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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选录】由国学升进读经(三篇)
低调不低调2007-12-08上周和一家国学机构联系,准备在我们学校开一期国学讲座,顺便拿了一套王财贵先生的讲座光盘(即《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周二晚上在宿舍里播放。我以前早就听说过王财贵其人及其经典教育理念,我想这次只是熟悉熟悉罢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带给我的震撼依然是如此的强烈,室友也是围在一起,无不受到震撼,整整两个小时,我听得全身冰凉,当我钻进被窝时,又是全身滚烫,那一夜,我失眠了(过去的几天,这是我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而平时,我的作息是比较有规律的。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思绪,想了许多许多。深夜,小司开始鬼话连篇,小王开始咂叭口舌了……这都给我带来异样的感受,是如此的清晰。我清楚我这一年的状态,极不安分,不够低调,于是又是一项只有我才敢做的计划诞生了……我建议本周就播放这个讲座(事实证明,80%的学生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并向学校发出“培养经典教育师资”的呼吁,一一游说相关主要领导。我知道我现在的行为与我的身份极不相衬,但还是那句话,我控制不住我自己,这是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激动……振奋……这些天,一直很内疚,主要是因为没有看几页书,我的理由时而让我释然,但更多的时候它是苍白无力的。周一,美学老师送我一本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我尝试过好几次都买不到的书,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立即陷入了痛苦沮丧之中,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时间看它,它不得不和其他书一样,放在书架上,看着它们,不由得黯然伤神,——想说爱你不容易!悲哀啊,将来的几周,我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朋友劝我,别太操劳了,休息一下——我只是回答:知道了!……很多时候,我愿意低调地守着这个静静的角落,看看别人、看看自己,不也很好吗?天何言哉!有时候一言不语,胜过千言万语!当年研读《四库提要叙讲疏》,做读书札记鱼和熊掌应该兼得2007-12-22汉学、宋学,都是阐释儒家经典的方法和路子,同属于经学。汉学,注重考据,一般情况下说的经学多是汉学,如乾嘉汉学,他们推崇汉代古文经学,由于学风朴实,又称“朴学”。宋学,注重义理(通向哲学),以宋明理学为代表。在我看来,两派固然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也并不是绝对的。历史上两派有斗争,有些时期还很激烈,各派各有各的是非,很难下一定论。我也不想在此重复这段经学史,而是根据自己近年的学习,认为应该兼采二家之长,做学问尤为如此。我的老师——王老师,是我大学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位,他教过我们古代文学汉魏六朝部分和中文工具书。王老师学问很专,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献,但也很博。他对材料很敏感,能很快指出某些材料的舛误,遇到一些问题,他很快知道该怎样解决。他自己就说,他是汉学的路子,讲究考据,讲究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的话,有两分材料说两分的话,没有材料就不要说话”,讲究朴实的治学风格和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考证出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中的谢中书是谢览,整整讲了三周。我和他也有过很多交流,他出身农村,四书五经自小也没有背诵过,现在能背的也只是一些常见的句段而已,不会刻意地注意所谓的“微言大义”。他对朱熹的评价也是从治学上讲,并不否定。我也曾经问过他是怎样看待乾嘉汉学的,虽然几次的回答不一,但我多少可以感觉到,他是汉学路子的坚定支持者。一次,他说国学的主体是经学,经学的根底是小学,现在能称国学大师的,据他了解只有一个,就是饶宗颐。同样我也是很佩服的李里老师,他大段大段地背诵古文的能力惊人,演讲讲课向来是片纸不携,各学科能触类旁通,对义理的理解出神入化,一般人难企及。在我部分看了他的《论语讲义》之后,渐渐地觉得,他的治学方法基本上属于宋学。我觉得这与他的个人爱好和自学经历有关。不过,他好象也没有怎么批评汉学之流弊,他应该也有这样的意识,即吸收汉学之长补己之短,只是现在做的还有些欠缺而已。就我个人而言,以前受现行教育的影响,也很反感儒家,特别是理学啊、考据啊之类的那些离现代很久远的东西,只是近来才有根本的转变,由于各种原因才自觉地学习这些,但也并非为了做专门的人才,也不是为了做学问,所以不喜欢汉学的那种烦琐考证而无补国计民生的治学方法。但是今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试想,当你津津乐道的东西,被那些专家考证出是假的,你又会怎么想?你想反驳,又靠什么?再者,你想澄清别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又靠什么?什么最有力?材料!除了材料别无其他。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注重考据这一块。考证是义理的基础,脱离了考证谈义理是空谈,是胡扯,是陷于荒诞的不学无术。从历史上看,明代官方思想是程朱理学(它是对汉唐经学的反动),自正德以来,心学大盛。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的治学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惜他们的徒子徒孙未得真传,仅得末流,治学走向了极端,空谈心性,学术空疏,以至亡国亡天下,这是义理之学走向极端的危害。深知此弊的顾炎武颜元诸辈倡导“经世致用”、脚踏实地的学风,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者,肇启汉学之兴盛。但即使是戴震阮元等人,也不是完全注重考证,也有对儒家经义的阐发,可是到后来,汉学发展到极端,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丧失,学者们只埋首于经卷,于国计民生无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于是又有今文经学再起……学术史上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个人以为,治学考据义理都要有,不可偏废。汉宋学的区别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宋学中,我比较欣赏朱熹,我认为朱子是宋学正宗,这样说不是否定理学中的其他派别,而是从治学上讲,朱子治学兼顾了汉学的方法。这似乎可以理解,在汉学主导下的清代学术界,为什么《四书章句集注》仍有权威,不完全是因为统治者的倡导吧!汉学中,我比较欣赏戴震阮元,因为戴阮虽注重考证,但不废义理,不像吴派(惠栋)那样完全为了考据而考据。治学只顾一面,汉学不问义理,宋学不问考据,这都是极端,是末流,是有害的。义理考据不是水火不容,而应该是互补,汉宋学只是侧重点不同,我认为,在具体治学当中,二者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统一结合,这是中庸的方法。但是如果我拿这种中庸的方法去劝王老师,他可能会认为我无视宋学的缺点而否定汉学的优点,同理,我如果去劝李老师,他也可能会认为我无视汉学的缺点而否定宋学的优点,有可能两面不讨好(实际上,我是肯定他们的,你们已经做到尽美了,我希望他们做到尽善)。那我也不劝了,自己把这种中庸的方法贯彻好就行了,行动胜于语言。至于怎样做,我觉得,早年应先打下扎实的汉学的根底,然后再以宋学为主,这样才能兼采二家之长、而又能避免二家之流弊,如钱穆(早年是经史大家,中年研究方向转向为整个中国文化,被誉为现代‘朱夫子’)、杜道生(小学中的巨师,但又精通心性之学,被誉为‘蜀中理学传人’)等就是如此。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术界强化了汉学方法的地位。看看现在的一些真正在做学问的,多是汉学的路子。当然,用汉学的方法来研究的就不仅仅是经学了,可以说涵盖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这也是有利有弊的。那些没有被纳入学术圈的民间学者,相当部分是宋学的路子。其实,这样说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也看到有些人既不是宗汉,也不是宗宋,更不属于我主张的中庸的那一类,而是啥也不是,也读了一些书,但自知甚高,敢于否定怀疑打倒一切,讲话胡扯、臆想,是不学无术派,这种人为数不少,我最忧心的也是这个。我提倡宋学,是因为我不太满意有些学者只顾做学问的极端表现。但考虑到当前普遍存在的学术风气,我更愿意提倡汉学的办法,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了,浮躁、功利、虚假充斥着学术界,世风日下啊!这还不如有些人埋首故纸堆呢!所以我对王老师有些小意见,但总体上还是很尊敬的,他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于那些非汉非宋非中庸的“学者”,吾未知如之何也已矣!2010年秋,成都拜访杜道生先生国学教育应从娃娃抓起2007-12-31
202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