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孙冲亚: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一、数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同数字技术的时代“共谋”二、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三、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安全构筑路径注释:①《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②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③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④肖玲:《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技术哲学元问题研究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⑤严运楼:《当代西方左翼关于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⑥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掠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参考文献:[1]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685页.[2]在新自由主义样态的帝国主义中,"剥夺性积累"具有两项任务:其一,释放廉价资产,并为吸纳剩余资本提供广阔的空间;其二,将已经贬值或即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有针对性地投入最为落后和脆弱的国家和群众之中,压榨出最后价值.大卫·哈维认为,这种方式可能增加资本主义内部成本,加剧国家间竞争,而最终的受益者却是跨国公司总裁、金融家和食利者等阶层.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3]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4]参见严运楼:《当代西方左翼关于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5]参见姜安:《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6]参见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掠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7]参见韩源、张林:《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9]参见孙冲亚、高福进:《革命文化认同的逻辑、挑战及其推进路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10]参见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14]参见王贤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技术异化挑战——基于智能算法推送的信息传播效应》,《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16]参见郭晓冉:《文化消费主义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危害与应对》,《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17]参见姚文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对当代中国文论重建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18]殷文贵:《文化消费主义的存在样态及其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0期.[19]参见臧传军、刘昕霞:《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研究》,《人民论坛》2013年第8期.[20]参见杨嵘均、吴悠:《论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风险及其调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21]参见毕宏音:《网络舆情的基本共识及其动态规律再认识:多维视角考察》,《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页.[24]参见肖玲:《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技术哲学元问题研究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25][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文章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