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我左右为难，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本章的题目，就可看出我不可告人而已告人的心态，此人是无神论？有神论？当然，是个想信仰又信仰不了的异端，呼叫“宗教事小，信仰事大”的“假先知”。

Bringer）；二、《被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Valéry）文，将水仙比作女性，作《水仙辞》，意即赋予女孩的自恋、贞洁。第一句美极了，传诵一时：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纪德（André

第一讲希腊罗马神话（一）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九日在薄茵萍家这种史前期希腊神话，是否定之否定，是兽性的，动物性的。被忽略的“史前期”告诉我们，人性是如何来的：有兽性的前科。中国的女娲造人，用泥，《圣经》的耶和华造亚当，也用泥，与希腊神话中的筑土抛石，均相似。

出版说明1989年至1994年，木心先生在纽约为一群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为期五年，留有完整的讲义。2006年先生归国后，本社曾拟出版这份讲义，未获先生同意，理由是，那不是他的创作。2011年，木心先生逝世。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乌镇送别，并在追思会上热切提出希望读到这份文学史讲稿。为尊重木心先生，本社决定依据陈丹青先生的第一手文本——五本听课笔记——编成此书，以飨读者。兹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一，木心先生当年讲述的资料和体例，大致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二十世纪初叶到七十年代的文学讲述，则另有参考。二，五年期间，陈丹青先生记录了木心先生几乎全部讲述内容，共八十五讲。为尽可能呈现笔录原状，每一课的讲题、年份、日期、缺课、失记，均予保留。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每课讲题，木心先生部分沿用郑本，部分自设，陈丹青先生笔录时，又有若干差异，为协调这些差异，本社在编排目录与讲题时，分别做了少数必要的调整。三，本书书名，依据木心“开课引言”中所愿，定为《文学回忆录》。四，笔录书中涉及的大量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不少是民国时代或五六十年代译名，现根据当今通行译名，规范统一。凡重要作家与作品，加注相对完备的信息。五，考虑到现场笔录难以避免的疏失错漏，书中所有作品引文，凡中国文学经典，均依据相应通行版本作了核对，翻译类文学经典段落，原则上，保留笔录原样。六，由于本书篇幅庞大，所涉繁杂，虽经校对，不免仍有错失之处，竭诚期待读者与专家不吝指正。七，书中附印的木心先生及其亲属的照片，由陈丹青先生和木心的外甥王韦先生提供。民国版本的世界文学书影，由南兆旭先生、高小龙先生提供。本社谨表谢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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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讲黑色幽默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人变怪了，是人性，一上来就怪，不稀奇。我来写，会死守一个人的平凡。他怪了，我不会开心，我觉得他还是平凡。一个年轻时代老跟我谈尼采的老朋友，晚年对我说：我嘛，也算文艺十七级干部呀！尼采成了文艺十七级干部？！怪吗？因为他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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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讲垮掉的一代再谈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殷梅家）到初稿完成，开心了，烧点好菜慰劳自己，然后慢慢改，其乐无穷。初稿写成，像小鸟捉在手里，慢慢捋顺毛。小鸟胸脯是热的，像烟斗。我十四岁开始正式写作，弄个笔记本，什么都写，不停地写——一写写到五十多岁，都算准备期。“文革”抄家抄走的，幸亏都是我准备期的。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鸡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下课。出大楼。木心说楼里气闷，走走，再下地铁。大家陪着木心走到72街连接中央公园入口处。渐走入，公园游人如织。秋晴，夕阳。众人心情大好。（课前闲谈）听金高讲起王济达最近回中国，到达的日子，才想起正是当年离开中国的同一天——世界上谁最忙？命运之神最忙，要安排那么多人的命运，像电脑一样。上次讲的内容，是把“垮掉的一代”作为战后青年思潮、社会现象来对待。今天讲垮掉一代的艺术作品。创作倾向：反对美国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反对商业社会的市侩作风，反对既成的个性模式（另外，反美国政府对外发动战争，对内麦卡锡主义）。按理说，这三项反得很对，很好。取材下层人民生活，描写他们悲惨的一面，强调反抗精神，也表现被扭曲的心灵。同时，他们主张要思考，要回想，要去摸、尝、用、调查、试验每一样东西。描写的对象，都是他们熟悉的。局部、细节看，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是介于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之间。一个东西，不能看他们说些什么，要看他们做得怎样。不要搞错，以为他们是浪漫主义。一句话，他们追求的不是理想，而是追求生物学上的人的解放——我喜欢吸毒，我吸毒；我喜欢滥交，就滥交。他们要取消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不是与传统的界限。比如，小说加上诗，电影加上诗，民间的种种也要加进去，等等。年青人的不管天高地厚。血气之勇。不管天高地厚。作为社会思潮看看，倒也罢了，就看出不出代表作家。据说有一千多种诗派？！像“文革”中的造反派、战斗队，多不胜数。谈谈他们艺术上的手法，或者叫作风吧。扼要说，采取“自白式”，可称为即兴、随意。他们自己把这一套说得很玄，我看他们用的是原始的野蛮的一气呵成的写法。这个东西，是要有一股气，一股力，才能一气贯成，不顾文法错误，思想混乱，但求石破天惊。不容易的。乱七八糟的思想，乱七八糟的感情，要靠一股冲动，吐出来。有没有来源呢，你们看看惠特曼就是。惠特曼开了一个头（兰波开了个头，法国诗坛大变）。他们暗中说，或者明讲：他们的祖师爷是惠特曼。但惠特曼是清醒的。他们不清醒。在生活、艺术上，他们是双重的短命。世界上的事物，常常是一个东西，但有正邪两种可能。曹雪芹说过这意思。惠特曼是正的，“垮掉的一代”是邪的。反道德规范、反市侩作风、反既成模式，都对的。可是他们成为这个社会文明中腐烂的一伙。我有一个新的论点：现代艺术中，好多好多是含有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但严重异化了酒神精神。你看滚石乐队，黑人跳舞，扭动，歌星疯狂表演，等等，我都很喜欢。你懂的话，边看，边知道哪些是酒神精神，哪些是酒瓶精神、酒鬼精神。你看迈克尔·杰克逊跳起来，有些动作非常酒神精神，可是弄弄又去摸下身，下流起来。尼采来看，我会问他：“这个是不是有点酒神精神？”他会点点头。我又说：“但不是你的酒神精神的那个意思吧？”他也会点点头。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不配有酒神精神。人类就是酒鬼。不配，不能——你看到这点，你又看到现代艺术中有酒神精神，那么，你有可能做出划时代的作品。其中有个人，有出息的。哥大（哥伦比亚大学）读到一半逃出来，全国打工旅行。到四十七岁，写了十来部小说，最后回到现实主义。看来，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出路。（休息）最近大概老了。特别怕艺术，什么也不想碰。天天最好是抹抹桌子，收拾收拾。台湾那边稿约到了，坐下来，可是写些什么呢？什么都不想写——这个心态也要写下来。艺术家逃艺术，是世界性的。达·芬奇最要逃。《蒙娜丽莎》画了四年，其实逃了四年。哪里要画四年？逃呀。北京话，使北京人日子好过而不好过。上海话，使上海人永远不能博大精深。北京话是头头是道，可是凭这种话，日子就能过得好吗？上海人，是语言快过思想。有天夜里有人狂敲门，一开，四个警察，两部警车。问我：“是你报警吗？”我说：“No.”他们立刻说：“晚安。”走了。一走，我立刻觉得纽约真爽气！在中国，有的烦了。再想下去，可以写小说：里边在谋杀，警察敲门，开门，说No，警察走，里面继续在谋杀。关于垮掉的一代，再讲细致一点，实在一点。政治上、军事上，可以有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有的是悲剧的英雄——恺撒、项羽、拿破仑、诸葛亮、文天祥、李广，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商业上也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文学上艺术上，必以成败论英雄。要明白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是如此严峻、残酷。我喜欢这严峻、残酷——因为公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出自什么样的人。李林甫、秦桧，都懂艺术，李林甫的诗、书、文，都极好。可是到底没有价值的。成名、成功，两回事。垮掉的一代，我喜欢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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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草》（L’Herbe）。在新小说作品遭冷遇时写成这几篇，因此西蒙不受人欢迎，作品也未离开传统，小做尝试。他性格孤僻寡言，默默无言种葡萄，没人知道他。第二期作品：《弗兰德公路》（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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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ow，1915—2005）。美国当代作家。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作家之一，曾获诺贝尔奖。生于加拿大，九岁移民到芝加哥，后来读人类学、社会学，教学，著书。长篇《挂起来的人》（D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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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讲萨特再谈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萨特的好处，是自己的理论放到自己小说中去。不能小看这一点：许多理论家根本不会创作。理论是支票，创作是现钞。萨特的理论，说兑换就兑换，这就比许多人不知风光多少。这又像题内又像题外的话（提上提下），是要你们懂事。懂什么事？人活在世界上，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尺度。你可以不按这个尺度生活，但你要知道这个尺度。再说得形上一点：萨特由于他的“介入”，已经属于他的时代。你可以喜欢他，尊敬他，但只是作为时代象征的萨特。你当克服这个时代，克服萨特——在你身上克服——成全你自己。我前面讲的是客气的。现在不客气了——雨果、瓦格纳、萨特，他们的死后哀荣，尼采已经说了：“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萨特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他演糟了。别的戏，他演得很成功。他的文学，他的《墙》，还是写得好。他有戏子的一面，也有艺术家的一面。瓦格纳，尼采讲他半天，就是因为他还有艺术家的一面。上次讲萨特作为哲学家，是怎么一回事。今天讲作为文艺批评家，萨特又是怎么一回事。他的文艺批评很丰富。有一本书，叫《什么是文学》（Qu’es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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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erl）——我们往往不知道胡塞尔的过渡、克尔凯郭尔的起缘——萨特曾在胡塞尔门下做学生，后来成就超过前辈。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萨特之外，还有加缪（Camus）、德·波伏娃（Simone

Live），自传性的，写到戴·赫·劳伦斯。据说，杜利特尔、奥尔丁顿、劳伦斯，一度是一起生活的，是“平等的乱伦”、“共夫共妻”，快乐过一阵，后来分手了。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Poetry）。也研究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生平和诗作，著有《济慈传》厚厚两大卷。这件事令人感动。济慈诗不多，命又短，而竟遇到知音，为他耗尽心血写了这样长的传记，太有幸了。

（第六十七讲，完）目前1000+人已关注加入我们

Heym，1887—1912）。出生于西里西亚。在柏林攻读法律，做过候补推事。和表现主义作家往来亲密。他是个好人，见人落在冰里，自己跳下去救，死了。二十五岁。他生前出过一本诗集《永恒的一天》（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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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an）。风格哀婉凄切，孤独忧愁。后来加缪的《局外人》受他影响，他是存在主义小说的先人。漫长暑假，大家都有一点经历，不妨讲讲，互相关怀一下。丹青去加州展览，有成功，得到权威的肯定，请他自己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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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宜深读。《离骚》，宜浅读。《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宜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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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讲十九世纪中国文学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从前的媒婆，不得了，我亲自见过……匆匆来去，走以后，空气都变了。打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从前考试，一定要考这。见功夫，很难，我曾有对句：“钱塘有潮不闻声，雷峰无塔何题诗？”《燕山外史》，全以骈俪体写成。我喜欢的一百零八将都给他弄死了。我很为万春太息。他笔力雄健，又善结构，为什么不去自己写小说题材，要去和《水浒》闹？可见才华不等于头脑——当然，头脑也不等于才华。小时候吃过晚饭，佣人就在家里讲这些，讲到忘记时，“日行夜宿，日行夜宿……”但不肯翻书。翻书是坍台的。所以我很怀念从前的民间社会，可惜不再来了。我也不过是享受到一点夕阳残照，那时年纪小，身在民间社会，不知福，现在追忆才恍然大悟，啊呀啊呀，那可不就是民间社会吗？怎么会有一天在纽约与你们讲《七侠五义》？人生是很奇怪，没有一点好奇心是不行的。十九世纪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大天才。中国近代文学盛期，是在十八世纪，有《红楼梦》等等。十九世纪，是欧洲文学兴旺，但没有影响中国。西风还未东渐，也没有出大天才，不过文学的命脉总算没断。戏曲，四个人有成就：黄燮清，周文泉，陈烺（灯光很亮很亮之意），余治。黄燮清（1805—1864），字韵珊。著作《倚晴楼七种曲》。一，《茂陵弦》，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茂陵，汉武帝陵，相如晚年居于此。二，《帝女花》，写明朝庄烈帝女长公主与周驸马的故事。三，《鹡鸰原》（鹡鸰，鸟名，《诗经》里有句“鹡鸰在原”，指兄弟友情），写曾友于故事。四，《凌波影》，写曹植遇到洛神事。五，《鸳鸯镜》，写谢玉清与李闲事。六，《桃谿雪》，写贞女吴绛雪事。七，《居官鉴》，写王文锡居官清正事。其中，《茂陵弦》与《帝女花》写得最好。大抵雄伟气概不足，旖旎风韵有余。他是十九世纪中国剧坛的头牌。周乐清（1785—1855），号文泉，曾任县官，出差上京，途中写成八种剧本，合称《补天石传奇》八种。一，《宴金台》，叙燕太子丹兴兵伐秦雪耻事。二，《定中原》，叙诸葛亮灭吴魏事。三，《河梁归》，叙李陵灭匈奴而归汉事。四，《琵琶语》，叙王昭君归汉事。五，《纫兰佩》，叙屈原复苏，用于楚怀王事。六，《碎金牌》，叙秦桧被诛，岳飞灭金事。七，《紞如鼓》，叙邓伯道复得子事。八，《波弋香》，叙荀奉倩夫妇终得偕老事（弋，指射飞禽）。希腊悲剧是勇者的文学，中国这些东西是弱者的文学。大抵都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空想，以虚构快人心，补偿历史的缺憾遗恨。以这种观点创作，决定了写不好的，近乎儿戏，反历史、反悲剧，使人更加软弱污浊。所谓“平反”，自古如此。“文革”后全国人民搞平反，争平反，大抵就是出于这种传统心态。陈烺（1743—1827），作有《玉狮堂十种曲》，分前四种，后六种。前四种：一，《仙缘记》。二，《海虬记》。三，《蜀锦袍》。四，《燕子楼》。后六种：一，《同亭宴》。二，《回流记》。三，《海雪吟》。四，《负薪记》。五，《错姻缘》。六，《梅喜缘》。有多种是用《聊斋》故事写成剧本。以《燕子楼》最著名。以上三人都是照明朝人的戏曲模式创作，成“昆曲”曲调。何谓昆曲？指以昆山的腔调唱出的戏曲。当时有北曲、南曲，一度南曲伴奏仅用弦索，唱北方的官腔。后改革者出，姓魏，加入笛、笙、琵琶等各种乐器。他活跃于昆山，昆山腔由他倡扬得名。他叫魏良辅。京剧，西皮二黄，简称皮黄。余治（1809—1874），以皮黄写剧，他在京剧史上很重要，是京剧的祖师辈人物。《庶几堂今乐》是皮黄世家少有的自己的剧本。原书近四十种，今传世二十八种，如《硃砂痣》等，今日还在上演。再说小说。十九世纪虽说中国没出大小说家，但那时小说家倒是各有地盘，都写前人所未写。陈森写《品花宝鉴》，文康写《儿女英雄传》，韩邦庆写《海上花列传》。最有名是李汝珍的《镜花缘》，人物以女人为中心，比如写到媒婆。从前的媒婆，不得了，我亲自见过……匆匆来去，走以后，空气都变了。打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烟是好久不抽了。”一会儿拿起一支烟了——“喔哟，忘了忘了！”李汝珍、陈森、文康、韩邦庆，他们的好处，是都各垦各的处女地，不袭取前人一针一线。非常奇怪，很难分析原因。我猜他们其实并不自觉，而是当时环境、心情所使然。比如，《镜花缘》写海外奇遇，《品花宝鉴》写戏剧界的同性恋，《儿女英雄传》写女侠客爱上公子，《海上花列传》写上海妓女。（略记当年梅兰芳的别名：畹华）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这人很怪，是个杂家。通音韵，懂看相、算命、风水、土遁（一秒钟内到上海）、星相等等。书法、棋道也有研究。如此聪明，不得志，晚年写小说，排遣寂寞，不久死，得年六十多岁。一生的兴趣都放在《镜花缘》中了。一大段谈音韵，大段谈艺术，谈酒令、相术等等。历史背景放在初唐，时有徐敬业，讨伐武则天，败，将士散。有唐敖（书中主角）与徐有旧，唐妻弟林之洋，海外贩运，唐随行散闷求仙，路上遇到许多奇事。史料根据是《山海经》之类，加油添酱，成小说。唐敖后来上神山，成仙。再后来武则天开考招女状元，女杰又讨伐武则天等。书不精粹，不一致，有深刻的讽刺，滑稽的描写。缺点是议论冗长，结构混乱，最差劲的是前半后半全然不呼应，前半诸才女文雅纤丽，后半忽然耍刀弄枪，破阵杀敌——荒唐。这是对小说的一般要求，不是求全责备，所以总归算不了艺术品。想象力倒蛮丰富的。《儿女英雄传》写得较好，民间流传甚广。作者文康，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在世。结构比《镜花缘》要缜密得多。写侠女何玉凤，假名十三妹，父被奸臣杀，要报仇，练成高强武艺，到处云游。在客栈遇安骥，美少年，有学问，被强盗困，十三妹救之。后来杀父奸臣为朝廷斩首，十三妹不必报仇，打算出家，为人劝阻，与安成婚。且有女张金凤，与安骥同落难者，由十三妹做媒，共成安骥金玉之妻。完全是传奇，理想化，人物写得很生动。最好是“十三妹大闹能仁寺”，说书名段，妇孺皆知。缺点是宣传封建道德，优点是全靠北京话写，十分流利，仅次于《红楼梦》。附带提一提《荡寇志》，作者俞万春（1794—1849）。他反《水浒传》，专写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末路，非死即诛，情景凄怖，我看不下去，我喜欢的一百零八将都给他弄死了。我很为万春太息。他笔力雄健，又善结构，为什么不去自己写小说题材，要去和《水浒》闹？可见才华不等于头脑——当然，头脑也不等于才华。这种小说，从前民间有的是，连男女佣人都知道，朗朗上口。也要讲讲《燕山外史》，作者陈球（约1808年生，卒年不详）。他靠卖画为生，善写传奇，工骈俪（两马走，骈；两人并，俪。从前四六骈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也。从前考试，一定要考这。见功夫，很难。我曾有对句：“钱塘有潮不闻声，雷峰无塔何题诗？”）。《燕山外史》，全以骈俪体写成。还有《平山冷燕》，作者不记得，也都是“才子佳人”小说，文字极工对仗，不免处处板涩，但影响了后来的鸳鸯蝴蝶派。《品花宝鉴》，作者陈森（约1797—约1870），常州人，长住北京，熟于梨园内部情况。当时京城士大夫都是以狎伶为习，招来陪酒歌舞，直到清末才渐息。当时称男妓“相公”，原语是“像姑”，不雅，遂称“相公”。主角杜琴言，也同时是“女主角”。中国旧小说，仅此一部，写戏剧界中同性恋。我小时候偷看，莫名其妙，其中有伶人杜琴言者，我以为是女伶，其实是男子。后来看懂了，就失去兴趣了。另一部《青楼梦》，作者俞达（？—1884），具名慕真山人。书成于光绪四年，也写妓女，可算妓女小说始祖。也可说是俞达的回忆录（光绪年间），专写妓院生活。《海上花列传》写得高明，是写实主义的。中国近代小说，到了《海上花列传》，脱尽浮妄的旧习。当然，《金瓶梅》、《红楼梦》在前，按说不应该再落入“传奇”老套，但事实是，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海上花》的中间，又出了很多传奇。作者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笔名“云间花也怜侬”（古文中“侬”指“我”，“云间”是松江旧名）。他擅棋，好鸦片。松江人，常住上海，在报馆做编辑，标准文人，是妓院中的老客人，阅历丰富。此书用上海方言，夹很多苏白，全国性推行困难。张爱玲非常喜欢，亲自翻译成国语。结构不强，比较散漫，因是报人，为文多据社会新闻增加情节。好处是笔法生动，引人入胜，影响了几十年，一定要说怎样的文学价值，说不上。讲到这些，发点感想：《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论题材，极好，作者又真实体验过来，才情也不错，就是达不到《红楼梦》的高度，因为作者是文人报人——奇怪的是，曹雪芹怎么有艺术家的自觉？当时还流行《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讲述英雄好汉，写包公断奇案，破案要有警探。《三侠五义》作者石玉昆，出了书，流行在1879年左右，一直流行到1949年解放。这一大读物，家喻户晓，后改成《七侠五义》。主角包拯，中国理想的清官，俗称包青天、包龙图。三侠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丁氏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五义（五鼠）是指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等人。这书结构完整，故事奇妙多变，文辞流利明白，比现在的警匪片、侦探片、武打片精彩得多了。小时候吃过晚饭，佣人就在家里讲这些，讲到忘记时，“日行夜宿，日行夜宿……”但不肯翻书。翻书是坍台的。所以我很怀念从前的民间社会，可惜不再来了。我也不过是享受到一点夕阳残照。那时年纪小，身在民间社会，不知福，现在追忆才恍然大悟，啊呀啊呀，那可不就是民间社会吗？怎么会有一天在纽约给你们讲《七侠五义》？人生是很奇怪，没有一点好奇心是不行的。《施公案》出在《三侠五义》之前，写得比较老实拙直，但当时也很流行，讲康熙时清官如何判案。“名臣断案，侠客锄奸”，这类书就是这八个字，最易吸引人。很怀念从前的民间社会。诗人在十九世纪很寂寞。不过，还是有精英分子——梅曾亮、张维屏、金和、黄遵宪、王闿运、龚自珍、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李慈铭、曾国藩（曾，还有左宗棠，文章好极了）。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善古骈文，诗简练明白：满意家书至，开缄又短章。尚疑书纸背，反覆再端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他有他的意思（据说有个色鬼看到一裸女照片，将照片反过来）。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有《听松庐诗钞》（他的诗，暂找不到，从略）。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才气纵横，磊落不群。当时一群年轻人非常喜欢他的诗。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精于“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诗崇拜苏东坡和黄山谷，有《东洲草堂诗钞》。郑珍（1806—1864），字子尹。诗沉郁，严整，当时是大家：前滩风雨来，后滩风雨过。滩滩若长舌，我舟为之唾。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湘潭人。乡村起兵，平洪秀全得名。一代文人保护者。有《曾文正公诗集》。编过《十八家诗钞》。金和（1818—1885），字弓叔。和郑珍并称两大家，诗风沉痛惨淡。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人。有《人境庐诗草》。名句：我手写我心，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做过民国国史馆馆长。诗风直追魏晋。齐白石曾拜他为师。他日记中写：今日齐木匠来，文尚成章，诗学薛蟠体。李慈铭（1830—1894），字炁伯（炁，气也，同声）。与王闿运同为骚文大家。再讲散文。当时“古文派”是继承“桐城派”的余绪，曾国藩气派大，境界高，也不能脱尽桐城派。所谓桐城派，不过是文学上某一种文章作法。姚鼐（鼐，大到可以供牛住的鼎）为其理论完成者。他主张写文章简单整齐严格，反对华而不实，是清文学正宗，上来自韩愈文风，又溯宗诸子百家。桐城派传了两代。此后古文家受影响。另有不属古文派（桐城）又不属骈文派的，有包世臣（龚自珍也算）、谭嗣同、俞樾（俞曲园，是俞振飞的族辈，所以俞很神气）。谭嗣同有书《仁学》，为戊戌政变被害六君子之一，锐意振新，言论大胆，力主“改革开放”。（第五十六讲，完）往期精彩：梁文道：文学，局外人的回忆木心/《文学回忆录》第一讲/希腊罗马神话（一）木心/《文学回忆录》第二讲/希腊罗马神话（二）木心/《文学回忆录》第三讲/希腊史诗木心/《文学回忆录》第四讲/希腊悲剧及其他木心/《文学回忆录》第五讲/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木心/《文学回忆录》第六讲/

Conrad）系写海专家，说库珀爱海，以最高的理解去看海，书中写出了“夕阳的色彩，星光的和静，晴天与暴风雨，海水的伟大的寂寞，看守着海的海岸的静默”。库珀著名作品，一本叫做《海盗》（The

Cumhail）与其子奥西恩（Ossian），他们既是武士，又是诗人，是一群芬尼亚武士的中心。这三系的传奇最初是韵文，后来加进散文。此为爱尔兰古代文学史。今天只讲十九世纪。哥德史密斯（Oliver

Gabler），写一个女人的感情、命运、遭遇。不提问题，忠实描写。很多批评认为易卜生热衷社会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我以为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到了晚年，他又去写纯粹诗意的想象的剧本。《海上夫人》（The

Jacobsen）。他真的是一代宗师——中国既没有一代，也没有宗师。但是丹麦的作家、批评家，还有很多。一个天才的诞生，必然是战争。如果有人反对你，你应该说：“情况正常。”

Andreyev，1871-1919）。少年贫困。后一跃成名。首作出，高尔基大为赞扬。当时革命失败，青年人不再欣赏高尔基的慷慨激昂，喜欢安德烈耶夫的灰调子。作品：《往星》（To

Tolstoy），八十二岁。托尔斯泰十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七岁，而屠格涅夫二十岁，这三位天才，是一代人。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Ivan

Oberhof）。“五四”的新文艺青年，最爱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最风魔的却是《茵梦湖》（Immensee），作者是德国的施托姆（Theodor

第四十八讲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当时所谓东方，止于波斯、阿拉伯。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所谓东方，中国才是代表，补给西方，正是对的，因为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什么是悲观主义？我以为就是“透”观主义。不要着眼于“悲”，要着眼于“观”——悲观主义是一个态度，一个勇敢的人

第四十七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五）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气质和品味，我更近瓦莱里。但我一直偏爱波德莱尔。不忘记少年时翻来覆去读《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沉醉的夜晚。我家后园整垛墙，四月里都是蔷薇花，大捧小捧剪了来，插在瓶里，摆书桌上，然后读波德莱尔，不会吸鸦片，也够沉醉了。如果李商隐懂法文，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二十岁前，我曾一味求美，报纸也不看——受他影响。宋词。马拉美。后来醒过来了：一个男人不能这样柔弱无骨。是骨头先醒过来。我爱的物、事、人，是不太提的。我爱音乐，不太听的。我爱某人，不太去看他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他，我一定远远避开他。这是我的乖僻。艺术家的乖僻，是为了更近人情。法国十九世纪诗，把这种手法用得隐晦，不可捉摸。托尔斯泰对此大加挞伐。托尔斯泰说什么，发什么脾气，让他说去，最好的办法是连连点头，说：“Yes

Lamartine，1790—1869）。少年时喜读卢梭和斯塔尔夫人的作品，后从军，不久复归。因所恋的妇人病死，他将热烈的情思发为诗歌，于1820年出版，名为《默想》（Méditations

第四十五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三）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读巴尔扎克，读左拉，要有耐力，要花工夫。一拿起都德的书，轻快，舒适，像赤了脚走在河滩的软泥上。专门谈短篇小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时期，可以解作老派的短篇小说，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是代表。上帝说：“可怜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

第四十四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二）一九九一年六月二日年青人无私无畏，其实私得厉害、畏得厉害，只有那点东西，拿掉就没有了。年青人谈人生，谈世界，其实说的是自己。她与缪塞、肖邦，都有情恋，传说一时。她说肖邦有最优美的性格，最恶劣的脾气，最仁慈，又最刻薄。大家听了叫好，我以为没说出什么——情人，情人眼中的人，其实都是这样。读福楼拜，要读进去，要读出来。我读时，与福楼拜的年代相差一百年，要读出这一百年；读《诗经》，相差三千年，也要读出来。艺术充满艺术家的性格，比肉体的繁殖还离奇。维特、哈姆雷特、贾宝玉、于连，都流着作者的血。我喜爱于连，其实是在寻找司汤达——上帝造亚当，大而化之，毛病很多；艺术家造人，精雕细琢，体贴入微。因瞧不起波旁王朝，司汤达的遗体葬在意大利——这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Cromwell）发表时，巴黎像造反一样，宣称古典主义结束，浪漫主义胜利。戈蒂埃得到拜访雨果的荣幸，隔夜要失眠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第四十二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四）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罗兰、卡莱尔对我的不良影响，是因为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的自觉，一个太高的调门。“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他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在中国，不稀奇。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都美极，美得无懈可击。这本应是文学的菜单，结果菜单比菜好吃。福克纳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底，艺术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时从来不说这些大道理。他书中不宣扬道德的。道德在土中，滋养花果——艺术品是土面上的花果。道德力量愈隐愈好。一点点透出来。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什么道德？现代文学，我以为好的作品将道德隐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评断。批评是很广义的名词。讲文学史，当然是文学批评。就文学本题讲，所谓文学批评，是指散文。历史学家，善批评者，作品收入散文。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第四十一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三）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他的行文非常迟缓，我读时，像中了魔法一样。他行文的本领，音乐家都得羡慕：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出书后遭冷落嘲骂。哈代人也老实，居然就从此不写小说了。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一定仗义执评，痛骂那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使哈代先生心情转佳。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讲文学史，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什么是艺术家？要把天才用到生活上而不配，去用在艺术上者，就是艺术家。要自己识相。我第一次剃了头照照镜子，又黄又瘦，还有什么希望？这么一个人，只好乖乖儿画画，乖乖儿写文章。偶有风流，算是意外收获。把愤慨而幽默、渊深而朴素混在一起的，是兰姆。在世界范围中，兰姆，瓦莱里，我特别认同。据说兰姆为人很好，人见人爱，我及不上。我是人见人恨。他热爱伦敦，我痛骂上海人——他脾气好，我也该学学。最好的东西总是使人快乐而伤心。魏晋人夜听人吹笛，曰：奈何奈何？乔治·艾略特（Geo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