”叶迪生感到莫名其妙，赶紧去找电子仪表局局长局长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发自市委的红头文件，无奈地说：“市里筹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集了几位领导人，你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放你走。你是电子专家，最好的位置应是在科技的岗位上。可我做不通上面的工作，现在只能由你自己去说了。”叶迪生立刻去找市委组织部长工旭东，王旭东说：“调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担当开发区重要领导职务，这是市委的决定，党员必须服从。”随后又安慰他说：“你不妨先去试试，实在不行，回头咱再研究。”几天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班子第一次开会，时任市长李瑞环亲自主持会议。会后，李瑞环留下叶迪生谈心。他说：“迪生同志，你是有点想不通吧?”叶迪生坦诚地表白自己的意见，说志向仍在科研上，希望……李瑞环问他：“你对国家对外开放有什么看法?”叶迪生说：“没什么看法，我只懂得科技攻关。我认为作为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埋头攻关。”李瑞环又问：“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洋务运动’，你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吗?”叶迪生答：“了解不多，但读中学时就已知道了，‘洋务运动’是清朝一些思想比较先进的人们，想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李瑞环说：“好，现在我们成立开发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的国家大事，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目的是要让中国走上强国的道路。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关起门来搞建设了，我们要敞开国门，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企业引进到国内来。因此就需要你们这些懂科技、懂经济并且懂政治的、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到开发区来主持工作。所以说，不是你不合适，而恰恰是你最合适。”叶迪生一听，心里震动很大，立即意识到中国又要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巨变了。李瑞环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今后你再不可能个人攻关了，那样你的视野就太狭窄了，你要马上转换角色，好好学习管理的知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有你这样的科技眼光去判断。以后你再也不能以一个劳动模范的姿态出现，而要成为一位建设开发区的指挥员，先是在国际上争取更多更好的企业来这里投资，然后再组织好更多的人才去攻占科技高地，打开国际市场……”叶迪生被说得心里热乎乎的，知道自己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可当一想起他挚爱的电子专业，还是有些依依不舍。仿徨中叶迪生给远在美国的大哥写信，征求大哥的意见。大哥立刻给他回信说：“你一定要去。从国外的角度看，如今中国已真正进入到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是真正的要走强国的道路了，中国早就该走这样的道路，你能被派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对你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非常光荣的使命。”叶迪生没想到大哥也把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视为是中国即将大步迈入世界的决策，从此下定了彻底改行的决心。相遇伟人，百感交集当时，所谓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一片鸟不拉屎的盐碱滩，再加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和一笔仅供用于滚动开发的贷款，以及一张3平方公里起步区的建设规划和33平方公里的远想图。市长李瑞环对开发区的建设者们说：“要钱?没有，政府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就这么一块地。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将来我市长有多大的权力，你们在开发区中就有多大的权力。你们自成一个体系，别人谁也不去干扰你们。你们一定要立大志，做大事，走正路，出成果，出人才。”最后还对他们施以“破釜沉舟”的政策，割断他们与原单位、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关系，让他们彻底地自我发展。刚到开发区时，叶迪生任管委会副主任。但在管理上他是外行，例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他一点也不懂。他把会计、专家请来虚心求教；把美国哈佛大学厚重的《经济管理学》捧来苦读；他像过去攻读科技文献那样，认真学习当代国际最新经济知识，广泛吸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关于管理的思想理念和经验。他自学成才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想象。1986年春天，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黎成信访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黎成信和叶迪生的大哥是朋友。俩人一日闲聊时，大哥说起四弟叶迪生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里的作为，黎成信听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叶迪生和开发区其他领导人共同接待黎成信。一番长谈，黎成信惊讶这些年轻的开拓者们的思想是那么鲜明和先进，一点也不落后于南方的深圳，某些观念甚至比那里还要大胆和开放。回到北京后，黎成信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天津开发区是未来的一个蛇口》，经驻华大使批准报送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始终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局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此进入他们的视线。随后，黎成信不断地探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成了叶迪生的一位朋友。为表示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班子的尊敬，黎成信把那份报告给了叶迪生一份。后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启立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看到这份报告，就把报告带回了北京。1986年8月19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他一下火车，就对迎候他的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下面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来投资就比较放心了。”第二天，邓小平的这些话，就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上刊登出来。小平同志的话让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激动万先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如此看重尚在初创阶段、萌芽时期的天津开发区。那时天津开发区的规模小得可怜，刚铺好了几条道路，建好了几座厂房，管委会里连个像样的接待室也没有。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立刻风急火火地装饰了户下合资企业丹华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展厅，用来迎接他们最敬爱的邓小平。1986年8月21日上午，是叶迪生终生难忘的时刻。邓小平高兴地接见了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此时叶迪生已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经理。陪同视察的李瑞环把叶迪生介绍给邓小平，小声地说：“他是49岁的总经理，是技术人才，对国家有过贡献。”小平同志亲切地握住叶迪生的手，微笑着说：“好啊，还很年轻嘛！”那一瞬间，叶迪生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就是眼前的这个人，让他的命运一次次地发生着巨变，让他从社会底层一个备受政治歧视的小人物，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心里藏有许多感恩的话，可惜没有倾诉的时机。他知道感恩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邓小平他老人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进行到底。座谈中，叶迪生和同事们如实反映了创办开发区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最后，有位同志甚至直截了当地问：“小平同志，中国的开放存不存在收的问题?”邓小平始终微笑着倾听大家的发言，不说话，唯有听到这句话时，神色严肃起来，当即郑重地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一句话，说得开发区的建设者们热血沸腾。参观后，邓小平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引进巨人，跨越时空1987年夏天，叶迪生因对国家贡献突出，与其他13位科学家在北戴河再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注：邓小平与叶迪生握手的照片，转年被收进《邓小平》大型画册)。然后他刚回到天津，就接到了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的电话。李铁映问叶迪生：“美国有家大企业，想在中国投资建厂要求是必须独资，你那儿可是一个小‘特区’啊，建独资企业行不行?”叶迪生明知这是一件当时政策还不允许的事情，但还是问了一句：“哪一家企业，非得独资不可?”李铁映说：“摩托罗拉。”叶迪生一听大吃一惊—摩托罗拉，不正是自己在苦苦寻找的“巨人型企业”吗?于是他想都不想地说：“可以，我这可以，独资企业，我这能办。”李铁映一听十分高兴，说：“人家马上就要来了，那我就把他们介绍到你那儿去?”叶迪生说：“对，哪也别去，就到我这来！”叶迪生之所以敢大包大揽，是他断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肯定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早晚政策会开放到允许海外独资企业进来的那一天。而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大企业，一旦投资，规模肯定不是小数，谈判的时间肯定也会很长，等到成熟的时候，估计中国也正好是开放到了那一程度。1987年10月，美国摩托罗拉一位资深的副总裁，带两名高级助手来到中国，经李铁映推荐，实地考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那时天津开发区基础条件实在是太差，连个可供居住的宾馆也没有。对方私下里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宾馆?”叶迪生想了想，觉得塘沽的胜利宾馆还可以，就是远点，而且也就三星的水准。对方说：“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叶迪生带着客人们去了，看过认为勉强可以一住。美国人考察投资环境，会从方方面面分析考察地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考察结束后，考察者认为天津投资环境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让他们深感奇怪的是：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人叶迪生，对摩托罗拉、特别是对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怎么那么熟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让他们对这里有了兴趣。第二年，1988年4月。叶迪生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由美国政府出资，前往美国考察。他被告之，只要不是机密部门，无论他想访问哪里，美国方面都会尽力安排，包括探望他在美国的众多亲属，费用仍由美国政府支付。叶迪生列出了一张访问计划，对方一看，名单上除了硅谷、IBM、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就是美国众多的大企业，其中注明必须要访问的一个就是摩托罗拉。对方关心地问：“你在美国有那么多兄弟，不去看看他们?”叶迪生回答说：“再说吧，恐怕我没有时间。”在美国，叶迪生重点考察摩托罗拉。一回生，两回熟，摩托罗拉负责人视叶迪生为朋友，请他参观自己重要的产品和技术。与摩托罗拉负责人会谈时，叶迪生突然发现对方拿起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大哥大”的东西，手指按过几下，便把它放在耳朵上和不知是什么人通起话来，看着就像是电话一样，但却没有那根拖在下面的电线。叶迪生奇怪，请教对方说：“您用的这是什么?是电话吗?”对方说：“对，是电话，是摩托罗拉研制出来的新技术，无绳，很方便，能和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电话联线。您可以试着用它和您远在中国的夫人通话，就现在。”叶迪生将信将疑地用那个东西拨通自家的电话，真没想到竟听到了夫人的声音。夫人还以为他提前回到了中国。叶迪生激动地告诉夫人说：“我还在美国呢，正在试用一种无绳的电话……”当时中国的通讯水平十分落后，电话即使在大城市里也远未普及。特别是长途电话，打起来非常困难，要先通过本地的长途台与对方城市或地区的长途台联系，对方长途台帮你接通所要电话后，双方才能通话。所以，那小东西让叶迪生感到震撼。无线通讯的技术叶迪生不陌生，但他所知道的都是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而且受到很多局限的，远非那小东西那么灵便和所拥有的强大功能。由此叶迪生更加坚定了要把摩托罗拉引进到中国的决心。回国后，叶迪生把摩托罗拉的情况以及他的计划，详细汇报给市长李瑞环，恳请李瑞环予以支持。得知摩托罗拉是如此重要的一家跨国公司，李瑞环说：“好，就是希望你们引进这样的企业到中国来。等他们再来，告诉他们说，我要见他们。”一段时间以后，摩托罗拉一个7人的高级考察团再次来华考察投资环境。除了天津，他们还考察了中国沿海其他地区，其中他们比较看好一个经济特区，将其列为备选的投资对象。但在天津，李瑞环市长一席话，改变了他们的抉择。李瑞环亲自出面与摩托罗拉的考察团谈判。他问对方说：“你们摩托罗拉可能在中国考察了不少地方，见过了不少的地方领导人，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像叶迪生这样了解你们的产品?”对方坦率地回答说：“没有，他们只说欢迎，但却不懂摩托罗拉，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个摩托罗拉。”李瑞环说：“好，无论你去哪里投资，对我们中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其他的地方，那里的市长要管着上百万、甚至是数百万人口的事情，他欢迎你，但你在他那里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绝对不会把你始终列为是第一号的服务对象。而这里，在天津的开发区里，叶迪生的级别，以及他所拥有的权力，和那些市长是同样的，但他却能把你始终放在第一位，他就是直接为你们服务的，而且他是那么了解你们，有什么问题，他会全力以赴地为你们解决。”接着，李瑞环又说：“中国的法制正在健全之中，在尚未完善的时刻，我相信你们的投资将来会遇到不少问题，遇到大问题时，我这个市长可以帮你们解决，可以直接到北京中南海，亲自向总理汇报。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恐怕就难以做到了，有问题需要逐级上报，影响办事的效率。”相比之下，天津开发区投资环境硬件上虽然较差，但它拥有一个懂技术、懂业务的领导人，还拥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市长。而且美国大使馆也看好天津开发区这块地方。所以，在摩托罗拉考察团最后以投票方式决定对投资城市的取舍时，四比三的票数选择了天津，确切地说，应是选择了天津地区的领导人。事后，李瑞环再次找叶迪生谈话。1992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终于解除了对外商独资企业的禁令，这时与摩托罗拉的谈判也有了最终的结果。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摩托罗拉这个世界信息产业巨头，以1.2亿美元完成了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投资注册手续，成为成功进人中国的第一家独资的、以高科技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此事轰动了中国，也惊动了世界。人生一世，拥有辉煌随后，摩托罗拉一再增资，逼至30亿美元，2005至2006年，年营业额曾达到100亿美元，利润近100亿元人民币！天津开发区因有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移动通讯生产基地，年产手机多达1亿部。更关键的是，摩托罗拉的进入，刺激了其他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积极性。且不说诺基亚、三星等信息产业巨头也都争先恐后地进人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的手机生产大国。就连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也都纷纷进入中国，例如，世界《财富》500强的跨国公司里，64家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陆续投资了139个项目，其中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40个;超过10亿美元的有3个。一晃30多年过去了，叶迪生后来官至天津市副市长。但直到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仍然舍不得离开对外改革开放的事业，当组织上准备给他在另一机构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时，他说：“我哪里也不去，继续留在开发区，给它当顾问。”一次，美国朋友来访，叶迪生带着他们参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他指着开发区壮丽的风景，非常自豪地说：“你们美国人在沙漠上建起世界最大赌城拉斯维加斯，我们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滩上建起了这座现代工业的花园。”骄傲之清溢于言表。叶迪生有理由骄傲，他是创新的开拓者，过去是，现在仍是。那开发区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经二十余年探索、奋斗所研制出来的一项最为辉煌的“发明创造”。来源：《档案春秋》2013年第5期胡德平：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在共青团一百年的历史中，胡耀邦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早在1934年初，刚刚年满18岁的胡耀邦就担任少共中央（团中央的前身）秘书长。1937年共青团改组为“西北青年救国会”后，他多次参加救国会的活动，1939年救国会召开第一届“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胡耀邦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党员不多，多数党员都是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人，共青团员就更年轻了。如果青年人选择了阳光的人生价值观，又有所向披靡的勇气，确实令人羡慕。本文想介绍一下，“五四青年节”定名的由来、第一届青年节庆祝活动和其他重要历史性资料。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今天是耀邦离开我们33周年忌日，怀念益增，特别在回顾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时刻。当我们吃土豆片（potato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延安时期，我党围绕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英勇抗战，坚持抗战，同时也不放松多方面的创建性工作，青年工作就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里说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至于广大工农青年早就积极参加了十年之久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时改为各地的青年救国联合会，这是全民动员抗战的一支积极力量，但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最出彩的还是毛泽东提议举办的抗日军政大学。自抗大三期以后，大量知识青年涌入抗大，尤其是青年知识界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首战平型关大捷，《西行漫记》中文版的发行，充满着好奇、敬仰、憧憬，党中央及时敏捷抓住这一历史节点，向知识青年敞开了欢迎的大门，来者不拒，随到随收，并相继办起了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到1938年底总共学员已达二万多人。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一）今年是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逝世26周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追思、缅怀、纪念他。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不单单是一种礼仪，而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道义和期待。（二）认识和评价胡耀邦，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作为普通共产党人或者说普通公民的胡耀邦，一个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政治家的胡耀邦。作为普通共产党人的胡耀邦，他的人格、操守、品德、修养，可以用纯洁、高尚来作评，足以堪称世人楷模。作为政治家的胡耀邦，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识见、政治坚守，在共产党人的队伍里，也是出类拔萃、高树一炽的。他在长达60年的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政治信念、博大的政治胸襟，光明的政治道德和竖毅的政治担当，集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道德家的优良素质于一身，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当耀邦同志远离我们26年之后，我清晰地感到，耀邦从来就没离开我们，他依然鲜活地生活在中间，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凉热。（三）对于一个共产党的执政者，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区分其是政治家还是政客，是公仆还是官僚的试金石。耀邦同志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团，18岁入党，他从青年时期就确立了为普天下劳苦大众摆脱奴役、压榨和剥削，争取自由、平等和权利而崇高理想，从此矢志不渝，终生坚守，虽历经磨劫，屡遭苦难，也不曾稍有更移。我生也有幸，先后两度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时间长达30年之久。积30年的体察感悟，在耀邦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结构中，他有别于其他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多年前写书法，常常录宋人王禹俏的这首《清明》诗。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借用小平同志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此话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观念思想上的迷信，但还需要说出更多的道理，才能更多地普及全民信任度。

万元也未见归还，是不是也被没收了？以上证据，全悉出自全联法律部的工作记录，但也反映了顾案中历史的真实情况，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有数据、有具体情况，真实的历史也能成为“实质正义”的一个源头，能否采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胡耀邦同志是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1982年9月13日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任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期间，经历了6个春节。其中有4个春节是在基层同广大群众一起度过的。他所到之处往往不是大中城市、富庶之地，而是“老少边穷”等贫困落后地区。他深入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一头扎进老百姓中间，同他们拉家常、议致富、话未来。自耀邦同志开始，这种春节下到基层访问、给群众拜年的工作方式，逐渐作为一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制度延续了下来。耀邦同志的这种“重民、爱民、亲民”的领导方式渐成定制，几不可改。那么，这六七年中，每当新春佳节，耀邦同志究竟身在何方，做些什么呢？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20年前的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一、谈话的历史背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我认为有两次：一次就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就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因而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近期看到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又在新年的一月份看到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还看到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2019年4月，经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复审后，顾雏军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取得的一项可喜的成果，也是我国司法工作一次积极进展。由此，2021年12月28日，广东高院向顾下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顾还有向国家最高法院继续上诉的一次宝贵机会。我认为他还会就他名下格林柯尔系十几家公司的财产权益，有可能继续提出上诉。因为他既是中国公民，又是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现在遇到的法律和司法的矛盾，让人相当纠结。一、广东高院是这次“国家赔偿”的“义务赔偿机关”。广东高院并未对顾名下的格林柯尔系十几家公司做出任何的法律判决，不存在广东高院进行赔偿的问题。顾的财产赔偿标的是这十几家公司中属于他的全部股权，但现已丧失殆尽，此结果是怎么造成的？顾并未要和广东高院打官司，也未要求其对外省司法代行管辖权。但顾名下的深圳、珠海、广州、佛山的几家公司，未经佛山检察、法院判决，佛山公安就将其几家公司的账目、公章全部收缴，财产全部冻结，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财产损失，应该由谁赔偿？广东法院完全可以做出决定，由佛山市赔偿。否则广东省院就失去了义务赔偿机关的起码底线。二、除科龙公司以外，地方和国家法院对顾的其余公司，从未立项，也未进入司法程序，更未做出判决，名义上这些公司还为顾所掌有。其实，这些公司都已易主换人。顾出狱时就已孑然一身。但实际上，顾确实损失了数百亿财产，这也需“义务赔偿机关”对顾的财产标的进行谁该赔偿，谁不该赔偿的法律认定问题，认定之后才有法律决定，若赔偿者不服，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广东高院所要承担的义务，首先是司法服务性的义务，也承担着最高法赋予的司法责任。广东省高院似对其义务的法律认定和决定做出明确区分，否则就会留下一条司法的缝隙。三、那么这些在外省的公司都到哪里去了？可能都被地方政府处理了。地方政府的处理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这些公司已无人经营管理，总不能让企业长期停产，工人失业吧？如果当地政府，当时托管这些公司，或者出售、拍卖这些企业，替顾代管这笔资产，那么顾出狱就会人财两清。如果是被没收了，顾雏军就要和各地政府打官司。这些财产分别立项，起码有二三十件，顾要付费立项也会有两三千万之多，顾即是有三头六臂，对赔偿的要求仍是死路一条。可见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一定要有通畅的沟通渠道，否则也会留下司法的空隙。四、顾案进入所有的司法程序直至服刑期间，为什么他的公司竟无一人为其代理业务呢？因为司法、公安部门在抓捕顾时，又一下子抓了八个公司高管，以后七人于2019年被宣判无罪，所以此案并无一人享有黄光裕代理人处理业务的待遇。这八人都无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可能。结果致使顾的整个格林柯尔系公司全部崩塌。这是否意味着司法、公安部门在办案时，没有顾及企业法人的生存权利。否则就会顾此失彼而留下不应有的司法盲区。1995年1月1日，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国家赔偿法》是一部善法。每次事关此案的开庭都会引起全民的关注。善法就善在，国家对司法机构有了纠错的法律规定，也可以说加重了其自我革命的机制。如果司法机构不竭尽全力为法律进行榫卯对接，那么善法将失去他的法理价值。顾已得到他的人身损害的补偿，非常难得，他的法人财产补偿一分未得，似乎不近情理。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1977年12月3日，我（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正参与主持修订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准备出第三版，供恢复高考后用作教材。李公天（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找到我告知：“外面传说康生妻子曹轶欧已死。”我问他：“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他说：“除恶务尽，康生虽死了，但戴在他头上的几项桂冠依然未动。这样，对曹的讣告也会戴上几项桂冠，这令人太不甘心！到时候了，应该揭发这对夫妻的罪行，公之于众。”我赞成他的看法，当时“四人帮”虽已被逮捕，但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罪行累累，如果不被彻底揭露，必将影响对“四人帮”全部罪行的揭发和流毒的彻底肃清。李公天在团中央工作过，同耀邦同志熟识。我支持他先向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报告曹的死讯及揭发康生的意见。1977年12月3日下午，李公天通过和耀邦同志一起驻中央党校的秘书梁金泉向耀邦同志做了汇报。因这天是星期六，下班后耀邦同志进城回家。12月5日是星期一，我们想第一时间得知耀邦同志的意见，李公天又去找梁秘书问情况。梁秘书说：“耀邦同志说：‘曹哪里死了？没死！’”公天即问：“可不可以揭发康生？”梁回答：“耀邦同志对康生的态度，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事由你们自己定。”耀邦同志在一次全校干部大会上提到平反冤假错案时曾明确指出：“党校也要总结，对于中央党校的领导，在台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着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对他们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此话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决定，由我们自己负责，立即公开贴小字报揭发康生。为了慎重，也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让公天向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冯文彬报告我们的想法。公天见到文彬同志后，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如果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但是现在中央对康生的问题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到16号楼楼内走廊墙上。16号楼是哲学教研室所在地，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样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文彬同志听后，面带笑容地答复说：“这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吧！”想到贴小字报，只有我和公天两人署名，力量略显单薄，于是我们找了教研室同事卢俊忠、毛卫平、吴义生、吴秉元，得到他们同意，于1977年12月8日下午写出了有五人签名的小字报。吴秉元自己单独写一张，都于当日傍晚公开贴在哲学教研室所在的16号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小字报贴出日期署为12月9日，即“一二·九”，好记）。该楼楼门大开，任人出入，方便大家观看。经商定我们认为，康生罪行累累，第一张小字报内容不必太繁琐，只醒目地标出《×××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文中明确指出康生执行的是和"四人帮"同一条反革命路线，罪大恶极，希望中央公开彻底严加处理!小字报贴出后，在全校学工人员中立即引起轰动。消息不胫而走，夜晚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反康生的小字报。随后，16号楼走廊里揭露康生多方面罪行的小字报不断增加，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其他教研室也积极响应，纷纷张贴小字报。小字报从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胡耀邦曾多次视察海南地区，对海南地区的开发建设提出很多弥足珍贵的指示和建议，为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一条以“以开放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开放”的特殊发展道路。1985年12月31日至1986年1月1日，胡耀邦视察西沙群岛，这是我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登上南海诸岛，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政务活动。胡耀邦视察西沙群岛36周年之际，谨以本文纪念之。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三、为人民的服装业进言补台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2019年，在清理母亲遗物时，吃惊地发现了母亲一份手稿，题目是《母亲的心》。稿纸是20行带有小格的稿纸。一格一字，字迹清晰，阅览全文，犹如平日话语，又像流水那样自然。手稿似乎是誊写的，改动之处很少。文稿不知写于哪一年，一直锁在一个保险柜中，她似乎忘了发表，兄妹四人也无人看过。母亲的文稿一开始就写道：“一提到母亲，总使人立即浮现出慈祥、善良、无私的形象，而母亲对子女，又总是充满无限的关怀与希望。”人生在世，谁不想得到母亲之爱，兄弟姐妹之间竟或还有为父母的宠爱不公产生意见，甚至斗气的情况，这都是人之常情。母亲下文写到：“这不论哪个年代，怎样的处境，她们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下我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思想觉悟，都已经接受了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普世观念，但在这方面的心理研究和理论建设还未完全适应时代。这篇文稿或许也是关于伟大母爱主题的一份朴素的材料吧。请允许我把这份文稿的一个小故事实录发表出来，以纪念母亲的百岁诞辰。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从1939年到延安，李昭在这座陕北古城工作生活了六年，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她一心想奔赴战场，认为在战场上最能体现自己的抗战决心，表明自己的忠诚。为了实现奔赴战场的愿望，她和丈夫胡耀邦，做好准备，把出生半年的儿子送给陕北乡亲。李昭知道，一别之后，儿子就长成陕北娃了。其实，她的心是永远牵挂儿子的。丈夫为大儿子取名字1941年秋，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相识相恋结成连理，他们的美满爱情很快有了结晶。1942年11月5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飞飞”（胡德平）在延安中央医院降生了。为孩子接生的是医院妇科主任金茂岳。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李昭告诉他：“你的生日距离十月革命纪念日只差两天。”孩子降生了，起名是父亲的一件大事。以胡耀邦的家族传承而言，这个家族的谱名传承有序，“耀”字辈之后是“德”字辈。然而在抗战中的延安，按谱名为基准取名的做法被革命新风吹去，一切要重新来过。李昭信赖胡耀邦，能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个好名字。给孩子取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胡耀邦的看法，将来革命胜利了，到了建设年代，谱名还是要被尊重的，那要等爷爷来拍板敲定。现在爷爷还生活在湘东大山里，那就先由父亲来起一个名字吧。为了迎接在战争中降临的孩子，胡耀邦和李昭早已讨论过许多方案，很费了一些推敲，直到孩子降生了，名字还没有取定。儿子已降生到这个世界，起名就刻不容缓了。最后，就像许多人采用过的办法那样，胡耀邦拿起一本厚厚的字典，随机而定。竖版字典翻开了，右起第一个字是“飞”。它就被确定为儿子名字中的一个字，小名因此而来：“飞飞”。接着，胡耀邦又翻开一页。这回出现在右页字首的是一个不多见的字：“斿”（音“游”）。字的原意为“古代旌旗的下垂饰物”。定了，孩子最初的名字叫“胡斿飞”，小名“飞飞”也马上叫开了。在延安，没有多少人能念出“斿”字。好在那时候孩子还不用大名，待到上学要用学名也就是“大名”时，已进入新中国时代。大山里的爷爷走出湖南，来到四川南充和胡耀邦、李昭一家团聚，按照“谱名”为孙子定名“德平”，原先名字中的“斿”字不再使用。儿子出生了，胡耀邦急切地赶到医院看望妻子。他对李昭说：“现在我很忙，不能常来看你，就把林汉成留下来照顾你。他年岁大一些，也稳当。”林汉成在胡耀邦当军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就调来当警卫员了，比胡耀邦年轻几岁，四川人，出身贫苦，没怎么上过学。红四方面军长征从大别山西进四川，林汉成就是在这段长征路上参加红军的。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遭遇了惨烈的失败。李先念率领余部打出星星峡进入新疆，保存下来的700余人最后回到延安，林汉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人质朴忠诚，做事尽心尽力，胡耀邦非常信赖他。儿子一出生就面临生存大问题：李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朱仲丽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告诉了丈夫王稼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商量后，吩咐后勤部门，从特批给他的牛奶中每天匀出一瓶给孩子。原来，延安的柳林店和平医院养了一头奶牛，专为病员服务，但产奶很有限。王稼祥在中央苏区被敌机炸伤腹部后身体一直较弱，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后勤部向王稼祥供应一份牛奶。王稼祥匀出来的这份牛奶，解决了李昭的大难题。这时，胡耀邦身边又来了一个警卫员张成海。他刚刚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延安，一时还没分配工作，就先到胡耀邦身边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成海曾担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与笔者很熟，多次说起延安岁月。张成海说，胡耀邦和李昭感情真挚。生下胡德平以后，孩子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李昭亲手做的。她还经常为胡耀邦缝补衣服。李昭还把当年十七八岁怎么也坐不住的张成海，也教成了缝补手艺不错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李昭长期在纺织部门工作。在延安窑洞里给孩子做衣服，或许就是她纺织工作生涯之滥觞。张成海告诉笔者，李昭对她自己要求严格。结婚的时候，她反复向胡耀邦表明，我没有想到会找了你这样一个大干部，不过，我决不沾你的光。李昭说到做到，结婚以后，胡耀邦吃小灶，李昭吃大灶，各吃各的。小灶和大灶的区分就是有一点油水，大灶做菜是一滴油也不放的。初到胡耀邦身边工作的张成海看到李昭要哺育孩子，有一回把从小灶打来的菜拿给李昭吃。她坚决不吃，坚持吃小米饭，熬土豆下饭。胡耀邦知道了，也告诉张成海，严格遵守条令规定。张成海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不久，就调到军委机关去了。经受革命风雨的洗礼从恋爱、新婚到孩子降生后的那段日子，是李昭在延安生活愉快而且有规律的时期。然而革命的洗礼有时非常严酷。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一来，来自国统区的青年学生、新党员李昭不可避免地经受了风雨。李昭按要求写了自传，心底坦然地接受“审查”。没有想到，因为战争环境，要把事情都搞准确很不容易。身为军官的父亲已经牺牲在台儿庄抗日战场上，但是牺牲的详情一直不清楚。母亲高慧兰远在淮北宿县，她的一些早期经历李昭也所知不多。对李昭的“审查”就一天天拖了下来。李昭的女儿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的书中说，当年李昭投奔延安的时候，有一位比她小两岁的初二女生罗健同行。途经洛阳的时候，李昭生病了。情急之下，罗姑娘找到了她父亲在洛阳的一位拜把子兄弟，请求借宿。这位长辈热情接待了一起前往延安的三个姑娘，安排她们住了十几天，李昭的病情由此好转。后来，主人还托人搞到了三张免费的火车票，三个姑娘从洛阳坐火车到了西安。后来有人说，那位接待李昭三人短住的人是国民党洛阳一办事处主任。这下子就引出了一些人猜疑，在整风审干中成了问题。性格倔强的李昭感到极大的委屈和痛苦。她更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胡耀邦。发觉自己的问题被“挂起来”了，她痛苦得病了一场。病好之后，就带着孩子住到招待所去了。临走时，她对负责审干的人说：我要等问题弄清楚了再回来。胡耀邦不时去看李昭，安慰她。他对李昭说，目前的审干过头了一些，但是你一定要经受住考验。调查人员找胡耀邦谈话，询问李昭的情况。胡耀邦说：李昭来延安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她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这是事实。但我从她的历史看，看不出问题。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胡耀邦认定李昭没有问题，审查会有清楚的结果。但在战争情况下，这个清楚的结果什么时候到来，他没有把握。这段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对心理的考验是严峻的。1943年冬，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出现的偏差。12月，中央着手纠正错误。1944年春，毛泽东针对已经造成的危害，向受到委屈的同志道歉。根据他的指示，开始了大范围的平反甄别工作。审干人员对李昭历史的调查有了结果，新四军方面熟悉情况的部门发来了调查电报，证明李昭没有问题。她立即解脱了，回到延安大学继续学习俄文。生活看起来归于平静，但李昭希望上前线战斗的决心却被激发起来。她多次向胡耀邦说，要到敌后战场去经受战争考验，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而且，李昭也建议胡耀邦去敌后战场，到战斗部队打仗去。然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李昭又怀孕了，在1945年2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这次，胡耀邦下定决心要到前线部队去，而且得到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批准。李昭非常坚决地要和丈夫一起去，带上大儿子一起走。刚刚半岁的二儿子如何安置成了问题。半个世纪后，李昭对笔者回忆说：“胡耀邦要上前线，我也想去。因为一旦和耀邦分开，彼此就不知道死活，我希望和他在一起。至于孩子，打仗当然不能带吃奶的孩子。我已经想好了要把他放到当地的老乡家去。”李昭经常对胡耀邦说：我希望到前方做一些工作，不希望关在屋子里当家属。这是我们结婚时候说好的，你一定要支持我。在胡耀邦支持下，李昭找到曾经在同一个支部的陕甘宁青委书记李瑞山说：你帮我找个人吧，我要跟着胡耀邦上前线去，没办法带孩子，想把孩子送人抚养。因为有这个考虑，这孩子到现在还没有起名字呢。这名字大概要由孩子的养父来定了。当时，日本已经投降，胡耀邦肯定上前方，李昭又一次找李瑞山说起送养孩子的事。这次李瑞山认真了，马上张罗，找到了延安城里的南区合作社主任刘世昌。刘世昌是陕北人，妻子生过几个孩子，除留下一个女儿，其他的都夭折了。他一听是胡耀邦的二儿子要送人，马上就答应了。刘世昌前来抱孩子，胡耀邦对他说：我只有三个要求：一、要让娃讲卫生。二、要让娃念书。三、日后让娃自由恋爱。“好。”刘世昌答应了。胡耀邦还提出了第四条：给你的孩子要姓刘，就叫刘胡吧。胡耀邦又想了一下，觉得以“胡”为名实在罕见，马上修改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叫三点水的“湖”字好，听起来像个名字。“行！”刘世昌又答应了。刘湖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了。刘世昌抱着刘湖回了延安城。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半岁的老二离开妈妈了，李昭心里牵挂不已。那天，李昭骑马进了城。延安城里毕竟人多，不知道怎么一来马受惊了。勤务员当时没留神拉住缰绳，那马撒开了四蹄飞奔。李昭的骑术并不高明，吓坏了，心里一阵冰凉。她只听路边的人喊道：“抓住马鬃别撒手，跑累了马就不跑了！”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她只有紧紧地抓住马鬃。果然，跑了一会儿，那马蹄就渐渐收住了。收住了惊马，李昭看望了刘世昌夫妇。这一看使她放下心来。原来刘家夫妇真心待刘湖好，真心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胡耀邦刚刚确定奔赴东北的时候，老警卫员张成海推门进来找他，要求上前方。原来，在军委机关负责会议勤务的张成海听到朱德、叶剑英在商量，要组织一个干部队伍到东北去，叶剑英提议由胡耀邦带队，朱德同意了。张成海立即找到李昭说：“姐，听说胡部长要带队到东北去，也带上我走吧。”李昭的消息比不上张成海灵通，那天还不知道胡耀邦要去什么地方。听张成海这么一说，李昭说：既然你知道这件事，就直接找耀邦说吧。胡耀邦听张成海一说，爽快地答应了：“好啊，只要总司令、叶参座那里放你走，就到我这里来吧。”张成海马上回去找了叶剑英。叶剑英要求张成海再一次明确答复：“到底是不是愿意跟胡耀邦去前方？”张成海的回答一点也不含糊。叶剑英十分干脆地走到门口，叫来了军委秘书黄华，对他说：“张成海要跟胡耀邦到东北去，你安排一下吧。”张成海急忙赶到胡耀邦处报到，两三天工夫就随队出发了。胡耀邦率领的东干队，有400余人，政治工作者多，文化人多，女性不少，编成不一，战斗人员少，枪也少，战斗力很弱，这使胡耀邦肩头的责任变得格外重大。一路上，胡耀邦骑一匹大骡子，李昭乘马而行，还要照顾孩子。胡耀邦随时注意身边的一切。每到住地，他就在油灯下把当天路上遇到的问题写下来，装入信封，交给兵站，让后续的队伍能够预知情况。一路上队伍虽有损伤，但没人牺牲。11月中旬，东干队人员全部到达张家口，胡耀邦住进解放桥路东的一个回民旅馆。几天后队伍继续东行，进入延庆，又折向承德。队伍再往前走就要进入东北了，胡耀邦获得前方报告，国民党军已于11月1日在葫芦岛登陆，逐渐向冀东推进，切断了解放军向东北开进的通道，东干队走不成了。胡耀邦领导一支小队伍到达平泉县探路，结果在路上与国民党军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由此认定，东干队确实去不了东北了，大部分人员只好退回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分配工作。胡耀邦和李昭留在了承德。1945年12月，中央军委指示，由萧克、程子华、胡耀邦等人组成热河前线指挥部，指挥热河独立旅、冀东纵队等部队，与国民党军对峙。随后，胡耀邦被任命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激烈的战斗不可避免，李昭和丈夫在一起，心里并不害怕，反而感到一种欣慰：自己要到战争前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来源：党史博览盛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以后，李昭没有陪同胡耀邦出国访问过，没有以夫人身份出过境或参加社会活动。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84年3月24日，李昭以总书记夫人的身份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一家人。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中曾根首相曾设家宴招待过他。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对等礼尚往来的。这次中曾根来华访问，胡耀邦理所当然地要携夫人李昭及子女、孙辈设家宴招待中曾根首相一家人，类似的家宴，实际是国家对国家的一种外交活动方式。李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总书记夫人的身份出席外交场合，她雍容大度，落落大方地出入媒体的视线，博得媒体好评。她第一次出国，是1980年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出访。完成了访问任务，她利用空隙时间，请我驻日使馆的商务参赞处联系并陪同她专程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参观、考察。从纺织机械的性能、价格、操作原理到设备保养、使用年限等，她都作了全面的了解，学到不少东西，收获很大，还带回了该厂出产的一些样品，高兴地说：没有虚此一行。李昭不尚浮华，拒绝一切不属于她的荣耀，同时她认为虚荣心过强的人是身心不健全的反映。一次，在上海参观纺织科技展览，有的记者为了让她说话，发表意见，一直捧着录音机跟着她。摄影记者为了更多拍到她的照片，把她包围得寸步难行，后来，她无论去哪儿都拉着毛纺专家戴秀生作挡箭牌。1984年她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和会长宋汀出访香港。这次访问，外国媒体误传她是黄美华，山西左云县人，来港时改名叫李昭。境外的摄影记者更厉害，为了拍她的照片，紧追不舍，巴不得把她所有的活动都照下来，她处处躲避，老躲在宋汀的身后，有个摄影记者直接问她为什么躲躲闪闪，不愿意上镜头，老把宋汀推到前面？她指着宋汀说，她是会长，我是副会长，你们应该多拍她的照片，我又没有特殊的地方，拍我的照片干什么？1983年《人民日报》名记者金凤，说要采访李昭，李昭说，我一个老太太，平平常常，采访什么？有什么好写的？她把毛纺专家戴秀生介绍给金凤。请金凤多写大知识分子、大专家。1983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女工程师的道路》就是金凤采访戴秀生后写成的。李昭这样做，是她的性格和人品使然，也是耀邦思想言行对她无形的影响。耀邦当了党中央主席，特别注意家人、亲属在外面的影响。他当党中央主席的当天，就让秘书给浏阳老家挂电话：不准敲锣打鼓庆祝他当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不准挂他的像；不准修缮他家的老房子；不准他的亲属来北京找他办事……一位长期在耀邦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过，耀邦、李昭对子女和亲属的要求，严格得近于苛刻。李昭的小儿子胡德华关心妹妹的学习，希望父母在妹妹考大学时找找人（其实满妹学习很好，凭成绩考取了医学院），耀邦不仅没找人，还上了纲，批评他说，为这种事找人的思想是腐朽的世界观，不要说共产主义，连进化论都不如。耀邦有句名言：在他那里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有！湖南老家一位认识耀邦的干部，见耀邦在家务农的侄子生活上有困难，就主动安排他去国营企业单位当了一名职工。耀邦以为是哥哥胡耀福打着他的牌子托人安排的，哥哥来北京看他，一见面就吵了一架，兄弟俩不欢而散，好长时间没有往来。当地政府按耀邦的指示，把他的侄子退了回去，还将那位“主动帮忙”的干部硬是降了半级。工作中廉政，生活上简朴，这个家庭依然有着浓浓的亲情和温馨。奶奶和外婆去世后，李昭自然就是家里年龄最高的女主人。平时，一家人都是各干各的，很难团聚一次，耀邦当了总书记，搬到中南海勤政殿，吃住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要说团聚，见面都不容易，但骨肉之情、天伦之乐、谁没有？谁不向往？耀邦决定每周六与全家人共聚晚餐，共享天伦之乐。李昭非常重视这顿晚饭，她希望这一天儿孙们都能回来。在延安那艰苦的岁月，每逢节假日与耀邦、儿子相聚，她都能安排得让大家轻松愉快，其乐无穷，何况有了今天这样的条件。每当全家团聚，首先让孙辈们随意表现，活泼可爱。耀邦见了他们就能诱发童心，像回到了儿时的年代，这就会缓解疲劳，调剂、放松紧张的情绪。把爷爷当作保护神的孙辈们，看见爷爷回来，自然是尽情地跳、尽情地唱，和爷爷一块玩，一块笑。爸爸妈妈在爷爷面前，不批评、更不喝叱、打骂他们。爷爷总是护着他们说，还小嘛，总得让他们把过剩的精力发挥掉。孙辈们不知道爷爷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全国青少年的朋友，只知道爷爷是最亲最爱他们的人。见了爷爷都问爷爷身体好，祝爷爷健康。爷爷却说：你们应该问问爷爷的工作好不好哇？还要祝爷爷工作好呀，光身体好，工作不好怎么行呢！见他们祖孙有趣的对话，乐滋滋的李昭比谁都开心，她不愧是这个场面的总导演啊！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李昭参加了开国大典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和南下工作团随军入川，1950年初到川北行署首府南充市任市委副书记兼人事科长。这是她和胡耀邦结婚十年来第一次共事，两人成为上下级关系。

老柯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知道李昭家里人多，开销大，胡耀邦又爱买书，但胡耀邦和李昭都是高级干部，紧一点也不至于借钱吧？李昭看出他的疑惑，马上说：“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着急用钱，我平时没有积蓄。”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一自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来，那些受冤屈多年要求平反，要求落实政策的人，无论是去中组部还是去富强胡同胡家，向胡耀邦申诉冤情，递交材料，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尤其是那些去胡耀邦的家，第一次见到李昭的人，没有想到她那么谦虚、随和、平易近人，那么坦诚，那么富有同情心。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谈到胡耀邦先生的贡献，无论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遭遇来说，都有想法可说。虽然与耀邦先生相隔悬绝，但人类社会中公道是非自在人心。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就被整，那年秋天大跃进中，我们下乡深翻土地。当时全国热气腾腾，只要上头一说什么，老百姓不能稍有怀疑。经历了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的反右，我已经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了。但那时的宣传真是挑战人们的智商，例如普及"超声波"，说这是中国在高科技上的突破，它解决一切问题。协和医院用它治疗疑难杂症，许多病用超声波一超就好了。还有郊区某公社的生产队长，给我们介绍农村运用超声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玉米能长到两尺长，黄瓜长到三尺长，驴七八天不喂，干起活儿来特有劲儿。这些给我造成许多疑问，从小我就是专爱"打破砂锅璺到底"的人，后来看到有疑问的人被划为右派的现实，我学会了忍。可是下乡之后，带队的"营教导员"嘱咐我们要深翻40公分，明年这里是亩产万斤田，你们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觉得很惊讶。他又说试验田要深翻4米，明年要亩产120万斤小麦。我对数字是很敏感的，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就偷偷问老乡，一麻袋能装多少小麦?老乡说，一麻袋可装200斤。我心里一算，这个120万斤得装6000麻袋，一亩地折合6000平方尺，一麻袋装满了小麦，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码1000袋。6000袋就得6层，要码一房高，什么样的麦秆儿能把这么高的小麦挺起来？我们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吃晚饭要开会谈下乡的思想收获，我有点忍不住了，就将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希望领导给大家解释解释。话一出口，马上会上大乱，纷纷指责我态度不对。教导主任抓到这个苗头，引导我说出所有的疑问，第二天开全校下乡同学大会，把我从下乡队伍开除，回学校大炼钢铁。当时有疑问的肯定不只是我，但人家聪明，没说，而我就像童话中无知的小孩。这一年，尽管我在学校化工厂表现尚好，期末操行评定也是"中"（分优良中差劣五等），这是班中的最差生了，如果这一年考大学，一定落榜。高三的时候，赶上一位好班主任，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对当时美学论争十分有兴趣，遇到一些哲学问题就向他请教，因此，我在高三毕业时操行勉强是"良"，我们班有三位"中"，全部落榜。遇罗克与我同级不同班，文理科兼优，就因为操行是"中"，而没有大学上。原因也在于其父母均被划为右派。大学期间与张闻天先生的公子同班，而且同宿舍，睡对头床，同宿舍里我俩聊得来，他在1957年初中毕业后，到茶淀农场劳动了3年，他跟我谈到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总对"三面红旗"的意见。那时已经到了困难时期，没吃没喝是中国人每日每时都在面临的问题。虽然，几乎每天都有假话教育，但现实生活告诉我，彭总、张闻天等人对"三面红旗"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我与几位特别要好的异校同学谈了我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我特别赞成陆定一在一次报告中所说的"贾谊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我认为"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是企图用打仗的方法搞建设，那是不会成功的。异校的同学在院校调整中偶然分到一班。1964年大学毕业思想清理中，被某青年教师发现我们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于是被勒令交代，最终被划为"反动学生"。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是反右斗争在大学生中的继续，从1963年到1966年在全国划了1000多名。我是被公开戴上帽子的，处分是劳动考察3年，到南口农场二分场高校大队监督劳动。1969年后回到学校，1971年分配做教师。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因为与老同学偶然谈起儒法问题和批孔中矛头转向周总理，并认为江青对中国政局作用是负面的。受那位同学牵连，1976年7月26日被判13年徒刑，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1978年平反。从16岁到36岁，我被折腾整整20年。一次凤凰网采访我，谈及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动荡。我说，中国情况很特殊，100多年来社会动荡不止，争斗不止，还没完全走上正轨。政权多次转移，旧的社会解体，但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尚未完全建立。我想，新的社会模式，首先应该是公民社会。前两年，周本顺写文章说"公民社会是西方阴谋的陷阱"。《宪法》中有40多处提到公民，由公民组成的社会，不是公民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现在"江湖"成了流行词，什么是"江湖"社会？在古代它是皇权专制社会解体之后的产物，专制社会秩序解体后，没有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它。因此"江湖社会"的特点是无秩序性，弱肉强食。这是从暴君专制化为"暴民乱治"。"江湖社会"缺少社会公认的一些基本规则，常常凭暴力说话，如戏词所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所谓文明就是遵守规则，力求在双赢博弈中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崇尚暴力。过去有一个时期崇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原是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等人发现的。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是说在财产私有社会中由于剥削残酷、贫富差距加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逐渐成为自觉阶级，从而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做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被剥夺了，实现了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斗争虽有余波，但此时完全能够依靠法律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过去毛泽东设想的阶级斗争要斗几百年，此时所谓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了，它只是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手段了。传统治国是静态治国，所谓国泰民安为统治者追求的理想目标。毛泽东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斗争永存。如果从哲学角度看，可备一说。但如果用来治国，把对宇宙的宏观描述，运用到微观社会治理上来，则国家百姓永无安定之日。因为"斗"的前提是要有两拨人有根本利益冲突，新社会大家都处在无产状态，人们谋生方式都是由国家权力安排好了的（如城乡二分制、单位制等），人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了，他们之间还斗什么？于是就要人为地制造出95%与5%这两拨人来。多数人斗少数人，专少数人的政，给大多数人增加了幸福感。这是动态治国，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人敢这样做。文明的产生有赖于劳动与静态时期人类的思考。枪杆子能打天下坐天下，能干很多事情，但是枪杆子出不了文明。文明的产生要靠生产发展，靠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靠人类总结经验与思考，它是不断积累的结果。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动乱，都是"积累"中断，甚至对以往积累的毁弃。在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中，中华文明没有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还有倒退。从两汉到清末民初，农业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先秦百家争鸣，几乎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能企及的高峰。所以中华文明要攀登到新的高峰，首先要告别动态治国。国家如何治理？社会如何和谐？虽然时代不同了，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想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应该是共同追求的目标。过去斗了数十年，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人人一副阶级斗争脸，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弄得上上下下都不得安生。因此毛主席逝世后，高层领导与民众中皆出现了新的思考，胡耀邦就是这种新思考的重要代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自己的孩子到胡耀邦家征求他对如何治理的意见，他提了3条：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帅说这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的"隆中三策"。我觉得耀邦同志，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要趁此机会，拨乱反正，让国家发展走到正轨上来。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要把过去遗存的问题一并解决掉，轻装前进。应该树立新的起点，这个起点要建筑在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上。所谓政治文明，其核心就是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上层建筑都是为了人而建立的，因此为政必须以人为本。胡耀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再三强调，不整人，不要整知识分子，不要随意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把作者打成反革命。在耀邦看来，要实现宽松和谐的政治局面，不仅中央要有明确的政策，下面具体执行的干部也不能任凭个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他几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并向文艺界领导讲明，文化繁荣有赖于创作自由。本来文艺界是"内行领导内行"，应该是文明的地方，可是他们整人之野蛮，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耀邦特别重视文艺界领导干部的启蒙。因此，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与他对政治文明的向往是分不开的。（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凤凰读书盛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伍精华同志长期担任民族地区领导工作，曾在阴法唐之后1985年至1988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11号文件下发全党。该文件指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重申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6月，中央指示统战部、公安部等5部委召开一次专业工作会议，商讨摘帽具体实施方案，以便统一贯彻执行。但为此召开的烟台会议，就是否平反改正错划的右派，中组部和其他部委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尽管烟台会议对是否甄别平反右派问题争论不休，会后也有不同意见，而此时胡耀邦已经在乍暖还寒的神州大地拉开了平反改正错划右派的历史大幕。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文革”结束后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工作，1978年5月5日他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平反。申诉书后还附了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4人的证明材料。据《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第338页）记述：(1978年)4月中，乔木（笔者注：即胡乔木，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出院了。我见到他就问：“我的党籍怎么才能解决呢？”他理解我的迫切心情，说：“你就写个报告吧！我再写封信，一起交给我院的政治部转给中央组织部。”我抓紧时间写好报告送到政治部。很快，政治部一位处长高凯找我谈话说：“乔木已经把你的报告交给我们了，他自己也写了一封信，要我们一起送到组织部。据我们所知，你是中央机关第一个要求甄别平反的干部。你能再找几个人证明把你划成右派是冤假错案吗？我们想，多几个人证明也许更容易解决。”我说了廖承志、熊复、吴冷西3位的名字，高凯很快请他们写了信，又找我说：“当年把你划为右派的梅益，……已经调到我院来了，我找梅益，他不愿意写”，……她便将我的报告和乔木、廖承志、熊复、吴冷西写的4封信送到中央组织部。5月5日，胡耀邦接到申诉书的当天上午，即开始研究处理温的申诉，认为当年温济泽只因没有完成打5%“右派”的任务，就说他是“右倾温情主义”、“抗拒运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于他不同意在对外广播中播放对“毒草”的批判，被认为是“公然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更是错误的。胡耀邦接着看了廖承志等人写的几份证明材料，都说温济泽是个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虚谨慎，在新闻界、学术界和中青年中都很有声望。胡耀邦当即请中组部的干部找出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看看怎样为这样的冤假错案平反。后来有干部说1962年8月中央有个文件，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所以不能叫“平反”，只能叫“纠正”。胡耀邦说：“纠正就纠正吧！”他立即让干审局唐佩荣征求广播事业局党组的意见，唐告诉他们：“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胡部长研究了他的申诉和证明材料，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能答复。”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胡耀邦当天就指示：“给温济泽同志纠正。”据温济泽回忆：5月5日，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收到我的报告和所附的4封信后，随即找到中组部的一位局级调研员唐佩荣(后调社科院研究生院当秘书长)，要他查查过去毛主席批过的党的文件中，有没有关于搞错了的右派分子甄别平反的批件，唐佩荣查遍了1957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查到有一（文）件中提到，个别确实搞错了的右派分子可以“纠正”，耀邦说：“‘纠正’就纠正。”并且要唐佩荣打电话告诉广播局党组，温济泽写的报告和乔木等4同志的信，中组部正准备批准，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要求他们当天就答复。广播局党组答复同意，中组部很快就批了下来。（见《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第338页）5月7日，胡耀邦对温济泽要求甄别平反的报告和胡乔木、廖承志、熊复、吴冷西4人证明将温济泽打成右派是冤假错案的证明信作出批示：“请审干局办理。（我意不用‘平反’两字，但应同意予以纠正，恢复组织生活。请考虑用中组部名义予以答复。）”中组部于5月26日发出为温济泽平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干审字63号文件》。当日，中国社科院收到中组部文件，院党组要科研局立即召集会议，由政治部一位同志传达该文件。文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同意你们5月5日关于温济泽同志问题的报告，根据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等有关同志证明，并征求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意见，一致认为，1958年定温济泽同志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不正当的，温在思想、工作上有错误，但不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按照中发（1978）11号文件精神，对广播局机关党委原《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泽党籍的决定》应给予纠正，恢复温济泽同志的党籍和组织生活，恢复原级别。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四化建设蓝图。而父亲则是作为这一伟大工程的组织实施者之一，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大舞台上。他的所有党务、国事活动，都是围绕着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进行的。父亲说：这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然而，改革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跋涉。1979年元旦过后，父亲就来到了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面对着境外的繁荣景象思绪万千。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规律可循？难道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借鉴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增值的某些方法？

在与胡耀邦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胡厥文更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念：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党在前进中能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坚信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成功。1984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西藏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这是中央众多历史文献、众多改革开放及民族工作领导人高度肯定、赞誉的历史事实，也是西藏200万人民以及各级藏汉干部感同身受的人生经历。胡耀邦为这个历史转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悼词对胡耀邦在民族工作方面的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中央悼词说：胡耀邦为“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鉴于多年来众多读者不了解中央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不了解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与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进藏代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之间的关系；内调工作实质上是中央推动西藏改革开放全部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内调工作的肯定和赞扬，也是对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万里进藏考察工作作出的一系列决策的肯定和赞扬。若干读物和流言误导了一些舆论，党和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为此，笔者不厌其烦汇集了文献中有关领导同志的一些提法，详细列举、不厌其详，以正视听。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2015年11月20日是改革领袖之一的胡耀邦百年诞辰。著名评论家马立诚特为搜狐财经撰稿，讲述胡耀邦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段往事。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人是一种生命体，良知是人的生命中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意思是不用思考而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就是良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曾子说的自省也是良知，就是说，我们天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2003年7月5日，是于光远先生88寿辰。在一个小型的生日聚餐会上，我写了一联送给先生：“相约食坊谈米事，再聚书斋论杂文”。在中国传统中，88寿被称为米寿，因为“米”字由“八十八”三字组合而成。上联中的“米事”，便因着这个说法，同时也因应着餐厅聚会的场景。下联的“杂文”的“杂”字，我刻意写了简体字，因为简体“杂”字恰恰是“九十八”三字的组合。“杂文”一联既是祝先生高寿，也是实写他的学术风格。许多年前，经济学家董辅礽称光远先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此说迅速流传。韦君宜曾撰文《杂家于光远》，称先生是“杂家”，先生有时也打趣地如此自称。当我把这个对联给先生看时，先生哈哈一笑，并说，10年后你再写一首“沁园春”。我曾经写过“沁园春”送给先生，这是他笑后那句话的由来。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光远是2013年9月26日凌晨走的，他1915年7月5日出生，享年98岁。安息吧！光远，你是一位杰出的跨时代而又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博学多才、睿智勤奋的科学家；你以自己渊博、敏锐、勤奋、宽厚的强大人格魅力，获得了众多的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在经济学浩瀚的大海中，你以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为己任，独立思考，不断探索，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冲破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是构建经济学新体系探索道路上斩棘者；你以敏锐的思维见解，不断提出经济理论的新思想，是改革理论的开拓者。经济学界公认，光远是经济学界一个时期的一面旗帜！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专业学生，有两本教科书：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另一本就是于光远与苏星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变迁，他所编写的教科书及其观点，可能已渐渐被人遗忘。可是，这部适合中国人自己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所使用的范畴、概念以及对经济规律运行的描述，为数千万经济学家奠定了经济学思考的基本功。我在学生期间，就认认真真的学习了于光远、苏星合编的这部经济学教科书，把握了经济学思考的基本功能。文化大革命前，我经济学本科毕业，虽然进入了科学院，但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中，不得不去农场多年种红薯。70年代，由转至京城粮食仓库，严寒、暑天装卸火车、堆码粮囤，虽然说很接地气，获得了深深了解中国社会的的机会，但却也很苦，200斤的粮袋能扛起来上粮囤，对一个文弱书生来说，也得好好练练啊！但那时，我仍念念不忘爬格子，70年代中期，正值世界发生能源、粮食危机，我苦苦思索，撰写了世界粮食问题、世界能源问题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不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传到了光远的案头，他很是赞赏。1976年左右，于光远所在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奉邓小平的意愿，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杂志，除从本学部调人外，也计划从全国选调人才，准备组调10名年轻的记者、编辑。我被光远选中，他指令《思想战线》编辑部将我从粮库调回编辑部，让我从装卸工直接转成了学术刊物的编辑，这是我人生轨迹的一大转折啊。对此，我很感恩！筹备中的《思想战线》杂志随着“四人帮”的“批邓”被夭折了！但不久，“四人帮”也垮台了，其控制下的口舌《红旗》杂志的编辑骤然停摆。我有幸被调去《红旗》经济组做编辑工作，安新的指导思想继续《红旗》刊物的出版。但我的兴趣一直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后来找机会调到了经济研究所，有幸随孙冶方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这期间，孙冶方以深邃严谨的经济学思想对我进行经济学的再教育，光远以敏锐博学的多学科知识对我进行脱毛式的补课。可以说，那几年是我思想更新、知识累积长足进步的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界从冬眠中渐渐苏醒，经济学界首先掀起了思想解放的运动。那时，光远充分发挥了他的学术组织才能，组织了许多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学理论问题讨论会，诸如：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社会生产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消费等问题；还举办了多种学术报告会，倡导发展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生态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等，这些学术活动对推动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多数活动我也都有幸参加了，受益匪浅！就经济学而言，光远对中国经济改革起着理论开拓功能的经济学思想基本上都凝聚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其中就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等。他走了，这几天，我怀着一种深深地追念，将这七部著作排列在我案头，一部一部重新翻阅，感触刻骨幽深，这里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经济学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是光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多次学术报告、对外学术交流、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大论题。这一论题的核心是在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应该作为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来理解，这个“主体论”曾引起学界的激烈争论。首先发生在对“主体”的理解上。从哲学的意义上，要讲“主体”，必然要论及“客体”，质疑者总是问：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体是什么？进一步还质疑说：如果把主体理解为起主导作用的成分，那么非主要的部分又是什么？因此，学界不少同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实际上就是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倒过来的意思。光远对这种质疑很宽容，他从经济思想发展史做了详细的论述：20世纪初，列宁最早给市场经济定性，说他是一种“无法消灭不平等的剥削”；而计划经济“才可能消灭剥削”，所谓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就是由此开始的；进入50年代，学界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性质的认识有所松动，但市场经济存在的范围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列宁的论断仍然控制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界。但进入70年代，市场化改革成为世界潮流，转型国家的改革在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首先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决策思想。以中国而言，1984年10月，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商品经济”，明确的提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更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计划与市场都覆盖全社会，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但是，左的残余势力仍然死死的守住列宁早期的思想，一有风吹草动，就要诋毁市场化改革，他们在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重点依然是计划经济，不同的是，他们打出了有计划地商品经济的旗号，以此极力诋毁市场经济。针对思想界的这种情况，光远说：与其让他们钻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空子，倒不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其要旨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再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局面，整个社会经济只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成了主体，但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市场经济也是有计划发展的。这个有计划发展的主体不是别的，也正是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国的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显得不够鲜明，但“主体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所起的思想推动功能仍不可磨灭，一是在8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给市场经济改了姓，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脱钩，颠覆了列宁最早的定义。二是鲜明的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这在1992年10月的十四大前，起到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功能。年青的一代经济学人可能还不大清楚那段历史。那时在极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谈市场，是会有血的斗争。有理论家就公开说：搞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搞私有化，要取消计划管理，要实现西方的和平演变，更有甚者竟然断言：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那时讨论市场经济，真是充满了刀光剑影啊！现在看来很荒唐，那时一些人却觉得自己很革命！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光远明确表示：我拥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提法。而且认为要积极开展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教学和传播工作；要花大力气推进与子相适应的社会观念的变革工作。其中有件大工程是组织经济学界同仁编撰了大部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著作，收录了吴敬琏的4篇、厉以宁的4篇、龚育之的3篇、光远本人就撰写了8篇，都是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术文章。我有三篇文章也有幸被选中编入书中，一篇是《中国经济改革大趋势：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1992年6月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学术访问的演讲稿，发表在《工业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另一篇是《经济改革理论的新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载《江淮论坛》1992年第10期），还有一篇是我阅读国内外文献时，对不同国家经济学家对商品、商品经济以及市场、市场经济含义的论述资料整理。光远说：“本书是一本经济学家集体创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现实意义”（详见于光远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1月）二是提出“社会所有制“理论，批评了全民所有制的弊端，为国有经济改革拓展了大思路。光远费了很大的精力，从德文的翻译中来把握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这在我国经济学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光远在考证中发现，“公共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是非常严谨的。当他们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是对古代公有制的否定的否定时，使用“共有制”这个概念；而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时，他们非常严格而有异常明确地使用“社会所有制”。他特别强调，在讲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时，只有准确的使用“社会所有制”，才能真正反映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他在多种场合批评说：翻译界把“公共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统统都翻译成一个词即“公有制”，这是不对的！光远认为，“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而不是基本形式。原南斯拉夫就把这个理论问题搞混了，因而出现了一些弊端。作为社会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首先，如何看待“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概念，其发明权归属列宁，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长期实践中，所谓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根本不能由全体人民来支配，全体人民在经济上也不能实现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全体人民也不能从这种所有权中获得经济利益。实际生活中，所谓全民所有制，实际上都是由国家来支配的，而国家理所当然的以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代表来获取经济利益。所以，准确的说，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当然，国家所有制能否称得起是不是具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前提是：这个国家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否则，国家公务员行使财产所有权的功能，要比私人资本家还坏！他们从国库、企业中捞取财产，比私人资本家从自己的钱柜中提取还顺畅。所以，应该说，全民所有制，乃是一种虚拟的概念。其次，如何看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要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如同国家所有制一样，按教科书说：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前提条件，要首现有合格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否则，那仍然是一种集体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种议论的根据仍然是列宁在《论合作制》中的有关条条。对此，光远很不赞成。但他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结论，只是说提出了问题！第三，光远认为：社会所有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问题。但其基本形式，未必都一定要体现基本制度的归属性。他指出：转型国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有可能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都不占据主要地位，光远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指出：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通过横向联合、合作组建了新的企业，会比原来比较单纯的所有制企业的资产组成变得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种新的财产组织形式会越来越多。因此，社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组成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组织形式！这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光远在提出社会所有制概念时，还对最基本的概念做了研究，比如：所有与占有经济学含义，提出“使用中的占有”、“经营中的占有”、“所有中的占有”之间的经济学界限，这对清理“穷过渡”的祸害以及维护产权改革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提出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理论，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光远对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理论的提出，有个简单的回顾：他在《论中国经济50年》这部著作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早系统提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苏绍智、冯兰瑞。我把他们的思想概括为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是我力争把“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几个字写到《决议》第33条中去的。1982年，我参加胡耀邦在党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时，我再次提出写进了“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形成的文字也比较满意。但这两次我们能做到的事只是把“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提法写进了中央的重要文件，后来，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有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其中也讲到了“社会主义初阶阶段”，但在起草过程中，不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初阶阶段是个涉及全局的大问题，在这个决议中没有深入发挥论述是个明显的缺点。因此，主张将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去完成。这个任务就落在赵紫阳的身上。1987年，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他想在十三大整治报告中“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赵紫阳还提出：“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经三次出现，但都没有发挥。”邓小平同意赵紫阳的看法，因此，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全面的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88年，光远亲自执笔，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年8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他从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全面而系统的重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问题！1994年，光远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教训，写过一篇短文：《三个“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看到了这篇短文，希望能写成一部专著。光远答应了约稿，但却“不想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因此约请了何伟、晓亮，还有我，共同来撰写这部巨著。光远召集我们谈了他的基本思想，我们四人中，光远是我们的老师，但他虚怀如谷，宽以待人，开宗明义说，我是这部书稿的主编，但也是四个作者之一，按照写作分工，我撰写第一篇，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篇由晓亮写所有制问题；第三篇由何伟写分配问题。待我们大体完稿后，由光远写序，对全书有个交代，而且明确要写一篇有实质内容的“主编者言“，占用的全书总篇幅的十分之一，说：“我写的文字长度相当其他三位经济学家所写总和的十分之一。他撰写的“主编者言”其中有一段话非常感人：如何在一本书里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他说：“在这部书稿中，我以外的三家各写一个题目，彼此观点上交叉的观点不会太多，因此，实行双百方针主要在我与别的三位作者之间。人们以为作为主编的我想在一部书中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本人无此主张和要求。三位作者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对我很了解，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谨以此书祭奠曾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我们的伯外公孙谏声和外公孙树声。明年适逢母亲孙铭的百年诞辰，出此书，也意在缅怀我们深爱的母亲。母亲曾说过，外公孙树声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为其兄弟俩家子女分别起名为：孙纪严（孙谏声之长女，严，即为父亲意）、孙纪滦（为孙谏声遗腹子）、孙纪州（孙树声之长子）、孙纪芳（孙树声之长女，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孙铭，我的母亲）、孙纪芬（孙树声之次女）、孙纪伯（孙树声之次子）其意在：纪念滦州起义，伯父芬芳。足见前辈对滦州起义和烈士壮举，刻骨铭心，希冀辈辈相传，永世不忘。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订阅请点击上方蓝字“百年耀邦”于光远同我是亲密战友，他又是我的领导、老师。这个亦师亦友，又是同事的关系，持续了60多年。历经大风大浪、滚滚波涛，情感愈益深厚。如今他溘然长逝，使我深深感受痛失知已的悲哀！这几十年，我们相互支持，他对我的帮助很多，特别是在我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工作之后。（一）使我有机会接触、融入我国经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