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5日，大年初六，56岁的谢建民坐上了从家乡泗洪出发到南京的大巴。50块，两个半小时车程，这条路线谢建民已经往返了14年。2009年，从供销社下岗后，当时年过四十的谢建民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漂泊”。每天挤在劳务市场，从各色中介手里，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抢一份日结工作。工厂流水线、消防安装、工地搬砖、餐厅服务员……日结工作收益不稳定，为了维持住每月三四千的收入，15年来谢建民基本将南京常见的一线体力岗位干了个遍。年近六十的谢建民没有停下打工的步伐，他每月要帮儿子还两千多元房贷，家里还有1万多元的贷款未还，他不敢退休、也不能退休。01劳务市场漫长的等待自春节后返回南京，谢建民陆续干了4份零工，但都没能干长久。“今年到现在拢共就挣了5000块。”谢建民向记者抱怨着。他表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难。”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饭店端盘子，干了小半个月，因为餐厅客流量下降被辞退。接受采访那天，他已经有5天无工可开了。为了及时得到招工信息，谢建民常去南京几个规模较大的零工市场蹲守。江宁殷巷劳务市场便是他的重点关注之一。3月中旬，南京的最低气温一直在10摄氏度以下。早上五点半，伴随着乘车人潮的涌动，谢建民在南京南站候车区的椅子上醒来，将被子收进旧得发灰的行李箱，用杂物桶装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踏进地铁三号线的首班列车车厢，前往5站路之外的殷巷。作为南京最大的零工劳动力市场，每天清晨五六点，是殷巷劳务市场最活跃的时候。招工的老板一般会在早上挑选符合要求的农民工，把他们集中带到工地。马路边站满了和谢建民一样的农民工，他们大多穿着发灰的迷彩服，或背着挎包，或拎着小桶，里面塞满了水壶、毛巾等物品，等待着中介或招工的老板发布价格合适的日结工作。/图为正在询问工作机会的农民工/图源记者拍摄失业第五天的早上，谢建民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继续在劳务市场“留守”，用漫长的等待换取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他向记者介绍道，下午还会有一个招工的小高峰：快递站招聘临时快递分拣员。不过这项工作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谢建民这样的“大龄农民工”并不受青睐。“我年纪大了，人家不要。现在50多岁的人不好找工作的。”他感慨道。由于现实市场上的冷落，谢建民转而将希望寄托于网络社会。经过朋友介绍，谢建民学会在手机招聘软件上寻找工作机会。“最近隔两三个小时就刷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事实上，和劳务市场要求相似，很多岗位都不招55周岁以上的农民工。剩余为数不多的岗位中，还有着大大小小的陷阱。据谢建民观察，有的老板在招聘信息上开的价格是每天200~300元，等工人们到工地后会发现，老板只愿意支付招聘信息上开价区间的最低价格，甚至连最低价格也不给。在工作一天之后，老板以“技术不行”等各种理由辞退他们也不奇怪。这样下来，工人相当于白打了一天工，还要搭上伙食费和路费。谢建民用“不上道”和“狡猾”来形容这些老板。02大龄农民工的求职困境从社会需求来看，岗位少、求职者多的现状导致劳务市场的招聘情形越发严峻。谢建民回忆，2022年后，求职者猛然增加很多，但就业岗位没有新增。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用工条件越发苛刻。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门傍身的技术就会好过很多。谢建民年轻时在家乡参与过消防安装施工特种工种的长期培训，掌握安装消防给水及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技术，可以做消防安装工作。据谢建民观察，工地招技术工的时候价格会开到300元以上，但普通的体力工每天只有200元左右。但消防安装工作的零工用工需求并不多，有时几个月都没有相关招聘信息。为了不撂荒，更多时候，保洁、装修工地、绿化等岗位谢建民都会看。“没技术你只能卖个体力，但体力有的是人。”谢建民无奈地表示。去除技术工种，在体力工种招聘中，年龄则成了主要门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6亿人，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约8632万人。在殷巷劳务市场做中介的曹远，每天都在劳务市场内转悠，替雇主找到合适的劳务人员。“在劳务市场找工作的农民工，很多都是50岁左右，估计要占到一半多。大多是干一些像工地搬砖和装修这样的体力活。”曹远介绍说。62岁的任怀国老家在安徽亳州，早些年他曾在辽宁大连打工，“后来那边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了，听说南京这边活多，两年前就过来了”。然而，对于任怀国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来说，南京的就业市场也不“友善”。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205国道附近的西善桥劳务市场，是任怀国找工作的地方。2017年至今，该劳务市场因用工争议、环境脏乱、交通堵塞等问题多次被取缔，但没过多久又会再次“热闹”起来。/图为马路对面的西善桥劳务市场/图源记者拍摄早上五点半，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刚在路边停下，正在西善桥劳务市场蹲守的农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涌上前去。“200元一天，工地小工，55岁以上不要……”听了中介的介绍，任怀国停下了动作，没有再向里挤。60岁以上的年龄让任怀国在农民工就业市场上已失去了部分竞争力，“建筑工地一般都要50岁以下的，我们这个年龄的很多老板都不愿意要。”即使找到工作，他也只能干一些打杂和打扫卫生的活，比其他人要少拿70到100元不等的日工资。农民工群体大多有着相似的特征：学历低、没关系、没背景、没有一技之长，在劳务市场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没技术的大龄农民工更是劳务市场自上而下“工资克扣链”的最低端。在盐城专事农民工招工中介的金鑫，已经在这片“江湖”上行走了7年。与南京江宁殷巷劳务市场的招工形式相似，在积累了一定的农民工人脉后，金鑫有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招工关系网。许多大龄农民工为了进入这个“圈子”，主动或被动提出减少工资。“看到是年龄比较大的，我都会先拒绝。有些人就会把工资再压一压，让我赚更多中介费，来获得这个机会。”金鑫说道。即使如此，对于大龄农民工，招工中介还是顾虑颇多。金鑫承认大龄农民工比较有工作经验，但真实招工却不愿意选择这群人：“体力劳动风险较大，年龄大的话总归更容易发生意外。”03退休养老是遥远的梦30年前，吴志华选择离开老家泰州，来到北京打拼，后来辗转在武汉、哈尔滨、南京等地工作，目前在南京一家空调售卖店负责空调的安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年57岁的吴志华面对这份工作已经感觉力不从心了。“以前爬上爬下我根本不怕。但是现在站在高层上面安装，腿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吴志华感慨道。但问及何时退休时，吴志华却有些茫然：“干不动了，就回家。”事实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我国年满六十周岁且连续工龄满10年的男性劳动者，便已经符合退休标准，理论上应该到了回家颐养天年的时候。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多地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障，但许多农民工依旧没有“退休”和规划养老的意识，很多人甚至都没有“交社保”的概念。安徽师范大学仇凤英教授的调研显示，第一代农民工[1]农保[2]的参保率是65％，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5.9％，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是2.9％，有26.2％的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保险。就业单位不愿意为其缴纳相关社会保险是农民工参保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工能进入的多为门槛低、规模小、劳动密集、监管较少的非正规就业单位。这些单位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多选择不帮员工缴纳社保。“我们的工作都是做一天算一天的，没有必要缴纳社保。”徐新华今年51岁，正在南京一家装修公司做刷漆工作。许多农民工自身也对缴纳社保存在误解。“我从来不交社保，钱不如直接留在自己手里”，徐新华表示。在许多农民工的心里，交社保也是一项成本，因此许多农民工也不愿意自行缴纳社保。沈甜的父亲最早也不愿意交社保。“可能大多数农民工也不会想到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找个保障，除非说子女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提醒他们。”沈甜最初让父亲去交养老保险的时候，他并不理解，“一个月交1000多，退休以后每个月只能拿900到1000多，那我为什么不把钱存着，到时候每个月自己取来用？”父亲反问她。不过，在女儿的多番劝说以及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讲解下，沈甜的父亲认识到购买保险是对未来的保障，最终还是买了居民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只要宣传到位了，他也能意识到买份保险是好的，是让未来生活有个保障。”沈甜认为。还有部分农民工是出于经济原因无法缴纳社保。根据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累计缴费满15年的，才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去掉房租，任怀国去年一年只赚到了1万块，除掉日常开销和其他支出，所剩寥寥。同时，他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还未达15年，也无法承担一次性缴清的费用，因此现在还没有领上养老金。“能拿到的钱也很少，两三百块钱”，他说。即使有养老保险，他们也并不会按时“退休”。因为就算按照最高档次缴费，每月养老金收入也不过数百元，难以维持稳定的生活，他们会选择继续劳动以获取更高收入。“要是最近半年还是找不到工作，我就回老家给人盖房子，一天也能赚五六十块”，任怀国表示。而对于那些没有参保的农民工，他们面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的处境，因而会更倾向于继续劳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谢建民身上。去年他赚到了8万块，但是除掉日常开销、房贷以及贷款还款，他几乎没有余下钱。“根本没法考虑退休，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就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谢建国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曹远、金鑫、沈甜、吴志华为化名。注释：[1]在学术界，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外出务工的农民人群，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2]农保是指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农村经济组织、集体事业单位和各业劳动者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缴纳义务，劳动者在年老时按照养老保险费缴纳状况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记者

目前国内乙女游戏市场现状/

策划｜有Young实验室编辑部视频拍摄、剪辑｜张天熠长图制图｜周子涵

2024年春节，宋祎扬和吴建回到东台过年，顺路去“廖家汽修店”探望曾经的师傅廖亚平。他们发现这家县城个体汽修店更冷清，一天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生意。宋祎扬和吴建曾在“廖家汽修店”当过学徒。2020年，刚刚中专毕业的宋祎扬听从了家人的安排，去表叔廖亚平开的汽修店学习汽修手艺。一同去的，还有小他两岁的吴建。趴车底、换机油、拆零件……宋祎扬干了一年多没有薪酬的“脏活累活”。2021年末，终于要出师的他却选择离开师傅，去重庆的一家汽修厂重新学习新能源车的修理技术。他的师弟吴建，也在不久后离开汽修店，去泰州电子厂打工，成为流水线工人。廖亚平也想像徒弟们一样及早转行，但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只会汽修，转行也不知道能干什么。”他感到“可能是一场‘暴风雪’要来了”。01县城汽修，风口上的二十年一年多的学徒生涯里，宋祎扬见证了“廖家汽修店”最后的辉煌，“我刚来的时候，生意还不错，我和吴建手头上的活儿基本不会停。”中专毕业后，宋祎扬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父亲劝说他去学门手艺。多方考虑下，宋祎扬来到了廖亚平的汽修店，“当时就想学技术，为自己未来打算。觉得汽车维修虽然累，但是能挣钱，做得长久，就来了。”和宋祎扬有着相似想法的，还有他的师傅廖亚平。回忆起入行，廖亚平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年轻时，我想学一门手艺，当时汽车是很新鲜的东西，觉得有前景，就去当了汽修学徒。”1999年，廖亚平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就和当时的师傅提出单干，在江苏省东台市城郊结合处盘下一间门面，开了“廖家汽修店”。中国车市在千禧年迎来了蓬勃向上的“黄金期”，私家车数量快速增长，汽车维修行业也随之快速发展，各城市尤其是县城出现大量的个体汽修店。廖亚平的店和其他县城个体汽修店一样，恰好赶在风口上。2015年，廖亚平接连扩下左右两间店面，又招了钣金、机修、电路、洗车的师傅，兼售汽车配件，做起了一条龙服务，积累下大量熟客。3间店面，七八个不同工种的师傅，廖家汽修店的规模已经和小型修车厂差不多，月纯利维持在3万左右。崔志军也曾经营过一家汽修店。据他回忆，2000年刚开店时，东台大约只有不到50家的个体汽修店，而到了2015年左右，这个数字增长到了200多家，且经济收入大多不错。“那个时候，个体修理户很吃香的。”廖亚平介绍道，“后来东台开了很多品牌的4S店，我们都不怎么担心。”2012年，上海大众、悦达起亚等4S店相继在东台开业，廖亚平的生意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4S店主要维修质保期内的汽车，而质保期外的汽车多数还是找个体修理户，我们的价格优惠很多。”/图为廖亚平正在检修发动机/图源受访者修车是个技术活，和医生一样，传统燃油车修理师傅往往是“越老越吃香”。积年累月地掀开引擎盖、在机油汽油味里打转，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身本领。廖亚平表示：“好口碑容易扩散，别人知道你这里技术好，就会自己介绍人来。”几乎不受年龄限制、更适应县城的人情网络、靠技术和渠道吃饭，共同构成县城个体汽修生长的一片沃土。差不多有15到20年时间，县城的私营修车店一直呈现出向好的趋势。在宋祎扬来的2020年，店里的生意其实已不如从前，只剩廖亚平一人守店。基本经受住了4S店考验的个体汽修店，又在新能源汽车、为依托网络平台的连锁修车、洗车店的夹击下，逐渐陷入困境。随着新能源车普及率的增长，县城个体汽修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业务量急转直下。新能源车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廖亚平就了解了它的特性，有些担心店里的生意：“电车我们个体修理店修不起来。它是电箱驱动变速箱，传感器传导集成，我们根本不懂。并且电路型号信息都是厂家那边才有，我们个体修理户不可能去调取这些信息。”宋祎扬也表示：“有一次连续两辆电车在路上坏了推到我们店里来，但我们根本不会修。”像廖亚平一样在县城里守着个体汽修店的人大多也预感到了寒潮的来临，但认为一时半会造成不了多大影响，“都觉得县城汽修还可以再‘苟活’一阵。”廖亚平表示。02观念的“时差”正在过去张勇在南京六合竹镇上经营了一家水果店，这条街位于竹镇中心，也是周边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据他观察，对于很多潮流，“县城的反应确实总要慢半拍。”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为115000亿元，同比增长65.0%，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汽车市场[1]。然而，不同地域对新能源车的接受度存在明显的“时差”。开源证券研报表示，目前国内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50%，但部分三四线城市渗透率不足10%。/图为2017-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及预测/图源网络“比亚迪、特斯拉这些电车还是少见的，我们这里充电桩不多，开燃油车还是主流。”张勇表示，自己的儿子年前买车的时候有过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款奥迪燃油车，“买电车还是比较冒险的，另外亲戚朋友也不懂什么蔚来、小鹏、理想的，只认BBA[2]。”起初，新能源车在县城的普及速度不如预期，“廖家汽修店”的整体业务变化也不大，这让廖亚平暂时松了一口气：“县城里大家观念变得很慢，没那么容易接受电车。”与县城汽修店不同，大城市汽修店受到新能源车冲击的时间显然更早。高成在南京宁南国际汽配城开了一家汽修店，早在两三年前，生意就已经受到了明显影响。朋友转给他的新能源车企财报，高成从不点开，怕影响心态：“南京燃油车上牌其实不难办，但是我的很多顾客已经不考虑燃油车了。这部分客源根本留不住。”高成形容自己店里的状况是“腹背受敌”，不仅和同行、4S店竞争客户，还要和途虎养车、天猫养车这类背靠互联网平台的一站式门店“打擂台”，“如果店里真的不挣钱了，我就关店。”“一线城市个体修理户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廖亚平认为，即便县城离“暴风雪”还有一段距离，但它终会到来。“我们这里新增了很多销售网点和展厅，县城里的年轻人其实很乐于接受（新能源车）。”吴建表示。由于宋祎扬的离开，吴建下定决心放弃学习汽修：“我本来计划是学成后也自己开个店，但整个行业都不景气，没办法，不如‘进厂’。”张勇也有同感，2024年春节期间，他忽然发现竹镇老街上多了很多绿牌车，“虽然有些是从外地开回老家过年的，但本地牌照的也不少，和前几年相比，多了很多。”看着来来往往的新能源车，张勇突然明白，即便县城里人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慢，但大趋势是不会因此停止的，“等过十年，说不定小一辈都不谈BBA[2]，谁管你开的是不是奥迪。”据今年2月界面新闻和IT时报的相关报道，新能源车企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下沉市场成为发力重点。面对这一趋势，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均公开表示计划加快向下沉市场布局，前者计划新增330余家直营零售中心，着重至四线城市和部分五线城市[3]；后者则进行渠道优化，以更快速度引进经销商，加大在二线和低线城市的市场份额。新能源车全面“入场”带来的冲击最终波及县城汽修的每一个工种。崔志军在去年6月关闭自己的修理店，“没有生意，但店铺的门面费还要交，总有亏空的一天。”以前，他一直觉得无论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外形修理技术是不变的，钣金、整形、喷漆最“保险”。面对如今的形势，崔志军感慨：“电车保修期大幅延长，顾客都去4s店免费维修了，（钣金）也被影响了。”面对不断缩减的客流、学徒的离开与同行的闭店，廖亚平越来越灰心：“县城个体修理户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难了，不知道生意还能维持到什么时候。”03新生代汽修工的选择和宋祎扬、吴建一样的年轻汽修工，已经将个体汽修店从自己的选择项里划去，转向了专业修理厂或重新学习电车汽修。从2020年到关店，崔志军的店里没有招到一位学徒。“汽修行业里的员工和学徒不是一回事。”崔志军介绍道，学徒是来跟师傅学手艺的，早些年汽修还是新行业，技术稀缺，跟着师傅学手艺要倒给学费。现在基本没有这种情况了，只是工资还是不会给的。员工则不同，往往是请来的师傅，他们都拿工资和提成。“县城个体修理户很难招到学徒，前期没有工资是一方面，技术是另一个方面。我现在在大型修理厂学习，技术先进，也有基本工资补贴，工作环境也比个体修理店好很多。”宋祎扬表示，技术老化才是导致传统汽修店“无人问津”的根本原因。行业变天，年轻人的反应有时候比老师傅更快，“他们和网络靠得更近，知道这是一条看得到终点的黄昏路，会早为自己做准备。”廖亚平知道宋祎扬和吴建的离开，是时代风口的选择。徐子木是一名95后，出生于江苏南通海门，经家里亲戚推荐来到修理厂学汽修。“听人介绍说汽修专业实用性强，只要肯吃苦，学成之后月入过万轻轻松松。”去年实习完后，徐子木对行业有了新的认识，“以前可能有好出路，现在不转电车是肯定不行了。”徐子木明白趋势不可逆，未来燃油车修理终会淡出主流市场。但偶尔，他还是会对汽修曾经的黄金年代留有一些遗憾。“我们老家那里，十几年前入行开汽修店的，有不少都挣到了钱，修车兼卖配件，是可以月入四五万的。以后肯定不可能有电车个体汽修了，自己开店这个机会是永远错过了。”汽修学校也正在顺应新能源车发展的趋势。徐子木的朋友王天一是汽修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女生。2021年，她读到了“汽修女孩”古慧晶的故事，曾经对汽修这一行怀有期待。古慧晶代表深圳参加广东技能大赛，是历史上第一个参赛女生，也创造了学校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王天一一直以来的榜样。“到了学校才发现，汽修课程已经加设了电动汽车相关内容，证明电车正在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外界的声音也在不断左右王天一的选择，“以前我觉得只要努力，没什么做不到的，但现在我想，除了最顶尖的人，其他人是该考虑转电车了。”/图为汽修学院学生正在学习新能源汽车技术/图源网络不仅传统汽修，县城本身也不是年轻一代就业的首选地。无论是王天一还是徐子木，都没有回家乡县城就业的打算。徐子木表示，“传统燃油汽修本来就面临淘汰，回县城更容易失业。”廖亚平观察县城中的个体汽修店，做了一辈子的师傅们渐渐老了，年轻人的身影十分罕见，“没有年轻人愿意来，也说明县城个体汽修离暴风雪很近很近了。”*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廖亚平、宋祎扬、吴建、崔志军、张勇、徐子木、王天一皆为化名。注释：[1]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4-2025年全球及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消费趋势监测与案例研究报告》[2]指奔驰、宝马、奥迪[3]理想汽车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记者

石雨，95后占星师。2019年，她从上海的一家甜品店辞职，次年成为一名全职的占星师，今年已是第4个年头。随着客源的积累，石雨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生活似乎也比从前更加自由与滋润。但日子不断向好的同时，身边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石雨的父母不能理解她的选择：“好不容易在上海扎根，为什么辞职干一份并不‘正经’的营生？”占星师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吗？人们想要从占星中得到什么？这些问题，石雨仍未全部参透。“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石雨表示，“人们永远期待着一个‘答案’。”01占星也能成为职业？2019年，面对窘迫的经济收入，石雨第一次感觉到，这份离家较远的甜品师工作也许并不适合她。到了下半年，她决定从上海的甜品店辞职，回到山东老家。裸辞给石雨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在接连换了几个不算满意的工作后，她开始尝试在网络接单算星盘，不久后就获得了不错的收入。“那时候就特别庆幸，在失业后，自己还算有一技之长。”从小学开始，石雨就对星座、命理的相关知识颇感兴趣，学生时代的她常帮自己身边的朋友做一些免费的占卜。“当时纯粹出于好奇和喜欢，并没有想过做成全职。”但成为占星师后，石雨才意识到，“前期不经意的测算为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了几个月网络接单的经验，经过深思熟虑后，2020年初石雨选择成为全职占星师。“成为占星师，既可以满足我的开支，又是我感兴趣的事，一举多得。”刚开始全职从事占星师时，石雨的客源主要来自互联网，收入并不稳定。“有人找你测算就有收入，但有时候一个月都不会有人来找我，那个月就是零收入。”随着熟人网络的推荐和自媒体宣传积攒客户，石雨的客源不断积累，现在一天平均可以有五六位顾客，多的时候甚至有十几位客户。“有时候生意火爆，一个月就可以挣3万，但少的时候也是2000元不到，这取决于你的业务量。”石雨介绍道。“收入虽不稳定，但生存压力比在上海的时候小很多，这样的生活状态让我感到足够悠闲和充实。”

徐兰，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面对患者，她会使用“手术疗法”。这种疗法不是真的“做手术”，而是志愿者通过和患者握手的方式，传递力量。在和患者聊天的过程中，徐兰会紧握着患者的手，让患者感受到自己掌心的温热。“这种触感会让他们安心。”虽然患者们不会大声说笑，但徐兰仍然能从他们微微上扬的语气中捕捉到几分放松与愉悦。2019年夏，上海临终关怀病房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服务者。他们不是职业医生，没有专业知识缓解患者身体上的疼痛，但他们掌握着一种“特殊疗法”，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精神压力。临终关怀在中国徐兰在大一参加了学校“安宁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她和同学一起陪伴已故癌症患者的年幼儿女，辅导他们做作业。徐兰对“临终关怀”最初的印象只有“安乐死”，并不清楚“临终关怀”的具体含义。1987年，临终关怀服务进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设有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6个；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2642个，设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科的医院510个。美国国立图书馆出版的《医学主题词表》将临终关怀解释为：“对临终病人提供专业的支持性卫生保健服务，通过整体照护方法，在满足病人当前的生理需求的同时，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经济、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咨询，可以在家、医院、临终关怀专业机构或提供长期照顾的机构中实施，此外还对已故病人家属进行丧亲支持。”完整的临终关怀团队由医生、护士、营养师、心理师、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组成。目前我国大陆临终关怀队伍以医生和护士为主，为临终患者提供身体上的治疗。团队中的志愿者则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在读学生、心理咨询师、律师、法医等，并不存在职业、年龄和性别上的特殊要求。临终关怀团队志愿者的服务对象是末期病人及其家属。志愿者通过生活照料、情绪抚慰，向病人及家属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徐兰在大一参加的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就是为患者家属提供社会支持。志愿者进行临终关怀服务（由雨晴提供）2019年夏天，带着对“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好奇，徐兰来到上海，参加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临终关怀志愿者活动。志愿服务地点是社区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活动最主要的内容是陪伴临终老人。徐兰会给老人们画肖像，陪他们聊天。老人们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志愿者会用按摩器给老人们按摩头部、肩膀，进行放松，也会为他们唱歌、读书，丰富老人们最后的时光。红房子专业社工机构的创始人雨晴是国内首批安宁照护师（做安宁疗护的人群）。在成为志愿者之前，雨晴做过英语老师和报纸编辑，但是这两份工作都没能让她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雨晴创办了红房子公益机构，刚开始主要是提供婚恋情感服务。2013年，红房子面临转型。在讨论中提到“临终关怀”话题时，雨晴表示，“像一道雷击了一下，找到了自己最想干的事。”随后，她专门去北京学习临终关怀，转变红房子定位的想法更加坚定了。2013年底，雨晴创立了广州首家支持并开展临终关怀服务、举办死亡教育公益讲座的组织——红房子。雨晴创立的红房子开展志愿服务（由雨晴提供）志愿者也会迷茫志愿者在临终关怀中，可能要直面临终患者的死亡，由此产生心理问题。在徐兰看来，做临终关怀很容易在心理上积攒负面情绪。第一次在临终关怀病房做了两周的陪伴后，徐兰就出现了轻微的抑郁，去找心理医生做了疏导。她提到一种情况：有时候志愿者在服务中见到一个患者，跟他聊得很好，下一次再去，患者就离开了。“这种时候就需要自己去处理这部分创伤。”在徐兰参加的临终关怀活动中，主办方都会特别强调：抑郁症患者不适合参加类似活动。因为临终关怀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有时候需要直面死亡。2013年，张丽娜的父亲患上癌症。为了照顾父亲，理解癌症患者的心境，她成为了临终关怀志愿者。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张丽娜发现，老人们面对生死时，想得最多的是子女为什么不在自己身边。面对老人的困惑，她难以做到无动于衷。此时，她迷茫了，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张嘉洸是一名医学生，也参加到临终关怀志愿活动中。但刚开始，他并不太能理解临终关怀的意义。张嘉洸在医院接触到一位有意识障碍的婆婆。婆婆会一直拉着他说话，但他听不懂婆婆在说什么，交流总是很困难。后来，他了解到婆婆的家人都在国外忙着工作，只能花钱给婆婆请了一位护工。张嘉洸感受到，比起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婆婆更需要家人的陪伴。作为学生，他没有办法通过交流给予婆婆安慰，也无法提供专业的医疗帮助。在精神和物质上，他都感到了无能为力。和张嘉洸的心境相似，刘悦在面对临终老人时，也会感到无力。“即使你陪伴得再好，老人也是需要孩子来陪伴的。”志愿者的陪伴很难抚平老人心中的创伤。她曾照顾过一位奶奶。这位老人对她说了许多心里话：“六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一个人管我。”老人不止一次地说，死了才是解脱。面对老人的真实想法，刘悦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老人，只能静静地陪在老人身边。在倾听老人心声、感受老人痛苦的时候，刘悦积攒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刘悦曾经向朋友感叹：“看惯了生死无常，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后来，她决定不再做临终关怀志愿者，才从这种情绪中慢慢走出来。如今再回想那一年半的时光，刘悦还是会忍不住感叹：“当你一次次经历老人们的离去以后，就会感觉，死不可怕，临死前的绝望最可怕。”以生命呵护生命在张丽娜迷茫的时候，父亲的一句话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死亡这种事，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会遇上，所以不要太伤心。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她开始调整心态，转变生死观。在父亲的影响下，张丽娜逐渐不再那么惧怕死亡。她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慢慢地用平常心去面对生死，默默陪伴在临终患者的身边。在雨晴看来，临终关怀服务为临终者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抚慰，这种抚慰是很有价值的。李爷爷是雨晴的临终关怀服务对象之一，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雨晴陪护了他3年。最初，李爷爷会跟雨晴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后来，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话也变少了。雨晴就安静地坐在李爷爷身边。李爷爷离开前半年里的一天，在雨晴陪护时间结束起身告别的时候，李爷爷突然拉住了她的手，说道：“你别走。你走了，我怎么办？”雨晴听出了老人的弦外之音。李爷爷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陪伴。雨晴带领志愿者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由雨晴提供）“我的陪伴让他感觉到有人懂他。”志愿者纯粹的倾听让李爷爷感受到被在乎和被关注，也为李爷爷创造了真实表达内心的环境。在信任志愿者的前提下，临终患者表达对死亡的恐惧，精神从而得到舒缓。雨晴认为，没有必要赋予陪伴太多的内容，陪伴本身就是临终关怀的意义所在。“那些人活了一辈子，根本不需要我们给人生答案。志愿者要做的，就是像一张温暖的床垫”。“死亡是一种温暖的能量。”雨晴说。在进行临终关怀服务时，志愿者的思想会悄然发生转变。虽然人们的肉体面临消逝，但是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影响了其他人。志愿者在陪伴中给予临终患者心理、精神层面上的抚慰，临终患者也用他们对人生的不同态度为志愿者们上了一堂堂关于“生命”的课程，给予志愿者精神和情感上的启发和变化。在雨晴眼中，“临终关怀的核心意义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呵护生命。它是双向的。”注：文中雨晴为化名封面图、小标题logo来自Canva可画记者

3月初，上海疫情暴发，每一个新增确诊数据的背后，是一批批“密接者”“次密接者”。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多地开始推行办公室隔离措施。3月15日，上海普陀区天地软件园19栋楼的员工结束了11天的公司隔离生活。从临时通知就地隔离到解除隔离，他们经历了手足无措、情绪崩溃，但也有相互理解、守望相助。公司隔离生活让他们共同拥有了一段特殊的回忆。突如其来的隔离通知3月4日，居家办公的第二天，大玉突然接到通知，上海天地软件园19号楼里有一确诊病例。大玉所在的“周末酒店”公司的办公人员都属于高危筛查对象。根据疫情防控小组的要求，在19栋楼办公的所有员工回到公司进行48小时隔离。隔离通知一开始并没有让大玉感到紧张不安。“我想两天很快就过去了，感觉配合一下就好了。”于是，大玉简单地收拾了两天所需的行李，包括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来到办公室后，大玉发现，整个公司的员工都到齐了。各种各样的行李箱堆在工位旁边，办公桌上堆满了同事们带来的零食、饮料。有同事还把家里的青蛙抱枕带了过来。没过一个小时，穿着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来公司给所有员工做核酸，并对环境进行了消杀。特殊的办公室隔离生活开始了。公司为员工们都购置了睡袋，晚上他们就在会议室里并排打地铺。大玉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发布在了抖音，这就是“办公室隔离”系列视频的第一集。大玉和同事们在会议室里并排打地铺（图源大玉）3月9日，在上海某软件园工作的林干接到公司发来的消息：公司所在大楼有一例确诊病例，要求所有员工在公司集中隔离14天。和大玉一样，这次隔离通知也没有让林干的内心掀起太大波澜。林干调侃说，“在哪隔离不是隔离呢？”上海疫情爆发以来，他便做好了随时隔离的心理准备。之前同事所在的小区出现了阳性感染者，导致公司所有员工长时间在家隔离办公。在上海长宁区工作的小猫接到隔离通知时，心里咯噔了一下。3月18日下午，公司有人确诊新冠，根据公司所在社区防疫政策的要求，所有人都要暂时在办公室隔离两天。虽然在几周前，小猫已经经历了一次居家隔离，但这次要去公司集中隔离，她的内心并不淡定。“相比之前，第一次发现疫情离自己这么近。”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公司隔离的第二天，大玉刚睡醒，便接到

3月13日，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的一位学生，在去做常规核酸的路上，拍下了一簇樱花，她把这张照片放到了共享文档里，配上了文案“一起来赏花吧！”像这样的共享文档出现在了很多高校里。疫情的“倒春寒”封住了大学生外出的脚步，却封不住他们感受春天的心情。在共享文档里，他们分享着春天。共享生活里的美好瞬间华东理工大学的徐汇和奉贤校区相距44公里。没有疫情的时候，学生也很少去往另一个校区，住在奉贤的CC常常觉得自己和徐汇校区没有什么联系。但本校学生可以共同协作的文档却将这两个地方的生活连接在了一起——虽然分享的内容有时空差，但美好交相辉映。3月12日学校刚刚宣布封校的时候，奉贤校区的树枝还光秃秃的，只零星有几朵花。“因为春天到了却没法出门出游，总觉得有些遗憾。”就在后一天，一份名为《ECUST春日浪漫主义避难所》的共享文档在朋友圈里流传，CC点开发现徐汇校区的同学在其中分享了校内开放的郁金香、食堂背后初绽的山茶，就在她下滑文档的同时，还有同学正在将自己拍的照片放进来。她觉得自己并没有错过今年的春天，“看到了那么多花，原来春光没有被辜负。”华东理工大学共享文档的截图栗子是复旦大学共享文档《温柔时刻分享组和精神互助避难所》的创立者，她的灵感来源于复旦的那片“光草”（复旦光华楼前的草坪）。3月13日，复旦发布了“准封闭管理”的通知，很多同学都去了“光草”赏春。严峻的疫情形势牵动每个人的心，但看到大家在朋友圈分享的美好事物，她决定和同学一起做一个共享文档，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记录特殊时刻的美好，和陌生人交换精神力量。“欢迎大家随时填写任何让你今天感到快乐/舒适/宽慰/浪漫的温柔时刻，希望点进来的同学都能在这里收获片刻愉悦！”她在文档开头这样写道。复旦大学的“光草”春景（图源彭彭）“复旦的同学在坚持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住春天的浪漫和自由”。这份共享文档让彭彭找到了作为“复旦er”的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她印象中从朝阳到夕阳，“光草”的每一刻都能在共享文档中看见，“不下雨的时候，从早到晚都会有人在樱花树下小憩。”如今她和同学每天过着宿舍——食堂两点一线的生活，“虚拟通道”（临时设置的连接东区宿舍与本部食堂的道路）定时定点开放。“没有疫情的话，我会和朋友们三两成群地坐在‘光草’上，听周围的小伙伴弹吉他、唱歌，赏樱喝啤酒”，疫情给原本自在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但文档里熟悉的花花草草、一树一木，都让她觉得春天仍在继续着。除了美丽的春天景色，共享文档里还记录了抗疫时期温暖人心的瞬间。桃子所在的上海体育学院，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在校学生不能点外卖。照顾到学生的饮食需要，学校推出了很多有特色的新菜品，食堂工作人员还支起了一个小摊在晚上卖炸串。这辆昏黄路灯下被蓝色防护罩笼着的小餐车被同学拍下放进了共享文档里，成为上体学生们共同拥有的记忆，“多年以后这份共享文档可能仍然保存着，那时候回想起这个画面还是会觉得很美好吧。”上海体育学院的小餐车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远程办公成为企业的一种办公形式新尝试。据中国网报道，携程迈出了探索办公新模式的第一步。这意味着携程成为国内首家实际推行混合办公制度的公司。2月14日，携程正式宣布将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制度。3月1日起，每周三、周五，公司各事业部、职能部门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实行或逐步推行1-2天的远程办公，符合条件的员工可自行选择办公地点。周一、周二、周四正常办公，形成“3+2”混合办公。“3+2”混合办公制度推行后，携程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混合办公会成为办公新趋势吗？工作日可以不去公司吗？李想是携程技术部的项目经理。3月1日“3+2”混合办公模式实施后，他主动申请“混合办公”。携程官方公布数据显示，从岗位上看，首周申请“3+2”混合办公的岗位中，技术岗申请的数量排名第一。和携程“3+2”混合办公模式类似，阿里巴巴有灵活办公制度，允许员工一个月内有一天远程办公。宁安在阿里巴巴工作两年了，对他来说，灵活办公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在工作日临时有事的时候，他会申请远程办公。“如果没有灵活办公的制度，我就要浪费一天年假去办事了。”2019年，携程推出了弹性上下班工作制度，允许员工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李想所在的部门要求员工必须在十点之前打卡上班，并且保证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现在，李想选择每周三在家办公。这一天，他不用像以前一样早起赶到公司打卡了，省去了通勤时间。“我可以睡到10点钟了。”上午，李想会用来集中处理工作邮件。李想的工作是负责管理项目、汇报团队工作进度及维护客户关系。作为研发团队的项目经理，李想领导着一个16人的团队，他在团队中负责制定其他员工的工作任务。他会根据员工过去的任务完成量和实际情况安排每一阶段的工作量，在规定时间内，员工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回邮件、打电话，还有使用各种沟通账号，是李想工作的日常。虽然在家办公仍避免不了这些必要的工作，但根据对方提前和他确定的沟通时间，在家他可以更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临近中午，他可以自己在家做饭，也可以选择悠闲地和朋友们出去吃午饭。“对我来说，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是，上周遇到朋友周三正好休假，我们吃完饭，还有时间出去走一走。”下午和晚上是他写代码的时间。“写代码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在家办公让他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完成研发工作，“我可以更加专注地写代码了。”（图源

力量不足、行动缓慢、卧床不起、紧急呼救……34岁的青萝在一次摔倒之后才发现，行动不便的人在生活中原来会遇到这么多障碍。她试想了一下父母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开始对父母的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你可曾为父母老去做好准备“很多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父母也许并不能做到。”青萝有过摔倒的经历后才想到，六十多岁的父母看着很健康，实际上腰已经不太好了，手脚也没有之前灵活。在老去的过程中，他们的肌肉慢慢萎缩，即使是拿取东西这样的小事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疲惫。“只有你去代入到老年人的生活状态里，才会真正地去考虑这些东西。”青萝在重新装修父母居住的房子时，尤其注重动线的设计。动线是建筑与室内设计的用语，意指人在室内室外移动的点，连合起来就成为动线。对年轻人来说，在房间里随意走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动线过于复杂，沿途的障碍太多，就会大大增加摔倒的风险。“比如餐厅到厨房的距离要尽可能短，而且中间最好没有需要拐弯的地方。”张菁琳所在团队布置的无障碍展厅一角（图源张菁琳）我国自200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以上人口已达13.5%。养老问题日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居家养老”更是代表们热议的话题。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建议》中，就提出了“9073”养老模式，即90%的老年人口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做过两年适老化设计的王煊，特别强调老人居家改造的前瞻性，“如果现在是一名自理老人，就要考虑到他未来可能向失能或者半失能转化，为未来提供改造的空间很重要。”青萝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随着年龄增长，老人会出现体力下降、反应变慢等现象，更容易出现跌跌撞撞的问题。为了防止父母不慎摔倒，青萝在家中的墙壁上预留了未来装扶手的空间，在衣柜和厨房吊柜上都做了下拉栏。这正是王煊认同的适老化居家生活设计，也是保障老人安全的重要部分。外公生病之后，七丸就给外公购置了一些辅具。他和母亲也参观过一些养老机构，但外公外婆的入住意愿很低。于是，家里重新装修时，他参照这些机构的标准，将所有的转角处都做成了圆形，并在家中所有的过道上都装上了扶手。七丸曾在日本攻读福祉专业。他发现因为重视家庭的联系，居家养老是中国家庭更为主流的选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七丸认为，“让适老化家居改造走进千家万户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七丸感受到，日本社会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在适老化这方面推出的产品、设施和服务也较为先进；而国内在老年福祉这一方面开始得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安全追求的背后是对老人的关怀L自己摸索着做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看过很多经验总结和科普文章。她发现很多文章都遗漏了一个点：浴室里最好要有一块相对干燥的地方，放张长凳——老人可以坐着慢慢擦干身体换衣服。张菁琳所在团队布置的无障碍展厅一角（图源张菁琳）“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上厕所、洗澡有人伺候就是幸福，基本生理需求都要靠别人是很伤人的，老人也有隐私和自尊的需要。”L说。设计师张菁琳在落实摔倒预警的改造时，也曾经面临保护老人隐私的伦理难题。成本较低的动作捕捉摄像头就能够满足预警需求，但这样的摄像头无法保护老人在使用厕所时的隐私性。用还是不用，她犹豫了。设备提供方的回复则是这样的：“他都需要被你关注了，他都会随时出事了，你还在乎他的隐私吗？”张菁琳在意，她也觉得老人在意。最终，设计团队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能够提供采用毫米波雷达传感技术设备的合作商，这才解决了难题。老人也害怕摔倒，但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安全。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作者阿图·葛文德选择了常人往往不愿面对的话题——衰老与死亡，梳理了美国社会养老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程，以及医学界对末期病人的不当处置。书里写过很多位老人的故事。他们在疗养院里、在退休社区里、在家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其中有一位高龄奶奶，名叫罗达·梅克沃尔。罗达99岁的时候，患有老年性视网膜病变，几乎失明，还忍受着坐骨神经痛和血压问题带来的不适。但是，她还坚持靠自己的力量走路。思维敏锐的罗达告诉前来探访的年轻人：“你还年轻，等你年龄大了就明白了：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卫生间。”L先后照顾过突发脑溢血的导师和因高血糖频繁脑梗的母亲。由于是脑部损伤，两位老人都会有头晕的症状，会感觉身边的世界很虚幻，眼睛看到的场景无法与身体感知到的空间相匹配。“她们最喜欢医院走廊上那种扶手，可以一路靠墙扶着走，如果别人来搀扶，会打乱她对力度的控制和对空间的判断”，L补充道，“有些地方没有扶手，我要扶也不能直接扶她胳膊，而是把手伸出来，让她自己来扶我，把我的手当扶手用，这样会好些”。经过了理论学习和实践，在青萝看来，“父母有自己的体面，不太想让人看到他们生活的很不便利”。因此，最好的做法是，“把这种帮助他们的东西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有尊严地去享受晚年生活。”设计师王煊习惯根据老人的身体机能或过往的社会角色将老人分类，比如分为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和失能老人三类。“不同的类型意味着他们对于居住、生活和社交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燕珉则结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和国情，将我国的老人分为

3月11日上午9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一直以来都是全国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Young」观察到，今年全国两会，聚焦女性的建议和提案备受大众关注，有关妇女拐卖的建议和提案数量显著。「有Young」统计发现，2020年至2022年，聚焦女性的建议和提案数不断增加。这些建议和提案每一年分别聚焦哪些方面？提出者来自什么职业领域？是否都被切实地跟进、落实？通过搜索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有「Young」统计得到2020年至2022年两会上和女性有关的建议和提案78条，试图回答以上这些问题。01女性相关建议和提案关注哪些领域？近三年来有关女性话题的建议和提案数量逐年增长，2020年有15条，2021年24条，2022年39条，说明社会对于女性群体的关注度逐年上升。根据78条建议和提案的内容，记者将其分为女性生育类、女性就业类、女性健康类、打击妇女儿童拐卖类和其他。其中，生育类、就业类、打击妇女儿童拐卖类相关建议和提案都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20年两会代表和委员们最关注的是女性生育话题，其次是女性健康话题。如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建议将产后抑郁诊疗费纳入生育保险报销范围。方燕代表注意到，女性产后抑郁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大部分家庭来讲负担过重，导致放弃治疗任由病情加重，进而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婚姻家庭的和谐。她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产后抑郁诊治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2021年女性生育仍是最热话题之一。从收集到的报道来看，2021年着重关注产妇的权益。如廊坊市第六中学教师何金英建议妇女孕期常规检项目免费；中华全国总工会社会联络部部长杨军日建议制定鼓励男性休育儿假奖励政策等。2022年占比最高的是有关打击妇女儿童拐卖的建议与提案，比例达41%。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提案中的高频词有买卖同罪、严厉打击、明确相关主体职责等，分别从立法、执法和社会救助三个方面为打击拐卖建言献策。综合近三年两会上有关女性的78条建议、提案中，数量最多的是女性生育话题，共26条，占比33%。在上述78条建议、提案中，“生育”一词出现频率最高，共出现12次。“产假”和

13日19时08分“江岛运营”微信公众号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体验预约界面3月13日晚7点08分，“江岛运营”微信公众号无人驾驶出租车体验预约界面显示，下周末（19、20日）的余票已经为0。2月23日，南京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正式对外开放体验。市民可以选择每周三到周日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预约乘坐，试营运期间免费试乘。“江岛运营”公布的数据显示，首个周末累计体验达260余人次。“除了年轻人，也有很多带着孩子的父母以及老年人来体验，我们测试的三辆车辆在开放时间段里不间断地运营。”安全员告诉记者。市民们的积极体验似乎表示：“无人驾驶”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01无人驾驶≠完全“无人”3月9日，宋女士在江心洲第一次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我本来以为无人驾驶出租车是真的没有人，没想到还有一个安全员坐在驾驶座上。”和宋女士一样，很多到来的体验者以为“无人驾驶”出租车上驾驶座位是空置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根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规范》，无人驾驶尚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每辆无人驾驶车都要配备一个安全员坐在驾驶位上，确保在意外情况发生时能及时介入操作，最大可能地保证行车过程的安全。记者在公众号上绑定个人身份信息后，选择了当天下午14：30的体验时间，随即赶到桃源街等待发车。虽然被称为“出租车”，试点期间乘客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出发地以及目的地。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路线是固定的——从桃源街至环岛西路再返回，全程15分钟左右。目前，江心洲共有三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投入测试。车前部和顶部都设有高清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实现360度全方位探测路况。在记者上车体验之前，工作人员打开后备箱进行了例行检查。“这里装着控制车的主机”，也就是车载电脑，用来分析传感器的各项数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L4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核心。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黄水一拍摄）记者观察发现，安全员仅在靠边停车的环节进行过干预。位于驾驶座旁和后座前的两台平板显示着实时路况，譬如前方车辆、行人以及障碍物。车辆能自动转动方向盘、打转向灯，根据路况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调整。“车子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机械不灵的问题，它会自动慢慢把速度减下来，然后停下来。但这种问题出现的概率极低。”安全员介绍道。驾驶位有安全员实时监督运行（黄水一拍摄）在体验过程中，如果遇到了红灯，无人驾驶出租车会提前减速，在到达停止线前稳稳停下等待。车辆行驶速度基本保持在40km/h。不少体验完的市民都反映车辆要比自己来时乘坐的出租车“稳得多”。02无人驾驶时代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南京并不是第一个出现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城市。据环球网报道，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队“萝卜快跑”，2019年9月已在长沙开始试运营。“萝卜快跑”自动驾驶车（图源百度百科）美国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预言，“萝卜快跑”将在2025年实现盈利。截至目前，“萝卜快跑”已在北京、重庆、阳泉三地开始收费运营服务，并在北京亦庄率先上线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实现自动驾驶与数字货币的首次结合。无人驾驶汽车的时代似乎已经近在咫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无人驾驶汽车成为特别的“火炬手”，参与首钢园区50-51棒奥运圣火传递。疫情期间，无人快递车“小蛮驴”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四川大学等200多所高校，无接触保障师生快递服务。已经在生活中得到较多应用的无人驾驶能快速普及吗？江心洲智能网联汽车公共测试道路虽然是开放道路，但是人少车少，无人驾驶出租车没有机会展现适应复杂路况的能力。姜姜对无人驾驶车的“非自动”超车印象深刻。她乘坐时，有一辆三轮车行驶在无人驾驶出租车前面，速度很慢，无人驾驶出租车也慢慢减速。这时，坐在驾驶位的安全员在平板上发出超车指令，屏幕上显示出超车预测路线，无人驾驶车随后平稳地超过三轮车。无人驾驶车不能自动超车，这让姜姜感到困惑。安全员向她解释：“（无人驾驶出租车）也可以自动超车，但是要到速度非常慢的时候才可以。”姜姜对此表示担忧。在她看来，这样就无法满足城市复杂路况的行驶需求。“上下班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开得那么慢，那就更堵了。”事实上，如何应对复杂的城市路况确实是无人驾驶出租车未来要突破的瓶颈。轻舟智航联合创始人、CEO于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人驾驶技术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特殊场景下的解决方式。“比如车辆遇上野鸭子的特殊情况。”于骞将这类问题称为边界化难题。要解决这类难题，不仅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更需要将收集来的有效数据通过自动化工具加工成可用的模型。03要跨越的不只是技术障碍目前，无人驾驶汽车系统还需要多种配套建设的支持。安全员小王认为，无人驾驶技术用在环卫车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必须随车配安全员，同时要在清扫车的行进道路上安装配套的无人驾驶系统设备。必须配安全员的要求大大增加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推广成本。AutoX、文知远行、Momenta等多家自动驾驶初创公司曾表示，取消安全员将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成立的关键一步。在目前的法律法规下，这还很难实现。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胡晓辉副教授认为，无人驾驶汽车是城市物联网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的一环，推广无人驾驶技术需要“城市大脑”的整体运作，其中包括摄像头、道路感应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江心洲只是一个试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南京一定会从一个点逐渐铺开。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和小巴士（图源“江岛运营”公众号）除了技术和成本的难题，无人驾驶出租车还要考虑如何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成熟的社会系统中，因为主流技术已经应用得比较早，它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基础设施，以及多年来形成的文化观念和习惯，一下子是很难打破的。”胡晓辉说。市民张先生就表示不会轻易尝试乘坐无人驾驶出租车，一方面是不那么信任新技术，另一方面是觉得，“坐出租车的时候要是没有司机和你唠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胡晓辉指出，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最终目标是推向市场，我们不能跳脱市场孤立地看技术。“技术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技术和市场也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投放免费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是为了让技术变得更成熟，或者更加适应投放地的市场系统。如果大众不接受新技术，或者对新技术接受度低，那么这项新技术便难以推广，也就难以实现运营者对市场的预期。但胡晓辉相信无人驾驶作为新事物会慢慢形成一股力量。在江苏未来都市出行科技集团的规划里，还会继续拓展更多的路线，进一步覆盖江心洲全岛，连接起市民出行刚需的站点。（应受访者要求宋女士、姜姜、小王均为化名）*受疫情影响，江心洲无人驾驶出租车项目自3月14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和预约体验。“参考资料[1]环球网科技《APP叫来自动驾驶出租车

“冲浪少女”核桃喜欢在互联网上交流，但在她看来，有时即便只是正常地表达看法，也会被其他网友扣上“喷子”的帽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40多位人大代表提交联名议案，建议加大对网暴施暴者的惩治力度。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认为网络暴力是指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在这个互联网媒介发达的社会，治理网络暴力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人叫“网络喷子”，这个概念似乎也在被泛化。截图自腾讯新闻《和陌生人说话》第2季第7集：我不是神女01我居然成了“网络喷子”“平时挺可爱一个妹妹，却喜欢在网络上当喷子。”

Holiday）的申请经验，就赶在三十岁之前考了雅思并成功申请到签证，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未知的旅途。打工度假签证

2018年初，文文在备战小高考时背到一条时政知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是冰墩墩和雪容融。”同桌和她说:“到时候一定要一起去看冬奥会。”2022年的1月23日凌晨5时，文文坐上了进入闭环的大巴车。北京刚刚下完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她和团队成员拖着行李箱前往场馆。文文在五棵松体育馆担任“媒体运行”志愿者，主要的工作是对接外国记者。进入场馆的时候，老师提醒他们把普通口罩换成N95口罩，此后一个月里所有的沟通只能隔着口罩进行。在疫情肆虐世界各个角落的当下，冬奥会实行闭环管理，外地观众不能到现场观看比赛。同桌没有机会赴约，文文却也拥有了不一样的际遇。冬奥会开始了。这里是冬奥“地球村”NOC助理是协助国家代表团开展各项工作的志愿者。他们住在冬奥村。每天晚上，坐着回驻地的大巴车，他们可以看到沿途的雪花彩灯倒映在车窗上，慢慢浮现又慢慢消失。车路过一片枯树林，再拐个弯，就回到了宿舍。冬奥村被志愿者们形容为“地球村”，生活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路上走几步便能碰到外国运动员。交通岗的志愿者负责引导外国媒体以及技术人员去指定站台，坐车前往不同场馆。等车的时候，和外国友人聊天是常有的事，比如和一个英国工程师谈论《哈利·波特》。与NOC助理们不同，各个场馆的志愿者住在酒店，离赛场最近。他们在工作时能直击赛事，看到一些电视之外的精彩画面。Judy主要负责首都体育馆的通行控制。花滑比赛时，她在运动员下场通道站岗，从这里恰好能清楚地看到羽生结弦下场前俯身抚摸冰面的场景，“电视转播和在现场看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下来了”。花滑表演滑的最后，冰墩墩摇摇摆摆地上场了，直播在这里就结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错过了镜头之外的一幕：各国运动员们争相拥上前，去扶没滑几步就摔倒的冰墩墩。这段视频后来在网络上刷屏了，有网友留言说：“这或许是冬奥的最大意义吧。”Judy把这一幕剪进了自己的冬奥会VLOG里。在现场的她有更深切的感受：“抛开比赛本身，他们都是有同一个热爱、同一个梦想的人。”奥运会的对抗性在这一刻被消解了。她还记得，退场时，俄罗斯选手特鲁索娃迟迟没有离开，在场地上一直滑、一直表演，全场掌声不断。各国运动员去扶冰墩墩（图片由Judy提供）人与人相互联结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大热。带有冰墩墩形象的奥运徽章（pin）在奥运村里也是炙手可热的交换物件。运动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交换奥运徽章是人与人打破沉默相互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换祝福的过程。奥运pin文化是奥运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pin在历届奥运会上流传，穿越时光，与不同的人见面。Lea的工作条带上就别了一个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pin。文文见证了一个关于皮卡丘pin的故事。在她工作的场馆，有一位加拿大工作人员想要给他喜欢皮卡丘的女儿带一个皮卡丘pin。于是，他一直寻找愿意把皮卡丘pin换给他的人。皮卡丘pin属于稀有品。这位加拿大爸爸锲而不舍地问了四五天都没有结果。后来，文文的室友拿自己的皮卡丘pin和他换回了一个小麋鹿和一个加拿大pin。在她看来，换pin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在交换徽章的过程中产生交集，发生故事。她准备带着这个小鹿pin去往更多地方，创造出更多新的故事。联结人与人的不止是pin。Lea喜欢折纸，除了意外带进闭环的一袋彩纸，赛程表和赛事人员名单也成了她的材料。枫叶、小企鹅、瑞士军刀……她的折纸作品多种多样，受到许多外国友人的欢迎，她也经常将折纸赠送给运动员、记者和评论员。她遇到了一位随身带着一只哈士奇玩偶的德国记者，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这只哈士奇已经陪他采访过12个在不同国家举办的夏奥、冬奥赛事。很巧的是，Lea随身也带了一只折纸哈士奇。于是，她将自己的折纸哈士奇送给了这位记者。收到这份礼物时，德国记者拿起自己的玩偶狗亲吻了折纸小狗，将它们一起放在看台上看比赛。临走之时，因为怕把折纸压坏，那位记者纠结了很久，最后把自己相机包中的相机拿了出来，将折纸小心翼翼地安放进去。记者与它的两只小狗（图片由Lea提供）冬奥会结束了，告别时，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工作人员问Lea，如果在残奥会上碰到了他的同胞，能不能送给他一只纸折的薄荷绿的鹰。薄荷绿是哈萨克斯坦国旗的颜色，雄鹰托起太阳，象征着勇敢和自由。Judy也收到了礼物。一天她在运动员入口区站岗的时候，一位荷兰运动员掏出了一大袋子的小木鞋，分发给了所有在岗的工作人员。回去之后她在网上检索，发现荷兰人送小木鞋的意思是：“你是我尊贵的朋友”。Judy的pin和荷兰小木鞋（图片由Judy提供）友谊延伸到冬奥之外冬奥会快要结束的时候，Lea感叹16天太短，她和新朋友们建立起来的友谊甚至无法构成“一段关系”，只能称其为“惊奇的际遇”。场馆老师告诉她，这种大型赛事就是这样——第一周你会觉得疲惫不堪，第二周就觉得习惯了，然后赛事也结束了。对于他们而言，goodbye是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告别。2月16日，冬奥会结束倒计时2天，外聘经理Corrado像往常一样来到五棵松体育馆办公室，不同以往的是，迎接他的是志愿者们为他准备的生日惊喜。进门的瞬间，他惊喜地瞪大眼:“So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一铭、Q、小牛为化名。图片源于受访者供图。文中所出现时间无特殊说明均为基辅时间，北京时间比基辅时间快6小时。封面图来自Pexels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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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如抽丝”小组依然热闹，每次刷新总有新帖涌入，43万人和书的故事还在继续。（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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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智障者性侵害受害者应不少于60万。”2020年3月27日，广东茂名智力障碍女孩遭性侵怀孕案一审宣判，两被告人获刑（澎湃新闻七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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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Young洋葱社4月1日全球资讯速览（声明：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支付我们版权费，愚人节快乐！）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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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反映的情绪由前一阶段的“喜好”转化为现阶段的“高兴”，一方面说明一线医护人员更加熟悉工作坏境，与病人更加亲近，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好转，不断有病人陆续出院。在这一过程中，医护人员的心情有所好转。

一名易烊千玺的站姐告诉有Young周刊，她平时也会跟着反黑站一起反黑，“刚开始只是默默地喜欢着，后来太多人黑他了，才会陆续开始为他反黑。”不过，反黑站的“皮下”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此条微博一经发出便激起了网友们的不满，他们在微博上建立起“环球网宣布退出新闻界”话题进行反击。一部分网友认为，作为媒体既然不懂此事，就应该尽全力去弄懂，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严肃媒体不应掺和此事。

一封流传在豆瓣和微博上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玄毅老师举报材料》列举了周玄毅的四大罪名：一是造谣国内疫情通报时间晚于美国，二是与李文亮医生有关发言，三是转发阶级斗争言论，四是侮辱正当爱国言论。

据财新网报道，3月4日，香港渔护署称，一只新冠肺炎患者的宠物狗已低程度感染新冠病毒，但该宠物狗无任何新冠相关症状，“很可能是由人类传染”。

2019年单向空间杂志“单读”创立十年纪念时，创始人许知远曾期许：“我希望它能再活10年”。一年后的2月24日，他不得不在“单读”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封求助信：疫情迟迟没有尽头，书店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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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货出奇地好卖，护肤品像面霜和精华，一两天时间全部售空，现在只剩下一些彩妆物品了，种类也越来越少，顾客和我们都陷入了被动的境地。”辛子表示，存货已经卖出了五分之四，剩余货物还能勉强撑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