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一说“法治”，就以为只有一种，就是三权分立那一种模式。我一直保持一个中立的观点，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法治模式，封建社会也是一种法治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

这就是学术人格、学者尊严。学者要有学者的人格尊严，良知则是人格尊严的内在依据和保证。一个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人，是无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学术研究也是做不好的。人格尊严是要自己维护的，不能靠别人。

作者简介：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的民族制宪权理论一切政治秩序的内核都是“统治——被统治”，从主体的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官——民”的结构，而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是否有一条关于合法而稳靠的政权的法则呢？”卢梭天才地把“官——民”对立的结构，或者说传统的压迫型结构转换为一个辩证的结构：“主权者→政府→臣民”。之所以说这个结构是辩证的，是因为其中的主权者和臣民乃是同一群人民的两种身份、两种心态，也就是说，人民以两种身份和心态对立于政府。他发现，维持政治体健康的秘诀是在“主权者——政府”与“政府——臣民”之间维持平衡，他把这个规律公式化为“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的连比例定律。在他看来，要尽量延长政治体的生命，人民就得经常集会，行使主权。而每次集会都必须以对两个问题的表决开始，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在我看来，这就是纯粹的人民制宪权的例常化。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Rousseau’s

作者简介：赵汀阳，男，广东汕头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长城学者。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转引自爱思想网。【内容提要】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以“变在”为方法论的存在并不划界以守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不断扩大。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方法论，就预示了中国之命运：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于是，中国形成了经史为一的精神世界：以史为经，史不绝则经可续；以经开史，经循道而史作实。因此说，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现代中国的生活、制度、思想和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西方的当代性，大体上从属于西方之“今”的历史时态，大多数中国传统都已经基本上变成“古”，唯有中国之存在方法论，或者作为方法的中国，一直保持属于中国自身之“今”的历史时态，中国也因此仍然是中国。【关键词】

Parlamentarismus）明显主张改良而不是废除魏玛的议会民主，通过区分自由与民主，想为稳定同质的政治秩序保留足够的空间。况且，施米特对自由与民主的区分完全不像哈贝马斯（Jürgen

中国哲学的中心是所谓儒、释、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佛教是来自印度。而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道德宗教，重点落在人生的方向问题。几千年来中国的才智之士的全部聪明几乎都放在这方面。“生命的学问”讲人生的方向，是人类最切身的问题，所以客观一点说，我们绝对不应忽略或者轻视这种学问的价值。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

中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黑格尔这样评价孔子：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所谓“哲学”只是一些道德教条，而不是“思辨的哲学”。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思想代表德里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了系列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接着又补充说，思想和哲学并无高低之分。显然，他的补充是对咱中国人的安慰，以抚慰中国人那敏感易碎的自尊心。当代一些学者如黎鸣先生等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些说法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要说中国完全没有哲学，可能太绝对，但中国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和思辨的哲学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以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冯先生的话可以概括为两点：中国哲学不善于论证；中国哲学不成系统，简单零碎。是为中国哲学之缺陷，而不善论证、缺乏思辨正是其中之一。后人常谈论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体系或是系统，但是所谓道家和儒家的哲学体系是在后人不断地解释、添加（添加自己的思想）以及改造（按自己的喜好去解释甚至是篡改）中建立的，他们的体系是后人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到了近现代，则是把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套在西方哲学的形式上而已。而在孔子和老子那里，其著作本身是不够系统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确实存在概念模糊、不善论证的缺憾。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基本都是模糊的、含混不清的，他们很少给一个概念做出明晰的定义，“……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概念）之中。”[4]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后人可以对这些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随意地解释，以至众说纷纭，观点林立，越说越糊涂。比如，儒家常讲“仁”、“义”，什么是“仁”，什么是“义”？道家讲“道”，什么是“道”？都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林语堂说：“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中国的哲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孟子、荀子、庄子都是如此，比喻、寓言等手法的使用都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是不能证明任何观点的。所以说，中国人心目中最雄辩的孟子其实是最不讲“理”的，他的论证不是思辨，而是诡辨。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虽然在文学上产生了迷人的效果，但在逻辑上却是一个缺憾。而更早一些的哲学家们则根本不去论证，直接就说出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它就是正确的。比如老子、孔子的言论都是如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呢？他们很少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但是，“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语）以下是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中国哲学的评价的节选。黑格尔对中国所谓哲学的评价是致命的。

文章导读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下文归纳整理了柯华庆教授文集，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学、法学、综合各类文章，建议收藏，欢迎转发、分享、评论互动！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守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运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创造简明的新概念、新命题，建构符合事实、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探索为中华学者建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中华学者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学者自身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初心。守正创新首先需要心正，也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读书人一直自视甚高，总觉得高人一等。西汉时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皇帝与儒家贵族共同统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封建制度。儒家贵族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叔孙通语）。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与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没有将知识阶级当朋友，甚至于将大学教授当敌人。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堪忧，被称为“臭老九”，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大转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中国读书人从原来以读古书“之乎者也”为荣变为现在以读洋书“马曰美云”为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读书人的悲惨经历为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学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精华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自由主义，中国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大学教师的共识。中国读书人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其次是科学精神。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科学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应该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找出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做学问，有三条基本要求：一、没有问题，不写论文。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二、没有新命题，不写论文。任何新的理论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是分层次的，有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命题有公理或假设和推理产生的次级命题。理论体系由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建构而成，新的理论从新的命题开始。译文或者介绍评论不是论文。三、没有论证，不写论文。论文不是随笔散文。论文是论证新的命题。论证是基于事实产生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通过逻辑推理支持的，而非仅仅引用经典进行论证。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引用已有成果，但引用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同，而非作者的权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和逻辑是最大的权威。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只是以西方书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古书所记载的是适合古代的知识，洋书所记载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只沉浸于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是决心。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学者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神贯注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终生一无所获，理论创新的风险远远大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将新时代守正创新学者的宗旨表述为“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高举主义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贯通，创新文明就是创造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原则建构的大一统皇权，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制度，领先世界两千多年。鸦片战争中，中华古文明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留恋中华古文明。中华民族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世界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应该以“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规治党”为原则建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守正创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守正创新不仅仅是学者自身能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为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时有初心、决心、科学精神、愿意进行守正创新的建构型学者自然不在少数。学术制度好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守正创新，学术制度坏则大大减少守正创新的学者。首先是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需要真正认识到守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信息社会中知识创新是引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应用知识上有独特优势，但在创新知识上有待改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如果说共产党是大脑的话，那么知识界就是心脏。大脑和心脏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大脑，人的大脑就是一台活生生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需要输入和输出，神经从遍布全身的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以提供输入信息，通过发送信号告诉身体要做什么来提供输出信息。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不间断地由周围空气供给它们氧气，没有氧气，大脑中的细胞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为了保证氧气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配合。心脏是供应氧气的发动机，心脏是否强壮是判断身体是否健康的关键，信息社会中新知识的创造是社会活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奉行自由主义，但知识界的创新必须有守正创新自由。当前的中国知识界要么是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领导人的讲话，要么是搬运西方理论，不能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发展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党对知识界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给出底线和自由空间，避免“一放就乱”和“一收就死”两种极端。当前，一方面，习近平将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另一方面，官员们明哲保身，除非党中央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不敢有丝毫逾越。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也应该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知识界的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开设“特区”，这种“特区”是“群体特区”而非“地域特区”，形成既有守正创新自由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泛滥的知识分子制度。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关于知识分子的党规和国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为守正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让创新性人才全神贯注于事业。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建立尊重人才、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制度的原则很简单：让其全神贯注于事业。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在于金钱激励和社会地位激励。真正的学者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安贫乐知”，但学者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需要解决温饱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问题和获得社会尊重，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荣誉上奖励在守正创新上取得成就的学者，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样的工作。“学而优则仕”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按照常识，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当了官，用在学术上的时间精力必然减少，学术成果必然减少。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守正创新要求破除“学官”掌握学术资源的制度，让学者的归学者、官员的归官员，从而使得优秀学者不再趋之若鹜晋升为“学官”，而是全神贯注于守正创新。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2020，转自新少数派—End—荐读：柯华庆：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荐读】程迈：中共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初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7大观点李泽厚的哲学探索德里达

Spectral)：“它也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作为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劳动总和，这种关系存在于生产者之外。通过这种置换法(quid

转自想当国师的哲学家，图文版权均属原作者，如有侵权请告知荐读：柯华庆：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荐读】程迈：中共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初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7大观点李泽厚的哲学探索德里达

转自哲学王，图文版权均属原作者，如有侵权请告知荐读：柯华庆：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荐读】程迈：中共党内治理秩序国家化初论徐爱国：西方政党法律规制的历史溯源李泽厚的哲学探索德里达

转自党规研究中心，图文版权均属原作者，如有侵权请告知荐读：柯华庆：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徐爱国：西方政党法律规制的历史溯源荐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作者简介目/次一、问题的提出：方法论上的变革二、前现代社会的党派政治三、议会政治与现代政党的形成四、政党与宪法化运动五、构建政党的法律体系六、简短的结语

中国第一本《党规学》适合哪些群体阅读？党规是法吗？《党规学》是第一本系统论述党规理论和部门党规的教材，是对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探索。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决定的。当我们将党规放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来考察时，党规研究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作者：党规研究小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ISBN：9787542664877微店购买码《党规学》是一本学术著作你可以把《党规学》看作一本学术著作，该书探讨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党规的效力来源、党规与国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领导党区别于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因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领导党既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又有道德上的进步性，以整合多元利益、引导人民。基于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先进党和变革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党。一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必须以法治的方式去保障实现，所以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中既包含国法也包含党规，以达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党规学》是一本实践指导你可以把《党规学》当作一本实践指导，作为日常学习和工作的参考。《党规学》系统性地总结了党规功能、规范、制定、执行和解释适用。第九章（党规的运行）将党规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分为立规、执规、司规、守规四个部分，分别详细介绍了各部分的概念、原则、主体、程序等；第十章（党规的适用）主要介绍党规在具体案件中是如何被适用的，分为党规解释、党规推理两个部分，介绍了相应的概念、原则和方法。《党规学》还对部门党规中的具体制度作了详细、系统的介绍。第十一章（党章）论述了党章是党内的根本法的性质，并介绍了党章的历史和内容；第十二章（党内法规）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三个方面，对党组织的构成、关系、职能，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党的监督主体、内容、方式、监督保障作了详细的介绍；第十三章（党导法规）介绍了党导法规的概念、特征和分类，并对其中具体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具体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有些概念和观点具有独创性，是建立在对现实中党规规范的研究和党规实际运行情况的总结之上的，而不是对法学中的某些概念、说法的简单套用。例如：第六章（党规规范）提出党规规范中特有的信条性语句；第七章（党规的渊源）对党规效力来源于宪法的讨论；第八章（党规的效力）对党规的认可效力、规范效力和实际效力的分析；第九章（党规的运行）将党规的执行方式分为自行执行和监督执行等；第十章（党规的解释）对现有党规解释体制的分析，等等。

李泽厚先生曾在一次谈话中说到：“2008年11月《读书》杂志发表了丁耘的文章《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其中有五个字我特别欣赏，那是‘必要的余事’。他说我提出了一种哲学，但既没有做现象学的大量描述，也没有做仔细的分析工作。他说中了要害。在哲学上的确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没有做。他非常好意地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开端来说，接下来的工作，也许只是必要的余事而已。’虽‘必要’，毕竟是‘余事’。但使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很看重这个‘必要’，但已没精力做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2012）对此，丁耘教授说到：“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做这个余事。”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丁耘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盖有以焉。人间之事，凡三十年大概可作一小结。检讨这三十年前后的思潮兴替，对于不断流变、纷繁复杂的实际历史过程而言，是一条比较简明的考察线索。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为什么恰恰是这四人在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改革决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除了大决裂的时刻，新时代当其酝酿期间，必然要同旧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积极的联系，要从老经典那里挖出新可能。因而毫不奇怪，为了抵消在正统解释下几全无生气的老年马克思，知识界发现了作为《巴黎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他给七十年代末带来的刺激叫做“人”。实际上《手稿》里的这个概念本属费尔巴哈，在当时更是被塞入了不少卢卡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的联姻注定是短暂的。除了少数人取道《手稿》终生周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卢卡奇化的马克思的崇拜者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挖掘对象，这就是李泽厚化的康德。

因此，这个弟子便在这两位大师之间进行选择并选择了自由国家的思想家。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不仅是选择了基督教传统，而且也是选择了本质主义的传统，而不管本质主义与最重要的基督教精神是否相互一致。

邓小平生前10点警告，直击今天中国最大痛处近些年来，类似于社畜、打工人、996、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拼多多女孩猝死、内卷、躺平的字眼或新闻，每每总能在中国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共鸣。究其根源，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严重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弱势群体缺乏有力保障、资本霸权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的焦虑和不满情绪尤其突出，他们切实体会到生活不易，残酷发现奋斗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甚至努力一辈子都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而回到小城市，又非常缺乏工作机会。两难之下，年轻人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蔓延。当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由此，他在总结过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因应当时贫穷落后现实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如果说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主要解决的是普遍贫穷落后的问题，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极大发展，那么今天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先富带后富，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让所有人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唯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才更加具有道德感召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0年就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今天给各位读者分享邓小平生前的10点警示，对于当下中国解决现实问题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警告一

薛华讲黑格尔的《法哲学》序言高全喜（主持人）：今天我们请薛华老师来讲一下黑格尔的法哲学。薛先生，在我看来，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领域里，是我们老师辈里的NO.1。薛老师才从德国回来，刚才在路上还说，对国内的一些生活还没有习惯，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这次端洪老师想请薛先生把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相关联的德国十九世纪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系统地讲一下，以及对当今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的政治法律哲学的背景作一些介绍，今天是开场第一讲。下面就欢迎薛先生！薛华（主讲人）：首先，我对请我到这个地方来讲课表示感谢；同时心里面也有一些犹豫，因为现在感觉跟不上时代，所以也不知道讲些什么，该怎样讲。刚才他（主持人）说得有点夸张，我不管怎么说，还是在中国和德国之间来回走，还没有太德国化，还是中华大帝国的子民；但终究还是有个适应过程.这样的话，讲到什么尺度、从哪个地方讲，可能有些问题，希望大家留心，我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当场就指出来，这样对我也是个帮助。实际上我来这个地方，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就是看看大家在做什么、想什么。另外，国内研究黑格尔的，直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是贺（麟）先生，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上贺先生的步伐。贺先生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他曾说过，“你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你觉得困难了，怎么解决这种困难呢，你就看看年轻人，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对待困难的？”我觉得这句话，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但是从经验来说还是有道理的，需要向年轻人学习。贺先生的这个说法的来源，当时他也没有说，我们那时年轻，在老先生面前也有点胆怯，不敢问“你到底根据什么这么说？”但恐怕的话，我想还是和黑格尔有点关系，黑格尔这个人向来对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可以说，他的哲学里头的一大部分，就是从年轻人的思想、生活或理想来定向的，在法哲学中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些话是我附带的话。关于《法哲学》，我也谈不上专门的研究，就是点点滴滴。过去在研究生时期，当然这是必看的书，先读中文的，再读英文的，完了再读德文的，读来读去处于一种糊涂状态；后来到了七十年代，国外研究法哲学出现了一个高潮，比较重视黑格尔的《法哲学》，我也进一步的学习了一些东西；到八十年代，我自己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和成果，但是我是跟着这个研究的动向的。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黑格尔研究中，《法哲学》是一个重点，跟过去的时期相比，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研究高潮当中，所以我觉得你们很高明，现在学习黑格尔的法哲学，正好处在这种潮流中。我不愿用“法哲学热”这种词汇，但是在欧洲，在德国是非常重视法哲学的研究的，而且开展的规模也非常大，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从出版的书的情况就可以展示一个蓝图。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黑格尔的著作的状况，首先是黑格尔原文的状况。贺先生一直跟我们讲一条，研究外国哲学、研究黑格尔，必须从自己读书开始，因此我到这里来，的的确确不是想来“讲什么”，我是来提倡大家去读黑格尔的书，先把他的书介绍一下，然后大家自己去读。这样的话，比听我讲的东西要有用，甚至也比看贺先生的东西有用。总而言之，要看原文。关于原文，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黑格尔的《法哲学》原文是什么？”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大家都在理这条线索，但还没有完全理出来。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德国现在又开始出一些大人物的全集：康德全集、黑格尔全集、费希特全集、谢林全集。新出的时候，有些新的规范、原则，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是在版本学——国内好像不大说这个东西，它首先是涉及出选集、全集的专门的学科——方面，这里有一个“经典家”的问题。今日德国在版本学上确立的一个原则是：把经典家们自己写的，在生前发表的著作，应该算作在学术上质量最可信的，在学术研究中对有关某位经典家的解释上算作权威的版本。现在却发生一个问题。黑格尔生前出版的书并不多，就是《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它们在国内已经有中译版本。再有一个就是《哲学全书》，我们现在把它翻为《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哲学界习惯的说法，就是《哲学全书》。这本书黑格尔生前出过三次，1817、1827、1830年。《法哲学》是属于黑格尔自己写的、生前自己出版的，并在当时就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其他的很多著作都是他的学生编的书，不是他亲自写的。按照新的版本学的原则，就要把他亲自写的、生前出的书作为最权威的著作，其他的就要放在另外一个范畴。比如说讲演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都是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这些必须放在其次，属于二等质量的东西；手稿、书信放在更其次。黑格尔出的《法哲学》，标的出版时间是1821年，但实际出的时期是1820年10月。我们应该把这本书作为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权威著作。可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对于全世界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人来说，就出现一个问题，在黑格尔死后，接触他的这本原文的人不是很多。他死后，他的学生给他出全集，当然也是把《法哲学》放在里头，但是这些编辑者们采取了一个根据今天的版本学不能接受的原则：对原来出版的书作了改编。怎么改编的呢？比如《法哲学》这本书，黑格尔的原书在正文之下，有黑格尔的一些解释，基本上就是“正文——解释”的体例。可是他的学生爱德华。甘斯在编的时候，却从他们听黑格尔讲课时作的笔记中增加了一部分，叫“补充”或“附释”。所以那个时候的黑格尔全集中的《法哲学》在体例上就和他生前出的《法哲学》有了距离。但更大的问题就在于，所增加的这一部分，到底符合还是不符合黑格尔的思想，是现在难以确定的事。在《哲学全书》上更为典型，原来《哲学全书》是一本书，三个部分，后来学生把每一个部分都扩展成一本书：其中的“逻辑”部分，学生就加东西，扩展成所谓的《小逻辑》，可是《小逻辑》这本书事实上不是黑格尔写作和出版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黑格尔的著作；《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也是这样。本来是一本书的一个部分，现在各自成为了一大本书。可是一般人都看不到黑格尔的原文，都是看的全集。你要研究逻辑，看的是《小逻辑》，哪些东西是黑格尔的，哪个东西不是他的的，不合他的意思，就发生了问题。《法哲学》也有这个问题，学生作了改编。加的这一部分如果是齐齐整整的，那么就是这一部分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正文部分，这些编辑对作者不大恭敬，他们叫做“编辑处理”，但是却在内容上作了改变，《法哲学》现在没有人做过统计，但是《哲学全书》是做过统计的，其中“精神哲学”中讲心理学的这一部分作了150多处改动，而且是意思上的改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法哲学》就离开了原来的那个版本。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在波兰、德国，美国发现了黑格尔学生的许多笔记，其中也有黑格尔讲法哲学的大量笔记。从这些笔记当中看，有好多地方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是差别很大的。黑格尔1820年出版《法哲学》时，他已经到了柏林，现在发现他在海德堡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也讲过法哲学，发现当时两个学生作的笔记，这个笔记和1820年出的书距离就非常大，大致的印象是：凡是你在1820年《法哲学》中觉得保守的地方，在海德堡笔记中就显得不那么保守。这样就使得“到底什么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事实上是成了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既有黑格尔自己写的、出版的，也有很多是他学生的笔记，我们就很难弄清到底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如何、以及这些思想的演变过程怎样。需要把其中的线索理清楚，这个工作现在还在做，就是鲁尔大学的黑格尔档案馆，那里十几个人专门在做这个工作。因此出现一个新的研究动向，黑格尔的法哲学，必须在黑格尔思想的发展过程当中来确定，一个固定的、完成了的黑格尔法哲学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混乱没有关系，搞不清楚不是最要紧的，但是现在大家有了一个研究原则，就是必须把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放在一个发展史的路子上来看待和处理，从黑格尔思想发展过程当中来研究黑格尔，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再也不是像黑格尔的学生们、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那样，他们把黑格尔的哲学当成是完成了的哲学。现在基本上破除了这样的观念，虽然也还有人反对这样主张，但大致已出现这样一种共识：黑格尔的思想没有完成，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也没有完成，是处在变动过程、发展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我觉得把这些法哲学摆在一起——这么多人，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小组——对照哪些地方有变化，这些变化哪些有意义，哪些没有意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这样写出一本著作，我想在德国是会出版的。基本的状况就这样：版本非常多，互相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现在只能理清线索，完了进行对比，最后描述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过程。这样就能确定黑格尔的一些基本的思想。黑格尔这个人是和我们好多人不一样，是个比较呆板的德国教授，思想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但是他的思想没有我们变得那么快，还是可以确定一些基本的思想的，而从这些基本的思想当中，可以发掘出一些这个学科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下面讲几个版本的状况，中文版只有一个译本：《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的，他们在五十年代和贺先生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这本书文化革命之前、之后都出版过。这个版本，据译本上标出的说是按照拉松(Lasson)本，而且是按照拉松本1921年莱比锡出的第二版出版。标1921年出版，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拉松本第一版是1911年出的，第二版是1930年，没有一个1921年的版本。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唯一的中译本是根据一个不能作为标准版本的版本——这个德文版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此不必说——翻译过来的。我们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版本太少，二是所依照的版本不符合新的版本学规范。现在黑格尔档案馆正在编新的《黑格尔全集》，《法哲学》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所以也没有新的更好的版本。我们再看这个版本的时候，在内容、体例上都应该有所保留，不能把话说满了。这是关于中译本。下面介绍几个德文版。伊尔亭格是一个一直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德国教授，他出了一些黑格尔法哲学版本，本来打算加两卷解释研究一个六卷本，后来只出了四卷。这么四大卷，其中第二卷里面就包含了1820年黑格尔自己第一次出的那个版本。所以我们今天想看黑格尔的原文，就该看这个版本。这四卷里面还有像我刚才说的学生的笔记什么的。这是迄今为止，在德国从黑格尔法哲学的版本到他的解释，最好的一个版本，如果你要搞研究的话，这是我们不能离开的。现在等的就是黑格尔档案馆要出的全集里面的版本，但是不知道哪一年能出来。如果有懂德文的，现在看这个版本就行了。再一个就是学生的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比如海德堡时期的，有一个黑格尔“关于自然法和国家学”的讲演录，这是在海德堡1817-1818年的，这本书是黑格尔档案馆一些同事编出，1983年在汉堡出版。另外一个版本叫《黑格尔的法哲学》，是1819-1820年学生的笔记，是德国很出名的教授亨利希出版的，他原来是在海德堡哲学系，负责组织和主持国际黑格尔大会工作，后来去了慕尼黑大学哲学系。他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方面贡献很大。在这个笔记当中，有很多其他版本中没有的、或顶多只是暗示了的观点，比如说造反权。这个问题在政治学或国家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法国革命当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前几年德国宪法讨论过程当中，不是在哲学界，也不是在法哲学界，而是在立法界，重新讨论了造反权和革命权的问题。当时德国的司法部长就发表了意见，认为德国的宪法中应该明确规定造反权，或抵抗权、革命权。刚才我们说的黑格尔自己出的版本叫《法哲学原理》，是1820年10月出版的，但是标的是1821年出版的。贺先生作的序中说是1821年，他没有注意到实际出版的年份和标的不一致。这类版本现在成了拼命保护的东西，黑格尔档案馆把它们放在地下室的冰箱里，不轻易让外人看。他们把1821年的东西都这样保护，对比中国的一些古物的保护，感觉差距非常大。他们保护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黑格尔写的小字条，内容上完全没有什么重要的，就是黑格尔告诉家人他去看歌剧了，这样一个小字条，花5000马克左右买来，保存在冰箱里。在德国，比较重要的一些教授的东西都会被很好的保存下来，保存得很完善，我们呢，很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有哲学家。我曾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八十年代有同事说我是在开玩笑，我说我不是开玩笑，我说至少我自己不是哲学家，因为是否是哲学家这是有标准的，需要加以证明，自封和他封都不能算数。再一个版本，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在他死后给他出的一个全集，这个全集的功德非常大，后世特别是外国人研究黑格尔，都得依靠这个全集。这个全集叫做“友人版”，里面有《法哲学》，是由黑格尔最好的学生爱德华·甘斯整理编出的，可是当时那个编委会有一条原则，要想办法把黑格尔学生的笔记放到黑格尔的著作中去，这个原则确定以后，就把黑格尔讲课时的笔记加以整理，放到里面去，出现了我刚才讲过的问题。另一个全集版，叫做格洛克纳版，格洛克纳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研究得很有特色。他编全集的时候也采取了与今日版本学完全相反的一个原则，他有时还走得过远，比如在全集的最后几卷里面，编了一个“黑格尔辞典”。这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也不对头，本来是黑格尔的著作，顶多编个索引还可以，但他编了几大卷辞典，我觉得这不大地道。而且他把自己研究黑格尔的两大本著作也放在里面。我觉得这不仅是对黑格尔的著作不尊重，编其他任何人的东西也不能这样编。编全集，就是编人家写的东西，不能把你自己的东西也放进去。如果加个序言还可以。但这几卷辞典在我们国内起了点作用，八十年代张士英先生——也是国内研究黑格尔的一个重要人物——想编一本黑格尔辞典，他让我参加，我没有。后来好像是出了，把有关概念出处的页数和卷数找回来，对重要的出处做一些展示，这还是有点用处的。这是第二个全集版本。第三个全集版本，叫做“理论版”，在德国非常流行，是法兰克福祖康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有一个大的好处，它采取简装的版本，因此一般的大学生或者是搞博士学位的人都买得起，否则像其他的版本，一般人都买不起，跟这个专业关系不大的教授也不会买。这个版本有点改善，就是把黑格尔的东西和学生加进去的东西尽量分开，但是这个版本的底子还是和格洛克纳版、友人版一样的。另外这个出版社有一点很值得欣赏，就是它申明我这个版本不是什么权威版本，就是一个普及的、通俗的版本，老老实实，这一点很可敬。再下来，我们国内《法哲学原理》所依据的拉松版本，这个版本出了两次，1911年和1930年。还有另外一个拉松本，这个拉松本意思，它是在理论版出来以前，把附加给黑格尔那些部分的来源分别表示出来。后来拉松也想出一个黑格尔全集，但是他去世得比较早，这个全集也没有完成，后来就让霍夫迈斯特继续来搞这个全集，可是霍夫迈斯特在做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友人版的路子不可取，可是拉松版有的地方已经走了友人版的路子，有的地方又脱离了友人版的这个路子，他觉得很难走下去，所以就想自己出一个全集，这个全集也没有完成，但在他新的框架之下，《法哲学》又出了一次。我讲这么多版本的东西，要说的就是，搞研究工作，第一要事就是要读原文，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的。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法哲学》上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哪些是黑格尔可信的原文，哪些不是？”另外从这个出版的情况来看，非常复杂，规模也非常的大，我希望中国学者如果有兴趣的话，能参与到这种工作中来。我把这个看作基础性的东西，给大家就讲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我介绍下一些其他有关的参考书，我还是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的。第二个就有点老王卖瓜了，是《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这是我翻译的，1981年出版的，这里面没有收集别的更重要的东西，主要就是黑格尔在政治方面的一些论文，有的很短，有的很长，不同时期的。有的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不像《法哲学》那么重要，但是比较生动、具体，而且你从历史角度去读很有意思。比如说德国法制，德国近代化道路上一直存在一个立法问题，里面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宪法问题。一个哲学家怎么看待国家立法这个问题和过程，看看非常有意思。第三本，就是《哲学全书》，我现在想根据德国出版的原则，还《哲学全书》原来的面貌，就是把这本书的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如样的翻译过来。这现在已经有可能了，黑格尔档案馆出的全集中已经把这本书不同的三个版本都出版出来了。现在1817年第一版中文译本已经出了，里面有些问题，我不满意，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法哲学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包含在里面的。1817年出的这本书和黑格尔柏林时期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的，有的变化是学理上的，有的变化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的变化甚至是个人性格的变化。这个时候是海德堡时期，保守的倾向和迁就现实的情况不像柏林时期那么强，柏林时期主要是外在的强制，必须做一些掩饰，甚至是改变。我很希望把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译出来，但是很难，后来我有一个说法，宁可译三本不同的书，也不要译同一本书的三个不同版本，因为其中变化的部分非常难译，不仅是说你一不小心就把变化给忽略了，而且是你在语言表述上非常麻烦，你可以想象，你自己改自己的文章，改一个词就要把整个上下文改变了。但我想还是能够反映一些变化的。第二版、第三版有关法哲学的部分是扩张了的。第四本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理论版”全集的第一卷，讲黑格尔的早期著作，里面有许多涉及黑格尔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东西。这些东西看的好处是，你可以看一个大家是怎么成长的，思想家是怎么酝酿、怎么逐步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的；还要看的是他年轻时期的语言与后来的语言都是有差别的。另外一个也是在“理论版”全集里面，是第二卷，“耶拿时期的著作”，后面有个年代的限制，1801-1807年，里面有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著作，比如说“伦理体系”，和黑格尔《法哲学》里讲的市民社会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看看这些东西，有助于理解《法哲学》中表述得比较抽象、比较原则的东西。第六本书，是个单行本，叫《黑格尔早期政治体系》，德文本。里面包括我刚才讲的“理论版”第一卷、第二卷讲的一些内容。下面我再介绍一些关于黑格尔法哲学解释方向的一些标志性著作。第一个当然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黑格尔的《法哲学》和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放在一起读，非常有意思。第二本是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我觉得重要的还是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这本书对后来马克思整个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大的。现在好多我们过去认为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的思想是怎么演变的，那些问题是怎么出来的，这个著作是属于早期的，容易看到以后思想的发展和问题。第三个可以参考的文字是贺麟先生的《黑格尔〈法哲学〉一书评述》，就是放在《法哲学原理》中译本里的序。这里为什么要列出这个序呢，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国内讲《法哲学》像样的著作没有多少。贺麟先生的文章里面也重复了那个时代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看法，特别是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看法，但是他还是与当时的人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老老实实把这本书里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观点作了一些介绍。看了这篇文章后，我觉得贺先生的功底是相当深的，对我们很有启发。我有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看法，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留给我们的财富有两笔，一笔是他们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长期起作用的贡献；另一笔是他们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有些地方甚至适应得过分，我觉得应该把这一部分也看成是我们的财富。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愿意尊重我们自己和学会尊重我们自己的话，其实也是这两笔财富。你们没犯象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的错误，我这几年工作中许多部分都是在清理自己的过去，贺先生在很多地方也是在做这个事。当初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现在又把他变作哲学大家，当初一棒子打死，现在又把他放在庙堂，这样做不是诚实的做法，起码对这些人是不够尊重的，对这些学科的发展，则是没有一点好处的。过去打魔鬼，现在树圣人，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所以我这一个钟头反复地讲这个版本的技术性问题和细节性问题，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养成自己动手动脑，形成自己看法的习惯。我们这代人是缺乏这个习惯的，现在再补也晚矣。贺先生他们也是有这个错误的，比如说对德国政治哲学的评价，现在你们看看这个著作，你们会发现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当初搞这方面工作，有个想法就是想改变前苏联对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评价，当然就是消除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但是我们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北大通过苏联派来的专家，就把斯大林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观点传播给我们，而我们就接受了这些观点，把它当成基本方向，这样就使得对黑格尔、对德国哲学的研究走了这么大的弯路，从时间上说，五十年；从代数来说，三代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提倡大家看看这个著作，从两个方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自己看书，形成自己的观点，不要听别人的话太多，特别是不要听某个政治权威在学术问题上的东西太多。这不是说我不尊重张三、不尊重李四，我很尊重他们，我始终认为他们的贡献起码比我大得不得了，他们的智商比我高得不得了，但是有一条，如果你要研究德国哲学，最起码的是你要看书，你不能读原文的话，起码你要读读译文，完了再发表观点。人物再大，哪怕你是上帝，如果你没有看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来说《法哲学》是红的、是白的，我认为在学术上那是荒唐的。德国学者很厉害，他们有自己看书，形成自己看法的习惯。但是不重视这方面，也有发生问题的，包括海德格尔这样的大人物。在学术的道路上，最基础的东西不扎实，也是会翻大跟头的。我不是说，好像学术上一颗沙就会动摇整个学术的地位，但是也是有联系的。我认为世界上第一个道理就是自己读书，其他问题都在这以后。黑格尔是怎么成为大家的呢，就是读书。现在黑格尔档案馆里他写的那些东西，需要多大时间、多大力量，工作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黑格尔有个习惯，就是看所有东西，他写英国法案改革，英国的报纸都是每天都要看，要做摘要的。不要把这种事情看作简单的事情，如果要讲一个大道理，就可以用老子的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四本书是德文本，是一本专门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叫做《黑格尔的〈法哲学〉》，副标题是“法的形式的理论及其逻辑”，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亨利希主编的，他搞了一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法哲学》，这本书就是那次会议的报告论文集。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德国人是怎么看《法哲学》的，法国人是怎么看《法哲学》的，可惜的是没有中国人的。第五种，叫做《黑格尔〈法哲学〉资料》，如果翻译的话，应叫做《黑格尔〈法哲学〉研究资料》，是里德尔编辑出版的，1975年。这位编者本人也是搞黑格尔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这套书两本非常好，把各个时段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文字和观点收集起来编成这两本，全当然不是全的，但大致的类型是有了的。下面我要跟大家商量一下，不是要讲五次吗？我得看一看，一是看自己的脑子里面有没有可讲的，二是要看我这个老头子的体力跟不跟得上。现在先做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我大致列了一下，有这么几个标题：法哲学与哲学体系；法的概念；抽象法；道德论；市民社会观；国家论；世界史；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黑格尔法哲学的现实意义。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法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黑格尔在哲学上怎么解释法的这个概念的。这些比较抽象。第二部分基本上是《法哲学》中大的篇目、章节，讲抽象法，讲所有制，人与物的关系，然后讲道德，最后讲伦理，里面有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和世界史；第三部分可以合并到一块，影响和现实意义。完了以后请大家自己看黑格尔的书。主持人：现在在法学界，相对来说，英美影响比较大，德国影响较弱一些。比如法律的概念，哈特的这套体系讲得多一些，但德国的东西讲得较少。这个词的翻译，到底译成“法”、“法权”、“法律”，如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啊，这块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一块——道德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可以淡化一下——在他们搞法学的人看来，德国和英美的理解不一样，现在可以看看黑格尔是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的。后面的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和现实意义，我想可以结合当代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具体谈谈黑格尔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听起这些人来都很熟，但是他们的具体思想发展过程是什么却并不知道。是否可以在这一方面多讲讲。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主讲人：我们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我想不要变成单纯一个人讲，最好能大家一起讨论，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好处，至少对我是有好处的，要不然思想会僵化的。你们的讨论和提问也会启发我。我就做一个引线，划一个大概的轮廓，如果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就可以了。之后就是大家看书了，除了大家看书得出的看法和体会外，别人讲的东西，姑且听之。另外我还要说的一点是，你们是搞法的，对这一行我不是很清楚。搞哲学、搞法哲学的与搞法学的之间的关系，负面来说，现在的状况是，国内的状况我不知道，至少在德国、西方世界里常常是猫和耗子的关系：搞法的人，觉得搞法哲学的人很可怕，像猫一样，会把他们吃掉；反过来，搞法哲学的人也觉得搞法的人很可怕，如果跟他们一搞的话，就会使自己变得没有哲学了。可是这两个领域相互的影响，我想还是有的，两者还是不同的学科，内容上是分不开的，但是从学科的路，从研究的对象、方法，从形成的体系、习惯来看，是两个学科。在德国，直到现在，搞法哲学的和搞法学的之间的合作很糟糕。从六十年代以来，提倡跨学科研究，现在大家也是这样讲，表达愿望，但是实际上没有走到一起。所以我觉得黑格尔的法哲学可能对你们搞法的人有点意思，搞法学的学一点法哲学，肯定是有好处。倒过头来，搞法哲学的人搞一点法，好处当然有，但是难处就比较多，可能是思维方式上不止是生疏，而且有一种不习惯。可是归根到底，两个学科应该靠近。从法哲学这边来说，搞法哲学的这些人对法学或搞法学的人来说，从哪个角度可以有自己的贡献，就涉及我所讲的第一个部分。法哲学直接到法院肯定是不行的，你要是当律师，也是没有直接用处的。过去有一本书很有名，叫《法意》，过去严复翻译过来的，这个翻译法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你把这个“法”字和“意”字回到古汉语当中去，你就可以知道法哲学家们要说些什么东西。后来呢，成了《论法的精神》，其实的话，把这两个学科分一下呢，哲学的这一块上，更高的问题就是法意、法的精神或者法的原则。比如说最简单的问题，法有宪法、刑法、民法，甚至保险法、交通法，甚至不得随地吐痰的规则，但是这些在哲学上要还原成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法根据什么东西成为法？这样的话，就回到法义、法的精神、根据和原则，哲学这一块就强调解决法的基础、它的含义，在这一方面下功夫。相应来说法哲学的短处在什么地方呢？从法意、法的精神到一系列这些具体法，有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落脚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哲学走到这个地方就为止了，后面的它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你是搞法的人，特别是搞具体法律工作的人，如果两个人打架，需要确定的就是法律事实，就是谁有过失、谁没有过失，我确定之后，再根据法律条文，要么给他定罪，要么为他辩护。在这种工作范围的人，自然很少想到底什么是法，法的基础、法的原则是什么。这样就造成两种学科、两种人之间的距离。可是要是连在一起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法的问题，就是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使法能够得到理解、执行，不断往前推。需要这么一种思维方式，需要讨论一种根据，这要清楚；这种根据与哪些环节有关系，你也要清楚。事实上搞法哲学的人与搞法的人应该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是猫和猫的关系，老鼠和老鼠的关系。这也是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一。黑格尔法哲学中讲到实定法的问题，或者叫实证法。实定，英文中是positive。黑格尔在早期批评基督教，把基督教里的法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就是实定法，早期他的思想中理想主义比较强，激烈地批评实定法，晚期批评实定法的色彩是削弱了的。贺先生把这个词翻为“权威法”，就是说按照欧洲的理解，从罗马时期经过中世纪，到法国革命，法律都有权威的含义，都有强制性。执行的人和被执行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信仰不信仰，定了以后就是这样，有一种强制性、权威性，一旦成为法，讨论余地基本上就没有了。当然你可以回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你可以作分析、做评判，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必须按照这种实定法或权威法来行动，没办法逃开。因此就存在一个实定法与哲学法划界的问题。黑格尔1820年的“法哲学”有个副标题是

文章导读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目录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文章来源：该文发表于《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柯华庆：实效主义法学方法如何可能？效主义法学源于法律经济学中从实证到规范的思维方法，以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基于法律效力的类型划分，提出全新的法律概念，系统建构社会变革时期中的立法方法和司法理论。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实效主义法学方法如何可能？

文章来源：《远望》2021年8-10月号（总395-397期），感谢授权转载。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文章导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法学也进入了新时代，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界艰难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新时代新法学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仅仅停留于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上修修补补，而应该寻求整个范式的变革，重新审视“权利本位论”范式。本文明确提出守正就是守社会主义之正，创新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华马克思主义。本文区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区分了社会主义国体与资本主义国体和封建主义国体，论证了“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多方面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后，本文呼吁新时代新法学有必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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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作者简介：周其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习教授、前任院长，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涉及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等，代表作有：《产权与制度变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货币的教训》《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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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作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学术与政治》《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微信：Lawgame。来源：《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98-105页）文章导读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热热闹闹的召开，今天正值《中国式宪政—试论党导立宪制》（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柯华庆和刘荣）发表六周年，特推送《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一文，以飨读者。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其目的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和规范化。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治，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授权和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给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订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受其约束，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的二元宪治模式决定了党导立宪制的法治结构是三法一体和党导政分制。本文内容可参见：美国华文电视台八方论坛2020年12月19日访谈：柯华庆

Dawkins），他说，人类不是为了适者生存而自私的，他说人类自私是因为基因里面有自私。他写了一本书，1976年发表，也是一本伟大的论著，那本书叫《自私的基因》（The

北京大学第十一届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高级研讨班于2021年1月16日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是“世界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研讨班邀请著名专家相聚于百廿燕园，共同审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话中国发展新阶段、新格局、新征程，共商、共建、共享具有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今日特推送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柯华庆老师发言PPT，以飨读者。主编：柯华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字数：300千字ISBN：978-7-01-022476-3定价：59元、作者：柯华庆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ISBN

000英镑，其中大笔费用是用来购买斯莫尔斯灯塔（租约还有41年到期）和其他三座灯塔：蒂玛茅斯、斯伯恩和斯克略斯（根据议会法令，它的租约还没有到期）。购买这4座灯塔的费用为：斯莫尔斯，170

，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结构和行为方面的知识，能够通过经验或实验所证实或证伪。简言之，科学是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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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2019年10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柯华庆教授接受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储百亮先生（Chris

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界发生了实证经济学的转向：解释“世界为什么这样”和预测“世界将会怎样”。实证经济学简单说就是“存在的是理性的”，

8．政府内在的矛盾。上面在分解官民矛盾时仅仅把政府作为一个团体，而实际上这个团体也是由具体的个体的人组成的，有必要进一步解剖这个团体，揭露其中的矛盾，加上前述三对矛盾，这乃是政治体的第四对矛盾：

为什么中国宪法学界盛行伪学问？作者：柯华庆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关键词：古道

学术与政治之一：中国文人的道统思想作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关键词：古道

习近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来源：新华社

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并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界发生了实证经济学的转向：解释“世界为什么这样”和预测“世界将会怎样”。实证经济学简单说就是“存在的是理性的”，[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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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学术”的解释有两个共同的主要特点，（1）与学院有关，（2）非实用性。学术的这种特点，从一开始就已很明显。Academic一词，本源于academy（柏拉图创建的高等教育学校，Plato's

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作者：许纪霖来源：《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导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跨越式发展，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国家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在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产出上获得大丰收，但为什么公认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却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无法站在世界的前沿？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行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跨越式发展，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国家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在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产出上获得大丰收，但为什么公认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却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无法站在世界的前沿？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在大学学术研究之中，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内在逻辑，不宜一刀切地实行同一种学术评价体制，本文仅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制改革谈谈我的看法。1．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评价体制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说，今日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就在刘自鸿左思右想不得要领的时候，那天，他在校园前面的草坪前散步，看到在一位观光的游客给草地上的鸽子照相。可能是角度原因，那位游客连照几张都不得要领，却给了刘自鸿灵感，“为何不聚焦视觉显示技术？”

秦实行法治，以武力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朝，是法家的天下；实行法治，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为儒家所深恶痛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颁布全国统一性法律的朝代。

第二，旱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会短期冲击收入分配，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打击财富分配结构，财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冲击就越多，因此天灾人祸时常使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

月饼是久负盛名的汉族传统小吃，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节日特色美食，月饼的形状圆又圆，又是合家分吃，所以它象征着团圆和睦，是在中秋节这一天的必食之一。可是，你知道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么？

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已经导致59人死亡，527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大大超过了造成49死、53伤的奥兰多枪击案，它也再一次让美国的枪支问题成为了舆论关注焦点。

现在我在这一次演讲中还有最后一点要声明，就是宪法本身所以能保存在，并不是一张纸片的文字就够的，而是要靠国民时刻不断的注意，然后宪法的习惯方能养成，然后宪法的基础方能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