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生态特色型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转型机制——以上海市青浦区莲湖村为例李叶洋，邵琳

2003—2016年中国PM2.5质量浓度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解析刘媛，

区域气候变化下洞里萨湖表面水温时空变化的归因潘梅娥，杨昆，邹天乐，孙润，张锡花，张煜阅读文章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网络首发

作者简介曹小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国家百千万人才，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特聘专家。《地理科学》编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支撑计划、自然资源部等各类科研项目6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6部。获第九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以第一完成人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和三等奖各1项。1.问题的缘起与背景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首次提出“人类世”，以强调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造成的各种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科学界所公认，研究人类世以来人类活动和地球环境构成的地球系统的变化及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性，成为各类学科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人类世”也为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将人地关系所经历的演化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万年尺度来看，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靠天吃饭”，人类活动不足以对自然界及其内部的平衡带来重大改变;千年尺度上的人地关系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激发，形成了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共同组成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地关系;百年尺度上，随着人类对生态系统重要性认识的深入，人地关系进入到人与生态的关系阶段。此外，另一地球科学概念——“地球关键带”为地表系统研究划定了以界面为特征的、复杂、动态的异质三维近地表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为地球表层系统及人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对象与新的思路。随着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截面越来越模糊，相互作用的内生化趋势加剧，作用关系的复杂程度提高，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的研究亟需摆脱片段化、孤立化的态势与单要素的研究视角。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地表景观与人类世和地球关键带紧密不可分割，因此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关键区”(Human

作者简介胡志丁，男，江西上饶余干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紫江青年学者、学术名家和地缘环境跨学科创新团队负责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地缘环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区域地理系系主任。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省部级、地方政府、部队、协同中心等项目20余项，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科重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10余项。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部，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1、研究背景和意义“地缘政治”这一术语起源于19世纪后期，一出现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或许源于地缘政治是一个出了名的难以定义的术语。又因地缘政治学此后被卷入世界强权领土扩张，沦为统治阶级全球政策合法地位的舆论宣传工具，其内容和思想遭到质疑。到20世纪70、80年代，在其复兴过程中，政治家、媒体、商人、学者，甚至民众等在其演讲、论文、著作和交谈中都塞进这一词，更使得地缘政治变得模糊不清。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贸易战叠加新冠疫情更是使得“地缘政治”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网红”概念。“地缘政治”充斥于人们的视听，但时常被蒙上重重面纱，致使这一概念急需重新思考与理解。本文将基于地缘政治学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专著和论文，并着重对古典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进行梳理，在学科发展中梳理地缘政治学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于地缘政治研究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以此化解对地缘政治学的误解，提升地缘政治学学科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展现地缘政治学的独特学科贡献。2、地缘政治及地缘政治学思想的演变2.1

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热点主要关注土地资源配置、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效应、生态系统服务、国土空间规划与耕地保护等主题，旨在揭示人地关系的内在运行机理与互馈机制。“D0112

社会满意度调查在城市体检与评估中的应用谌丽，蒋雅卓区域经济韧性视角下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以辽宁省为例

基于街景数据的建成环境与街道活力时空分析——以深圳福田区为例司睿，林姚宇，肖作鹏，叶宇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方叶林，程雪兰，苏雪晴，鲍捷

作者简介王丰龙，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晨光学者、《世界地理研究》编委，主要从事政治地理学、幸福地理学和地理学思想等方面研究，发表中英文论文近百篇。行政区划是大政国基，也是地理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行政区划的类型、行政区划调整历程和规律、行政区划的影响和行政区划优化策略等问题。不过，现有研究对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厘定和理论构建还较为薄弱，对于开发区等“名副其实”的行政区一概以功能区指称，且基本将其置于层级管理和公共服务配套之外，造成了“产城分离”等问题。本文通过厘定行政区划的概念，指出准行政区划的内涵、类型及其重要性，并尝试提出理解准行政区划的视角和值得关注的准行政区划研究议题，希望能够为推动行政区划研究和更好地管理各类准行政区服务。1.研究问题由来与背景本文的撰写主要有两个动因。一是厘清一些有争议的行政区划概念。目前，学界往往将行政区划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对其理解局限于宪法规定的“省−市−县/区−镇/乡”4级序列或民政部管辖的各类政区。但是，这种理解限制了与国外政区、历史政区的比较分析和对非正式政区的研究。实际上，根据周振鹤和刘君德等行政区划研究知名学者给出的概念界定，行政区划指由政府划分的具有行政管理功能的所有区域，不仅包括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还包括准行政区划。但是，很多学者和民政管理官员都将开发区等准政区排除在行政区划之外。那么，到底是行政区划的定义不够严谨，还是大家在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盲区”？这有必要辨明。二是推动行政区划的理论探索。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基本认可行政区划议题的重要性和地理视角的合理性，但是国内地理学刊物中行政区划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理论创新更是凤毛麟角，可能仅周振鹤和刘君德分别对历史政区演变规律的总结和行政区经济的理论讨论有跨学科影响。本文的作者之一（王丰龙）在华南师范大学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专业委员会等机构或组织的工作中，深感在当代有必要复兴和重振行政区划研究，提升地理学在行政区划理论研究中的影响力。为此，笔者先后围绕行政区划调整机制、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关联、跨行政区区域（经济带）的协同治理等问题展开理论探索，本文是上述努力的延续。2.准行政区划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本文认为，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实行分级管理而进行的区域划分；而准行政区划则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划分的、具有行政管理功能而又未被列入正式行政区划体系内的区域。它与常用的功能区概念相比有几点差异：功能区多是自发形成或根据区内要素同质性所划分的，且划分标准是经济联系等非行政功能；准行政区划是由行政机关划分和管理的，区内不一定具有同质性。此外，功能区的空间边界不必十分明晰、严格，而准行政区划为明确行政责权划分必然有明晰的地理边界。本文基于行政区划的定义及其要素，从行政层级、行政主体和行政功能3个维度构建了一个三维概念框架（图1），并划分了3类准行政区划。第一，具有完整的行政主体和行政功能、但具有未被纳入正式行政区划层级体系的层级特征的准行政区划，可以称之为“次”行政区划，如古代的“赤畿望紧上中下”分等和当代的副省级市、县级市等。第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但是行政主体不是一级政府的准行政区划，可以称之为“虚”行政区划，如古代的羁縻州府、监察区和当代的街道办、长江经济带等。第三，行政主体不但不是一级政府而且仅行使某些特定行政管理职能的准行政区划，可以称之为“半”行政区划，如古代的军镇、发运司和当代的矿区、开发区等。图1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的实证研究蔡海亚，赵永亮，南永清

作者简介杨清可，男，博士，中国科学院人文地理专业，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地理学会、江苏省地理学会和南京市宏观经济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会员，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城市与区域规划、区域产业发展等。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环保部生态状况十年调查、中国科学院STS课题、江苏土地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等多项课题。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自然资源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文’等奖励。在《sustainability》《资源科学》《经济地理》等期刊共发表10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参编著作5部；多次担任《资源科学》《经济地理》《地理科学》等期刊审稿人。01研究缘起作为城市化重要表征，城镇空间扩展及其伴随的高强度人类活动和不合理土地利用，对生态安全造成多方面负面影响，包括生态系统的功能衰退、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与动植物生存源地的破坏，是影响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城镇用地总量进行约束，空间合理布局，从维护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角度出发，兼顾“开发”和“保护”两种需求，解决国家发展中城市无序蔓延的棘手问题。总体来看，在3S融合技术、地理过程模拟、空间优化模型等方法支撑下，拓展了生态安全保护与城镇空间开发分析的多维视角，明确2系统间相互协调与约束作用研究的重要性。受限于分析方法及其景观生态系统类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研究集中在城市用地空间优化对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方面，对于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城镇建设用地开发模式关注不足，特别是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约束角度研究城镇空间布局与开发模式方面还需深化。空间尺度上，多以单一城市作为分析案例，缺乏从区域尺度上协调生态保护与城市空间开发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江苏沿海地区为例，基于对多种生态要素的保护，从区域尺度上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探究协调“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城镇空间扩展模式。02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文章分别构建地质灾害安全格局、综合水安全格局、生物保护安全格局、游憩安全格局等4种类型的单一要素安全格局。基于此，借鉴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理论，采用“综合取低”的栅格分析方法，统计各单一生态安全格局的栅格像元数值，提取最小值的栅格单元，构建不同等级的江苏沿海地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整体上形成以北部林地、中部水系、湖泊与内陆滩涂为生态源地，以河湖水网、灌溉干渠、交通路网等线状要素构成生态安全通道，形成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安全腹地对城镇扩展起到支持作用，为城镇空间扩展的本底基础。生态安全格局形成4类等级区，即低水平生态安全格局面积4409.7

作者简介林建鹏，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学理论与城市治理研究。曹现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学理论、城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现任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1研究缘起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作为城市正常运转的基础，是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一步健全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体系对于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0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9年全国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60%。借鉴已有发达国家城市化变迁的经验，城市化率30%~70%为城市建设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为了应对城市化变迁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发展理念已从21世纪初逐步由外延粗放式向内涵集约式转变。在城市发展理念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因子的影响作用是否发生变化；设施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关系是否也发生变化；设施水平空间关联、非均衡性的主导来源以及这种非均衡性与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性的关系又是如何均是亟待探讨的问题。鉴于此，文章基于城市分层的分析框架，构建重点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

作者简介刘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城市与区域规划、村镇转型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课题6项。出版中英文专著各1部，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SCI/SSCI检索30余篇。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委会、人口地理专委会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委会委员等。曹广忠，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未来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村镇发展和规划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项，发表学术论著90余篇（部）。现兼任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区域规划与区域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龙港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专家顾问等。1.研究缘起户籍制度背景下，中国人口迁移形成了从非户籍流动到户籍迁移的2阶段迁移模式，落户问题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重点之一。已有研究对户口供求关系进行了丰富的政策和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户籍迁移的动力机制，但对现实中的户籍迁移状况如迁移规模的变动特点及迁移流向的空间特征等仍然知之甚少。这类研究的缺失使我们难以评估落户政策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户口供给、促进了现实的户籍迁移，更难以评估这种影响在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差异性，限制了各地现有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及新政策的设计和引进，难以观察落户意愿向落户行为的转化状况，限制了对城市户口有效需求的评估、对流动人口行为研究的深化和对城市政策影响个体行为效果的探讨，进而影响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人口流动和户籍迁移趋势的判断。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迁移的时空特征和新落户居民的多元需求理应受到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当前人口迁移研究对流动的高度偏向性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求。此外，以户籍地和常住地的空间不一致性表征的人口流动与国际上普遍意义的人口迁移概念存在本质性差异，难以衔接。虽然户籍制度是中国人口管理服务的核心基础和典型特征，但要借鉴国际人口迁移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人口迁移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向世界讲述人口迁移的中国故事，反而更需要重视户籍迁移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户籍迁移数据的缺乏是当前户籍迁移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但鉴于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性和政策需求的紧迫性，该领域的研究不应因此而限于停滞。所以，本文利用现有公开的人口统计数据估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迁移规模，以期较为准确地考察中国人口户籍迁移的时空格局特征及演变趋势，评估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的户籍迁移效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本文对户籍迁移的估算思路基于户籍人口增长的2种来源，即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可以通过户籍人口总增量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量的差值估算户籍净迁移的规模。即，由年平均人口与自然增长率相乘得到自然增长数量，进而得到净迁移人口数量。据此方法计算2011~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每个年份的人口净迁移数量，计算范围包括市域和市辖区两类。数据来源包括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户籍迁移的时空特征1）户籍迁移活跃，迁入地集中，迁出地分散。2011~2017年，人口净迁入和净迁出城市的数量从大致接近逐步转变为迁出地远多于迁入地，前者约是后者的2倍。虽然户籍净迁入和净迁出的城市数量大体保持稳定，但户籍人口净迁入的平均规模在稳步上升，反映户籍迁移活跃度的持续提高。而平均迁出规模在2011~2015年间持续增长并于2015年达到近年的峰值，在之后开始有所缩减，户籍人口大规模迁出的现象逐渐减少。此外，迁入集中度波动上升，向少数城市集中的特征凸显；迁出集中度持续下降，迁出城市的分布变得均匀分散。2）沿海三大城市群是主要迁入地，长江中游和东北地区净迁出最多。沿海三大沿海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人口迁入的主要热点地区，但也存在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差异；内陆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仅在成渝地区形成小范围的户籍迁入高值区。此外，成都周边出现了小范围的热点区，人口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净迁出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及东北部分地区，前者包括了四川东部部分城市和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带的城市，后者包括了黑龙江省中西部和吉林省北部的一些城市。人口户籍迁移的空间特征与非户籍迁移即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但在集聚区的数量和范围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性。3）人口迁移与流动格局高度耦合，沿海城市群和内陆省会城市最为明显。人口迁移与流动格局具有高度相关性，2015年的人口净流入率与2016~2017年的人口净迁入率的相关系数为0.69，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根据2个比率的正负分为“净流入净迁入”“净流入净迁出”“净流出净迁入”“净流出净迁出”等4类城市，所占比例分别为18.6%，6.7%，8.8%和65.9%。2015年人口净流入的72个城市中，53个在2016~2017年户籍人口也是净迁入，占前者的73.6%；而人口净流出的213个城市中，户籍净迁出的占比也高达88.3%，人口从流动到迁移的2阶段特征得到验证。“净流入净迁入”类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净流出净迁出”城市最多，多分布于区域中心城市周边，常住和户籍人口的迁出现象均比较普遍。3.新型城镇化的落户政策导向1）政策引导作用有限，大城市的户籍吸引力仍在强化。根据市辖区户籍迁移估算结果，对比《规划》发布前后变化发现，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依然是户籍迁移的最主要方向，且这种趋势仍在不断加剧。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落户条件最为严格，但户籍人口却仍在加速迁入，平均净迁入规模是《规划》发布前的2倍以上。I型大城市虽然普遍仍有一定的落户门槛，但户籍迁入也普遍更加活跃，平均净迁入规模是之前的2.6倍。虽然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规划导向和现实政策都是全面或有序放开落户限制，但并未吸引大量户籍迁入人口，反而本地户籍人口持续加速外迁，尤其小城市的平均净迁出规模高达《规划》发布前的5.7倍。2）新兴二线城市户籍迁入规模快速增长。户籍人口迁入规模较大、增长最为突出的城市可以分为传统一线城市和新兴二线城市2类。第一类包括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持续保持了较强的人口吸引力。另一类是经济快速发展并强化落户政策人才导向性的二线城市，尤以武汉、成都、杭州等城市最为典型，2014年以来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落户，落户政策调整收效显著。4.结语本文根据户籍人口增长的分解设计了户籍迁移的估算方法，对2011~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进行了初步估算，弥补了当前人口迁移统计数据和相关研究的缺失。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人口户籍迁移的时空特征，与人口流动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并评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对人口户籍迁移的影响。后续研究中，我们更需要关注到户籍迁移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长期以来，国内人口迁移研究集中讨论流动人口问题而缺乏对户籍迁移现实的直接分析。而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宽松化，落户作为中国现实人口迁移过程的“最后一步”愈加值得深入的研究探讨。尤其在当前落户意愿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的基础上，更需要补充对实际落户行为的研究，形成对流动决策—流动行为—落户意愿—落户行为的全过程分析框架。这不仅对落户政策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具有直接的参考意义，而且对于完善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体系并增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对话大有裨益。投稿方式：来稿请登录我刊官网http://geoscien.neigae.ac.cn在线投稿通信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北区盛北大街4888号联系电话：0431-85542212；85542217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2个重要参数：一致性与覆盖度。一致性表示共享给定前因条件组合的案例在展示特定结果方面的一致程度；覆盖度则是评估了前因条件组合对结果集合实例的解释程度。QCA

作者简介张文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发展与区域规划、宜居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出版《经济区位论》《产业发展和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学术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6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兼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型城市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经济与区域规划学术委员会、以及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住建部城市体检专业委员会委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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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J].地理科学,2020,40(8):1221-1234.[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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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地区发展质量和品质的重要支撑。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也是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契机。绿色支撑能力评估从绿色本底、绿色效率和绿色人居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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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快速城镇化地区外来人口入户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0~2015年东莞积分入户全样本分析

根据响应变量（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和犯罪嫌疑人居住概率）的不同，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变形为泊松回归模型和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结果显示，Walk

“70后”和“80后”的地理学人正在成为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年轻人多了，好事，但也有问题。主要是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积累不够，在实际研究中难有自己的独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