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教育引导年轻干部的根本遵循、关键要求和时代价值改革纵横Reform

当前，婚育家庭观念变迁与工作—家庭责任冲突成为制约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要因。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有全要素（如：组织保障、财物保障、服务保障等）和全生命周期（即：婚嫁、孕育、生育、养育、教育）双重视角。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细化了三孩生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强调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是新发展阶段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向引领和行动指南。积极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关注幼育全要素，形成政策合力组织建设是生育支持体系的基础。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首先必须尽快落实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有效协调卫健、教育等26个成员单位，尽快完善体系的顶层制度设计，形成支持政策体系的总体框架，边建章立制，边提供服务和支持。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合力，解决“钱从哪里出”“人从哪里来”“物往哪里安”等关键问题。财物安稳是生育支持体系的保障。激发社会力量、盘活社会资源，不断优化生育支持的成本分担机制。摸清广大家庭真实的幼育服务需求，以此为基进行成本预测，算好总账和细账、当前账和长远账、部门/企业账/地方账和政府账/国家账。统筹考虑政府、企业、社会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的互补作用，分清各主体在托幼、教育、住房、就业等全要素中的主责和次责，形成合理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成本分担机制、提升成本承担能力，把生育支持这一基本民生好事办好、做实。幼育服务是生育支持体系的核心。需要明确政府在服务体系中的定位，落实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家庭等多方责任，基于“政府主导、市场扩面、社会补充、家庭为基、社区为依”的总体思路，加快推动建成多层次、多主体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扩覆盖、降成本、提质量，提高服务效能。中央政府部门通过示范城市、示范机构建设形成经验、制定标准，为社会和市场机构提供业务指导与质量监管；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以公办、公私合办、公建民营、部分补贴等模式，尽快建成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打好全要素政策组合拳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关键。降低生育成本，须综合考虑婚嫁、生育、育小养老、劳动就业等多个环节，关注育儿者在各时间节点的独特诉求，给育儿主体提供时间、津贴、服务和就业保障支持。对于目前已有的支持措施，推动“从有到优”的转变；对于目前尚缺的支持，推动“从无到有”的突破；对于已有但效率低下的措施，推动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突破，从而扭转当前幼育支持薄弱的局面。积极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关照全生命周期，推进政策落地推动育龄人群“适龄婚嫁”。组建新家庭是个体和家庭生命周期的端点。针对目前年轻人结婚率走低、离婚率升高、家庭稳定性动摇的婚育家庭新格局，应积极弘扬“甜蜜爱情、幸福婚姻、和谐家庭、美好生活”的新型婚育理念。推进家庭建设，弘扬优良家风，肯定、鼓励代际传承与互惠的优秀文化，让家庭成为风险社会增强个人安全感、家庭凝聚力的不二港湾。疏通年轻人在婚嫁过程中面临的堵点，解决他们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推动年轻人适时形成自己的新家庭。推动育龄人群“适时孕育”。孕育是生育的端点，好孕是优生的基础，是提升人口素质的前提。因婚龄推迟和环境压力等原因，人的生殖能力大大降低。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2007年至2020年间，中国不孕的发病率从12%升至18%。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促进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预防非意愿妊娠和减少人工流产，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加强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为不孕不育却有生育意愿之人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解决想生却生不了的问题；积极探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降低孕育和分娩成本。推动育龄人群“适度生育”。生儿育女、添丁加口昭示着家庭的拓展与个体责任的延伸。子女出生后的养与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最需着力之处。在育儿起点上，不断完善休假制度，降低育儿主体的时间成本：优化围产期保健假，落实职工的产假、哺乳假和陪产假，建立父母共休的育儿假和家庭照护假制度；用人单位基于自身情况，探索实施弹性工作、职位共享、远程办公等项目，缓解育儿主体的时间贫困。在育儿过程中，加快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生育的时间—机会—经济成本：发展服务主体多元、地点便捷、质量有保、价格合理、模式灵活的托育服务体系；以社区为依托，为家庭提供常态化、菜单式、喘息式入户育儿指导和服务支持；关注“一老一小”，在社区探索“爱同堂”服务模式。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全面供给：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地区均衡化发展，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破除教育“内卷”，有效提供课后服务、暑期托管服务，让教育回归教书育人的基本属性。实施积极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养育的经济成本。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保险覆盖人群，满足无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诉求；发挥税收和金融的杠杆作用，加大对中低收入二孩、三孩家庭的税收减免力度；住房政策尤其是保障型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探索对中低收入家庭适度提供购房补贴与房价优惠、适度降低购房贷款利率的可能性，缓解育儿家庭的经济窘困。在实际育儿阶段，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杜绝职场歧视，切实保护育儿主体在休假、育儿、返回职场或再就业各阶段的权益，减少受迫性职场中断的发生，消除育儿主体的机会贫困。生育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生育支持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社会公共政策。从全要素和全生命周期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福利性、安全性、保障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满足不同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群的多元需求，扭转日渐淡化的积极婚育家庭观念，推动人们适度生育，达成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人口基础。（作者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责任编辑：胡秀荣欢迎关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微信公众号欢迎订阅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央政治局2022年6月17日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是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的关键，需要在“选人”“做事”“监督”“容错纠错”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一、完善权力授予机制，进一步解决“权力属性”的问题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然而，在很多人关于权力属性的实际认知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的归属问题。在一些干部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职务是上级任命的，因此，在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人民与权力的实际关系可能就会发生异化。权力授予的核心问题是选人用人。权力授予机制不够完善的主要表现是，在选人用人上，人民的参与度不够。人民对选人用人的发言权大小，是完善授权机制的切入点。完善选人用人的权力授予机制的关键不是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让人民的代表能够更有效更直接与人民发生切实的关系，能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要切实解决权力的人民属性的落地问题，仅仅从观念上强调人民代表人民选是远远不够的。毋庸讳言，我们的选人用人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问题。广大人民行使权利选出自己的各级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广大党员行使权利选出各级党代表，组成党的各级组织。这是非常合逻辑的授权机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授权机制的代表性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度反腐实践充分说明，我们的选人用人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抓手是，在完善人民代表联系人民、党代表联系党员的机制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制度载体。在完善选人用人授权机制过程中，首先要强化各级各类代表的代表性，汇聚民心，找到最大公约数，反映在选人用人上，才能把德才兼备符合民意的人选出来。如此，被选人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才会形成正确的权力观，真正理解权为民所用的涵义。从反腐的角度来讲，授权机制的完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的源头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二、完善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解决“权力制约”问题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主要是解决公权力边界的问题，让权力的运行有正面的积极的牵制，确保权力“不出轨”。如果说，完善授权机制要解决的是“选好人”的问题，那么完善权力运行的机制要解决的是“做好事”的问题。“做好事”，即权力姓“公”不姓“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腐败治理的主战场主要集中在用权的领域。大量的案例说明，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权力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可能就会被滥用、被私用、被“资源化”、被“市场化”，成为交易的稀缺资源。严重的“权力私用”带来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民意受到严重伤害，影响党的执政根基。如何真正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何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的运行有轨道、不出格成为治理腐败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通过观察，实际层面上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缺乏实质的有效的规制。而腐败频次与烈度比较低的领域的权力运行，则在为权力立规矩上做得更为到位，才有了“比较清廉”这样的正反馈。事实证明，权力没有规矩，就会像决堤的河水，破坏性是极大的。那么如何筑牢权力的堤坝，完善其运行机制，则成为“用好权”“做好事”的关键性问题。从我们在此方面的制度设计、立规设矩的实践看，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理念和制度安排。与此相应的是，我们也已经有了一套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好的体制、机制，比如民主集中制、负面清单制等。为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机制，我们应该继续在实践民主集中制、负面清单制上下功夫。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同样也是保证权力依规运行最重要的保障机制。通俗地讲，权力的运行最终往往表现在“谁说了算”上，最终的决策是一个人的意志还是经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的，这是具有本质性差异的两种权力运行方式。为了确保权力行使不跑偏，从源头遏制权力被“恶性使用”，必须强化民主集中制在权力运行中的正确贯彻，确保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落到实处。从现实看，民主集中制落实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发扬民主不够，特别是在一些层级具体事项的推进和行政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观察若干腐败案例，可以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做事”的过程中习惯独断专行，回避民主协商的要求，事实证明没有民主的集中很容易走偏。所以，我们强化民主集中制在用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强调“依规用权”。此外，还要从体制机制上落实好“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积极推进和实行负面清单制，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要一目了然，让权力不是万能的观念落到实处。三、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进一步解决“权力任性”问题监督机制是从源头遏制腐败、管权治吏的核心抓手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权力任性的问题。权力任性，主要表现就是脱离了权力的公益性质，或者被私用，或者被滥用。权力之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为“胡作非为”，与监督不到位有着直接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不仅仅表现在“打虎”和“拍蝇”上，更值得研究的是我们在权力监督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经验。让权力时时处于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从顶层设计层面，我们党和国家积极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把所有公职人员都纳入监督范围；从具体操作层面，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也得到一定程度有效结合，权力监督网越织越密。公权力前所未有地被置于有效监督之中，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遏制腐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从目前既有的权力监督机制看，党内监督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这取决于我们政治生活的运作实际。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自我监督作为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表现形式，必须出实招、有实效。从实践看，党内监督有两项机制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监督效果。一是党员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这是普遍性的机制；二是党内巡视制度，这是专门性的机制。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使得党内监督实现了全覆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监督效果。因此，从源头上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必须深入总结这两项制度的经验。两项制度相较，党内巡视制度更为关键。从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上，重点要继续完善党内巡视制度，重点强化以下几方面。一是进一步解决“信息黑洞”的问题。在巡视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使各个层级都知晓彼此不了解的信息，消除“信息黑洞”，实现信息对称。二是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纠偏力度。全面监督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职行为，有效发现权力无序行使甚至滥用的行为，把纠偏功能落到实处。三是进一步强化政治沟通功能。巡视具有保持健康的政治沟通的功能。在实际操作中会进一步畅通群众参与监督渠道，为不同群体表达诉求提供平台和载体，实现党内监督对党外监督的吸纳，使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效对接。四、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解决“权力止损”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管权治吏上，更多是对权力出格的惩戒。这种反腐实践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当面对严重的腐败形势时，必须先从治标开始，从面上把腐败势头打下去。但治标不等于治本，治本还得从源头做起，扎好制度的笼子。在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同时，也要给权力运行一定的冗余度。权力运行的事项都是未知的场域，因此权力的运行客观上是存在试错的可能性的。实践中，一些权力运行的偏误，是无心之失。判定这种失误主客观原因必须和科学的容错纠错机制联系在一起。既然我们无法完全彻底地避免权力失误，那就必须设计出符合实际的容错纠错机制。观察和回顾近年来我们各地方出台的容错纠错机制实施方案的运行情况，有的地方暂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主要是保护干部干事的积极性。这个出发点的问题在于视野和立论有局限，一定程度上把所谓高压反腐、从严治党与干部的积极性对立起来，难免混淆了做错事、用错权的性质，而在实践过程中也没有得到长期的积极效果。目前，一些地方出台的容错纠错机制很大程度处于停摆状态，也说明了此项制度设计是不到位的。然而，容错纠错机制对于从源头上管权治吏又是必要的。用权不会永远不出错，关键是做好切实降低出错几率和能够及时止损两方面的制度设计。容错的立论要建立在我们一整套权力运行制约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容错的必要和可能。有了这一套机制保证，权力运行即使出错，也是可控的，甚至是有善意初衷的，在这个基础上的纠错就有了切实的可能性。基于这两点分析，容错纠错机制的完善应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能够尊重常识，即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在情理法的交点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二是能够及时止损。发现权力运行中的错误，要能够顺利进行调整，有“回头”机制，而不是“一条道跑到黑”，以致负面效应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三是能够累积“公益”。通过对权力运行偏误的纠正，容错纠错机制可以进一步增加正向的社会效益，比如对权力运行规律的再认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强化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责任编辑：范丽君欢迎关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微信公众号欢迎订阅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出部署。既发挥资本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限制其消极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也是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什么是资本无序扩张

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需要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既要注重物质生活的丰富满足，也需关注精神生活的健康充实。步入新时代，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为全党工作的着力点。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特别指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定位，明确把思想政治工作上升到治党治国的方略层面，凸显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功能和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新时代更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治党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谈几点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中心环节和重要方式。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制胜法宝。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更加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传家宝和生命线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政治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思想理论月刊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特别提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阐释为全过程民主，既是对人民民主性质的全新定位，也是对人民民主过程的全新规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推进人民民主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提出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精准把握其精神实质。必须明确，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民主的全面性，并非仅就民主过程而言。这种全面性既包括所有民主主体，也包括所有民主过程；既包括民主环节中的“点”，也包括民主主体中的“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是包括了全部民主主体、民主程序和民主过程的，它是一种全主体、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全环节、全链条的人民民主。相对于其他民主形式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握住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就把握住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实质和发展路径，从而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论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论断的基础上，对中国式民主的核心本质及其新形态所提出的新认识和新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为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四公”目标的“四位一体”过程，是基于人民主权论的议行合一制与基于人民利益论的共产党执政论的有机结合以及基于人民当家作主原理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态与基于共同富裕原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全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的价值与形态、性质与质量、内容与形式、过程与绩效、制度与道路五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进展和最新形态，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性质不会发生变异变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不断臻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绩效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论述人民至上时再次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两个大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概括。这一论断的意义何在，全过程民主有哪些要求，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全过程民主等，需要进行具体探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顾名思义，强调的是民主的人民性、全面性、广泛性、过程性、有序性、有效性。这种民主实践活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原则、制度、程序、技术诸多要素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充分实践。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是对西式民主的超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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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应急处突能力的优劣，直观地体现在经他们处理的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恶劣影响等诸多方面。因此，应急处突能力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并且应该主动提升的基本功。培养应急处突能力，首先要全面掌握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机理，阻止危机发生，“上医治未病”；其次临危不惧、现场指挥、科学应急；最后恢复正常后做好善后。由此来看，领导干部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囊括了全流程的任务，包括事前识别安全风险和预防危机，事中科学决策和控制损失，事后化解负面影响和推进安全发展。在本质上，提升领导干部的应急处突能力，是以全方位提高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实际效果为内核的能力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六项能力。

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21（三）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关系中国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更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建设美丽中国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调查研究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而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传家宝，更是新时代做好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我们党领导14亿多人民在当代中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具备高强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而当代年轻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关系未来30年新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年轻干部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当前，我们面临严峻复杂国内外环境和风险挑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国际经济政治危机中育新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新局，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指示要求，必须明确新时代年轻干部提升调查研究能力的内涵、价值和路径。

根据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进一步展望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更不是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把现代化进步要求与我国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相适应、把借鉴与创新相结合、把现代化普遍特征与社会主义性质相统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创造性发展。

我们党深深懂得：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是我们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近百年来的危局困境，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风险如何重大、考验怎样严峻，中国共产党应对之成功，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其中蕴含着党成功化解危局困境的宝贵“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