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治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层法治研究所官方微信，主要推送本所土地制度、信访问题、乡村司法、村民自治、基层执法、群体性事件、传媒与法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社科法学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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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治”特推送著名法学家顾培东教授的文章《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与诸君共勉！让我们一起为寻求当代中国的法治共识而携手努力！感谢顾培东老师及《法学研究》授权推送。

而且，指出这些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应当学习美国等西方法制国家。恰恰相反，中国也正在学习，我也赞同和支持，出于回答和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例如，前面提到的规训化的、常规化的政治过程对法官构成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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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研究分析中国法律中的中国元素，分析其中内含的当下和最近的、将来的合理性。提出我们的结论和建议时，要有更多的建设性，考虑在哪些问题上需要体现、保留甚至加强中国元素，以形成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

familias），是费孝通的“绅士”（gentry），还是杜赞奇的“经纪人”（brokerage）？或者，就是共产党通过“暴风骤雨”和“翻身”培养出来的新农村“干部”（cadre）

萧武，甘肃庆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毕业，从业媒体十余年，现居上海，《经略》编委、经略研究院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长期关注传媒法治、三农发展、国企改革、国家治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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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民意的充分表达，就需要健全人大代表与选区选民的联系制度，让人大代表能够充分收集和反映选民的意见。这也意味着信访改革应与人大改革同步，例如，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的直选范围、进一步推行专职委员制度。

在模糊空间内，双方各执一词，民警只能“和稀泥”，劝双方各退一步。但是效果很小。民警一方面很难处理，另一方面在处理不了时无法终结，只能一次次出警，然后不断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警力被低效率消耗。

李斯特：冯老师，刚才您提到经济学，我想到中国现在很多学科（包括经济学）都在非常高调地谈“中国模式”的问题，但是法学在这方面显得比较保守，基本还坚守着“向西看去”，这种执拗的保守品性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