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宗并不象重生那样是下意识的行动，乃是发生在人的意识生活中。我们可以说，开始可能象重生一样是发生于下意识中，但最终这改宗的行动一定会在意识生命中完成。

7、教会能定规教义之权包括哪几样?信条为什么是必须的?

这种制度是出自猜测，以为教会如同政府一样，是自愿的社团。各地的教会也是国家性教会的分支。国家有权改革教会的崇拜仪式，判定教义上、实践上的争论，或召开大会。本地的教会没有一点自治之权。

教会的特色只表现在有形的教会中，为的是要分辨真与假的教会。改革宗教会通常提到三大特色；但此三种也可以归纳为一：即忠心持守神的教训，同时又遵主的圣道而行。教会的三大特色如下：

18、当我们说行善必得赏赐，这不就是说善行能积功德吗?

成圣的积极方面，是要使灵魂中的圣洁倾向刚强起来，圣洁的行为得以增长，因而产生了新生命的行动(罗6：4、5；西2：12，3：1、3)。成圣的新生命也被称为“向神而活的生命”(罗6：11；加2：19)。

4、伯拉纠派与唯理主义者对于圣道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有何种看法?

我们说重生是一种即刻的改变，包含两件事：①这个重生不是为灵魂所准备的逐渐改变；因为在生与死之间，并没有中间的阶程；②这也不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有如“成圣”，即是瞬间即刻完成的改变。

约这个字的严格意义只可分为两个时代，那就是旧约与新约。而在旧约时代在这约的启示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几个不同的时代与阶段。我们在这里应该对这个阶段予以简短的描述。

(1)在基督降生的意义上，这个名字特别指出耶稣人性的真正起源，乃是神自己超然的工作，尤其是指圣灵的工作。在路加福音一章35节中很明显地是指这一件事实。

古代教会史中，基督神性的实际被爱宾派(Ebionites)及“非道派”(Alogi)所否认。较为近代的，在改教时期有索西奴派，近代有独神论派及自由派神学家们，都否认基督的神性。

圣经多处提到这个君王之职(诗2：6，45：6、7；参来1：8、9；诗132：11；赛9：6、7；弥5：2；亚6：13；路1：33，19：27、38；约18：36、37；徒2：30—36)。

Scotus)、索西奴(Socinus)以及许多近代的自由派神学家，都否认赎罪的必须性。他们不相信神会为了罪先要求得到满足，然后才赦免罪人。可是如果我们承认神是公义的，那末

神惩罚人的恶行，不但是在将来，而且今生也会有恶报；但是人若顺着律法行事，神也会报赏。神的惩罚有制裁的效果，而祂的赏赐乃是一种激励。由于神的报赏，世间的德行才受到鼓励。

除了在改革宗的范围以外，很少有人赞成神预旨的教义。伯拉纠派与索西奴派反对神的预旨，认为是不合乎圣经、不合理性的。阿民念派有时完全忽视神的预旨，有时认为神的预旨是根据祂的预知。兹述三大反论如下：

关于宗教在人里面的位置，意见颇不一致。有些人对于宗教在人生活中的根本意义完全盲目，以为宗教是在人的某种机能里面，并藉此机能来发生作用。又有的人着重人整个的灵性是包含在宗教生活中的事实。

现在我们从特殊启示的讨论而过渡到圣经的讨论。因为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之书，所以这是一种自然地过渡。在此我们要讨论三点：(1)特殊启示与圣经的关系，(2)圣经的默示，以及(3)圣经的完全性。

虽不能给神下一正确的定义，可是我们却能对神的本性作一概略性的描述。有人给神下了许多所谓的定义，但对神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神是无限完全的纯灵(Pure

3、El,Elohim,Elyon,Adonai在这些名词之间以及在Shaddai,El-Shaddai与Jehovah之间有何区分?

神不但藉着名称，也特别藉着祂的属性来启示祂自己，这些属性就是在圣经中所说神性的完全，或神在祂的创造、护理与救赎之工中所实施的来启示祂自己。论到神的属性之种种区分，我们根据以下最常用的区分来加以说明。

圣经教导我们一位神有三个位格。这的确是特殊启示的教义，这教义是不能在自然中启示出来的，也不能由人的理性来发现。

第一次与艾得理牧师见面是在香港圣安德烈教堂旁的学生福音团契（FES）办公室。那时，我还在大学念书，是团契“主爱中华”祈祷小组的成员。一位“亚叔”（负责照顾各院校团契的

上帝创造世界，并赐下《圣经》，为要彰显祂的荣耀。一个真心相信上帝的人，会从上帝默示的话语《圣经》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看到祂的荣耀，并理解、评估、感受、应用，而且表达给其他人也能看见并享受这荣耀。

Blanchard）1932年出生于英国皇家属地根西岛，1962年开始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作为国际知名基督徒作家和护教家，著有《与神和好》（Right

这是一本风行欧美、脍炙人口的传记，

埃德尼，英国内地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1911年，艾得理出生于英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在罗马尼亚向犹太人传教，母亲留在英国照顾四个儿子。后来兄弟四人都成了传教士。

Fellowship）做联络工作。在美国，他的工作重点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校园，鼓励青年学生投身宣教运动。1943年，他又回到英国负责内地会的祷告事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返回中国。

1956年，艾得理一家终于重返亚洲，他们落脚于香港——这座城市有着英国的色彩、中国的底蕴，在亚洲快速现代化的浪潮中扮演先锋。艾得理的新职务是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