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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先贤赵朴初和民建先贤李文杰都是中国统一战线史上的著名人物，自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两人就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上海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赵朴初生于1907年安徽太湖人李文杰生于1906年江苏镇江人两人都师出东吴大学，赵朴初1926年秋入校，李文杰专科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后于1931年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深造。赵朴初发起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分别担任副主席和名誉主席；李文杰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担任第三、四届民建中央常委；赵朴初是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文杰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法制组副组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休戚与共同路人

今年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90周年，也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先生诞辰125周年。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邓演达先生艰苦卓绝的革命意志、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倍加珍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们与邓演达先生的深情厚谊，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本文讲述的就是三位伟人与邓先生的君子之交，堪称统一战线史上的经典佳话。毛泽东感叹：“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27年3月，毛泽东（下右）邓演达（上右）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合影。毛邓之交，缘于农民运动。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两人走在了一起，结下了深厚友谊，以致多年后毛主席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历史回溯到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后，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时，邓演达在很多场合热情赞颂农民运动，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是农民革命。”1927年初，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下特设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等为委员，讨论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地位及具体运动方案。同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邓演达、毛泽东联名提出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两人关于农民问题的一致见解，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邓演达还借鉴毛泽东在湖南成立省农民协会的经验，召开了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并和毛泽东一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邓演达在会上号召广大农民：“背起锄头，拿着镰刀，来革那长袍马褂的命。”同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邓演达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毛泽东对邓演达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极为赞赏，向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民运动发展的建议。在邓演达、毛泽东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迅速蓬勃发展。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以中央农民部部长身份和毛泽东、陈克文一起担任常务委员，并由毛泽东来主持讲习所教务工作。邓演达在积极支持毛泽东工作的同时，还亲自参与农讲所的活动：4月4日，邓演达出席讲习所开学典礼，他勉励学生们说：“中国的革命，总要耕者有其田……农民要赶快起来，与封建势力斗争……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6月9日，邓演达又前来出席毕业典礼，并作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讲演，他恳切要求学生们：“本着革命决心，认清革命目标，遵守革命政纲，积极推进农民革命。”在邓演达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共的农运事业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输送了大量有用人才。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愤然离汉出国，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筹建新的组织，并主动找中共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但当时中共正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对邓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并没有失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老朋友毛泽东身上，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邓演达殉难后，毛泽东非常痛惜。他在批注《新唐书》《徐有功传》时评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一个“伟”字，可见老朋友邓演达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了。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提到邓演达。比如，周谷城在1961年5月3日与毛主席的谈话中，偶然提及邓演达，毛主席随即问道：“你认识邓？”周谷城说：“我认识。”毛主席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毛邓之谊，大气磅礴！周恩来赞扬：“这人的人格很高尚！”1961年11月，周恩来出席邓演达殉难30周年大会。周邓之交，源于黄埔创建。担任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的邓演达，在与张申府谈军校工作时，希望张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能到黄埔军校来。张申府回忆道：“他（邓演达）总是让我推荐在国外留学的有志之士到军校来，我告诉他已经写了名单给廖先生（廖仲恺）。”在这份名单上，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归国后，于1924年11月继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此前不久，邓演达却因不满蒋介石心腹的王柏龄等把持校政，毅然辞职赴德留学，周邓两人因此失之交臂。周恩来回忆道：“他（蒋介石）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两人真正的合作，是1926年1月邓演达归国重回黄埔军校担任教育长之后。这时，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抬头，并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周邓两人都身陷其事，表达不满并据理力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闻讯即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了一天；邓演达对蒋介石的行为同样非常不满，认为蒋“3月20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季方回忆说：“邓即驰赴东山蒋介石官邸,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淡水路三三二弄一号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上海是一座红色城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在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会址”，那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干”会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领导国民革命，酝酿建立新的政党。11月1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声明要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领导革命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邓演达回沪筹备建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在《莫斯科宣言》的鼓舞下，1928年，国内的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左派，以谭平山等人为首，曾经尝试在上海建立新党——中华革命党（外界称“第三党”），但因纲领等问题未能在党内达成共识，后无以为继。为了建立一个成熟的新政党，很多重要骨干成员决定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大局。1930年5月，在国外游历了近三年之久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他废寝忘食地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全力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根据季方（“一干”会议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工党中央主席）的回忆，当时组织给他租赁过两处专用的房子，一处在格罗西路（今延庆路）的大福里，一处在愚园路的愚园坊。但他认为房租太贵，与农工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悬殊因而拒绝。邓演达借住在一位同情他的在买办机构里服务的朋友家里，白天在寓所撰文、起草纲领，华灯初上之后便外出分赴各处会晤同志及各地来宾，讨论问题、交换意见，经常要到子夜之后甚至凌晨三四点后才能返回。他曾以此自比为“耗子的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大家就党的名称、中国社会的结构、革命的性质、未来政权的性质等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其中关于党的名称，大家都同意沿用发表《莫斯科宣言》时用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简称临委会）。对于很多重要问题，如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和党应该坚持的政治纲领，大家与谭平山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在与邓演达经过商谈后，谭平山不再参与组党的事宜。大家讨论确定的纲领与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有差别，但许多中华革命党的骨干都参与了组建临委会的工作，大多数中华革命党的成员也继续参加临委会，因此，就两者关系来讲，也可以说，中华革命党是临委会酝酿成立时期的组织，为临委会正式成立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诸事准备成熟后，大家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召开“一干”会议正式建党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会场是相当不易的。关于“一干”会址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当年参加“一干”会议的代表罗任一的回忆：“……地址是由黎明出面借用黎明辉（晖）的住宅，其时她离沪去香港。房子空着，借用半天，伪装宴客是很适当。从午后七时开始到夜十时。”文中所提到的黎明晖就是当年上海赫赫有名的音乐家黎锦晖的女儿。黎锦晖是明月歌舞团的创始人，当年的流行音乐之父，聂耳、周旋等都曾投于他的门下。黎明（又名黎锦纾，字季纯）是黎锦晖的四弟。那么黎家为何愿意将房子借给“第三党”来开会呢？其实早在1928年，黎明便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文化宣传工作。1930年6月，邓演达电召当时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黎明返沪，任机要秘书，参与组党工作。黎锦晖通过四弟的关系，也由此结识了一批“第三党”的朋友，经常给予帮助。萨坡赛路的房子是黎锦晖1928年租用的住宅以及办“美美女校”和“中华歌舞团”的地方，楼下大厅主要用于排练歌舞或宴请宾客，因此平时这里人员进出频繁，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开会场所。1930年8月9日晚上7点左右，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的这座3层花园小洋房陆陆续续迎来了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由十个省市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此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会上邓演达带领大家向孙中山的像默哀一分钟。之后宣读了《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主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大家举手庄严宣誓，尽管口音不一，但声音铿锵有力。全体一致通过《我们的信条》后，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代表们全体起立，互行一鞠躬。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选举出了由25位干事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确定了中央机关组织、宣传、民运、设计、侨务、财务、训练7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中国国内民主党派的开端，临委会后几经更名，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共同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找寻“萨坡赛路290号”曾经流传的“一干”会址照片，典型的石库门房子，不符合当事人对“一干”会址的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都认为“一干”会址的地址早已知道，理由是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并且有文字说明这是萨坡赛路290号“一干”会议旧址。但农工党上海市委会的党史专家们拿着这张照片到实地查看后，认为这张照片的房子不是萨坡赛路290号。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党史专家们查阅了萨坡赛路历史变化资料并踏看了整条萨坡赛路及周边地区，得知萨坡赛路是法租界时期的路名，现今路名是淡水路，而如今的整条淡水路在1930年是两段不同名称的路，以福煦路（今金陵西路）为界，福煦路以南是萨坡赛路，以北是淡水路。最终他们在金陵西路的北面找到了照片所摄的那幢房子，当时照片所摄的门前树枝和横挂在树枝上的绳子犹存，可是它所处位置是20世纪30年代的淡水路，而不是萨坡赛路。再看房屋结构，这是一幢典型的石库门房子，而且是档次较低的一种，不具备召开三十多人会议的条件，经向当地老年居民了解，这里过去住的是个医生，从来没有办过歌舞团，而有关资料也表明当年黎锦晖的美美女校和中华歌舞团住的萨坡赛路290号应该是一幢非常讲究的西式洋房。基于以上两点，可以肯定照片所摄的不是萨坡赛路290号黎锦晖住所，与农工党的“一干”会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找寻到“一干”会址的确切地址，成为了党史专家们的一个心愿。但是历史变迁，“萨坡赛路”早已尘封在历史档案之中。太平洋战争以后汪伪政府在1943年收回租界，把法租界的萨坡赛路改名为英士路，随即门牌号码重新编排，1949年以后该路又与相连原淡水路合称为淡水路。而原来的萨坡赛路门牌号因事隔久远已经很难查证。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党史专家获悉有位朋友专门收藏旧上海的“行号录”，借阅后，在1940年版的法租界地图上找到了“萨坡赛路290号”，就在今天的淡水路合肥路路口。农工党中央研究室接报后，专赴上海查证。据实地查看，这是一座3楼小洋房，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这座小楼和周围一片房屋与1940年版地图所绘完全一致，房屋结构也与黎锦晖、王人美等人的叙述一致。2005年，农工党中央两次主席会议听取了有关汇报后认定：农工党“一干会议”是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召开的；萨坡赛路290号现地址为淡水路332弄1号。至此，农工党历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的“一干会议”会址得以确认。2007年12月，“一干”会址被列为卢湾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5月，又进一步被列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发挥存史育人功能虽然“一干”会址经过专家们的多方努力，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之中，并于2009年12月2日上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挂牌暨邓演达铜像落成揭幕仪式。但彼时的“一干”会址已是卢湾区（现黄浦区）工商联的办公场所，其作为农工党党史教育基地的功能始终无法很好地发挥。2014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黄浦区委、中共黄浦区委统战部等部门的关心帮助和协调下，农工党中央获得“一干”会址的租用权，实现了广大农工党员多年来的夙愿。为充分发挥“一干”会址存史、教育功能，2015年1月上旬，经农工党中央主席办公会议审议，同意将会址列为“党史教育基地”，并委托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协调修缮布展事宜。展馆设计以体现老上海的建筑特色为宗旨，一共4个展厅6大部分，展示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一批国民党左派继续探寻革命道路，筹划建党，至农工党中央召开十五大这80多年来，农工党所走过的风雨历程。2015年9月，在广大农工党党员的特殊党费的支持之下，历时半年多的修缮布展工作圆满完成，“一干”会址正式向农工党各级组织和统战系统免费开放。2019年，“一干”会址又进行了版面更新。此次“一干”版面更新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对原有版面内容的精简和修改，用图片的形式更加生动地展示农工党从筹备建党到走上与中共合作的道路，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历史进程。二是增加上海展厅。通过历史照片、实景照片、人物照片、实物照片等形式介绍除“一干”会址外，农工党在上海的其余21个革命活动史迹点以及上海组织的发展历程。志愿者为参观者讲解农工党党史。自“一干”会址揭幕后，这5年多来，共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5900多人次，共284批。为充实讲解力量，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建立了一支1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志愿者均是对党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农工党员，在讲解的过程使他们对党史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参观的对象主要来自于全国各级组织的农工党党员，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和上海的统战系统干部。每位参观者在了解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经历血与火的考验的悠久历史之后都表示深受感触，加深了对统战史的了解。“一干”会址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却因此积聚了历史的沉淀，它见证了农工党的诞生，既是讲述建党历程和建党思想的重要基地，也是农工党员以及统战系统的同志了解农工党史的一扇窗口。（作者单位：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研究室）作者：潘佳编辑：王富聪

戳上方团结报文史e家关注我们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一、“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1950年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到会作了两次报告，批评了党内部分干部严重存在的“左”倾思想。他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统战部的主要工作一是掌握政策；二是协调关系；三是配备干部。毛泽东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到1953年初，经过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加上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成员发展了2倍。

在与祖父许德珩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我曾经千百次地聆听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

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展示出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了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还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这件提案对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早的党派提案。

我埋怨自己为什么偏偏把一个少女纯真的爱情献给了末代皇帝——战争罪犯呢？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排除这些揪心的杂念，我甚至强迫自己这样想：这回让你们看看我李玉琴也是有阶级立场的，我并不幻想当什么“娘娘”!

过春节贴春联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贴春联更被演绎得文采飞扬、故事多多。民国时贴春联从政府到民众，从达官贵人到一般百姓，都十分重视，也多有创意。

1922年，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回四川成都，旅途历时25天，共用了200大洋。200大洋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万元。当时上海卷烟厂的女工，每日工作10小时，扣除伙食费，月薪才有5个大洋。

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张爱萍在一起。

除了苏轼以外，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在宋代的公务员队伍里能出这么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家大家，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显然是与这一时代的重文尚学和高雅休闲生活有关。

脱离劳动愈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

老北京春节期间的庙会是空前的热闹。那时，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七百多座庙宇，春节期间，大小庙宇都向香客、游人开放。在庙内及门前设有集市，称作庙会。

抗日名将高桂滋：他的公馆扣押了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2009），其家是书香世家，从小便熟读诗书，8岁便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少年梁羽生整天沉迷于读诗书、看小说的文学境界，他的诗词在当地颇享盛誉，有许多人向他求诗索字。

戴笠对军统汉训班的渗透情况十分满意。亲自布置程慕颐：根据形势发展，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戴笠的重视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干出点名堂来。

抗日名将高桂滋：他的公馆扣押了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朱学范事后追忆说：“这次，我以与何香凝这样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共商革命大计，感到无比振奋！…‥…有何香凝参与筹划和领导，我对成立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组织，推翻蒋政权，便有了坚实的信心。”

恰巧，这个小相片本被路过的罗瑾的同学吴连凯无意中发现了。吴连凯翻看着这小相片本。他不知道这小相片本的来历，但他立即意识到这小相片本的特殊重要意义和巨大的危险性，就将它转藏到寺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

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见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20000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

就在高桂滋取得了事业的初步成功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高桂滋在西安的公馆成为事变中的重要地点。这使得这座公馆与高桂滋本人因此而声名鹊起，也使高成为事变的重要参与者。

李济深在致开会词中指出，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在这一天召开此次会议，象征着国民党的再生。召开大会的目的在于“为恢复总理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瓦解蒋介石之伪党及伪政权。”

端方一生爱好古玩和艺术收藏，收藏有许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金石书画还有石刻和玺印，他收藏的许多青铜器后来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那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

10月初在上海民联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陆续抵港。筹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将建立的这个组织叫什么名，由谁当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征求宋庆龄和冯玉祥的意见。

独立二十六旅朱春芳团长指挥部队向天津总站进攻，部队先利用预置在北宁公园的大炮轰击，过后步兵发起攻击，总站被克复后，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北宁铁路总局。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师从田一儁，并供职于翰林院。

香山慈幼院从1919年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直至1949年使命终结，存在长达30年，先后培养学生600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成为国家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有用人才。

梳理民国宪法史，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从“袁记约法”到“贿选宪法”，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各派政治势力背后博弈的身影。一部民国宪法史，其实就是民国历史的缩影。

曾有人问启功先生：“经历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启功先生回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很多网友都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一是空调，二是火锅。“火锅”，什么叫火锅？其实只要是底部有火，上有锅子，就是火锅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捋一捋火锅的发展史。

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后，年过九旬的雷洁琼前往京九沿线视察。在攀登井冈山时，接待人员考虑她年事已高，一定请她坐藤椅上山，可雷洁琼婉言谢绝，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拾级而上，攀上了100多级台阶，后又步行下山。

关于淞沪会战的作战指导思想和“第一枪”问题，学界历来有所争议。蒋介石私下也对汪精卫等人说过心里话，“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本来上船前，他是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的：先到美国的奥柏林大学读教育学，毕业后到哥伦比亚师范大学专门研究教育。但是，看着邮轮外的风浪，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产生了疑问。他悄悄地问自己：

4122?。此时的中国科学社正处在事业巅峰期，正在筹备联络各专门学会在浙江大学召开联合年会，组织数学分股委员会，与中国数学会合作创建数学研究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种规律的饮食习惯不仅可以保证我们日常所需，更是保持健康体魄，获得长寿人生的不二法门。而在这方面，张震将军的两个重要经验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借鉴。

作为较早一批对西方有深入了解的中国人，唐国安却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并成为终生遗憾。但是，在归国近30年后，他却因特殊的机遇而与留美事业再续前缘。

林则徐一生不仅个人为官清廉，而且对家人要求极严，家教严谨，家风悠远，这在封建士大夫中的确是难能可贵，实现了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思想境界。

大儿子李赣鹏30年代早期跟随冯玉祥将军在泰山学习，后去英国留学，1937年抗战爆发回国参加抗战，在冯玉祥将军和爷爷李烈钧身边工作。1941年去香港从事抗日情报工作，香港沦陷后，李赣鹏奔赴延安。

七是自由平等的恢宏气度。孙中山的自由平等思想除具有批判神权和君权、反对迷信和专制，提倡理性、科学和民主等西方先哲的一般原则外，尤以重视民生而非“意志自由”为特征，与西方人道主义者的自由具有本质区别。

1912年12月8日，孙中山到嘉兴，应邀前往春波桥兰溪会馆参加欢迎大会。会上，孙中山神采奕奕，演讲历一小时，群众报以热烈掌声。会后往南湖烟雨楼于狮子峰前合影留念，并摄半身像一帧。

第三集团军原属西北军的旧部，由韩复榘率领的第三路军改编而成，韩复榘时兼山东省省长，长期驻扎山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三路军奉命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韩复榘为总司令，副总司令为于学忠和沈鸿烈。

立冬，正是高粱、稻谷等酿酒原料收获之时，因此也是酿酒的大好时节。《诗经》中就有记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陆游有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他“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尽管他本人曾撰文力辞这三顶桂冠。

今天提起孙元良，人们都知道他是台湾影帝秦汉的父亲，儿子的知名度远在父亲之上。其实除了这一特殊身份外，孙元良还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国民党内有名的长寿将军。

1945年7月，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和邓垦匆匆见了一面。会开得十分紧张，会还未开完，日本投降了，邓小平作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军区政委，又匆忙赶回前线了。

厚德福颇有几样拿手菜，比如核桃腰、铁锅蛋、瓦块鱼、两做鱼等都是独门手艺，别有风味的，许多年后，梁实秋对此依然念念不忘，都将它们记在文章里。

近来，7集大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央视播出，其中讲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吃墨汁的故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陈望道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采撷几个以飨读者。

后来，日军的电台完全掌握了我们电台的信号、通讯的时间。我们呼叫重庆电台，敌台就冒充重庆电台，要我们把报发给他。我们一听日军电台的手法、信号与我们规定的单日、双日的一种暗语不同，就知道他是敌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