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农是中国独特的悠久历史传统，更是难以改变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小农户的数量高达2亿多，构成了乡村振兴的最根本力量，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乡愁”。小农兴则乡村兴，乡村兴则国家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无疑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中办、国办近日公开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使小农户家庭经营与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相协调，为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创新了政策体系，将更好地发挥小农户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作用。一、科学认识到小农户在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必然存在农业经营规模由基本国情、资源禀赋所决定，由农业发展规律所决定。根据马克思关于工业与农业不同的生产方式理论，家庭经营是农业最有效的主体，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从全世界农业来看，尽管存在规模大小的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长期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对小农户的认识回归到了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经营体制必须作为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但长期以来充满了对小农户农业的偏见，认为小农户是落后而保守的代名词，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小农户，大力推进规模化大农业，可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小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农业在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这次文件就明确：“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这是对中国农业发展规律认识的准确把握。二、全面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大国小农的重大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的新方位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多，进入了一个风险与困难并存的发展环境中，面临着挑战多、风险高的新考验。纵观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危机大多都在农业上找到了出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危机的避风港，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三农”工作，对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为顺应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有效防范各种风险赢得主动，就必须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着力补齐“三农”这一突出短板。而小农户不仅是乡村振兴最广大的主体和最根本的力量，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约束和主攻方向。可以说，小农户是“三农”短板中的短板，既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破解困难约束的潜力和希望所在。能否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决定着中国人的饭碗能否持久地端在自己的手上，无疑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底线。这次文件的主题明确要求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正是中国处于全面现代化爬坡过坎关键性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三、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战略重点在不少人看来，小农是造成农业低效的根本原因。而舒尔茨认为，传统小农作为“经济人”的高效率，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但效率不等于效益。提高农业效益的关键不是规模问题，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其中依赖技术的变化而使用新要素是关键中的关键。因此，基于小农户在相当长时期必然存在的基本国情，用扩大社会化服务规模来提高农业技术装备规模和信息化水平，以弥补耕地规模的先天性局限，促进小农户装备现代化与经营集约化，无疑是实现小农户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早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首次明确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实践中表明，如湖南尽管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却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机械化，也就是用现代要素来改造小农户农业，从而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判断。这次文件更是明确要求，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进面向小农户产销服务、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提升小城镇服务小农户功能等方面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因此，推动农业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全面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化解大国小农的困境，是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奇迹，其中小岗村和华西村分别为中国农村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最为代表性的标杆。由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无疑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小岗村和华西村的成就与问题也分别是中国农村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缩影。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围绕着小岗村和华西村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中的焦点主要是拷问小岗村为什么“一夜跨过温饱线，30年未过富裕坎”？拷问华西村为什么由过去“中国第一村”变为如今负债数百亿而资不抵债的困境？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改革未能进一步深化造成的。为此，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陈文胜研究员、长沙县浔龙河村第一书记柳中辉进行对话。一、休言谁高谁下：承担着不能相互替代的历史任务

加快地标品牌建设，推进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要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推进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打造一批全国性农业品牌，形成支撑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产业体系。

点击上方“论道三农”可以订阅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一次重大历史抉择。那么，今天中国又一次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是决定中国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进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是其必然的逻辑。一、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让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奇迹，可以用三个“美国人口规模”来评判其伟大成就和未来的历史任务：超过美国人口规模的三亿多农民在40年之间变成了市民；在2017年具有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近三亿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即使在2050年城镇化率达到70%仍然还有超过美国人口规模的四亿多人口在乡村。而其中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把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东方农业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跨越了横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道历史鸿沟，破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大历史难题，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着决定影响的制度变革。根据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观点，对处于传统农业发展状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使之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在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根本就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财力。因此，没有钱就不断给政策，打破“大锅饭”分配方式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推进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放松对农民出售自己产品的限制，放松对农民自由择业的限制，放松对农村投资的限制，使经济要素流动冲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坚冰，使中国最贫穷的群体——农民、最落后的地区——农村最先发展起来，作为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万元户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全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使七八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在今天的中国，谁也无法否认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循市场规律。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突破了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在理论上纠正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错误倾向，在实践上纠正了发展目标脱离国情国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全面改进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不能人为地改变发展规律、人为地超越发展阶段。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重大矛盾，实现“产业兴旺”发展经济让乡村“生活富裕”就成为乡村振兴的现实选择。而如何从根本上破解当前不少农村基层工作存在“千斤拨四两”的发展难题，回顾农村40年改革的历程，没有什么比市场化的改革更能够“四两拨千斤”地激发农村的内在活力，更能够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乡村要实现振兴，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其中资本逻辑、土地逻辑、制度逻辑是现实途径。二、乡村振兴的资本逻辑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发挥市场作用，之前是“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就成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所在。毋容置疑，乡村发展必然需要政府在财政投入和资源配置上的优先安排。但如何向乡村投资，不能是长官意志的行政行为，必须是资本逻辑的市场导向。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时发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高达3万多亿美元，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还是解决不了？同样，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民每年都有扶贫款、救济粮却不能改变贫困状况，周其仁认为是匪夷所思的逻辑所致：“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帮困。”而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投入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成为不断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有效资本带动产业发展的支撑，也使得贫困人口能够更好地接触市场进入产业发展中，也就提供了更好的脱贫致富机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行为是理性的，以其经验对可用资源进行了最优配置，对经济上的有利刺激也会做出积极且及时的反应。但效率并不等于效益，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在多数贫穷国家中缺乏足够的能让农民作出反应的经济和技术机会。舒尔茨进一步指出，“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让农民获得了致富的市场机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就成为了首先富起来的“万元户”。而农村改革的滞后，导致长期以来政府直接干预农产品价格，直接决定农业产业项目，直接投资农业产业发展，不仅扭曲了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推动了国内产量增加导致农产品库存挤压，形成了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刺激粮食进口量大增；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主体、农民客体的乡村发展现状，出现了不少“政府忙着干、农民站着看”的怪象。过去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直接砸钱建设不少的示范村，进行了大力度的产业结构调整，却造成农民亏本的多，资源浪费的多，带来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繁荣乡村不多。为什么农村会出现这种现象？虽然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政府投入，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是联动发展的，产业发展带动资本进入哪里，基础设施建设就投入到哪里，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投入资本化了，形成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更好的经济效益。如果乡村振兴是由政府盲目地大规模地“砸钱”，像大庆那样一些现代化城市都在衰退，日本的乡村都出现了“鬼屋”导致政府免费发放乡村房屋，那么，不要说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效应，会不会在中国乡村形成一个又一个“鬼村”？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局限，目前还无法做到公平优先，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效益导向下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不断实现公平。李嘉图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市场经济分配定律：在市场经济中，利润既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效益成正比例，而是与资本成正比。也就是说，多劳并不多得，农业社会的乡村劳动力就最多；高产也并不多得，农产品每次高产或多产就会造成过剩卖难；多资才能多得，城市正是拥有雄厚的资金才带来财富的几何增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贫穷不是物质的贫穷而是货币的贫穷，资源没有资本化，再勤劳的劳动也不能致富。所以，资本进不去的地方就是不能带来财富和繁荣的地方，就是资金和人才流失的地方。在过去农村的基层实践中，派大学生村官也好，派工作队也好，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关键是要加快清除阻碍城市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可以说，没有乡村各种要素进城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同样，没有城市各种要素下乡就无法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因为城市之所以繁荣，就是因为包括资本在内的农村各种要素不断进城；而乡村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包括资本在内的城市各种要素不能下乡。三、乡村振兴的土地逻辑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制度，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土地不仅是亿万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释放中国乡村进一步发展能量的钥匙。在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博弈集中体现在农地非农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上，原有农地制度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乡村振兴中日益凸现出来。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改革开放后推进的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产生了震惊世界的人口红利，爆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大幅上升，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部分。而农村土地的财富效应却没有体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制度设计人为地限制了市场机制对乡村土地的优化配置作用，土地作为最重要要素的市场价值被扭曲了，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成为加快乡村发展最具活力的要素，无法资本化而不断升值以实现乡村资源的利益最大化，无法就位于天然的“财富之母”。而且由此产生了连锁反应：造成资本等现代要素缺乏进入乡村的积极性，使乡村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要素成本如劳动力、科技成本反高于工业和城市，成为当前乡村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的核心症结。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土地和农民关系上的松动，让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才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巨大活力。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乡村各种资源要素都要进入市场，作为乡村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无疑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应有的价值与优化配置。那么，政府要从对乡村土地资源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干预中退出来，建立逐步摆脱行政对乡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新体制模式，使土地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从而把土地资源作为杠杆，发挥其它资源要素如劳动力、科技、资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这样才能既有利于解决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生产率；又有利于促进乡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加快土地规模经营。因此，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取向，推动土地产权的流动，实现土地资源由资产向资本的转变，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是农村改革的主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制度变迁，这实质上是在推进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取向的制度变革，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进一步向前推进。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颁发权属证书，前所未有地明确了农地的物权归属，使农地的物权具有了法律化的保护，从而为农地产权的市场流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继林权改革颁发林权证书之后又一个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也是依法治国在农村改革上的深入推进。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清除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必须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为突破，使集体和农民的资源变为资产以实现价值增值，推动农民增收，并带动人才、资金下乡，产生的效应要比国家财政的投入更有效率也更有作用。现在各种要素为什么不下乡，主要原因就是土地的权能不清晰、不明确，难以资本化，也就难以与各种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各种市场主体也不清楚什么样的资源要素能够进行优化配置，乡村最稀缺的土地资源发挥不了有效作用。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样的难题，长沙县浔龙河特色小镇有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做法。一是确权。将全村每一寸土地包括荒地，以及土地上所有的附着物包括每一棵树，明确到具体的村民小组、或农民、或村集体：耕地、林地土地经营权确权到户，土地承包权确权到户，林木所有权确权到户，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到户，使所有权、承包权非常清晰，并明确集体收益分红权按每个村民小组所占有的股份比例进行分红。从而通过土地确权让农民的土地资源变为资产，为市场的优化配置创造条件。二是赋能。就是赋予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价格能力，制定了整套资产交易方案，把全村所有的土地包括荒地，以及土地上所有的附着物包括每一棵树，明确流转的年限及相应价格；并进行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规划布局，赋予生态空间的土地生态价值，使所有的土地价值都能体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置换的市场交易清单，推动农民的资产价值变为资本，实现乡村资源资产化后的资本化。正是激活活乡村“沉睡”的土地资源，浔龙河村吸引了“下乡”的工商资本已经超过12亿元，在“资本下乡”的催化作用下，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近3万元，比2009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遭遇成本上升与价格下压的双重挤压，也面临资源环境“红灯”亮起的约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农产品市场供需不匹配，农业综合效益偏低和市场竞争力不强。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并被确定为“农业质量年”。针对以上问题，全年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进品牌认知、品牌营销、品牌推广，突出“优质优价”，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并将品牌建设与“三区三园”建设、绿色食品等产品认证紧密结合，进一步明确了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突出“特色”优势，有力优化了农业资源要素配置与农业区域结构。又如，“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程的实施，推进了“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发展，使现代科技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农业的“加速器”，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加快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农业的多种功能，促进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再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农膜回收行动和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等“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提前实现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为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合理调整“粮经饲”结构，着力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2019年，需继续沿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一方面，要更好把握绿色化、品牌化的农业发展趋势。朝着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迈进，需以市场需求为核心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更加注重质量要求转变、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由政府直接干预价格向市场决定价格转变、由单纯粮食安全战略向多重战略目标转变。在此进程中，绿色化、品牌化将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趋向。与传统小农注重自给自足、大规模农业注重产出数量不同，绿色化、品牌化发展必须根据市场需求精准定位产业、选择产品的生产方式，其出发点就是要解决农产品市场供需匹配问题，从而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抓手。绿色化、品牌化的立足点以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禀赋的特色化为前提，优化农业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引导农产品因地制宜集中优势发展，避免区域农业同质化恶性竞争，从而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着力点与突破口。具体来看，必须从经营农业品种品牌出发，与区域气候、土壤、水质条件相适应，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种格局，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要更好释放农业领域的改革红利。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求以制度供给为动力，破解农业发展转型瓶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化解市场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以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畅通农业供需通道，激活市场活力、要素活力、主体活力，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主攻方向。对此，需着力破解农业供需在结构和体制上的矛盾，以市场需求和质量要求为导向，化解农业发展数量与质量不平衡、质量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化解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益不平衡、效益实现不充分问题；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满足市场对产品的品种、质量要求，破解同质竞争和“高库存”困境，调优产品结构、调绿生产方式、调新生产体系。进而持续优化农业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由“以量取胜”向“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盈利”迈进。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经济日报》2019年1月16日

点击上方“论道三农”可以订阅哦！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何以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因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承载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还是乡村振兴效果的衡量者。农民没有积极性，乡村就必然难以振兴起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在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而且是乡村振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是实现主体地位的前提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推动农村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创新。当时的体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政府财政又特别困难，没有钱就给政策，从包产到组再到包产到户，让农民成为生产主体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就特别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村幅员广阔，区域差异很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乡村，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是包办不了的，也缺乏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的经验。只有尊重基层实践、尊重农民创新，由农民和基层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在实践中毫无疑义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根据客观现实的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不同措施，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中，政府同样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和人力去包办面积更广阔、问题更复杂的乡村，也只有充分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给农民和基层更多自主权，全面放开农民的手脚，调动农民和基层大胆实践、大胆创新的积极性，才能找到适合各地情况的有效办法，制定出为农民所接受、为农民所欢迎的政策措施，形成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尊重农民平等权利是实现主体地位的基础在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对立到二元分离到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经历了由服务、服从于工业化、城镇化，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进程。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形成以城统乡、以工统农的城乡不平等发展格局，成为阻碍农民实现权利平等的根本原因。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在政策上实现了乡村由从属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性转轨，从而重塑城乡关系，使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农民与市民进入平等发展阶段。因此，必须以变革生产关系为着力点，全面打破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如何解决好生产力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被制约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言，“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目前农民不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城乡公共服务、城乡居民收入、城乡要素配置、城乡产业发展的不平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城乡财产权利不平等和要素下乡的制度瓶颈问题。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瓶颈，破除束缚农民不合理的限制和歧视。如“三权分置”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就不仅使农民一直没有得到的财产权利得到实现，实现了财产权利的城乡平等，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还激发了市场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带动城市要素进入乡村，提高乡村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实现了城乡要素配置与城乡产业发展的平等。尊重乡村价值与自主发展是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关键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就是乡村不断变迁与城市不断发展的进程。有个学者就图就断言，农业是收益递减产业，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必然会走向衰落；而工业是收益递增产业，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会必然会走向繁荣。在恩格斯看来，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大工业大生产所吞没，是被注定了的历史命运，田园牧歌的乡村终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长期以来都是从工业文明看乡村，都基本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需要改造的对象。在乡村为城市所领导的工业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被边缘化，农民不断被客体化，也就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对外来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强，越来越丧失主体作用和创造能力，乡村就无疑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决定着中国整个社会的未来方向，而美好生活最大的动力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发展空间在乡村。因此，乡村的价值不再只是提供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不再只是乡村发展的全部内容。乡村那美丽的田园山水生态环境、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等价值相对于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断凸显出来，乡村发展进入了多元价值时代。恩格斯曾预言，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由对立向融合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是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从而把乡村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就必然要求乡村回归到主体地位。但这决不是为了拯救乡村，而是把发展理念上升到“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大战略上来，以应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等时代难题，推进发展动力变革。最关键就是要使农业发展不再服从工业发展的需要，农村发展不再服从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民发展不再服从市民发展的需要，推进乡村由被动地接受反哺和扶持、被动地接受带动和辐射，到成为与城市并行发展主体的转变，实现乡村自主发展，焕发乡村追求内在发展的自发力量。因而，也就必然要求以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去聆听农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乡村，给乡村社会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以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创造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本文刊发于《湖南日报（2018年10月09日）》，原题《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此为原稿，刊发时有精简。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相关链接★陈文胜:推进三大变革

点击上方“论道三农”可以订阅哦！相关链接☆陈文胜:推进三大变革实现乡村振兴★陈锡文、曹锦清、陈文胜论道乡村振兴☆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范七个误区★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避开八个误区☆陈文胜:走出一条农业大省的乡村振兴之路★陈文胜:从历史的变迁中研究乡村现实问题☆陈文胜求是撰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陈文胜人民日报撰文: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陈文胜人民日报撰文:以“三治”完善乡村治理★陈文胜: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乡村振兴再添一把火☆陈文胜:现代化的不同步演进与乡村振兴前景的忧虑★陈文胜:警惕压力型乡镇管理体制使乡村振兴陷入形式主义泥潭☆陈文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陈文胜: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关系进入新时代☆陈文胜:乡村振兴推进从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跨越★陈文胜:以乡村振兴战略总揽三农工作☆陈文胜:中央一号文件的三农政策变迁与未来趋向点击“阅读原文”

雁嘉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曹锦清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

点击上方“论道三农”可以订阅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范七个误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此，必须立足国情农情，既要积极作为，又要防范误区，有序有效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误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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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新的战略构想，不仅是重大的政治决策，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等同于一个政治任务。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各地普遍高涨的热情，非常需要冷静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在实践中要理清思路，深刻吸取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教训，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中央的要求与各地的实际相结合，使乡村振兴不偏离方向。误区一：强调政府主导而忽视农民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无疑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但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实践大多没有很好地在平等的基础上去激发农民的自主能力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层调研发现，知识分子来了要求农民这样，政府官员来了要求农民那样，却很少有人问农民自己要怎样。久而久之，就是政府主体、农民客体。因此，农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也就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坚持农民主体的原则，核心应是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重塑城乡关系，使乡村的发展进程不再为了服从工业和城市的需要而延缓，在城乡平等的原则下尊重乡村自主，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误区二：简单地用工业化思路来发展农业振兴乡村产业，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作为生态产业，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存在显著区别。工业生产对象一般是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只要工艺相同，在任何地方生产的品质相同；而农业生产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生产，什么样的地域生态环境决定着生产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马克思就认为，由于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着自然再生产的独特性，导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变化。工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生产即劳动，而农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而生产过程不一定都是劳动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工业和农业的分配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因此，农业不仅要遵循与工业发展相同的经济规律，更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生命规律、自然规律。误区三：照搬城镇化要求和理念建设乡村乡村的形成是人与自然长期演变的结果，很多乡村有千百年的历史。因此，乡村的发展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尊重生态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立足于乡村的特征，发挥各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农业的特色、文化和地理的特性，而不能把城镇化的理念简单照搬到乡村，忽视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历史上，凡是照搬城镇化理念推进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就会趋向恶化。如过去不少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就是向城市建筑看齐，导致乡村模仿城市大建公园和广场，整齐划一集中建房，变得乡不像乡，城不像城，失去了乡村独特的味道和特色，也就丧失了乡村与城市相比所特有的价值。误区四：脱离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根本上是乡村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进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由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演变的进程，工农城乡关系变化是这一进程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引发了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使乡村在整体上实现了由农业收入为主向非农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历史性变迁。数亿农民摆脱了贫困，主要不是靠扶出来的，而是在外打工农民工和进城经商创业农民商人自我奋斗的结果，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近三亿农民工置身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的全面脱贫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失去了巨大支撑。因此，不能离开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明确要求，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误区五：以个案现象概括整个乡村发展状况毫无疑问，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但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值得重视。正如陈锡文所指出的那样，“空心化”“老龄化”以及破败的乡村、黑恶势力横行的乡村等现象，在一个村、一个地方是真实的，但只具有特殊性，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因而判断乡村情况要靠科学统计而不是“返乡故事”。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差异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乡村，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单凭哪一个村、哪一个地方的单一现象或事件无疑难以定论，要从整体上观察中国乡村发展，充分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短短四十年间，从1984年废除布票到1992年废除粮票，由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到现在要求粮食去库存的时代，从取消农业税到各种惠农政策不断推出，终结了两千多年来农民养政府、农民养军队历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补贴农民的前所未有新时期，当前的中国乡村发展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误区六：单纯以土地面积来评判农业规模经营长期以来，在农业发展上基本认为土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没有土地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就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来经营农业，就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事实上，今天中国农民的实践却打破了这个论断。由于科技创新发明了小型、微型农机，弥补了丘陵地区、偏远山区的自然条件缺陷，农民发明了社会化农机服务，普遍使小块土地实现了机械化，很多地方甚至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的田间管理，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判断。如湖南很多地方人均只有七、八分地，山区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尽管是这么小的规模，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机械化，都是用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北方的小麦生产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农场，每个小农户都没有装备农业机械，但通过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统一施肥、统一收割，使用了美国那样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农业社会服务的规模化弥补了土地规模的不足，成为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农业的规模经营，少数人服务多数人种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途径。误区七：战略短视损害乡土传统价值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庶民百姓，乡情是一个永恒主题。无论走到哪里，乡村地名都是每一个中国人回家路上最准确的坐标，代代相传的乡村地名是炎黄子孙的心灵港湾，每一个乡村地名是不可复制、不可断代的历史，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信息，是情感维系的标志性符号；祖坟则是寻根问祖的核心要素，每一座祖坟是一根连接家国的情感纽带，从而将祖源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使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归属，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反思“破四旧”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高度关注不少地方大规模推进“平坟运动”和“合村并乡”等农村改革所带来的隐患，不能造成作为历史标记和历史记忆的乡名、村名消失，将家与国的归属纽带一刀两断，从而在国内断了国民的回家之路，在国外断了海外华侨同为炎黄子孙之根，使中国历史文化血脉走向断裂，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误区八：对资本下乡妖魔化现在有一种妖魔化资本下乡的论调，认为资本下乡存在“把农民搞得倾家荡产”“把农户利益席卷而去”的巨大风险。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恐惧资本下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关键是要加快清除阻碍城市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没有农村各种要素进城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同样，没有城市各种要素下乡就无法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特别是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后，有不少拥有承包权的农民不从事农业而是转让经营权收取“地租”了，而通过付出“地租”获得经营权的资本也具有“佃农”的特征。十八大以来全面强化了党的组织保障能力，不存在资本和农村基层干部联合起来剥夺农民的土壤，拥有承包权或资格权的农民有了很高的谈判地位。因此，对于农民的承包权或资格权与资本的经营权关系问题，不能以偏概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来源：湖南日报

走出一条农业大省的乡村振兴之路——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城乡一体化研究团队首席专家陈文胜陈文胜图/张杨

从历史的变迁中研究乡村现实问题——在十大创新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陈文胜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新闻界的朋友们：作为一名从事行政工作的科研人员，能获得我院2017年度“十大创新成果”荣誉，我感到十分开心。回顾十多年来的科研工作，有三个方面的体会。一、从现实问题中发现难题因为写这篇文章之前，当时是张硕辅副省长要求我调研一个农业发展问题。在基层调研的时候发现，凡是产量高、规模大的财政就给予经费支持，而这些产品是否能够在市场卖出去、是否有效益却不在政府政策支持的目标之中，感觉到农业将来会出大问题。那时还没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说法，我向张硕辅副省长汇报，认为农业不像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只要是所有的工艺是一样的，在任何地点生产它都是一样的品质。农业在不同的地方品质是不相同的，因为农业是一个生态产业，对气候、水质、土壤等生态环境的要求很高，不适应要求的农产品即使规模再大、产量再高也不会有市场竞争力，无法形成具有市场效益的品牌。因此，农产品品牌具有与生俱来的区域地标性、资源稀缺性、产品唯一性、品质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无疑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制胜宝典。记得我们在资兴调研时，基层干部和农民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如狗脑贡茶的产地在资兴的一个乡，过了那个乡茶的品质就不一样了。同时也发现，某个县的柑橘开始时是一个知名的地标品牌，由于名声大了就急功近利，用别的地方的柑橘贴上本地的品牌，最后市场信誉一下就下落了。所以，从现实中感觉到农业发展的隐患，就提出了农业发展政策的变革问题，认为要以农产品品牌化为引领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张硕辅副省长非常肯定我们的想法，并批示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只是不久就调到云南担任省纪委书记去了。二、要立足湖南研究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两会”期间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第一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从此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当时就在思考，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湖南代表团第一次提出这个命题？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缩影，湖南农的问题实质也就是中国农业的问题，研究湖南的问题也就是研究中国的问题。2016年9月份应邀参加中央农办唐仁健主任主持召开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座谈会，提出实施区域地标品牌战略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这个观点。唐仁健主任非常赞同我这个观点，座谈会后还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进行了汇报。从北京回来后，感觉到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很可能就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反复思考，写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转型》一文，在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的前三天在《求是》杂志上发出来。有人说你那文章的不少观点怎么都跟一号文件相同？这说明这篇文章还是具有前瞻性吧。三、从历史发展中把握问题变迁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它是一个前沿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怎样认识这个过程？必须从历史的发展中来把握这个变迁。比如农业的发展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离开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谈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把握农业发展的变迁。我不久前到复旦大学与曹锦清等教授进行交流时就提出，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农民收入的变革，进而导致农民结构的变革，并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所以，现在很难用过去的农民概念来判断今天的农民了，给农业农村的政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无疑也导致了农业的变革。长期以来，对农业发展有两个经典论断，一是“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是“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得出判断，没有规模的小农户无法实现机械化，就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现在的科技创新发明了微型农机，农民发明了社会化农机服务，如湖南人均七、八分地地，山区是人均三、四分地，小规模农户经营基本上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也就是舒尔茨在《改造传统的农业》中提出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因而从根本上颠覆了过去的经典论断，包括伟人的论断，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农业发展方式的巨大变迁。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怎样把握这个问题的变迁？可以借鉴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理论传统：宏观取向，变迁关怀，问题意识，在这个坐标中，才能够准确判断一个历史发展中的问题，过去是什么样状态，现在是什么样的特征，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上三点感想，作为抛砖引玉！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研究员，本文系在湖南省社科院2017年度“十大创新成果”发布会上发言的录音整理，刊发于湖南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8日相关阅读★陈文胜求是撰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陈文胜人民日报撰文: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陈文胜人民日报撰文:以“三治”完善乡村治理★陈文胜: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乡村振兴再添一把火★陈文胜:现代化的不同步演进与乡村振兴前景的忧虑★陈文胜:警惕压力型乡镇管理体制使乡村振兴陷入形式主义泥潭★陈文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陈文胜: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关系进入新时代★陈文胜:乡村振兴推进从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跨越★陈文胜:以乡村振兴战略总揽三农工作★陈文胜:中央一号文件的三农政策变迁与未来趋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

核心观点：实现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以自治为核心的差异化治理，乡村发展才能具有自主性，广大村民群众才能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论创新。以法治为保障实现乡村治理有序法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自上而下的“硬治理”，乡村治理必然要求以法治为根本要求，以法律作为规范乡村所有主体行为的准绳。无论是德治还是自治，都要通过法治来规范和保障，也只有通过法治才能从根本上引领和保障乡村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社会诚信的促进，从而确保良好乡村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因此，必须把乡村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尊重司法成为基本取向；严格依法规范乡村组织行为，引导村民依法办事；健全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搭建联村联户的法律服务平台，推动乡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德治为引领实现乡村治理有魂德治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是社会舆论与自觉修养相结合的“软治理”。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伦理道德是引导社会风气和凝聚社会人心的不可替代力量，是乡村治理的灵魂。无论是法治还是自治，都要通过德治来体现和引导，才能有效破解在乡村治理中法律手段太硬、说服教育太软、行政措施太难等长期存在的难题。因此，可以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农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突出村规民约的观念引导和行为约束作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文明村”“文明户”等文明创建与评议活动，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激发农村传统文化活力，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使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舆论导向推动自我教化，形成良好的村风民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主题在乡村文明创建与评议的小活动中落地生根。以自治为核心实现乡村治理有力村民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证和支持广大基层村民群众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是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的最直接体现。让村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核心，是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要通过自治来实现和推进。各地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而随着社会的加快转型，乡村社会从封闭不断走向开放，单一的治理手段无疑难以应对差异化、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有效的乡村自治，就必然要求尊重各地的客观情况，尊重各地的村民群众意愿，以自上而下制度建构的法治为保障，探索以德治为引领、以自治为核心的差异化治理，乡村发展才能具有自主性，广大村民群众才能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顶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三农工作新举措，标志着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全面建立。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改革再出发。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就提出，中国改革的领域将更广、举措将更多、力度将更强。我认为，宅基地“三权分置”就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最大亮点，是推进了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增加农民收入是每一个一号文件的重点，在讨论2017年一号文件时，我就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的话，就需要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怎么样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首先是农业收入不能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体，因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自然灾害风险很大，农业这个总体上属于薄利产业的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很难成为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后，国民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工资性收入增长同样难度很大，已经到了天花板。还有哪一块可以撬动农民的收入增长？而从城乡对比中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收入就是财产性收入。最突出的就是房子，基本上翻了好几倍，这比什么工资性收入都要高，比什么收入都要增长得快。相比而言农民就没有多少财产性收入，收入很难与城镇居民相应增长。因此，要真正落实好农民收入增长这个中央一号文件一再强调的要求，就要实现城乡平等，必然要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的最大财产是什么？无疑就是房屋，能不能在宅基地上来开这个口子？当时认为有私有化之嫌，这个政策红线还是不能碰。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也提出过，而且是社会热点，但最终没有放开。这次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一政策不仅把握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而且顺应了农村实践要求和农民愿望，真正地解决了这个长期需要解决而一直没有解决的农村改革大难题。作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组合拳之一，为推进乡村振兴再添了一把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不同步的。在现代化上半程的工业化进程中，主要解决的是工农关系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城镇化人口过半了，城乡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处于城镇化加快推进中，主要解决的是城乡关系问题。取消了农业税，就意味着工业化已经不需要依赖于农业了，就意味着中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但是，城市依不依赖农村呢？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带来财富的快速增长，但是城市化却严重依赖于农村，土地财政和农民工就是一个根本标志。一个国家的两个最基本制度，就是土地制度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威廉配弟提出

现代化的不同步演进与乡村振兴前景的忧虑——在第二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上的发言陈文胜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在中国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进程中，乡镇政府日益成为国家与集体、农民关系的交汇点，成为城乡关系和乡村社会矛盾的集聚点。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镇工作，提出以百姓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提高乡镇服务水平。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提高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认为，乡镇政府职能能否成功转型，不仅关乎乡镇政府服务能力能否提高，关乎《意见》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而且还关乎农村发展大局，关乎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笔者曾经在乡镇工作过十四年，担任过多年乡镇长和党委书记，现离开乡镇十二年了，当前乡镇政府的职能状况究竟如何？根据对三个县的十三个乡镇调研，发现乡镇政府的职能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名目繁多的考核目标成为乡镇日常工作的法典建立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本来是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有效保障。可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从省到地市到县的各种考核和普遍使用的“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使上级下达的考核目标成为了决定乡镇政府工作的法典。1.考核的项目太多。本来考核是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综合绩效评价，但除了县委、县政府的几项综合考核外，县级的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向乡镇进行考核。县级党政、群团有多少个部门，乡镇基本上就要接受多少项考核，有些一个部门就有多达五、六项对乡镇的考核项目。根据调查，在2017年初湖南的县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对乡镇考核的项目达57个以上，包括“五个文明”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统战工作、组织工作、村委会换届选举、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补助、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合乡并村工作、征兵工作、民兵预备役建设、民兵应急分队建设、政法综治、信访维稳、禁毒工作、消防工作、安全生产、财政税收、计划生育、耕地保护、精准扶贫、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粮食生产、科技工作、教育工作、卫生工作、防汛保安、公路治超治限、拆违控建、招商引资、依法行政、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管、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新农保缴费、水费收缴、党报党刊发行、森林防火、危房改造、低保整改、通道绿化提质、马路市场搬迁、秸杆焚烧污染治理、“河长制”水治理、地质灾害防治、金融安全工作、创建“无传销乡镇”工作、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到户工程建设、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造林工作、农民权益维护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固定资产投资工作、新型工业化工作、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等，几乎是县级党委和政府及其部门工作的全部内容。2.考核的责任状太滥。本来责任状就如同军令状，是针对全局性的重大工作的管理措施，以凸显工作任务的严肃性。可当前的乡镇责任状被肆意扩大适用范围，从省市机关到乡镇，层层都念责任状的“紧箍咒”。对乡镇的每一项考核，无论什么工作都要求必须签责任状，不仅要对上签，还要对下签，否则就要扣分。尽管各个地方对乡镇考核情况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对乡镇有多少项考核，乡镇就要签多少份责任状，每一项责任状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是“第一责任人”；最多的乡镇有51份，最少的乡镇也有36份。这么多的责任状，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记清名目繁多的内容，只要上面发什么责任状就签什么。一个镇长在县里开会，上午签5个，下午签6个，甚至一个部门就要签订几个责任状。有些工作是乡镇的法定职责，有些工作是乡镇所不具有的法定权力和履行能力，也被以各种名义强加其上，以至责任状泛滥成灾。责任状多了，导致什么工作都重要，可乡镇就是那么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而每个乡镇的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又千差万别，一刀切的责任状基本上没有办法落实，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工作都不重要了。3.考核的内容太虚。尽管每一项考核的要求都十分严格，考核的内容也非常全面，但客观定量的内容不是很多，主观定性的比重很大；务实的内容不是很多，务虚的比重很大；可操作的内容不是很多，空泛无明确针对性的比重很大。所以，很多乡镇考核的形式重于内容，有不少即便列入“一票否决”的考核事项，也没有具体办法来保证落实工作责任，只要在文字上体现了工作的重要性、要求的原则性就可以过关了。由于考核内容简单，缺乏分类目标，而各个乡镇的情况不一样，发展水平、人口规模都不一样，但考核的目标都是一个标准。比如，大都要求每个乡镇的每一个单项工作都要站在全市前几名、全县前几名，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名次，设定这样的考核目标究竟有多大意义？由于考核内容不明确具体，在考核时主要是看材料水平的高低、报表数据的大小、汇报态度的好坏、典型的优劣。因此，为了将各种考核的“硬指标”变成文字和数字，每一项考核都需要写汇报、填报表、整理材料、建档立卡、召开会议并做好会议记录、印发文件、签订责任状等一系列的务虚工作，乡镇为此需要耗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成本高、精力大却无实际意义。调查中，有乡镇领导感叹一年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主要迎接各种评比考核，而不是在研究和落实工作。二、转移责任的考核体制导致乡镇职能难以转型乡镇政府本身就是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当然供给主体，也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决策主体。根据《意见》的要求，要突出提高乡镇的服务能力，也就是要提高乡镇为农村和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取消农业税以来，大大减少了农民与乡镇政府的对立和冲突，也为提高服务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压力型”的考核体制根深蒂固，乡镇政府至今未能摆脱其历史惯性。1.异化为“万能政府”。对乡镇考核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凡是省、市考核县级党政、群团部门的，县级党政、群团部门就要考核乡镇，同时还添要加自身需要的考核内容。比如公路治超治限考核，公路治理执法权全部在县交通公路部门，而在县政府的责任状中，却明确由县交通公路部门负责考核乡镇执法落实情况。食品药品监管考核，从证件批复、技术检测到执法打击权都在县局，可一旦境内出了餐饮中毒、假冒药品等现象，都要考核问责乡镇。招商引资考核，乡镇没有宏观调控权，无权制订政策，能否落户一些项目、企业，乡镇政府都会从发展经济角度综合考虑，关键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每年都要对乡镇下达考核硬指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在属地管理的考核“原则”下，乡镇每年都要源源不断地接受上面层层下达的硬任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干，使乡镇干部既是财税干部、又是计生干部、还是食品安全生产管理员、还是信访干部等等，乡镇政府成为了无所不能的“万能政府”。2.异化为“无奈政府”。各个部门都想树立本部门本单位的绝对权威，把某一个单项的工作凌驾于所有的全面工作之上，在责任状中动不动就挥起“一票否决”的“尚方宝剑”，大多有罚款、降职、免职、撤职等问责措施，使一个单项并非全局的工作可以否定一个地方整个全局工作。其他工作都做得再好，这一项被否决了，其他工作就白做了，使乡镇长期处于一把又一把“一票否决”的“尚方宝剑”高压之下。目前对乡镇实施“一票否决”的考核项目有15个左右的大项，分别是经济发展、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精神文明、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农民负担、计划生育、财政税收、信访稳定、安全生产、招商引资、土地管理、节能减排、脱贫攻坚，这还不包括各个部门的单项“一票否决”项目。为了不被“一票否决”，隐报、虚报、造假的情况时有发生，请客送礼、粗暴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3.异化为“空壳政府”。对于乡镇而言，权和钱是能否提升乡镇服务能力的核心问题，也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尽管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至今没有废止，但随着“压力型”的考核从潜规则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安排，乡镇政府除了要服从县级党委、政府外，还要服从县级各个部门，法律规定本该属于乡镇政府的职权，就在各个部门考核的责任状中被“条块分割”了。特别是“乡财县管”后，乡镇政府失去了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权力，丧失了经济独立性，形同于县辖的一个部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县派机关。因此，表面上看，乡镇的七站八所等行政机构、办公人员一应俱全，而且是所谓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是垂直管理，人、财、物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更何况这些部门大多都对乡镇握有一票否决权，乡镇不仅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于是，乡镇政府就如同上级各部门设在乡村社会的“联合国”组织，“七站八所”相当于各部门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作为乡镇政府运行核心的权和钱大都被抽空了，无疑是名符其实的“空壳政府”。三、以明确权责为核心全面规范乡镇考核评价作为制度性纠偏，《意见》明确提出县级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将工作任务转嫁给乡镇政府。因此，必须尽快理顺县乡权责，改进乡镇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以规范乡镇管理体制，推进乡镇政府的职能加快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回归，加快基层政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明确划分县乡责权范围。县乡职能边界不清，使乡镇权责不等，造成责任层层加码向乡镇转移，让乡镇政府不堪重负。如何破解现实难题？国务院为了处理好央地关系，在2016年发文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权责配置，为县乡的责权划分作出了榜样；《意见》更是要求省级政府结合实际确定乡镇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不能把与基层签订责任状变成上级部门推卸责任和实施懒政的途径。因此，要纠正“属地管理”的错误做法，以法定职责为依据，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界定乡镇政府责任范围，划分县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与乡镇的权责，以维护乡镇政府的法定权力，切实为乡镇政府和乡镇干部减负减压。2.实行考核项目准入制度。为了有利于乡镇政府明确工作思路，集中主要精力完成事关全局性的重大工作，应严格规范对乡镇的考核项目及责任状项目的审批权限。哪些可以考核，哪些可以签订责任状，必须根据乡镇的责权范围由省政府明确规定。除中央文件和法律规定外，没有列入的项目，任何部门无权对乡镇进行考核和签订责任状；对于列入的项目，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特别要根据《意见》要求，严格控制对乡镇“一票否决”的使用范围，全面清理和取消不属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规定的“一票否决”事项，以综合全面评价一个乡镇的总体工作，避免片面地以非全局性的单项工作否定整体工作。3.分类简化考评指标体系。《意见》提出，要建立科学化、差别化的乡镇政府服务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因此，要紧密结合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等各个乡镇的实际，分类分区域制定考核目标与考核标准，使考核精准公平。简化量化考评指标，能定量就不定性，无法定量的定性考核尽可能只作为参考指标，避自由裁量权过大。该简化的就简化，如计划生育考核中，公共财政投入到位率、政策内二孩凭证引产率、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康检率、流出人口办证率、药品订购和报纸杂志征订、乡所村室建设统一标识、统一设计等指标在乡镇缺乏现实意义，就简化为考核人口出生率这样一个核心指标。该取消就取消，社会综合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农民负担等项目的考核，只以发生的具体的事件案件为指标，其他诸如检查评比达标、汇报材料、表格数据、会议记录等各类形式主义的指标可以全部取消。该整合就要整合，比如禁毒、综治、信访，完全可以并入到社会稳定的考核项目中，使考核简便高效。4.探索考评管理有效路径。对于列入乡镇政府年度考核项目和责任目标，必须由县级党委、政府统一组织进行一次性综合考核，部门不得擅自组织。考核方案、考核标准、考核内容和要求、考核程序和考核结果要公开、公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确保得到有效监督。同时，探索推进公议的考核评价方式，完善群众在考核评价中的表达机制，让群众切实参与到对权力的监督中，从而发挥群众满意度在乡镇政府考核评价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乡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正公平。探索第三方考评考核评价方式，委托专门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中介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乡镇政府绩效进行专业评估，以避免被评价对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提高考核评价的公信力。（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本文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4期，原题为《重建考核机制防止乡镇职能异化》）相关链接：★敬请查收《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写给您的信★150订阅《中国乡村发现》360天分享最前沿乡村研究★《中国乡村发现》征稿启事★《中国乡村发现》征集封面图片★红网专访视频: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产业兴旺为本★陈文胜:振兴乡村要以品牌为战略实现产业兴旺★陈文胜: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重逻辑★陈文胜: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跨越★陈文胜: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关系进入新时代★陈文胜:以乡村振兴战略总揽三农工作★陈文胜: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陈文胜:合乡并村改革切忌大跃进★陈文胜: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发展★陈文胜: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陈文胜:家乡的村庄发生了百年巨变★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大变局★陈文胜:如何破解城乡一体化的关键问题★陈文胜:“示范村”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民经济从改革开放到“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再到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农业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再到当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发生了从过去全力解决温饱到今天全面迈向小康的历史转折，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历史的新起点上。而历史的新方位又恰好交汇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的历史节点，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更迭、社会变革、文明兴替的历史逻辑，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未来的目标和方向。西方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人类史上现代化奇迹所谓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并走向富裕和强大。中国近代到现代，富民和强国是一条历史发展主线。从康有为上书改革到孙中山辛亥革命，从毛泽东超英赶美到邓小平三步走，无论是向苏联学习，还是向西方学习，无论是马列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为了实现富民和强国，都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百年诉求。从洋务运动到民主共和的两次中国现代化进程，被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和全面侵华先后打断。第三次现代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全面推进的历史阶段，尽管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等诸多因素，导致现代化建设严重受挫，但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厚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历史的时空坐标转换。谁也没办法否认的是，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实现了13亿多人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跨越，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英国用250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化，启动了工业革命。美国用150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化，启动了工业革命。中国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人口规模英国没办法比，美国也没办法比，将使多么大规模的人口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作为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大国，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用两百多年走完的道路，从一个三十多年前人均GDP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收入三分之一的国家，成为制造业是美国8倍的全球最大世界工厂、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国和农产品生产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类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壮观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大变局。这样一个人类史上的经济发展奇迹，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成为西方现有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发展之谜。如果能够解读出来，无疑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很多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都来从各个角度研究。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引爆了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比较普遍。而中国大清王朝和民国政府都是市场经济，菲律宾、印度、俄罗斯、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有些国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的市场经济，为什么都没有引爆工业革命？有人认为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中国在改革后确实在不断强化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但在清代就对产权实行严格的保护，对产权的界定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没有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民国政府的时候，财产保护与私有化也是很地道的，没有引爆工业革命。还有菲律宾、印度、拉美国家都是私有化很彻底的，为什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有人认为是人口红利。中国具有人口大国的优势，但印度有人口规模、孟加拉有人口规模、巴西有人口规模、非洲有人口规模，为什么没有崛起？有人认为是民主之路。中国的基层民主和社会言论自由看来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体现，就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来探讨了。但很多实现民主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菲律宾，特别是中东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工业革命？有人认为，主要是得益于建国后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最突出的是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但效益低下，最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特别是像实行这种发展模式的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全部崩溃了，苏联的工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中国，是唯一能够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强国，最后都解体了。中国也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奇迹。说明这一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歧路，没办法解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西方曾经有不少人断言中国会崩溃，而且这些中国崩溃论一直长盛不衰。因为只有那么少——不到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那么多——占世界22%的人口，还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也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所有的国力、资源都集中在农业发展上，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是贫穷的、落后的。如果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和城市，就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步苏联的后尘，社会矛盾的最终爆发无疑就会给政权带来灭顶之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被他们预言对了，可为什么中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原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在飞机上当面请教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们那里没有邓小平。难道只有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点？而个体生产就是自私自利？体现社会主义的优点，是发展模式还是人民的生活改善、国家的富裕强大？邓小平推进的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我觉得并非基于什么理论前提，因为无论什么主义，都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全中国人需要吃饱肚子，需要免于饥饿，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推进农村改革不仅仅只是为了追赶现代化、实现现代化，而是为了首先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贫穷问题。所以，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常识性判断。1978年有２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03公斤到1978年的316.6公斤，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在中国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农民是人口的主体，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可以说，邓小平这些判断都是常识性判断，但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的年代，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上世纪70年代前，“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对饥饿的恐惧是这一代人最难以忘记的集体记忆。根据历史资料，时任“乞丐大省”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糊糊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民以食为天，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开始怀疑“集体化”的合理性。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现在有些人质问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为什么没有富起来，但谁能否认，就是小岗村的农民为生存而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的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农民从此告别饥饿历史的宣言书。全球人口大国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所有的改革、所有的主义都无从谈起。改革让中国最贫穷的农民、最落后的农村最先发展起来。首先富起来的群体万元户，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25万元。能够让农民获得如此大的改革红利，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我1992年参加工作就在乡政府，当时农民稻谷卖到83块钱一百斤。那时的物价水平83块钱一百斤是个什么样的价格？还有什么比市场价格更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由于在食品短缺时代推进改革，那时候农民种什么都能够在市场上卖出，农村经济极度繁荣，所以农民最怀念刚刚改革开放的时期，彭丽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流行曲歌唱着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时代旋律。只要有劳动能力和愿意付出劳动的农民，就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那时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村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使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约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功地解决了全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提前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历史奇迹。从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基于乡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前，是用国家力量推进乡村经济繁荣，用军队拓展海外市场，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品产业和遍布全球的纺织品市场，从而引爆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辟和创造了国内外统一大市场。在政府财政主导下的煤炭、蒸汽机、铁路技术变革，在1900年左右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28年实现普选。美国也同样是从推进乡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开始的。以英国为主的欧洲移民，把英国的农村商品化生产、手工业技术带到了美国，首先是纺织业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20年左右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之后的1920年，美国农村人口仍然有50%的比例，才开始具备经济与技术条件推进农业机械化，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几十年之后的1965年实现了普选。这说明了什么？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中国，都是繁荣乡村经济启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具备了民主的条件和资格，才具备了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和资格，也就是具备了对传统农业进行历史性变革的条件和资格。而且“四化”都不是同步发展的，尤其是传统农业的革命性变革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实现的，因为没有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装备来武装农业。核心秘诀：集中两种所有制优势的制度创新中国发展奇迹的秘诀是什么？曹锦清教授在与我对话中的两个观点可以作为独特的原因。一是中国农民所独具的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三业合一”的乡村经济。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是手工企业，形成独特的经济社会形态，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农民这样能够对市场做出灵敏迅速的反应，使得中国人天生就具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适应能力，能够快速地适应工业社会的时间节奏和劳动节奏。因此，3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首先是农民的成功。二是改革开放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语言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普通话作为统一的语言，说着无法统计的不同地方方言的14亿人中有12亿人口的汉语在接近统一，使因语言、宗教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不断减少，形成了都说普通话的14亿人口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一统，这无疑是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分析，欧盟大市场有27个成员国、5亿多人口却使用30多种语言，不同的国家和不同语言引起的冲突，就自然难以与中国这样的统一大市场相比。不仅是欧盟，世界再也无法形成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一种语言的大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历次世界经济危机中能够稳如泰山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力量，可以与任何世界经济体的大市场相抗衡；而且是机会，可以为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当年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要坚船利炮去开拓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特大市场就是支撑工业革命的战略实力与内生动力。尤其是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统一的语言对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中国发展奇迹的秘诀，最核心的就是制度创新。总设计师邓小平推进的中国改革，实质上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人所有为有机构成，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市场机制对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既有公有的、集体所有的，还有个人所有的、股份的、合作的等多种形式，决定着资源要素有机构成的多元性，决定着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合作的混合经济，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既发挥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发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作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压舱石；又激发了个人、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和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成为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点火石。由于既经历了公有制的探索，又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的发展历程，在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公有制而没有像苏联那样全面否定公有制，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没有像苏联那样全面照搬西方的制度，从而发挥了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又避免了各自的局限，在对立统一中实现了对人类史上两种所有制的超越。这不是对两种所有制的重复和混合，而是集中了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成为前所未有的一种崭新制度，无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当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也发展了公有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如股份制，可以说，混合所有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按照马克思理论，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要求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必须适应生产资料的社会本性，劳动者个人的社会联合所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从而使单个的劳动者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同生产资料发生关系，每个个人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总所有者。我的理解是，这种混合所有制实质上就是“个人的社会联合所有”“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资本主义股份制是对于传统私有制的一种“消极扬弃”，而劳动者联合体则是对于私有制的一种“积极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混合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构成，是一种被动地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消极扬弃”，而中国改革后的混合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构成，是一种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的扬弃”。回顾中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也不是纯粹的私有制，不仅有私田，也有公田（包括宗族的公田），而且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私有制跟西方的私有制有明显的差别。现在很多人都把南街村、华西村等几个村树立为集体化道路的标本，我觉得，首先不要贴上一个什么符号。南街村、华西村等村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必须置放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外，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洪流中的几朵小小浪花。我们可以冷静地分析，南街村、华西村吸收了那么多的外来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要素，南街村的村民只有3000多个，却有2万个打工的外来劳动力以及资本。华西村也是这样。有很多集体成员外的资本参与经营和分配，这就不是纯粹的集体所有制的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共同合作、按要素分配的混合经济形式，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市场集体经济（习近平2014年9月2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人类史上最壮丽的实践，对全球人口大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最伟大的创新，实际上是对洋务运动时代以来积弱积贫时代“中国为什么不行”这个一百多年来发问的颠覆。因为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诉求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赶美超英还是三步走战略，都是在“中国为什么不行”的发问中面向西方。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迫切需要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这样新的时代发问讲好中国故事。而我们的理论没有聆听好时代的声音，回应好时代的实践。不仅未能讲好属于这个时代史诗般的中国故事，而且在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之前，还在用过去的历史时钟对表今天的中国改革实践，要求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实践去回应那些一成不变的本本和“金科玉律”的教条。不是要求用实践去验证理论，反而要求理论去验证实践，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改革前30年对公有制的不断探索，前所未有地加快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特别是大幅提高了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合作能力，为个人所有的社会联合、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奠定了社会基础，为改革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有机构成奠定了经济基础，特别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高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成为有为的“有形之手”，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后市场有效的“无形之手”。毫无疑问，后30年是前30年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前30年的继承和发展。曹锦清的观点，改革就是不打破旧瓶，用旧瓶装了新酒。凡是打破旧瓶的国家，如苏联改革把旧瓶打破，新瓶装新酒，引发的社会裂变和政治动荡都呈现在世人眼前，作为人类史上最为瞩目的兴衰悲歌，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史上最壮观的事件相对应。当前对改革的争论很多，由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需要得到进一步深化，在社会上却成为一些人由此否定改革开放的理由，成为要重走一大二公老路的理由。尽管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经典名言，而属于司马光首创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中国历代反对改革的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理论武器”。因为在宗法的古代社会，对祖宗不敬是大逆不道。重走一大二公老路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宪法赋予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无疑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实际上，这是对开放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教条化、本本化。回顾党的历史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正是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内曾长期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因此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强调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坚决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才走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好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改革的历史逻辑就是，旧瓶放新酒就是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与时俱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中国正处于千年大变局时代，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个人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国家和民族就将失去千年难得的机遇。《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就提出一个观点，“改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没有一个墨守成规的国家是强盛的。拘泥于旧事，满足于现状，就永远不会创新，不会有所进步。”变则通，通则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变化和运动的变革，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向前发展的动力。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多变和危机的时代，就要把跑鞋挂在脖子上，时刻准备穿上它，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奔跑追寻。如果不变革，就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改革开放前后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始终。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围绕城市与农村进行了多次工作重心转移，不仅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城市与农村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二次是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要推动中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确立的大政方针是以赶美超英为目标，以发展重工业为战略，毫无疑问，工业发展亟需的积累就必然是来自农业、农村、农民了。在农村经历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后，国家把粮食增长作为长期政治目标。如何实现粮食的大幅度增长、农业积累的大幅度提高？希望通过合作化来形成新的分工，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粮食能够增长几倍、十几倍，让农民可以多吃一点，让国家可以多拿一点，从而在1956年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等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但通过合作化大量增长粮食产量这个希望基本落空了，温饱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还导致一定范围的饥荒悲剧发生。全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免除了中国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而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计划收购粮食709亿斤，实际粮食收购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年度增加177.9亿斤。1954年至1955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收购891亿斤，比上年度增加106亿斤。在1952年粮食总产是3278亿斤，即便全部由乡村人口消费，也不过是人均651斤的低消费水平。而站在国家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立场，采取统购统销政策，使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能够从农村获得足够数量的粮食和农业积累。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来补贴城市和工业。尽管在1979年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价格低于收购价，差额却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1991年的粮食价格补贴就高达400多亿元，其中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可以买到100公斤大米(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98页)。因此，中国的城乡矛盾由来已久，既有历史因素的累积,又是现实因素使然。自洋务运动到建国以前，城乡二元结构的雏形就已形成；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使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固化；到改革开放以后，汲取农业剩余来搞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这个过程一直没有结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前期积累，城乡最穷困的居民阶层能够得到最低水平的救济。由于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导致城乡差距拉大，虽然有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广大农民生活福利改善很小，却承担了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实行城乡分治，全面建立了城乡之间的两种不同户籍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和城市领导农村、工业支配农业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要素封闭独立运行，形成了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以农养政府，还要以农补工业、以农补城市，使农村、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农村率先改革引发和推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三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于首先推进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可以认为，全党工作的重心是从城市转向农村。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了五个三农一号文件：1982年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1983年一号文件主要是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一号文件主要是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一号文件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一号文件主要是增加农业投入和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从1978年到1998年，是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时期。到l984年基本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农村改革第一步。从l985年开始，重点是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推进农村改革第二步。从此，农业生产不断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从专业户蓬勃而出，到“洗脚上田”办企业，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转变，个体及其他经济比重明显上升，特别是乡镇企业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l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98年乡镇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4%，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3%，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1.25亿多个就业岗位，建制镇发展到1.9万个、容纳了1.5亿农村居民定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的农村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缓解了城乡矛盾，快速地缩小城乡差距，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使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最大的受益者。第四次工作重心转移是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基于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迫切需要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突破，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也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全面推进阶段。随着以出口为导向、规模化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消费品工商业快速发展，到1995年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到1998年左右中国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此之后，电力网、公路网、铁路网、通讯、能源等建设快速推进，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不断扩张，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启动了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就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即使是农村的生活能源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气替代了柴火和煤炭，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修复。从1998年到2003年，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最艰难的时期。从1987年到2003年连续17年中央没有发布三农一号文件，这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社会上普遍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解决，特别是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发展战略重心需要农业和农村让位于工业和城市，是中国改革的重心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的阶段，更是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农业作为薄利产业，而且是传统产业，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使农业和农村无力抗衡工业和城市对资源要素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尽管国家财政收入在不断快速攀升，但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都在县城以上，优先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农村、农业不仅没有什么投入，还要被征收各种名义的税费。到1995年前后农业、农村、农民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到1998年问题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村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农民抗税抗粮、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特大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和主要问题。从1998年到2003年粮食产量连续五年大幅下降，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农村前所未有地出现大量的抛耕现象。李昌平在2000年3月上书国务院领导，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社会共识，成为后来所谓的“三农”问题。第五次工作重心转移是2002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轨。全社会终于意识到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对拉美化陷阱和改革前的中国工业化探索展开了广泛讨论，认识到导致这两种工业化道路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牺牲农村和农业成就城市和工业，尽管能够带来短暂的繁荣，但最终难以持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途径。2004年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首次对农村、农业、农民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自此以后所有一号文件中含金量最高、政策效应最好、措施执行最有力的一个，中国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关系进入历史的拐点。进一步推进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变革，是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这个关于城乡关系的重大判断认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发展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把农民增收放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大格局中，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必然要求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时期破解城乡二元难题的根本途径。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又进一步提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必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从2004年起到2006年为止，全国各省先后在两年内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而破解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未能解决的最大三农问题——农业税赋问题，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历史性变动，其中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宣告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以农养政、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历史正式终结，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完全不需要农业的积累了。其中的重大意义之二就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积累不断扩大，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补贴农民的新时期。把城乡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方位，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列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把“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根本措施。在这一阶段，城乡一体化是从公共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推进的。十六大以来，为确保“三农”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连续下发“三农”一号文件，突出以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主线，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围绕着“三农”问题出台了农业税免征、粮食保护收购价、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医保、低保、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其中2008年就达6000亿元，年增38％，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而且国民经济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四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了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双赢的局面。2007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计算机的诞生，2000年左右开始在中国不断普及，带来了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到2011年互联网用户就已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推动了中国以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中国进入了城乡加快融合阶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城乡资源流动不顺畅和流向不合理、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其中强征强拆成为“城市支持农村”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之一，造成十分尖锐的城乡矛盾。由于农村土地变成资产，成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财富的源泉。在土地增值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实行计划体制和运用行政手段向农民征取土地，另一方面是实行市场体制和运用价值手段开发土地，这样的双轨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和快速发展的房地产，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最重要的稀缺资源就是土地，核心是增值的分配，而政府主导的双轨制造成大部分土地增值流向政府、工业和城市，其实质仍然是以农养政、以农补工、以乡补城，只是从征收农业赋税到占有农村土地增值的转变。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2％，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扶贫对象高达12238万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从中国城乡发展来看，西方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得到验证，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城乡差距仍保持较高水平。另一个是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进城打工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由于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城乡割裂的进程，农民工不是以公民属性的劳动权方式而是以商品属性的劳动力方式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损害了公民法定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获得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国民待遇，与城镇劳动者存在着社保、医保、收入、教育、就业等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剪刀差”，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不平等关系以新的形式的出现。到2011年，有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户籍限制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难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长期游离在城乡之间，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第六次工作重心转移是2013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以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为着力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从而在制度上、政策上纠正了一些过去城市化的偏差，提出了新的思路，深刻地阐述了人的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城镇化的核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全新判断来突出农业、农村、农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把农业能不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和农民能不能实现小康作为评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准，把农村、农民脱贫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这为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确定了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因此，城乡一体化进入了由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阶段，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城乡关系演进。按照马晓河等学者的观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资源要素能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人口能自由迁徙，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全消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取决于制度底线的刻度。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形成。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3%，更为可贵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从2013年到2016年农村脱贫累计5564万人，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2016年全国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158万户；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4%，增速比全部农村居民收入快2.2个百分点。由于新一轮农村改革直面焦点、难点问题，从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助并轨到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从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并轨到户籍并轨；特别是从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十七大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推进了土地制度、公共服务这两个最基本制度的变革：征地制度并轨到城乡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并轨，工与农、城与乡的界限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冰点正在消融、难点开始破题、底线加紧筑牢。最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正全速开启通往“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就在2011年，谁能想象到今天席卷中国零售和银行业的变革，短短几年间一跃进入了在线购物和拥有智能手机成为常态的世界。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农村地区普及率达到33.1%，互联网上网人数7.3亿人。2016年中国电商销售额是全球电商销售总额的一半，超过4.1亿中国人定期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其中近90%的人是通过移动设备实现电子支付的。随着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快速地被改变，特别是革命性地改变了区域、城乡的空间距离，导致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使一些传统行业直接跳上高科技快车道，无疑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可以认为，在2016年前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主场，中国无疑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马克思在对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历史变迁中的城乡关系阐述中,强调“城乡融合”“促进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是社会革命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对立、改革后的二元分离与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迫切需要向融合发展的方向推进。而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也是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阶段、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跨越窗口期的三大历史交汇点，必须在历史的逻辑中准确把握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以新型城乡关系推进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日前，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做客红网访谈间，谈“乡村振兴战略”。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

(作者系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

转型升级补短板——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乡村发现网根据录音整理。

把扶贫脱困的决策看作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上的阐释：

［6］郭晓鸣、廖祖君、付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比较———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4期。

论道三农，以文会友,只发个人原创。《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

本文系作者在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城乡一体化智库团队举办的“学习十九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乡村发现网根据录音整理。

8266??会保障的政策差异，提高农业人才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建立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网络体系，鼓励农民工回流并为他们创业提供相应的支持，引导城市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农业人才的流动辐射到农村。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本文系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与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乡村振兴”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乡村发现网根据录音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内刊-陈文胜: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

省社科院举行“湖南城乡一体化与脱贫攻坚研讨会暨《湖南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发布会”

湖南卫视|湖南城乡一体化蓝皮书发布:2016年湖南城镇化率增速创近五年新高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了“农产品武器化”趋势，认为中国政府不仅要充分认识到“食物主权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要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论道三农，以文会友,只发个人原创。《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始终。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围绕城市与农村进行了多次工作重心转移，不仅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城市与农村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笔者并非反对建设“示范村”，关键是如果通过锦上添花“大跃进”速成而放出来

“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以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等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多重战略目标，显得尤为紧迫。

论道三农，以文会友,只发个人原创。《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

基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08&ZD016)的阶段性成果；

有人认为，每一个一号文件的政策预期目标并未全部实现，而且一号文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执行力也大打折扣，因而实际作用有限。我非常反对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向现代转型，三农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均耕地这么少，既要全力以赴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又要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如果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密集型，需要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得到快速推进，就只能始终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如果以牺牲农业来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即使能够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谁能养活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特别是中国一旦严重缺粮，即使全世界倾仓而出也救不了中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灾难。所以，西方有不少人判断中国不可能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预言中国迟早会要像苏联那样崩溃。而我们出乎意料地破解了这个两难问题，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靠什么破解？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为一个政策指导性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列为中央全年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紧迫性问题，成为了中国社会公认的政策风向标。你可以列举众多关于一号文件发布与执行中的现实问题，但你无法否认这些文件的发布与执行,对于推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贡献。1.一号文件是目标导向的路线图每个一号文件都是针对当前的具体问题，要求作为重中之重，明确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目标，有利于动员全国上下力量，整个各个各部门资源，分别在每年逐一集中解决中国农村改革这个长期性的世纪难题。有人认为，这么多一号文件目标都很高远，但雷声大、雨点小，达到预期效果的文件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问题和矛盾，赋予了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每个一号文件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要适应这种变化，朝着现代化的远景每一年向前一步就是巨大的成就。同时，一号文件只是一年的政策任务，不是长期的政策任务，而且政策的执行效力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国际国内环境、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资源能力等，造成有些措施和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执行得很好，有些措施和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就挂了空挡。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但我觉得很多好的改革方针没有落实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外内政治的环境，在文件发布后遇到了突发性问题，包括南海问题，一带一路问题，从严治党问题等，分散了决策层的行政资源，无疑就影响了文件的执行力。2.一号文件是政治保障的压舱石尽管农业是不可替代的战略产业，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呈逐渐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农业的战略位置最容易被人忽视。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的诱惑力太大了，工业化的诱惑力太大了，都能带来高额的经济效益，高额的财政收入，而发展农业是没有多少回报的，大多时亏本的买卖。如果缺乏政治约束，没有多少地方政府会对发展农业感兴趣。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在中国，必须要用政治来保障发展方向和战略决策，一号文件就是党中央用以发挥战略目标导向作用和组织保障作用。中央一号文件作指挥棒，全党各级都要服从国家发展大局，决不能战略短视，急功近利，这就是一号文件其中的一个最大的政策效应。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快速发展到今天，工业化、城镇化能够这样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一号文件就是压舱石。3.一号文件是社会共识的聚光灯中国是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如果不能对国家重大战略形成共识，社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比如有一些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粮食供给完全可以由市场调节。最突出的是以茅于轼为代表，甚至提出不要搞什么耕地红线。那拿当前的情况来说，农产品市场价格国内外倒挂，国外农产品价格那么低，国内农产品价格那么高，是不是可以按照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全面进口农产品？像菲律宾、越南、朝鲜这些中小国家可以，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仅仅是一个谁来养活中国的世界难题，还有一个对粮食有着巨额需求的中国来说，就意味着形成了占据垄断地位的粮食卖方市场，占有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绝对定价权，粮食价格必然会不断翻番。因此，无论哪一届领导人，都将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谁敢轻视农业？万一出了问题谁能够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在中国你这个领导不懂农业，就不懂中国的国情。所以，一号文件对三农问题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非常明显，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已经毫不动摇。问题明确了，方向正确，哪怕每一个一号文件只解决一个小问题，但始终沿着确定的一个方向向前迈进，即使走慢一点没关系，最后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如改革开放到现在，从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到现在要求粮食去库存的时代，农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水平的生产能力。不愁生产不出，只愁卖不去。所以，一号文件的真正意义不是落实了多少，中国这么大的战略问题也不是靠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而是明确了国家战略方向，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

（作于2005年6月于湖南省委党校，笔者时任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

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已经明确要求全国上下要把三农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以温铁军为代表，他认为，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增加投入，这是痴人说梦。他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

尽管三农问题的理论有了纵深的发展，不少学者因此而名扬天下。纵观全国三农学界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存在着五种倾向。

论道三农，以文会友,只发个人原创。《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

1978年到1995年是中国农村发展最具活力的时期，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连续下发了5个三农一号文件，主要是放活农村，放活农民，拉开了中国农村乡村经济繁荣的序幕，解决了8亿农民的温饱问题。

乡镇机构改革，如果农民缺乏积极性仍然作为乡镇机构改革的旁观者，那么，乡镇机构改革就仍然是政府体制内的一个自我循环、自娱自乐的游戏。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是乡镇机构改革是否有一个长效机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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