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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乐府遇到了困难，我们决定向死而生
今天是2月17日，2023年，已经过完八分之一了。乐府在年初的出版预告里，公布了80本书的出版计划——很惭愧，到现在为止，一本还没有出来。而且，以目前的节奏来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我们最快也要到4月份，才能做出今年的第一本书。并不是因为我们偷懒了……事实上，在这里我想先感谢一下我的同事们，无论现在在职的还是已经离开的。在过去的一年，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到了新书编辑的工作之中——我相信，从《诗人十四个》到《秋园》到《她们和她们》，乐府的书经常能让读者感受到某种创造性，某种美学风格，某种可以浸润心灵的力量，而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我们的编辑同事，我们的每一位作者，我们合作的每一位设计师。然而，因为我的一个乌龙，他们这一年的努力，被耽误了，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因此承受了本不应由他们承受的后果。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家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邀约。那是一家我非常尊敬的出版集团，发出邀约的，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出版前辈。很快，这家出版集团派出了一位非常年轻的编辑主任飞来大理，和我谈定了合作：认同并且喜爱乐府图书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集团愿意投入巨资打造更多的创造可能，并且大力支持这些新书的运营传播。合作的前提是，需要乐府结束和之前的发行合作伙伴联合天畅的关系，需要乐府清理出一个更清晰的股权结构。我同意了。并不仅仅是因为“投入巨资”的巨大诱惑（是的，确实是巨大的诱惑），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那个年轻的编辑主任身上，看到了某些自己的影子：对书的热情，对书的信任，飞扬的想象力，还有，似乎比我更强的执行力和运营能力。他对我说，在回程飞机上读《童年美术馆》，被惊呆了，以至于在集团班子会议上，强行读给所有领导听，甚至，他对于《童年美术馆》第二部的出版想象，都跟我一模一样。那两个月，他上蹿下跳，做每一位领导的工作，给他们读《秋园》，讲乐府的故事，一时之间，似乎整个集团都知道了，和乐府的合作，即将开始，甚至据说，第一笔合作资金，也已经打到了出版社的账面上——万事俱备，只待开工。夏天的时候，我去他们出版社出了一次差，冒着汗，和他们编辑、发行、营销的同事开会开到半夜两点，新的出版计划，也就在这样的沟通过程里，一点一点成型。社里一位年轻的编辑同事对我说：“你走的路是对的。乐府已经在影响这一代人。社里要做的就是帮助你完成这个目标。”那一刻，我对乐府的未来，充满想象：一个更年轻，更有力量的“我”，会和我一起，创造某种奇迹。在这个过程里，我将一点也不在意是否还能继续拥有一家叫做乐府的公司，我只是想把我看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作品，做成一本一本，美好的书。因为这个想象，也因为对“巨大投资”的信心，我扩充了编辑团队，选题也陆陆续续对接到了对方出版社，最鼎盛时，乐府有了30个人，手里同时在转100多本书，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巨大的规模。与此同时，我也确实结束了和之前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调整了乐府的股权结构（在这里，我想对之前的合作伙伴联合天畅，单独表达一下感激之情。感谢你们对乐府的所有帮助，以及理解）。做完所有这些之后，我忽然发现，乐府的账面资金，只够付印制和版税欠款，剩下的，已经没有一分钱。而我们和对方出版社的合同，还没有签。这时候，年轻的编辑主任，消失了。我开始找不到他，得不到他的回应，好不容易抓到了，他默然对我说，“集团确实过会了，但是在社里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力量，我们再等等”。变化是何时，如何发生的，我不知道。同事们问我，书稿什么时候送审，我只能说，等等，再等等。我也只能等。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给年轻的编辑主任发一条消息，问情况，然后，等待。今年1月，我让整个公司停工停薪，继续等。有一天编辑难过地对我说，两位作者在这个冬天走了，没有等到书出来，我们的书什么时候才能出啊——我无言以对。这样一直等到春节期间，有一天我做梦，梦到年轻的编辑主任，拉黑了我的微信。那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既然如此，那就结束吧。在春节之前，我和年轻的编辑主任有过一次长谈，他对我说，社里不看好乐府的项目，觉得投资太大，乐府人员太多，选品有太多的不确定，在市场上太危险。他还问我，如果事情最后没搞成，我有什么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呢，之前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剩下的，无非是自己做。如果别人不相信乐府的书可以卖出去，那就只能是靠自己去卖了，谁要我信任这些书呢！“九死一生啊”，年轻的编辑主任对我说。他劝我耐心多等等，但是，书已经压了半年多没有出来，公司也已经没有钱干耗着发工资。我们，没有能力再等了。是的，乐府现在走上了那条“九死一生”的道路——没有资金支持，没有发行班底，没有固定的合作出版社，一切都必须靠自己，重新来——但在我的心底，也希望这是一次向死而生的机会。我没有别的依凭，只有对手里这些书的信任，和爱。以及，我们六年多出版的100多本书积攒下来的，读者对乐府这个品牌的理解和认同。顺便说一句，过去几年，有很多类似乐府这样的新出版品牌崛起，他们都做出了很好的书，他们中的很多，也正在这条“九死一生”的路上挣扎。所以，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吧。这就是我在过往一年的乌龙故事。我写下这件事，只是要说明乐府目前面临的状况，其中并无对这家出版集团的半点怨尤，如果有某种情绪的话，也只是对自己在商业上不够成熟的检讨。是的，这是我的乌龙。所以，我也不想公开说出这家出版集团的名字，虽然行业里有不少同行可能是知道的，但在根本上，是哪家，并不重要。在结束这次长达一年的合作谈判时，我也给最初发起邀约的出版前辈发了短信，对他说，这件事情最终在社里没有做通，一定有它内在的逻辑，或许本来就是做不通的吧。前辈此时已经退休了，他向我表达歉意，问我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给乐府一点补偿。我说不用，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那我就自己承担这个结果吧。我依然尊敬这家出版集团，他们曾经开风气之先，我相信他们以后也同样会有向前的魄力；我依然尊敬这位出版前辈，他是真的爱书，懂书，珍惜做书人；我也依然相信，那位年轻编辑主任的热情和想象，他还年轻，以后一定能创造出自己的奇迹。我想，在面对不信任的时候，我更需要坚守住信任，并且去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当然是艰难的。过去两个星期，我们经历了40%的裁员，我也不得不对今年的出版计划进行调整，新书很可能也会有相当比例的压缩。我们这群只会做书的人，开始沟通当当和京东这样的渠道，寻求开户自己卖书，不怕被笑话，我一开始甚至没有看懂开户合同。但无论如何，我们开始了。这么多年，乐府一直在探索民间的声音，在寻找新的写作者，在确认新的意义，一直站在边地，寻求更多元的价值表达。也正是因此，我们才会出版一苇的《中国故事》，顾桃的《敖鲁古雅》，许路的《造舟记》，杨本芬的《秋园》，胡冰霜的《与病对话》……这些书有的很畅销，有的卖不动，但在我心里，它们同样了不起，因为它们都在倔强地发出声音，呈现价值。我理解出版社对这些没有IP的书会有疑虑，可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总还是需要有人写书，也总还是有人需要读这些新书的吧。不然，我们该如何在茫茫历史中，留下一抹痕迹呢——虽说这样一抹痕迹，可能也并不重要。在我心里，这些书是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出一本叫《阿包》的书，作者阿包，是一名贵州苗族女性，很多年前曾经被拐卖到河北，她逃了出来，在收容站的帮助下回家，又靠着自己的双手，送两个女儿读了大学。她不识字，这本书是对着手机语音输入，再手抄下来的。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却没有怨天，没有尤人，在她身上，我看见的是一代女性的缩影：在创伤之中，倔强活着，并活出了尊严。我想出一本叫《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的书，作者吴为，是90后，艺术家，她拍下外公外婆的遗物，寻找他们的生命印迹，把对外公外婆的思念变成了通往永恒的艺术作品。很多很多读者在她的照片面前泪流满面，我想这是因为，好几代中国人，都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带大的呀，我们和祖辈的关系，需要被重新理解和看见。我想出一本叫《谁知道前面有梦可想》的书，作者黄晓丹，是一名大学老师。过去一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成都，新认识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他说现在来看病最多的是娃儿，娃儿可怜啊。我还认识了一位艺术家，她的正式职业是做药品包装印刷，她告诉我印得最多的，是抗抑郁药的包装盒。我很希望那些娃儿，有机会可以读到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杀死自己的一部分》，但，哪怕经历过这样的至暗时刻，我们依然还可以相信，“前面有梦可想”。我想出一本叫《如何抵达道路》的书，作者郭净和黄菊，一位是六十岁的人类学者，一位是四十岁的行路者。行路的人向长者问道，剖析自己的内在，而走过的人能讲述的，只有人生和历史，至于每个人自己的路，还是只能靠自己去走。春节前我给报纸写文章，说“乐府是一家在路上的出版公司”，说“对我来说，出版不仅仅是一项社会事业，更不仅仅是一个生意，它和我的内心有关”，这是真的，我们刚刚经历了在经济上狂飙突进的20年，也经历了困守的3年，失落而困顿的我们，此刻需要重新看见并且安顿好的，就是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才可能继续去抵达道路。我想出一本叫《夜奔》的书，作者苏生，是个不到30岁的女孩子，笔力雄健。她说“我妈姓苏，她生了我，所以我叫苏生”。她从上世纪40年代写到此刻，用80万字写80年的历史长河，写四代女演员饰演武生“林冲”的故事。她哪里是在写京剧，写武生，写林冲夜奔，写女性命运啊，这本让我哭了无数次的书稿，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根系的渴望吧。是的，我们已经现代了，我们已经强大了，但是强大的我们，能把自己安稳地放在我们的文化之根上吗，怎样才能把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现代对接好，大概只能靠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了。我想出一本叫《巴学园的父亲》的书，作者佐野和彦，他对巴学园的创办者小林宗作着迷，收集他的文稿，采访他的学生，最后发现，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黑柳彻子，就是小林宗作最出名的学生，“窗边的小豆豆”。我和他一样，对创办了巴学园的小林宗作着迷，我深信，正是这样的教育家，给我们的邻居日本，带来了现代性的力量，这其中甚至蕴藏着他们重新崛起的密码。而现在，到了我们真正去学会，像小林宗作那样，尊重一个孩子的唠叨的时候了。我想出一本叫《803》的书，作者胡凌云，是跟我一样，正在老去的70后。他写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与故乡，迷惘与挣扎，寻路与失路，离开与归来。在我心里，这本书，就是乐府的《追忆逝水年华》。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能进入文学史，但我相信，它可以进入文学本身。我想出一套叫《讲了一百万次的中国故事》的书，这是一套中国民间故事的合集，编选者包括刘守华先生这样的大家。乐府着迷这火热的人间，也热爱古老到永恒的故事，连我们的slogan，“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也是从一本故事书里看来的，那是一句埃塞俄比亚谚语。六年来，乐府出了一苇重述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元典《讲了一百万次的故事》，民俗学大家斯蒂·汤普森编选的《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金典》，都是大书。《讲了一百万次的中国故事》，同样如此，我相信那些有时候笨拙到可爱的故事里，藏着一些神秘的种子。是的，我相信。我相信这些书的力量。也相信这些书的市场。我相信，用这样的直觉和投入去做一本书，是对的。我们的合作项目最终搁浅，是因为出版社对市场的怀疑，而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乐府已经出版的所有书里面，卖得最好的是《秋园》，已经有20万册了，这本书在家庭之中传阅，事实上已经有了上百万的读者，而最让我骄傲的是，它为这一代的年轻人构建了一座和祖辈沟通交流的桥。乐府，希望搭建更多这样的桥。我们今年有80本书要做（点击进入我们的2023年80本书目），我觉得，它们每一本，都很重要！而在此刻，要把这些重要的书做出来，我们需要帮助。今年1月份，乐府停工停薪，因为我们快没钱发工资了。此刻，我们又艰难地进行了裁员。但即便如此，要坚持到四五月份出书，再坚持到四个月之后卖书回款，依然会很难，甚至在此刻，它看上去有点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想，一家真正的出版公司，其实不是被资本养活的，真正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是读者。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应该面向的，也是读者：所以在这里，我恳请我们的读者，买乐府的书。读乐府的书。传播乐府的书。帮助乐府做出更多的好书。方法很简单：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乐府的有赞店。我们设置了两档众筹，金额都是500元。分别众筹2023年乐府将要出版的12种文学新书（共计16册），和10种儿童教育新书（共计20册）。我们会在新书上市之前邮寄给您，两档众筹各自的总定价都超过1100元（也就是45折）。乐府全年负责分批次邮寄，国内非偏远地区包邮（如果某一本书因为不可抗力不能出版，会进行等值替换）。乐府这次遇到的状况，根本上是因为我们的书，我们高成本对待书的方式，不被认同和信任，那我希望，卖好我们即将出版的这些好书，是对这种不信任的最好回答。这是一次向读者的求助，但我绝不希望，它变成一次关于情怀的勒索。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在折扣上给读者以对等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乐府买书的你，是因为你真的喜欢这本书，愿意读它，或者把它分享给朋友。这样，才是真的帮助。这样，也就足够了。最后，我还想说一句题外话。我觉得，这次之所以会让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商业上的不成熟之外，最重要的，大概是年轻的编辑主任在我家聊到深夜的那一次，让我觉得自己被听见了吧。做为一个出版人，我无数次聆听作者的故事，鼓励他们把书写出来，我甚至曾经为自己有能力去聆听而沾沾自喜，但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能力永远做一个倾听的人，渺小的我，也渴望被听见。所以，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次求助，也是一次，渴望被更多人听见看见的表达。乐府书架上的那些书，《诗人十四个》《秋园》《在雪山和雪山之间》《造舟记》《六》《我心里有个小小人》《因思念而沉着》《童年美术馆》《中国故事》《讲了一百万次的故事》……我曾经以为是我看到听到了这些书的声音，其实不是的，真正听见看见这些的，是你们。谢谢你们！又及：乐府今年的绝大部分书，甚至还没有确定合作出版社。我们欢迎任何同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可能。乐府2023文学书众筹包（共计16册）01《阿包》
2023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