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洗脑洗成脑残了！”“你的认知配得上你的苦难。”“你这个舔狗，真是舔出了新的境界。”“你自称读了这么多书，竟然还这么傻。基本是非，都分不清。文科教育太失败了。”“粉你的人，都是智商低下的底层群体。但凡有点头脑，谁会关注你这种水平当下、满嘴胡言的垃圾作者？”......当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以为，它们是国内右派群体，嘲讽卢克文、司马南之流的粉丝群体时，所用的语言。当我告诉你，以上这些引言，全部都是左派粉红们近日嘲笑我这条“右派美狗”所用的词句时，你会作何感想？十天前，我申请英国签证被拒签，原本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毕竟英国人办事严谨，在收入流水清单上，稍微有一点细节上的马虎，就有可能被拒。这种“笑话”左派粉红们怎肯轻易放过？读了我关于自己被拒签的文章之后，他们乘机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对于这一类语言暴力，我存在天然的免疫力，无论他们怎么攻击我、抹黑我，我一点都不会在意。他们嘲笑我，“被高校开除”之后，可怜穷酸到连一天一百元都赚不到，我只会一笑置之。真不是我吹牛，本市有好多家长跟我联系过，让我辅导他们的孩子学习英语，两个小时的开价在600元-1000元之间。我一概拒绝，一是因为我觉得，钱够用就行了，没必要活得太累，二是因为教中小学生，比教大学生累多了，实在是太需要耐心了。然而，这些对于我来说毫发无损的暴力语言，却在另一个维度上，让我的灵魂感到丝丝震颤，因为它们呈现出了这样一副看似可笑，实则可怕的绝望场景：在当下中国民间网络世界，左派粉红们与右派美狗们，对对方阵营的（精神病）定性，居然高度一致。依照惯常的审美经验，高度一致往往象征极其和谐。然而，这种高度的一致，却意外着严重的撕裂。我仿佛看到，全都穿着白大褂，带着医学口罩，济济一堂，围坐在精神病院会诊室长桌边的一群人，在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然而，听了半天，也听不到半点关于如何治疗精神病的讨论。桌子左边的白大褂认为，坐在右边的白大褂是精神病人。桌子右边的白大褂认为，坐在左边的白大褂是精神病人。几乎无人关心精神病本身，整个会诊室长时间陷入了“谁才是病人”和“谁才是医生”的语言纷争和旋涡之中。左边与右边的白大褂们，所使用的医学术语，越是高度一致，便越预示着，在这个精神病院里，已经分不清谁是病人，谁是医生了。这就是自媒体时代中国民间网络生态。无论粉红战狼们怎么抹黑我，我都照样吃得好睡得香，根本不会在乎。但是，这一幅民间网络社会严重撕裂的场景，的确让人感到阵阵的绝望。互联网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它让聪明的人更加聪明，也让愚蠢的人更加愚蠢。更可怕的是，所有被自媒体洗刷和浇筑的脑袋，个个皆如花岗岩般坚不可摧。（文末留言，欢迎点评）（20字留言暴露当下流行的4种“精神病”）

2023年初，放弃体制内工作，辞职之后，我做人真的非常难。说自己没钱，很多人躲着我，怕我伸手向他们借钱。说自己不缺钱，又有人伸手向我借钱。过去两个月，我足足挡掉了7个向我借钱的人。我一再强调，我真的没有什么钱，但是，各类保险早都买齐了，而且手头信用卡有几张，绝对不至于穷到要向任何人借钱的地步。我的性格也决定，我不是那种愿意低头向别人借钱的人，更不可能让自己活在别人的接济之下。我绝对做不到，哪怕接济我的人再有钱！！！最近，很多读者说，我比较高产，几乎是每天一篇文章地写，而以前，一般都是两三天才写一篇文章。正是因为我近期写得太多了，因此，大家都以为，写公众号文章，估计非常赚钱。其实，我近期高产，那是因为我出国旅游了（我视旅游如生命，再困难，也要走在路上）。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有写过，一旦处于旅居状态，我特别容易兴奋，头脑思维特别活跃，每天都有很多话想表达，想写成文字，和大家分享。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我是赚了很多钱，不断受到物质激励，每天才拼了命地写文章。2020年4月，我开始写公众号，已经将近四年时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写文章真的不赚钱，根本别指望靠这个发财。那些告诉你，写文章赚了很多钱的作者，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购买他们的自媒体运营和写作课程，靠这个发点财。作为自媒体，公众号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提成。除非是从精神病院出来，写了一篇文章，一次性收获几万人次的打赏，否则，单靠打赏，作者根本赚不了几个钱。2023年1月以来，受经济形势影响，广告越来越少，广告效果越来越不好，导致收入越来越低。过去一年，绝大多数作者都在诉苦，都在挣扎。2023年，我辞职之后的第一年，公众号收入和2020年、2021

昨天的文章“因为自己阳痿，他们错把刀郎当巨根“，引发一些争议，甚至后台的谩骂。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刀郎的讽刺仅指向丑陋的娱乐圈，大家切莫把它一厢情愿地扩大到整个国家。关于刀郎被打压了十几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那英、高晓松鄙视看不起刀郎，这我相信。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同行相轻嘛，更何况刀郎是从草根崛起的，自然更加容易遭到文艺界权贵们的歧视和排斥。但是，说那英打压刀郎十年之久，那简直是胡扯淡。那英不过一个歌星，又不是什么文化部门的主管，手里毫无行政权力，她靠什么去打压刀郎？过去十几年，刀郎先后获得了三次来自官方的“五个一工程奖”。唯有对精神文明有突出贡献的文艺工作者，才有机会获得这个殊荣。请问，这是被打压的结果吗？请问，喜欢唱红歌的刀郎对国家哪来的强烈不满？那么，刀郎为什么沉寂了十年呢？让一个文艺工作者，长期保持高水准的创作，是做不到的事情。我写文章三年多，对此深有体会。我的公众号文章质量不时会起伏波动吗？因为我不可能做到长期深刻和犀利，人总有精神松弛和思维凝固的时刻。文艺创作都有高峰期，也必然会遭遇低谷期。所以，很多艺人在大红大紫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故意让自己退出公众视野，暂时沉潜下来，做一些搜集素材，搜罗灵感的基础性工作，为复出做蓄势待发的准备。刀郎歌迷的基本盘几乎都在国内。一旦被封杀，他的艺术生涯就极有可能走向终结。他不大可能甘冒如此大的风险，把自己的国家暗喻为“颠倒黑白的罗刹海市”，这有可能让自己十年沉潜之后的复出，一夜之间变成绝唱。我相信，有关部门绝对不是吃素的。我们平时写文，稍微越一点界，踩到了红线，就会面临各类处罚。试想一下，倘若《罗刹海市》真是一部如此大尺度地“抹黑现实”的文艺作品，如此强调正确舆论导向的有关部门，岂能让它大行天下、误导视听呢？我想，《罗刹海市》之所以仍然到处传唱，因为给刀郎颁发过三次“五个一工程奖”的有关部门，太了解刀郎了。总之，刀郎批评的指向并没有越过文艺圈，有关部门并非那么迟钝，一切狂欢和震颤皆源于你们太过一厢情愿的解读。哪怕你们很不喜欢却十分害怕的“敌人”，只是在梦中被某位“英雄”打了一记重拳，你们也会感到十分舒心，庆幸终于有人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为了避免醒过来之后，发现不过是一场梦，以至于吐出去的恶气不得不被再次吸回肚子里，你们不想醒过来，宁愿继续睡在梦里。谁要是戳破了你们的梦，你们就咒骂谁。这两天，因为发表了“刀郎只是批评文艺圈子，没有讽刺整个社会”这一观点的文章，我掉粉好多，后台很多人骂我。在我的朋友圈，一位读者留言说得非常对，绝大多数粉红和很多民逗其实是一类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真正理性的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者。不得不说，我非常荣幸成了其中的一员。如何让自己和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

这段日子，刀郎估计偷着乐得把嘴都笑歪了。我很早就看出，刀郎其实是一个粉红。从他过去唱过的歌，大多数人，大体都可以作出这个判断。然而，就是这么一名资深粉红歌手，最近却硬是让国内的右派民逗们捧上了天，活生生地被勇敢、被正义、被造神，以至于新的唱片专辑，几乎无须费力怎么做宣传，几天之内就突破了极限销量。这几天，很多读者建议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对最近席卷神州大地的刀郎新歌“罗刹海市”的看法。坦率地说，这一首歌，我听了开头几句，就没有再听了，它实在是不符合我的审美品位。我个人认为，这首歌非常的难听。前几天，我把“这首歌不符合我的审美品位”这几个字发到朋友圈，马上引来几个民逗右派的指责：“你不喜欢它，难道它就不是好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一些民逗右派们的智商，甚至连他们一贯嘲笑痛恨的粉红都不如，逻辑糟糕得无可救药。我只是说我不喜欢这首歌，我根本没有说这首歌好不好。连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么简单的意思，他们就是读不懂。正是因为内心里只有对现实的不满，脑子里却缺乏正常的思维能力，很多时候，他们和他们看不起的粉红一样可怜可悲，并且一次次沦为被收割的韭菜。我觉得，关于“罗刹海市”这首歌的真正意涵和指向，网络上漫天飞扬的众多解读文章，更像是一场场喝了兴奋剂般夸大其词的意淫，或博主写手们意在收割流量的迎合性炒作。若说刀郎在拐弯抹角地泄愤，痛骂那英和高晓松，其讽刺和批评的真正指向是潜规则盛行的娱乐圈，我比较认可和相信。除此之外的所谓“勇敢”、“大义”，在我看来，都是胡几把扯。网络上掀起的狂欢，非常像是一群没Diao的怂逼们，在荒漠上意外遇到一颗枯死倒地的胡杨树根，硬是要把它当成一根硬挺挺的巨Diao，并给予其图腾般的供奉。文艺学有一套经典理论：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往往小于实际效果。原因非常简单，文艺作品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受众对它的解读，而受众在解读文艺作品的时候，往往容易在其中投射自己的主观愿望。所以，你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内心怀抱着“王熙凤、贾政、贾赦、王夫人、薛宝钗等等，都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意识形态认知。曹雪芹从未接触过《资本论》，他根本就不知道马恩经典理论，纯粹是基于自身遭遇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之外的一切”创作主旨“、”中心思想“等等，都是后人的主观解读，并非曹雪芹的原意。我们之所以相信那些解读，是因为我们学过并且深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我们渴望在名家及其作品那里得到验证。这就是人的所谓“认知依赖”，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真和假往往沦为其次。正因为当下很多人对社会怀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和意见，自己却没有能力和胆识去表达，当他们如久旱逢甘露般意外地发现，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存在一些可以被朝着满足自己情绪和认知的方向进行解读的成分时，他们如获至宝，紧抓不放。在我看来，不是刀郎太勇，而是你们太怂。与其说是刀郎的那个太硬，不如说是你们的那个太软，正是因为自己不中用，你们硬是要给自己塑造一座巨根偶像来膜拜。新专辑推出之前，刀郎极有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巨额流量和销量会从天而降，给自己带意想不到的名和利。也许，他知道自己被勇敢了，被大义了，却不愿意站出来向公众说明，澄清一下自己的主观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仅仅指向娱乐圈，而不是整个社会现实？当然，只要监管部门没有误读刀郎的意思，那就行了。粉丝们愿意怎么自嗨，就让他们自嗨吧；愿意怎么跪拜，就让他们跪拜吧。面对这一大群自己不愿意勇敢，却整天寻找“英雄”为自己出口气的韭菜，伺候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挥舞手中的镰刀。高学历人士为何沦为高级韭菜

我非常喜欢吃猪肉。也许是小时候家里太穷，一个月吃不了一次肉，导致我现在狂吃，似乎唯有这样，才可以把小时候的亏欠补回来，才足以补偿和修复少年时期因为穷得吃不上肉而滋生的自卑感。人到中年了，很多人慢慢减少荤菜的摄入，因为担心“三高”，我却控制不住对猪肉的强烈欲望，三天不吃猪肉，我就会非常难受。6月在东北旅行的路上，最后半个月，我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刻飞回家。原因之一就是，在外头，吃不上香菇炖五花肉，喝不上猪尾骨炖的汤。这些家常菜，饭馆都不做，即使偶尔能买到，味道也远远不如自己做的。由于经常发自己烹制的炖五花肉或猪尾骨汤的视频，很多读者看了之后，忍不住提醒我，少吃一点，以免引发高血脂，导致血管被堵住。这样的建议和提醒听多了，我难免有一点心慌，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三高”。今天一早，空着肚子到医院抽血，不但检查三高，还顺便把尿酸也检查了一下。中午结果出来，天哪，谢天谢地，一切指标都正常。其实，我觉得，有些疾病与人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未必都是饮食不当引起的。论吃肉，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严幼韵。这位曾经的上海滩大家闺秀，复旦大学著名校花，一辈子都不爱运动，而且非常喜欢吃肉，却活到了112岁。我有一个浙大同学，每天慢跑十几公里，坚持十几年了，血脂却出奇地高，始终降不下来。人活一辈子，相当的一部分快乐，其实是来自味觉。鉴于此，我的生活态度是，哪怕吃肉有可能引发“三高”，我也不想刻意节制自己的饮食偏好。为了多活几年而主动牺牲口舌的快乐，因为这样而多出来的几年寿命，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我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上说，在欧美，很多人，哪怕得了癌症，也仍然要喝酒和抽烟。在他们看来，如果自己最喜欢的喝酒抽烟都不能做了，那活着也就没意思了。我比较推崇欧美人的这种理念，非常反对过度节制欲望的做法。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活了多少年，而在于做了多少自己喜欢的事，享受了多少感官和精神的快乐。说句不中听的话，明天和意外，真不知道哪个先来。做人，不要总惦记着将来要活到多少多少岁。每次，听到高校同行在议论十几年之后退休的待遇，我总是暗暗地替他们感到莫名的悲哀。人到中年了，我从不考虑五年十年之后的事情，因为五年十年之后，自己是否还活着，是一个未知数，而当下我非常渴望做什么，我的激情指向什么，却是实实在在的。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才有了我辞职的勇气和决绝。为何你读了很多书，文章却写不好？

2007年4月，我阔别工作打拼了七年的厦门，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杭州。三十几岁了，我一切都豁出去了，只想来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为人生做最后一搏。在杭州期间，我和几个年轻的租客，机缘巧合，一起住到了浙大玉泉校区。在研究生没有扩招之前，浙大唯一空着的那一栋学生宿舍楼，专门用于对外出租。11月初，某位室友离开，房间有了一个空床位，同住的王律师便介绍了一个在外地读书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小陈来住。（两者均为化名）临近毕业，小陈来杭州黄龙体育中心附近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是王律师帮他在浙大宿管办做了担保，他才得以住进来。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因为王律师一直对我们介绍说，小陈是自己的老乡和多年的好友。然后，小陈住进来第三天，我就对他们两个的关系产生了疑问。那一天晚上，王律师突然有事外出。刚刚关上门没几分钟，小陈便躺在床上，对我们几个室友调侃起王律师。他的调侃是从王律师近期刚刚买的一块名表开始。他嘲笑王律师打肿脸充胖子，买名表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事业的失败。大学毕业几年了，做几年律师了，连房子都租不起，和几个外地年轻人住浙大供出租的学生集体宿舍。我闻之非常惊讶。首先，经过王律师担保，才住进来的小陈，对王律师的帮助丝毫不领情。刚刚安顿下来，就在背地贬低人家。其次，他胆子实在太大了，在对我和另外一位室友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敢在我们面前背地嘲笑王律师。他丝毫不担心，万一我们和王律师关系不错，给他传话怎么办。胆大的实质，也许是这个人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做人做事内心已经没有多少道德顾虑。更让我吃惊的是，作为一名法学硕士，他竟然认为，警察办案，刑讯逼供是合情合理的。那一年，聂树斌冤案已经被媒体披露差不多两年了，他毫无同情心，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时，还没考上研究生，从未读过大学的我，开始对研究生教育产生疑问：为什么名校法律专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法治素养会如此薄弱？连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呢？因为元旦之后就要考研，那几个月，我每天都是早上出门，到图书馆呆着。看一天的书，晚上才回寝室。小陈的作息时间和我差不多，他白天都在黄龙体育中心附近实习。但是，我晚上一般9点半回寝室，他一般要加班到10点后才能回来。那一年，杭州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寒冷，寝室却没有热水器。回来晚了，如果没有打热水，就意味着只能用冷水洗脸洗脚。刚刚住进来那几天的晚上，小陈加班回来晚了，有时候会向我要点热水喝，驱赶寒气。这让我意识到，他每天回来的时间太晚，打不到热水。想到大家都是出门外在的人，都不容易，能萍水相逢地住在一个寝室，也是缘分，我决定主动帮他的忙。每天早上，起床吃完早点，我动身去图书馆的时候，带上自己那个开水瓶的同时，会顺便把小陈的开水瓶也带上。晚上九点半，在图书馆水房关门之前，我便到楼下开水机打满两瓶开水，提回寝室。然后，把他的热水瓶放到他的床头边。等他加班回来，就可以用热水了。那一天，他回来之后，照例向我要开水喝。我马上提醒他，我帮他打热水了，示意他看看自己床头边。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我是自愿帮他。对我来说，那相当于一个顺手忙，我不祈求什么回报，毕竟大家也就短期一起住两个月不到。如果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看到别人主动帮助自己，马上会荡漾起笑容，开开心心说一句“多谢多谢”。暴露人的内心世界的，往往是某一个刹那迅速变化的眼神和表情。观察一个人的内心活动，盯着他的眼睛看，捕捉到的片刻的信息，往往是最准确的。得知我主动帮他打开水那一刻，他的眼神和表情突然冻住了几秒钟，似乎若有所思。几秒钟之后，凝固的眼神和表情又迅速软化，只是显得有点吃力。同时，仿佛是急急忙忙地从口袋掏出一张笑的面具，胡乱地戴到脸上，他应付般地说了声“谢谢”。我发现了这些诡异的细节，但是没有太在意。我决定继续帮他，因为已经十二月了，离我考研的一月中旬就差一个半月了。考完试，我就要离开杭州回老家去了。反正也是短暂相处，不计较那么多了。然而，事情的发展逐渐突破了我的底线。每天晚上加班回来，明明看到自己床头边有一瓶热水，小陈就是不动，假装没看到。然而，拿起一个比以前更大的杯子，问都不问我可不可以倒点水给他，拿起我的开水瓶，直接倒水。一定要我提醒他，我帮他打热水了，他才假装惊讶地“哦”一声，冷冷地走到自己的床头边，倒自己热水瓶里面的水。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他肯定是在玩心计，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玩呢？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几天之后，我逐渐摸清了他的心思。我主动帮助他打热水，他不但不想感谢，而且还想刻意制造一种我是在帮助我自己的错觉。假如我不帮他打一瓶热水，他每天晚上回来，就要喝我的热水。这样一来，我自己的热水就不够洗脸洗脚了。假如我不提醒他我给他打水了，我的热水便会被他倒去喝了一部分，他自己的那一瓶热水，用来给自己洗脸洗脚，就绰绰有余。如此一来，我每天帮他打开水，似乎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帮助我自己。尽管内心觉得这种人实在不要脸，接下来几天，我仍然继续不动声色地帮他打水。我决定继续观察十天，看看一个人的嘴脸到底能丑陋到什么地步。果然，接下来十天，他天天如此。第十天晚上，他加班回来，放下提包，照例到我身边倒水的时候，我出其不意，“霍”地站起来，放下了脸，义正词严地说：“你的床头有我给你打的一瓶开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水。从明天开始，请你自己解决热水问题。”从那一天之后，每天早上，他去上班之前，都得自己提着开水瓶，先绕一大圈，去图书馆打好开水，放在门口的角落。晚上加班回来，再绕一大圈，去图书馆楼梯口取热水瓶，再回寝室。若回来太晚，图书馆关门了，他就只能回寝室用冷水洗脸洗脚。2008年初，考完了研，我就搬走了。和他从此不再有联系。同住的时间，才两个月不到一点。他的长相，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我却始终无法把打开水那件事从记忆中抹去，毕竟这个“行为样本”太值得收藏了。偶尔他会闯入我的记忆，而且必然伴随着一个疑问：不恰当的“聪明”，难道不是变相的愚蠢吗？如果小陈只能被定义为“变相的愚蠢”，那么，经常被他背地贬低却和他形影不离的王律师，则是真正的愚蠢。王律师的愚蠢，我是在2008年研究生入学之后，才真正领教的。和他住在一起的考研的那几个月，我和他接触并不多，因为他工作太忙，我对他不怎么了解。那一次，我在浙江图书馆碰到他。王律师问我，考上的硕士研究生是什么专业。我回答说是“政治学”，将来想读博士。经常被小陈看不起的王律师，突然对我露出一脸的鄙夷：“这种纯文科专业读了有个屁用。”他把“屁”字说得非常重，而且非常长，足足拖了几个音节。以前，小陈背地贬低王律师，我总是暗地同情他。那一刻，我突然发现王律师有点像阿Q，根本不值得同情。自己被人看不起，却转身去嘲笑自己眼中的“弱者”。我笑了笑说：“不管有没有用，我纯粹是喜欢这个专业。反正将来打算一辈子做学术。”他噗呲一声，不以为然地反驳我：“那你将来打算买车买房吗？研究这种专业，你注定一辈子穷光蛋。”这句话严重暴露了这位律师见识非常狭窄，导致认知严重畸形。作为一个读过大学，而且读的是文科专业的人，在大学四年，只要稍微放眼留意一下本校老师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得出纯文科的教师穷到买不起车、买不起房的结论。高校里的文史哲专业老师，有几个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的？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暴露出这位法律人思维的极其不严谨。那一天，和他见面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一包鱼皮花生。当一颗我准备往嘴里送的花生滑落到地上之后，我蹲下来，把它捡了起来(考研耗尽积蓄，那几年经济困难，我非常节俭）。因为图书馆地板干净，我觉得没必要扔了，就用拇指食指夹住它，放到嘴里吹一吹，试图把它吹干净，然后，放进嘴里。但是，刚刚送到嘴边，转念一想，我又把它扔了，因为担心看不见的细菌。王律师看到眼里，突然哈哈哈大笑，非常严肃地指出，我是一个标准的伪君子。他确信，如果他不在场，我保证把那颗地上捡起来的花生吃下去了。我一下就抓住了他此番言论暴露的思维漏洞。我说，伪君子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两面三刀，表里不一，以损人利己”。如果我地上捡起花生，乘着周围没人，悄悄吹一吹，然后，送给不知情的人吃，以假装大方慷慨，那我是伪君子。我把地上捡起来的花生，当着他王律师的面，放在嘴边吹一吹，往自己的嘴里送，所以，我不存在人前人后行为表里不一的问题。即使花生染上细菌，我是往自己的嘴里送，不纯在损害别人的健康、美化自己的损人利己问题。王律师认为，我此举是伪君子行为，只能证明，这位原本应该思维严谨的律师，思考问题漏洞百出，对一些常见的基本概念缺乏精准的把握。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聊天，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当了四年律师，仍然寒酸到和外地人集体租住空置的浙大学生宿舍，以至于连实习生小陈都看不起，背地经常贬低他，不是毫无理由。我确信，此人此生注定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正是因为智商不够，思维缺陷，他才会把经常暗地里贬损自己的小陈，当成了知己。或许，奸人和傻子，永远是天生的一对。

我说你偏执，请你不要生气。我在背后真的一直这么形容你。刚刚给你这一届学生上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周，我布置的阅读任务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一本一版再版的畅销书。万万没想到，第二周课上讨论美国印第安人问题时，你突然刷地站起来，让人猝不及防地扯上这本书，义愤填膺地来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难道美国是天堂？”、“难道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得出，刚刚读了一半，你就已经对刘瑜的这一本对美国肯定多于批评的书，感到怒火中烧了，简直忍无可忍。那一天，我听了感觉莫名其妙。刘瑜说美国在某些方面做的不错，就相当于把美国比作天堂？刘瑜在书中极少提到中国，也根本没有把美国跟中国比较，你怎么就得出她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结论？你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当前网上或线下的公共讨论中十分常见。在逻辑学上，它属于“稻草人谬误”：曲解别人的意思，或对别人的观点做极端化解读，主观认定对方在把美国说成天堂。然后，把被自己主观曲解后的对方的观点，当作真实的观点进行反驳，提出美国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校园枪击案啊......据此断言，对方认为“美国是天堂”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因为美国并不是天堂。乍一听，你的反驳貌似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其实，被击中的不过是你自己扎的稻草人。那一天课后，我主动找你聊了几句，本想指出你的逻辑和常识谬误。没想到，我的主动竟然……“你是在给我洗脑吧？”你一脸的警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请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你接着说。看去不但一脸的不屑，而且听起来更像是在对我提出谆谆告诫。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你认为是我逻辑混乱，思维漏洞百出。因此，整整一年，直到我的所有课程结束，你都坚持上课坐到最后一排，不听我讲课，只管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作业，并且在背地发誓，我推荐的书，你一概不看。不过，这一年间，你课上有再站起来过一次。那一次，我几乎被你吓着了。我刚刚说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没想到马上惹恼了你。你又是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蹭地站起来：“老师，难道军人不是无私吗？”我说：“军人当兵的目的未必都是无私的。有些人当兵是为了减免学费，有些人是为了延缓就业压力，有些人是为了体验部队生活……当然，不否认有的人完全是出于爱国。”我接着说：“不管什么目的入伍，一旦当兵，军人职业使命要求他们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职责。在困难和任务面前，必须放弃个人私利，捍卫国家利益。对于军人的“无私”，不能从本性上理解，只能从使命上理解。”原以为我的回答能让你满意，谁知你几乎怒发冲冠：“没有军人保家卫国，我们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们必须尊敬军人。”我知道，那场争论如果继续下去，有关“罪责”我可承受不起。我一直非常好奇，假如争论几句就是洗脑，就是强加观点，你在生活中如何与不同观点的人交流？莫非你从来不与不同观点的人交流？假如你的观点连这点碰撞都不曾经受过，你如何确信它一定是正确的呢？你学历史专业，应该知道，洗脑的前提条件是把人封闭起来（那些传销组织，就非常喜欢这么做），不让他们接触不同的信息。大规模的洗脑，需要像希特勒当年那样，利用纳粹组织对大众舆论的系统性操纵，对不同观点进行全盘绞杀。洗脑岂是一个人凭一己之力，说几句话，就能轻易做到的？在开放平等的空间里，只有交流，没有洗脑，因为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精神“越狱”。在我的课上，不同观点从来都可以自由交锋，请问，我如何洗脑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我认同，但是从你的话里，我读出的潜台词是：“你没必要试图改变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无须改变。”你把我课后的主动交流，等同于试图改变你，你甚至把“坚持己见”当成独立思考，而真正的独立思考者，从来都是善于自我反思的人。在很多事情上，五六岁的小孩、从未读过书的文盲，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人还接受教育做什么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绝对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对的。教育的目的不就是纠正受教育者脑袋里的错误想法吗？观点是无法强加的，因为对面无权无势的争论对象，你完全可以公开不接受、不认同对方。何来“强加”？即使你迫于争论对象的权势，不得不点头称是，那也不过是假装接受。“强加观点者”根本无法验证你心里是否真正接受。所以，公然强加观点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想成功给人强加观点，就必须全面控制信息流，系统性地操纵舆论。方式是悄然屏蔽某些不愿意让人们知道的信息，同时大剂量地向人们推送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看得见的利益被剥夺，人们通常会愤怒，会反抗。然而，当信息流被悄然无声地控制，人们本应知道的信息被悄悄屏蔽的时候，人们往往毫无觉察。通过如此操作，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功地在他们的头脑里植入某种观点和思维图式。人们的三观就如此这般被“润物细无声”地塑造了。所以，真正强加给你的观点，你根本意识不到是强加的。一旦你意识到对方在强加观点的时候，就意味着对方的“强加”已经失败。所以，“强加观点”是一个伪命题。要防止被强加观点，不但不能抵制讨论，还应该积极主动多接触不同的观点，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从不同观点的对比中，发现对方的合理性，审视自己存在的知识硬伤和思维漏洞，做出填补和修正，获得相对完整的认识。遗憾的是，人一旦被成功地强加观点，往往会变被动强加为主动自我强加。其“最高境界”就是认为持与自己不同观点的人，都是已经被洗脑的人或想给他们洗脑的人。进入手机上网时代之后，获取信息更加方便了，但是，获取真相却越来越难了。要说洗脑，现在更多的人其实是在自我洗脑。他们每天拿起手机，只愿意点开那些标题看去与自己观点相容的文章和视频。同时，平台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不断给你推送你喜欢听、愿意信的消息。久而久之，人便掉入了自己看不见的信息茧房。大多数从来都未曾反思过自己既有的认知是否正确，他们一辈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不断加固原有的观点，并坚信自己真理在握。任何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交流，唯有公共讨论，才能发现真理。当年，如果没有邓小平推动的在全国上上下下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巨大的经济成就。那么，今天我就不可能站在讲台上，和大家一起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了。中国社会要不断走向文明进步，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持续努力。对于你们这些有幸生活在信息化时代的大学生来说，更应该尽量让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于不同的观点，哪怕你难以接受，也没必要如此敌视。长期只听一种声音，人的思维能力必将不断退化。唯有接受不同观点的撞击，才能防止大脑停止运转。一个观点越多元的社会，国民的心态就越开放，社会就越有活力，就越有利于引进各方人才，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什么广东、上海、浙江的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就是因为宽容多元的社会氛围，打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一天这场争论结束，你们班很多学生都认定，你期末挂科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考试，因为我一向都非常欢迎我的课上有学生敢于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假惺惺地刻意说一些我爱听的话。你这一类学生，我几乎每一届都能碰到一两个。你们普遍有一个特点：心思简单，内心不复杂，习惯于“一条路走到黑”的直线思维，大脑不大愿意转弯。这种性格投射到认知上则表现为，无法理解复杂的世界，对很多问题，只习惯于接受一些简单易懂、非黑即白、诉诸于直觉而非诉诸于理性的答案，比如阴谋论、国际关系唯利益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论等等。在这个各国经济盘根错节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思维模式早就应该摈弃了。正因为内心不复杂，在为人处世上，你们这一类人往往待人厚道，不耍心机。虽然说你偏执，我背地对你的人品却多有称赞。哈佛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中提醒所有新生，读大学的最大意义在于确保毕业之后能识别有人在胡说八道。希望将来，在有了更多阅历和见识之后，你能回过头能重新审视，当年的我是否一直在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