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存在之链（本文选自《天堂茶话》

美国宪法的达成，并非是强者（比如大州）胁迫弱者（小州）的结果，而是多方之间平等协商的成果，尽管没有一个代表对它是完全满意的，但它却比任何基于强制力达成的“法律”或协议，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与拓展性。

来源：智本社作者：清和

图源：华盛顿邮报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激起了俄罗斯国内的反战声浪：2000多名俄罗斯科学家和记者联署公开信反对与乌克兰开战；俄罗斯各地城市，如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有数千人走上街头反对战争。抗议者遭到警方逮捕，综合多家媒体报道，被逮捕的抗议者人数在600—1700人之间。在战争前线，已有3500多名俄军阵亡，近200人被俘。在战争中，公民是否有反战和拒战的权利？事实上，现代国家从未肯定公民有拒绝战争动员的权利，反战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往往遭到强力压制。但是在道德上公民是否有反战和拒战的权利？在《何为正义》的“公民有拒战的权利吗？”一篇中，学者陈宜中考察了拒战权的政治道德论辩及其现实意涵。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中，“我们不妨追问：面对统治者出于各种因素（包括愚昧、私利、铤而走险、政策错误、意识形态等）所发动、挑起、导致或遭致的战争，公民是否有权利公开批判，甚至起而反抗？被强制征召到的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又是否有权利拒绝战争动员？在任何情况下，公民都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吗？”来源：三辉图书作者：陈宜中一拒战权及其问题意识“9·11”

19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先生，正在太平洋岛屿的热带雨林中考察。他向当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欧洲正在发生战争，每天有几万人丧生。”食人族土著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当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时，食人族惊呆了：“不吃的话杀来干什么？你们那里也太野蛮了！”

最近国际政治界大事层出不穷，俄乌冲突再度升级：乌克兰军队正式集结对抗俄罗斯，美国也不出意外地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为此，有人从民生角度感叹“又是场百姓遭殃的神仙打架”，也有人从阴谋论角度控诉“美帝再次试图操控世界”，但无论是哪种视角，背后都离不开一个更重要的本质——国际政治。但今天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观点，我们的思维能力常常陷入瘫痪，以致于关键事件被噪音事件淹没，重要节点被细枝末节混淆，深层病因被表面病症迷惑，核心推理被琐碎逻辑牵绊。究其原因，在于影响国际政治的变量千千万万，一个长期有效的解释框架，

来源：智本社作者：清和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心灵有独特的结构，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先验知识”或者“形式的科学”，例如数学、几何学。

1911年2月6日，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部的坦皮科市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2004年6月5日，93岁的里根与世长辞。撒切尔夫人在他的葬礼上致辞：他在谴责莫斯科的“邪恶帝国”方面没有退缩。他认识到无论如何，善良的人会从黑暗的长廊中出现。因而，里根总统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每一方面钳制苏联的弱点，直至它在这些压力的组合下开始崩溃。罗纳德·里根最终向世人证明：靠邪恶体制建立起来的帝国，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强大，崩溃也是必然结果。里根相信：自由的国家，才没有黄昏。邪恶帝国终结者里根出生于战乱动荡的年代，他毫无背景，父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皮鞋推销员，母亲是一个每日祈祷的虔诚的基督徒，他靠自身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后又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他亲身经历过世界大战，又在美苏冷战的激烈时期当选美国总统，他用一系列政治外交策略钳制苏联，他被认为是拖垮苏维埃的第一功臣，他本身就是邪恶帝国的终结者。反智时代的睿智青年里根的少年时期，恰逢世界的剧烈变化，一战使欧洲的旧秩序土崩瓦解。新技术使人类越发狂妄，信奉乌托邦的精英们痛斥资本主义，幻想着“以科学主义建立人间天堂”。大萧条使人们对苏联的集权神话趋之若鹜……里根十岁前的人生都在战争的恐慌和不断地搬家中度过。当时的人民还在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尤其是"反智主义"盛行，很多学生都被迫放弃了学业。里根也是放弃学业中的一员，

柏克辞世两年后，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官，不久便登基称帝，“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对拿破仑称帝的非凡预见，成为“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

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许小年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力，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

来源：晨星同唱作者：刘军宁当年，英国女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去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许多的追思。她在当政时期的政绩也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给英国带来的变化举世公认。这些变化与撒切尔夫人的个人能力的相关性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则很少被提及。而后一点则正是本文的主题。在我看来，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成就是保守主义治国之道的一个个案。让我们先来鸟瞰近现代的世界史。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是各国国内内战频发，国际战火绵延的世界。有些国家不断被内乱与外战撕扯，但是有些国家却能享受到持久的政治安定。玛格丽特·撒切尔

长久以来，人们对经济学家总有一个执念，那就是“预言的准确性”。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人们对他最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他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灭亡，其实，他生前还做出了另一个预言，在当时却被人百般嘲讽，那就是：“货币的非国家化”。货币（金钱），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和载体：个人财产以货币为尺度，市场交易以货币为媒介，企业经营以货币为目标，政府征税也以货币为对象……财富，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自由选择，还意味着“驱使他人”的能力。英国作家贝洛克说：“谁控制了财富生产，谁就控制了人类”。那么，财富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孟德斯鸠说，在公平的规则下，财富凝聚着勤奋、智慧和诚信等个人美德——毋庸置疑，财富从根本上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甘愿以“诚实劳动和公平交易”的手段获取财富。人类历史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一直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试图控制他人的生活，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冲突乃至战争。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逐渐确立了边界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从《旧约》的摩西十诫，到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都强调“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欧洲启蒙运动以后，财产权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并且，人类终于认识到：对私人财产和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制止腐败，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但是，对于保护私有财产，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历史证明了斯密的远见：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拉美委国，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来源：智本社作者：清和

文化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才去参与的，文化本身就是目的。为了享受听音乐的快乐，所以我们进音乐厅去；为了享受看到美术品的那一剎那激引出的视觉感受，所以进美术馆去。

来源：柏克研究按：本文摘录自刀尔登《中国好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页。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阿克顿勋爵被尊为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史学大师。他的思想不仅让多灾多难的20世纪多了一份厚重，更成了后世的预言。适逢阿克顿勋爵诞辰186周年，为此李强好书伴读整理了阿克顿勋爵的精彩语录。分享给大家：

来源：晨星同唱作者：冯克利离开了智慧与美德，自由又是什么？它不过是一切可能的邪恶中最大的邪恶；因为它成了不受规制和约束的愚蠢、堕落和疯狂。

《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

3年后，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教授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质疑所谓“分配正义”，并就正义来源、个人权利、国家权限等问题，与罗尔斯展开论战。诺齐克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包括：

从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将自己置于舆论漩涡，到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化，再到后来与林毅夫的跨世纪交锋。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像自由市场的守夜人，为了保护他心中自由的市场秩序，一次次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可能正如有人曾说：先知往往是孤独的。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首倡者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1983年，张维迎24岁，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张维迎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标题为“为钱正名”：“在正常有序的社会，钱是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做的贡献多，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在今天，这样的言论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正常，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时历史的时针指在1983年。彼时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阴云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买粮食、猪肉、食油、布匹得凭票，吃饭、穿衣不仅要排队，还得小心翼翼看着供销社阿姨的脸色。更重要的是，历史造成的影响远远未曾散去。张维迎的这句话犀利而大胆，毫不意外，他被列为当时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这是他以后数十年间，所遭遇的众多批评和争议的开端。但是，张维迎就这么一路坚定地走了下去。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的论调。最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同年，深圳市试点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随着双轨制改革的定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扭曲的价格开始得到纠正。1984，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争议已经变成常识，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张维迎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先进的。2011年，张维迎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自由经济边疆的拓荒者1990年，张维迎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和产业组织专家唐纳德·海，进一步接触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他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深，两者的共通点是都崇尚市场自由、反对管制。相比之下，张维迎更认可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为此，他和林毅夫开启了一场长达30年的辩论。交锋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二人关于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的争论，再次引发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张维迎认为，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失败，是人类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现在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计划经济披上了一件极具蛊惑性的马甲。张维迎确凿地说道，中国没有一项产业政策是成功的。1992年，政府认为家电领域投资分散、产业低端，集中力量组建了一家从录像机到VCD生产的旗舰企业，还没等投产，市场已经改变，VCD遭到淘汰。本世纪初，政府押注等离子彩电，投入大量资金扶持，然后就是，市场迅速变化，液晶彩电取得胜利。2006年，政府在电信领域力推TD-SCDMA标准，如出一辙，该项目早早就被4G淘汰。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选择跟随欧盟WCDMA标准，躲过灭顶之灾，而积极响应的大唐和中兴受到沉重打击，自此逐渐落后。2008年，大量政府资金投入“金太阳工程”中，几年后光伏产业过剩，出现覆灭性危机，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破产。2017年，政府予以大力补贴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爆出骗补丑闻和严重闲置问题，72家车企骗补92亿，全年总销量不过50万台的新能源汽车，闲置车占比10%强！这些教训的背后是什么？且不说相关企业的巨额债务和信用流失，也不提权力寻租方的巨大套利，最让人心痛的，是纳税人成千上万亿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上述种种事件中，人为的指令扭曲了信号，市场的良性竞争受到干扰，优秀的企业无法靠智慧取得胜利，劣质企业却凭借着“供血”变成了“僵尸”。扭曲的资源配置，不仅使市场运行极其低效，更严重的是市场的正常逻辑几乎被“金口玉牙”们淹没掉了。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得如此崎岖。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为什么官员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能够代替企业家对他人的生意进行计划？为什么失败了不用负责的政府，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投入其中的企业家更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时至今日，对非市场力量的迷信，仍一遍遍卷土重来，试图走回头路的声音不是渐弱，反而渐强。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血淋淋的往事转眼就被遗忘。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热爱宏大构想，并且时时为其想象而满足和感动，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悖论：设计政策的，是那些距离市场最远的人；实施政策的，却是基层的科长、处长、办事员。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不信身边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或办事人员，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代替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哈耶克警告过，很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行为的鼓吹者。张维迎的表达同样直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呼唤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评价很高。早在1983年底，在张维迎脑子里，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最突出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企业家”在中国一度被归入敏感词之列。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一讲到企业家，就想到上海滩、冒险家、资本主义尾巴什么的，太负面。在公开场合，张维迎从来不忘记呼吁人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为一些落难的企业家说话。2004年，他反对有人利用顾雏军事件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八年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张维迎又替吴英喊冤。次年，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处以死刑，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极大震撼。张维迎发现，在这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于是，在演讲中大发感叹：“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一些企业家正是因为跟政治走得太近，最终身陷囹圄。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曾把企业目标设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2000年，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一些企业家，则不知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也同样陷入困境。德隆系分崩离析多年后，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如是悔道：“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张维迎深知企业家的痛点。2004年夏天，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对着台下的企业家说：“在座的企业家，你们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做企业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累。这个累，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而是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变化无常，有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过去十多年来，张维迎先后担任过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2001年，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张维迎则评价此举就像是麻袋上绣的花。当时，包括张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把“宝”全押在独立董事身上，希望依靠独立董事彻底防范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并不太现实。同年，张维迎应天津家世界董事长杜厦之邀，担任这家公司独立董事。此前，他还曾担任国旅联合的独立董事。张维迎和杜厦相识于1982年在西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大会上，两年后，两人又一起上了莫干山开会，成为终生挚友。2004年，第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亚信科技聘请张维迎担任独立董事。尽管张维迎对于互联网业务并不熟稔，在董事会上发言并不多，但对于独立董事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种责任，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然而，万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石却认为，“张维迎与企业还走得不够近。”一次去亚布力论坛开会，王石在酒店房间里看到张维迎写的一本新书《竞争力与企业成长》，这恰好是万科当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看完这本书之后，王石写了篇文章建议张维迎深入企业，动用他的资源，用更多的精力去进行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这样想必对中国企业成长、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帮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践行正确理念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张维迎教授在八十年代即提出价格双轨制并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本书中所提出的极具预见性的理念，为我们如何改变现实、面对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张维迎作品集”。收藏、阅读本套书，至少有三大理由：●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的张维迎老师，见证了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老师，在著作中仔细剖析了两种观点的底层逻辑，他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为您解读中国巨变。●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等日常经济现象，大到房价、投资、国家转型等宏观经济问题，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扭转我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因种种特殊原因，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收藏起来比较困难，在先知书店经过努力，为您集齐了张维迎老师的全部作品。张维迎老师思想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和超前性，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张维迎全集。阅读更多文章：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可能挣脱奴役的枷锁越来越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实质是对觉醒、宽容和人性回归的期盼撒切尔：永远不要忘记一条真理很多人在思想上，还不属于现代哈耶克｜使一个国家成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因为人们试图建立人间天堂在潜移默化被变愚的时代，更需要逻辑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哈耶克：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谎言的终点都是灾难从世界看中国，需要跨过三道坎校长之死“洛克文明底线”：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常识无论时代多么糟糕，总有一些人拒绝随波逐流荒诞的时代，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你有你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人类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句口号——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权力的普遍崇拜，往往将社会推向灾难的深渊已故外交家吴建民：看错世界，要倒大霉沈志华——“有钱又有病”制度的力量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时，他是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人

亚当·斯密（Adam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保守主义认为财产权很重要，同时也乐意接受享有财产权所带来的道德与法律责任。财产权是道德孵化器，它孵化出个人责任、正直、教养、思考与行动的自由。财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合作方式的开始。

几乎所有人，包括很多令人尊敬的学者，以及负责任的报刊，在反思中国历史及批判现实的时候，所针对的最主要的靶标是“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已经成为一个形容专制、愚昧、腐败的制度及其社会现象、价值观念的固有名词。人们也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封建专制”。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封建专制”这样一个概念，简直是一个笑话。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封建”一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时代是什么制度，可以争论，但周人灭商之后，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此即中国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诸侯尽管对周王室承担必要义务，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管理权，而周天子对诸侯内部事务是没有多少干预权的。到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兼并而成为七国，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将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也即地方官员全部由中央政府委派，对中央政府负责。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汉之际、隋唐之际、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键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仔细地探究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封建与郡县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这一点，一旦与西方历史相对比，就会更为清楚。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历史，翻译西方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将西方学者用来描述西欧那段历史的概念feudalism，对译成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封建制”。事实上，上个世纪前半叶，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西周、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确实大同小异。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自己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奇妙的是，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西欧用以形容这种制度的词汇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时代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齐侯拉到午门去打屁股。反过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家随意地解释“封建”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封建制已经瓦解、代替它出现的专制政体称为封建社会，结果导致巨大的概念混乱。这样的概念混乱当然会妨碍人们准确地认知历史，比如，既然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那西周与秦究竟有什么区别？概念混乱进而导致价值的混乱，比如，很多人对家庭、家族、行会等组织结构痛加指斥，因为，据说这些是封建的因素，而真正的专制反而被轻轻放过，甚至不少历史学家对专制帝王摧毁社会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建立集权独裁统治的努力大声喝彩，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封建因素，其实正是抵御专制权力的庇护所。所以，不论你对封建、专制有何价值判断，至少别再扯什么“封建专制”的概念了。“封建专制”一词既是对封建的污蔑，也是对专制的美化。阅读更多文章：越来越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实质是对觉醒、宽容和人性回归的期盼撒切尔：永远不要忘记一条真理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可能挣脱奴役的枷锁很多人在思想上，还不属于现代哈耶克｜使一个国家成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因为人们试图建立人间天堂在潜移默化被变愚的时代，更需要逻辑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哈耶克：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谎言的终点都是灾难从世界看中国，需要跨过三道坎校长之死“洛克文明底线”：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常识无论时代多么糟糕，总有一些人拒绝随波逐流荒诞的时代，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你有你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人类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句口号——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权力的普遍崇拜，往往将社会推向灾难的深渊已故外交家吴建民：看错世界，要倒大霉沈志华——“有钱又有病”制度的力量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时，他是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人

来源：智本社作者：清和

因为事实的意义必须通过理论框架才能展现出来。奥地利学派朱海就老师曾说“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数据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可见，实证主义极具误导性。事实与数据不是最重要的，逻辑与公理才是。

奥地利学派对20世纪后半期自由市场理念在全世界的复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维迎

本文摘自《书生的骨头》，詹谷丰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的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支撑。没有了骨头，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下跪在人前下跪，我一直以为是奴才的姿式，是软骨的病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庄严的法律形式正式废除延续了千年的跪拜礼，和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宣示，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刘节，也是一个灵魂永不下跪的人。男儿膝下的黄金，在这个读书人心中早已种下了拒绝曲膝的种子。但是，1927年6月清华园中的一幕，重新塑造了他的膝盖。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的投湖自尽，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节随同导师陈寅恪等人赶到那个悲伤的地方。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因果。刘节在王国维的遗容中看到了拒绝生还的决绝表情，遗书中那些平静的文字从此就一直刻进了他的脑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刘节参加了王国维遗体的入殓仪式。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静安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王国维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校长、教授、朋友、学生，在陈寅恪头颅叩地的三响声中，突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刘节，就是此刻在教授们身后跪倒的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在向他的导师，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告别的时候，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融为一体。望着陈寅恪教授远去的背影，刘节想，陈先生用了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永别。陈寅恪教授，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处理的最好委托之人，更是对死者文化精神和死因的理解之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文字，此刻穿透时光提前到达了刘节身边。两年之后才出现在陈寅恪教授笔下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突然在陈寅恪教授下跪的瞬间落地。刘节成了这段碑文的催生之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经过时间的打磨，两年之后，屹立在清华园中，在以刘节为首的学生们的请求下，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陈寅恪教授的一个肢体动作，无意中改变了刘节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并从此以后影响他的终生。陈寅恪教授，把对王国维的纪念，刻在了坚硬的石头上，刘节先生，则把那段文字刻进了柔软的心里。跪拜许多年之后，当刘节教授在岭南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跪拜”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仪式就这样突然来临了。在国民党败退逃往台湾的混乱中，陈寅恪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诱惑，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礼聘中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早他三年到达广东，在并无约定的时光中等候同老师的再度相逢。在美丽的康乐园里，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但是，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节日来到陈寅恪教授家里的系主任，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一派民国风度。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教授便亲切地喊一声先生，撩起长衫，跨前一步，跪拜行礼。陈寅恪（右起第二位）1956年8月31日摄于宅前，左一为刘节。在刘节教授庄重的磕头礼中，学生们终于知道了刘节主任和陈寅恪教授的师生因缘，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年6月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学生们从刘节主任的磕头下跪中完成了对旧时代的认识。当握手成为一个时代礼节的惟一标志，在鞠躬的身影都只能在教科书中寻找的现实中，大学生们开始了对长袍、马褂、布鞋的重新打量，他们的目光看到了陈寅恪教授1927年下跪磕头的情景。刘节教授用跪拜的仪式展示尊敬和感恩的时候，岭南大学的长衫被时代的世风脱下了，康乐园里换上了中山大学的新装。在课堂上，刘节教授将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移到了黑板上。刘节教授眨眼之间，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就像时光从沙漏中间穿过，然后又聚集在他的掌上。

一旦族同、党同、派同纷纷伐异，弃他山之石，灭异端之思，结果只能是阉割了思想，谋杀了交流。故“立场”一经唱响，我撒腿（当然是轮椅）就跑，深知那儿马上就没有诚实了。——史铁生诚实与善思文：史铁生

2021年9月17日，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主办的“传一对话”第一季第三期“谈现代性：现代性的基石及其危机与反思”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上举办。活动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朱健刚主持，邀请到了《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作者、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围绕现代性的基石、危机、反思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并且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进行了评议。以下是现场对话整理，供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公益同仁思考和探讨。*本文授权转载自爱德传一基金公众号（Chuanyi_2015）。01如何把握“现代性”这个概念？朱健刚：第一个问题想问何道峰老师，在您的新书《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中，我们能够体会到“现代性”是一个多层面、多变化、有歧义的概念，那您是如何把握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源头与脉络的？关于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您有什么见解想和今天的听众们分享？何道峰：谢谢（朱）建刚教授，同时，非常荣幸有机会向（王）建勋教授、（任）剑涛教授请教。我个人认为我这本书是一个尝试，它不是经典考据式、严谨论证式的研究，而是一个比较学意义上拼图式、写意式研究的尝试。首先，我要申明的是，“现代性”的讨论是一个历史问题，但这个历史问题跟现实相关联。这场讨论发生在人类历史上大约公元1200年到1800年这个阶段，基本发生在西方40多个自然国家之间，以西欧为主。当时欧洲已经有了巴黎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那不勒斯大学等等大学，还有很多神学院。这场讨论主要起源于基督教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再发现与再整合。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哲学家叫托马斯•阿奎那，他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证了上帝存在的严谨逻辑，也提出了上帝创造自然定律并通过自然科学对人的普遍性启示，以及对人道德生活的特殊性启示的差别。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神学和经院哲学，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辨析方法，产生了极为规范扎实的影响。14、15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进一步引发对于人与上帝关系如何回应人的现实问题的关注、关怀与思考。16世纪生发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引发科学发现与人文反思，核心是人的生活是以上帝的理性为中心还是以人的理性为中心？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的现代性思考，也推动了现代科学发现的跃升。启蒙运动当然在这场反思中扮演了恰似总结的重要角色。但各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差别很大。法国和德国等欧陆国家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休、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表现得比较极端化，主张抛弃上帝及宗教信仰而实现人类完全的理性自主。英国的启蒙学家洛克、穆勒、斯密与美国的潘恩则大为不同，他们主张继承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牛顿的理性传统，坚守上帝信仰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从而使人的理性有一个神圣而权威的公共精神源头而不致极端化跑偏，从而构建一个基于人的现代性理想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的价值观”，是人类构建现代化文明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就是人是否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即人是否拥有自由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拥有以及生命幸福的权利。围绕“平等自由权”这个核心概念的讨论，产生了“如果承认人有这个权利，如何构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来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可是，“现代性价值观”到底建基在人类理性自主的基础上，还是建基人对上帝信仰的基础上？这是当时争论的另一个源头问题。我比较推崇英国的“现代性价值观”，我以为近三百年来全球各国的现代化制度构建，本源上都可追溯到英国的现代性价值观讨论。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洛克。洛克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的平等自由权，从而相信政治平权的投票制度，以及公权力要相互制衡并且最终由个体人的政治平权制约的政治制度构建；在经济制度设计上，要坚定不移地保护私人财产权，防止财产公有，“财产必须私有，权力才能公有，一旦财产公有，权力必定私有”，同时要始终守护竞争、反对垄断，否则私人的欲望就会毁坏人的平等自由权。在现代性价值观的来源上，洛克明确主张：人的“平等自由权”不可能基于人的理性自主，而是基于上帝理性，即人对上帝信仰之人的“被造”，因被造而“平等”，因被造而“自由”，这是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理性。因此，他认为人的理性自主是以上帝作为出发点的，也是以上帝作为归属点的。如果没有上帝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那么人的“平等自由权”就会失去神圣源头而走向混乱。因此，人的自由平权价值观，始于上帝的神圣赋权，任何人间力量都不能剥夺任何一个体人的这一神圣而正当的权利。当然，要构建公平正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来捍卫这一神圣赋权，使其能够可持续运行下去。最早实现这套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构建的国家，就是英国。完成这套现代性价值体系构建的杰出人物，除了洛克之外，还有穆勒、边沁、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而法国的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等人，在引入英国的“现代性价值观”时，走上了非常极端的道路，认为人可以彻底抛弃上帝而实现人类独一的理性自主。这种认知导致了人的无知、张狂与自相矛盾。卢梭本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对自由解读时，强调“自由”的绝对性，可是当他谈到“平等”时，却強调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他认为分工与财产私有导致了人的不平等，所以要砸烂分工，弃绝财产私有。可是卢梭没有意识到，一个失去分工和财富拥有的人如何可能是绝对自由的呢？那就只有街上的乞丐和抢劫者是自由的吗？因为只有他们既无分工又无财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法国大革命关于“现代性价值观”的认识论基础。从历史演进来看，法国现代化社会及政治经济制度的构建比英国晚了200年，比他的“学生”美国晚了100年。直到1872年巴黎公社革命后，法国人才静下心来在现代性价值观基础上开会反思，经过五年的讨论，才完成了法兰西宪法的制订，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综上，我认为，个体人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领域被神圣赋权的“平等自由权”，以及为维护这种赋权而进行的公平的社会制度构建，正义的司法系统和公平的慈善公益系统构建，是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现代性”公约数。尽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信仰，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这个公共价值理念公约数。所谓“现代性”，就是这个“公约数”。朱健刚：看来何老师对英国的思想起源更加认同。但是，基本来说，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都有一个公约数。我们现在经常讨论，对于后发展国家经常会有一个词叫“现代化”，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也广泛使用该词，有网友提出问题：现代化与刚才您讲的这套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像我们儒家文明国家，要走向现代化，有什么路径呢？能不能谈谈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观察和反思？何道峰：共同讨论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概念和定义，恰当的分层分类。现代化讨论也一样，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这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没有太多分歧。在物质层面下边的第二个层面是，用什么样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构建来支持现代化进程，规范人们必须的行为与财富追逐的自由。第三个层面，用什么样的“现代性价值观念体系”来支撑着这种制度构建，并在过程中实现动态调整。第四个层面，是一个国家的信仰传统多大程度上与这种共通的“现代性价值理念体系”相协调或相冲突，这个社会的先驱或主流认知如何去面对这种协调与冲突，并通过什么样适当的文化革新来确保这一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张力可控可协同。首先，从现代化的物质层面来讲，发展经济学家对现代化有明确的发展经济学指标。人均GDP是一个很复杂的衡量标准，相对而言，结构性标准更容易比较。其一是农业就业的比重降到20%以下，或者非农就业比例上升到80%以上。其二是居住方式的结构性指标，80%的人居民转变成具有公共交通、上下水管道等公共服务的城市化居住方式，反之农村居住方式降到20%之下。这两个结构性指标基本可以体现出物质层面现代化的达成。当然，很多专家学者对城市化持各种各样的批评态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挡住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其三就是基于经济现代化是否形成足够强大的社会自治与社会保障。第二个层面是现代化的制度性指标，仅有上述物质层面的指标还不够，比如，很难认为沙特阿拉伯和联合酋长国算现代化国家，尽管他们的经济指标很好。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都是非市场化的，那里的人没有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妇女没有最基本的人权。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它的政治权力没有对社会开放。它也没有一种自愿结社共创慈善公益的社会建构，从而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自治体系。因此，它在社会构建，政治构建上不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第三个层面是现代性价值体系。如果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就必须承认人有天赋的“平等自由权”，落到实处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否拥有公平的国民待遇。这种平等自由权与国企是极为排斥的。因为国企垄断行业资源，破坏平等竞争，相当于政府这个市场裁判下场当了球员。这会导致寻租行为的普遍化，从而政治家族腐败的普遍化，也会导致民营企业基于普遍性潜在寻租的财富原罪，说不清道不白，从而为腐化、政治清洗与社会动荡埋下种子。不坚持人的“平等自由权”以及基于该权利的“公平的国民待遇”原则，制度建设的公平性会大打折扣，司法的公正性会大打折扣，社会正义会大打折扣。这个社会为什么现在会思想很混乱呢？混乱的根源之一是大家对富人财富的不认可。因为垄断性，政府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可以让人们在垄断中寻租，坦率地讲，你能讲清吗？仇富心理是很必然的结果。可是，打倒了富人，我们就能实现共同富裕了吗？这样的社会大试验我们已经做过，并证明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可是，没经历“文革”苦难的新生代相信啊。我们如何才能医治人类这种代际间骄傲健忘的本性呢？因此，想要构建好的现代社会制度，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坚定不移地持有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公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尽管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但在现代性公约数上大家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有了这个现代性公约数的一致性，才能支撑现代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构建。否则，终将画虎不成反类犬。第四个层面也是最深层面是信仰的根基，即如何与现代性价值观源头相连接相协调的问题。发轫于原生性信仰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固然值得欣喜，后发性的文化革新也有现代性成功转型的案例。例如日本，经历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蹉跎，终在佛教为主的信仰根基上守住了现代性转型的方向。台湾地区，则通过佛教向基督教借鉴学习的“人间佛教”革新，成功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南韩则完全开放，将文化革新交付给国民完全自由信仰的公共选择，从而催生了其现代性的成功转型。这些都是很有意思并值得深入研究的公共选择话题，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02如何看待“现代性的危机”？朱健刚：好的，谢谢！下面请问王建勋教授，在您的认知体系里面，现代性是怎么呈现的？跟何道峰老师刚才阐述的现代性的认识有哪些是一致的？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王建勋：好的，谢谢朱老师，谢谢何老师，也感谢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提供这样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现代性”是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晚上有限的时间内，估计很难说清楚。何老师刚才也讲了，包括书里边也提到，他尤其强调三大市场——政治市场、经济市场、公益市场，还有五大基石——自由、平等、公义、公平、正义。这些基本上都是现代性正面的东西。我关注更多的是现代性的一些负面后果。今天大多数人都会强调现代性给当今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好处或者优点，无论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还是自由、平等。这些当然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现代性同时孕育着相当严重的危机。从源头上讲，“现代性”是中世纪的产物，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今天的人把“现代”和“中世纪”“古代”对立起来，但现代性本身孕育在中世纪的后期，现代性基本的呈现像刚才何老师讲到的启蒙运动，最核心的体现其实跟人有关系，那就是所谓的“人的解放”，人从宗教迷信当中被解放出来。这可以说是它最核心的表现。现代性主要的表现，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个表现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出现在14世纪之后，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它跟现代性观念的出现密切相关。在当时，所谓的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的遗产，背后有一个发现人的目的。在现代性出现之前，没有“个人”的观念，人们强调的是整个社会或者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存在，在有了现代性的观念之后，才有了个人观念，个人才被认为从社会当中、从共同体当中、从宗教当中、从教会当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甚至宗教改革，都跟这有很大的关系。人文主义的一些主张其实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者从中找到了思想资源。第二个表现是理性主义。这同样与人的解放有关。理性这个词，无论在英文里还是在中文里，都是运用非常混乱的一个概念，英文里边reason、rationality等词都可以表达理性。现代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强调人的理性的根本重要性。整个欧陆启蒙运动之所以走向理性主义，支持绝对主义，很大程度上就跟过分强调人的理性有关。历史学家把16、17世纪称之为理性的时代，认为那是理性的胜利，认为中世纪是不理性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何老师刚才讲的，中世纪不黑暗，不仅不黑暗，可能还比很多的时代都要光明，甚至比现在很多方面都要光明，而人们之所以认为它黑暗，是因为受到了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把中世纪描述成一个黑暗的时代，描述成一个宗教成了枷锁的时代。且不说这里面有大量的误解、夸张，而且人们完全不提中世纪的贡献，它方方面面的遗产，但这些其实都是值得去发掘的。理性主义的出现，和启蒙运动以及后来兴起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世俗主义都密切相关，这些东西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历史上一共有三场启蒙运动，它们的特征、性质相差很大，甚至有根本性的差别。中国人比较熟悉或者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欧陆的启蒙运动，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还有一场启蒙运动是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以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等人为代表；第三场启蒙运动是美国的启蒙运动，以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为代表。这是三场不同的启蒙运动，这三个国家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英国和美国的气质上非常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第三个表现是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这个观念，或者说，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是人类历史或者思想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中世纪时，“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到了16、17世纪，人们才把现代性当作一个和时间有关的观念，跟过去相比，特别是跟古代相比，并且，当时很多现代性的鼓吹者认为现在比过去更进步，甚至，英国和法国在16、17世纪的时候发生过一场争论——到底是古代的东西好还是现代的东西好？刚开始，他们争论的是艺术，到底是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好还是他们生活那个时代的艺术好，后来又延伸到其他的领域，争论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进步主义思潮。进步主义思潮对西方的影响非常大。今天美国的左派、欧美的自由主义或者现代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包括刚才何老师说的罗尔斯等现代自由主义者、左翼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观念都跟进步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第四个表现是物质主义。我们经常也把这个词翻译成“唯物主义”。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后果，是导致肉体和灵魂的分离，物质和精神的分离，而且，物质超越了精神，肉体超越了灵魂。这个影响极其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讨论现代化的时候最看重的仍然是物质方面的指标。刚才何老师也讲到了GDP、经济发展、城市化等，这些东西都是物质主义的，我们把这些东西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当然，并不是说现在社会追求物质或者追求财富完全错了，追求物质主义的后果是双面的，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糟糕的、可怕的一面。今天，虽然物质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灵魂无处安放，灵魂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可以说是当今欧美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朱健刚：好的，谢谢王老师！王老师毫无疑问对现代性有一些批判，那么，关于这些批判，何老师，您怎么看？确实现在有很多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今天中国的社会好像也不是完全按照您说的现代性的标准去走，甚至对资本家、对资本主义也有很多批判。这些质疑和反思，有人把称为现代性的危机。王老师刚才那些批评好像也反映了这些，您怎么看呢？何道峰：感谢建勋教授。在谨慎对待现代化带来的精神墜落与道德滑坡方面，我基本上赞同建勋教授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公约性视野。我没有在价值观上主张现在的东西一定比过去好，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现代化必须至少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性基础。可是，人们容易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即物质现代化层面，只希望在物质上过富裕的现代生活，但怱视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现代化适应性变革，更不关注人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培育。犹如一个农夫只想着果实而怱视支撑果实的枝叶乃至根茎，最终只能使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慢慢变成不切实际的幻想。从物质层面看，后起的国家很难拒绝现代化的诱惑。我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能对物质现代化无动于衷，除非这个国家在信息流通上是完全闭塞的。美国反倒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大概有几个县的阿米席人，他们的信息是完全通畅的，但是他们决定拒绝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他们拒绝使用汽车，拒绝使用手机，拒绝使用电，用马车作交通工具，他们拒绝接受政府的教育而自办教育，他们巳经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几百年了，值得敬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物质现代化运动基本上是席卷全球的，但后发的国家却不愿改变传统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因此带来了历史的蹉跎与纠缠。因此，从比较学视野看现代化要強调四个层面：第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第二个是制度构建层面的现代化，第三个层面是价值观层面的“人的现代性”，第四个层面是信仰的根基如何与人的现代性公约数相协调，从而助力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现代化可能呈现出多元的特点，但决不可能说现代化的标准可以成为完全的自我定义。因为标准是一个公共衡量，价值体系的现代性则是一种公约数。如果完全没有标准与公约数，讨论就失去了价值而变成自定义与自我宣称。不照搬现代化原生国家的宗教信仰，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转型好像也有成功的案例，主要发生在东亚。但这些案例背后也生发了重大的历史蹉跎与危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尤其是大国，日本近现代史便呈现了这样的典型案例。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譬如，不能把中世纪描写成纯黑暗的，事实上中世纪很多地方比现在还要光明，如果没有中世纪大学和神学院里的思辨训练，很难想象会有现代科学的跃升。就像诗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女人生孩子的喜悦与歌颂聚光在分娩那一分钟，其实，漫长的十月怀胎才是最重要的孕育。至于现代性危机，我在书中重点讲了欧美当下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其现代性的危机在于，他们作为人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认为人的理性自主可以完全替代上帝的理性，人完全可以用科技理性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所以他们从上帝信仰彻底滑向了科技信仰的深涯。科技信仰其实就是一种拜物教，与古人崇拜火和石头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崇拜导致社会潮流把人逼进了“物质成功”的快车道，只用物质主义的赢来定义成功，用名利权力，最终只用金钱来定义“成功”，人在分工逐步细化的行业中进行时间作为分母的产出竞争，节奏自我加快，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人们普遍认为被称为“现代化”的最大胜利就是用人的科学理性战胜了传统的宗教迷信，从而也就战胜了宗教后边的信仰。其实，在这个进程中，人们逐渐堕入了科技拜物教的深涯而不自知。结果必然是人神圣赋权的“平等自由权”以及“公平正义”的信仰基石被撬动，社会逐渐滑进抛离“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泥淖。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越来越沉迷于玩手机，从中获取那些基于广告流量设计目的生发的碎片化信息，乃至各种各样因之而来的海量虚假信息，每个人都因着知道那些一鳞半爪的碎片化信息而自以为是，人心越来越盲目骄傲自我膨胀，从而造成网上交流越来越容易情绪化和语言暴力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难，最后越来越不愿意跟人交流，索性沉溺于人机交流了。而新的AI公司一定会充分利用人的这种弱点趋势，为人推出百依百顺的机器人服务乃至机器人性伴侣，帮助人从人际交往的无助中找回人的自尊。如果没有足够的矫正力量，人类有可能在AI的新技术潮流中，如霍金临死前预言的那样，被人类所创造的AI技术与物质文明所终结，消失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中。朱健刚：好，谢谢何老师！何老师抛出了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觉得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什么？刚才何老师讲没有基督教也能完成现代化的过程，您同意这个观点吗？王建勋：我跟何老师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共识的，或者说基本看法上可能没有太大分歧。何老师的书里论述了现代化的积极方面，包括刚才反复讲到的五大基石。但其实，就这五大基石来讲，现代人也很难达成一致。比如，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左派和右派之间对于什么是自由、平等的不同观点。在现代社会中，人人都追求自由，但是，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对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却有着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光有这几个现代化的基石可能还不够。今天的人已经比18世纪的人走得更远，就是说，远远脱离了当时的特定的语境来讨论自由、追求自由。18世纪，特别是欧陆启蒙运动的人物，就已经开始批评自由受到的约束了。卢梭认为，只要自由受制于习俗、传统、宗教、道德，人就不自由，人就无时无刻处于枷锁之中。而这恰恰是保守主义者所反对的，在他们看来，自由必须受制于这些东西，受制于道德、宗教、传统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就是放肆。平等也是一样，虽然现代人或者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追求平等，但是大家对平等的理解完全不同。比如，今天美国仍然有无数人认为，美国的制度对黑人有歧视，或者叫制度性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持保守主义看法的人认为，没有这种歧视，黑人与白人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而且，不仅如此，有些制度还存在反向歧视，歧视白人、亚裔等，比如，美国大学招生的时候，同样的分数会优先录取黑人，这样就构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那是不是与平等相违背呢？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平等，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讲，这是平等的反面。现代人越来越强调物质平等、财富平等。很多人认为比尔·盖茨挣那么多钱，必须得分给一部分人，比尔·盖茨挣那么多钱是不正义的。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基石——正义，什么是“正义”？如果这个基石没有特定含义的话，人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我们要追求自由、平等，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要追求的是进步主义理解的自由还是保守主义理解的自由？进步主义理解的平等还是保守主义理解的平等？两种选择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现代化在在汉语世界里被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其实，现代化本身蕴含着很多的危机。现代化被认为包括政治上的现代化，比如普选，但是普选也不一定结果必然是好的，或者说，并非只有好的一面。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是民主，但是，如果越民主越好的话，美国国父们应该建立一个纯粹民主社会，应该回到雅典的民主。但是，显然不是如此，他们知道纯粹民主的弊端，所以要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混合政体。现代化也包括科技的现代化，科技的现代化导致科技主义的出现，科学变成了一种宗教。西方国家的科技精英们是最进步的，最反宗教、反信仰的，他们认为靠科学、靠人的理性，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实现不了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所无法征服的。社会领域中，同性婚姻也好，堕胎也罢，都要合法化，堕胎被视为一个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被视为女性解放的一个标志或者体现。现代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应该追求的。在当今欧美社会中，如果你不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恋，不支持堕胎，你就很容易被认为思想落后、愚昧等。这些都是所谓现代化的种种影响。最后，我想说一下，现代性的危机到底来自于何处？什么是这种危机的本质？现代性这个概念或者观念出现在中世纪，大概10世纪的时候。刚开始它不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是一个描述时代的概念，或者说它跟时间纬度没有关系。刚开始它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甚至也是一个神学的概念。因为它出现在神学、哲学的争论当中，它跟我们对事物有没有普遍性、有没有共相的看法有关，涉及到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的争论。唯名论否定抽象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否定事物之间的共相，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性。而唯实论坚持事物之间有联系，认为抽象的实体是实际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一个概念。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与现代性有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所谓“现代性”的出现，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现代性与时间挂钩是后来的事情。17世纪之后，法国、英国的理论家掀起一场争论，到底现代好还是古代好？是不是现代的就更进步？当时有些人是持反对看法的，认为古代更好、更进步等等。康德在这场争论中提出一个“现代性”的观念，在他看来自由和自然之间是对立的，征服了自然才能获得自由。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下，人们就开始迷恋科学的力量。之所以说唯名论是革命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于人、上帝以及自然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唯名论否定联系、否定普遍性，否定抽象事物的实在性，否定用理智去感知实体，否定一切具有超越性的东西，其实慢慢地也就否定了宗教信仰本身，当然也否定了社会有机体的观点，这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出现，推动了个人解放观念的产生。人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当作真理的尺度，而不再去寻找一个抽象的、普遍的、高于人的这种真理。当然也导致了理性和信仰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人们崇尚自然，并且致力于认识自然界，科学主义随之出现。现代性强调人的解放，强调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导致了平等主义的出现，甚至直接影响了宗教改革，因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根本不再需要教会作为中介，这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唯名论也引发了本体论的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于对人、自然以及上帝之间关系看法的改变，让宗教从公共生活中慢慢退出，变成了纯粹的私人事务，每个人的信仰只是跟个人有关系，跟公共事务、跟公共生活没关系。与中世纪的神学、哲学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实践相比，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03现代性的中国关怀朱健刚：好，谢谢王老师！开始我认为两位老师观点是不太相同的，但听完两位的观点后，我认为两位还是有一些相同观点的，当然还是存在一些差别。下面有请自由主义思想家任剑涛老师评论，看看您是不是跟他们观点一致，或者您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任剑涛：好的，健刚。听了何道峰和王建勋二位先生的阐述，我觉得很难得。因为近期关于我们现代尝试的探讨，总是在显白话题之下隐藏着另一个主题，而隐蔽着的这个主题，就是现代性的中国关怀。我们会感觉到两位先生的中国关怀都很强烈，但也非常隐忍。他们没有直接讨论中国问题。但是，要讨论清楚现代性基石及其危机、反思这个问题，是需要通过西方的原生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投向中国的处境和出路问题，才有可能的。首先，我想谈四个感受。第一，就话题设置上讲，这是最近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中很重要的、贴近我们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重大话题的对话，非常难得。第二，两位先生都以宏大的视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既影响我们过去的认知（西方的古代、中世纪到现代），也影响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古典和现代进行评价的重大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位先生都展现了回归常识讨论问题的态度，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某种特殊的氛围里，谈论常识就算犯忌。但是，我们要尽量捍卫常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两位先生都表现出了一种焦虑感，西方怎么办？中国怎么办？人类怎么办？人怎么办？神是不是会继续救助我们？到底人是通过自救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设定一个神再次出手来救助人类？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先生有很强的共同性，强调现代性的基督教背景，强调现代性产生的中世纪条件，强调中世纪不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有一种平反中世纪的一致性。第四，两位先生提到，在隐蔽的主线里，暗含着中国在迈入现代性的大门、开启现代化的过程，物质器物现代化相对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按何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制度现代化、价值现代化和信仰现代化，或者说制度价值、深层信仰受到共同挑战的困境。问题非常复杂。就现代化的四个层面而言，我们滞留在第一个层面。以第一个层面来远望、近观，会痛切体验其他三个层面该怎么办的严峻问题。按照建勋的说法，我们沉浸在人本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物质主义这样的一种现代性的精神氛围里。孙轶作品《危机港》中国人现在对物质主义有明确的拥抱、强烈的意欲，且对我们民族进入国际社会有着强烈的满足感和极大的刺激性。但其他三个层次的问题未见解决的曙光。正如何先生所讲，其他三个层面的问题，在中国，难以预期何时可以解决。按照建勋的思路，需要问，人们沉浸在人本主义之中的时候，该如何办是好？我们讲人道主义，讲异化，从80年代一直讲下来。但现在面对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本身的僭越，神本主义如何约制人本主义？这就成了问题。中国似乎已经全面接受了理性主义。但稍加思考，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从1980年代到1998年思想转折发生之前，中国实际上流行着的是理性主义为名的非理性主义。这也是脱离了神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另类理念，那就是存在主义哲学这类东西。现在浮在台面上的、50后的思想领袖群体，接受的都是这一套东西，从诗化哲学到非理性的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现当代西方的类似哲学学说。至于进步主义，我们相信物质器物的进步。但你去问一问有多少中国人相信制度的进步，价值理念的进步，去寻求一个神人和谐相处的进步，恐怕我不像两位先生感到那么乐观。基督教在现代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基督教是否给中国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很难断言。就基督教世界自身来看，也有非常悲痛的历史记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残酷竞争，我们不用去看太多的教会史专门著作，只要看看房龙写的《宽容》，就知道没有一个抽象而统一的基督教，就知道“黑暗世纪”也不是随意的说辞。两位先生给我留下了上述四个深刻印象。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讨论这个话题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我也有一些困惑，想请教两位。第一，在讨论现代化和现代性命题的时候，我觉得两位对发生学的讨论热情都非常高。发生学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分析西方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化的方案这两个问题是存在时空差异性的。在它成为一种社会理想类型以后，它的发生条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的全球推进就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比如对于非基督教背景的东方国家来讲，有没有希望接受现代性，迈向现代化？这个问题恐怕得考虑一下。不要把发生的条件太刚性化，否则对其他宗教、其他社会的挑战过大。第二，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实在运动的现代化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的现代性，它们之间的差别，确实很大。刚才两位先生都已经做了分析，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何先生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讨论它的客观必然性；建勋主要从精神构成层面，在四大要素上来描述现代性。其实，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评价可能有一个重大的天堑，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类本身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黑暗的中世纪或归咎于现代性。人类本身就面临着不可突破的天堑。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跟两位先生提出一个有待商榷的想法，不要把现代性和现代化，在利弊归咎上看作要么黑暗，要么光明，我不认为如此归纳是恰当的。人类社会从上古，所谓轴心时期，到中世纪（中国叫中世），再到现代，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共同困境的归因，一定是超出某个时代的归因。既不能仅仅追究它的发生期，也不能单纯追究它的中世纪，当然也不能只是追究它的现代情景，这些区分时段的困境归因，都是苍白的。我认为两位先生都有为中世纪平反的强烈愿望。其实在西方修正史学中，中世纪早已不是黑暗的世纪了。中世纪肯定也有它非常黑暗的一面。不得不承认，它对异端的审判非常严厉。但是，现代对异端的审判也不会客气，这是古今共同黑暗的地方。说不定，中世纪的审判比现代还要稍微仁慈一点。这些共同的问题，可能是人类面对的永恒难题。所以，人需要诉诸人之上的超然力量，超然力量不可缺少。这可能是人能够直面问题，尝试解决问题的恰切进路。第三，现代性本身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承认缺陷、寻求解决的问题，并不存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原型之中。因为西方的基督教跟世俗的张力历来很大，不存在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已经丧失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两位先生的讨论共同提到的，另类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狂妄说法，导致了非常多的问题。作为一种扩展的说法，所谓另类或多元现代性，变成了对现代化的形式要件和现代精神生活做出的一种简单抽象。在讨论另类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时，有人说，我们中国先秦儒家就实现了现代化，儒家文明早已经成就了现代性，不用跟西方学什么东西，相反，西方恰恰需要借取中国古代智慧。这是一种典型的另类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说法。这不只是中国人的说法。西方学者也有人大力阐扬这样的观点。福山写《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把秦朝作为现代官僚制国家的一个原型。很多人因此很兴奋说，你看现代性从中国这里创生的。这是鱼目混珠的说法。但我相信，这些说法是站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的。换言之，这样的看法，不可避免。上个世纪50年代，亚非拉殖民体系的崩溃，它们对现代性的寻求，才真正是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危机出现的标志。就此而言，两位先生讨论现代性、现代化，眼光紧紧盯着现代化原生地区的欧美，视野上可能是需要扩展的。最后一点，我们在讨论现代性、现代化的显豁性主题与隐蔽性主题时，都会关注亚文化群体，对价值评论抱一种审慎态度。我没有亲身体会像LGBT那样的亚文化，但按照现代性的原则，我是持同情态度的。亚文化少数群体的言行，不宜上升到现代性总体危机的根源的地步。但这是不是现代性、现代化危机在现象上的一个表现呢？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些问题呢？人们对现代性、现代化的深层的结构分析，与其对现象的、经验的、实在的生活之间的差距太大。我们怎么以对大众社会的同情心来真正引导现代社会？我想这恐怕才是何先生撰写《人的应当》的目的。通观3000年历史，何先生或是想要指出一条超克现代性、现代化困境的、非常具有经验性且富有现实性的道路。朱健刚：谢谢任老师非常精彩的评论，提升了我们整个讨论的水平。道峰老师，您有什么回应的吗？何道峰：我认为剑涛教授的评论很好，他说出了一些我也想说的话。整场讨论中，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必须持一种求真的态度，只有真才可能善，真是善的前提。任何一种偏离真相的过分喧染与夸张都会带来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极端化，人类的历史要为这种极端化付出高昂的学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要尽可能平静地追求真相，防止情绪化与走极端。其次，我们需要比较视野。如果没有比较视野，人很容易未曾论证先设立场，而学术讨论一经变成立场之争，通常就不会从辩手那里学习并吸取力量。中国儒法道墨之间的相互排斥，与古希腊哲学各派之间的批评并相互吸取，是很有代表性的比较。信仰的意义在于，当人与一个超验的神圣源头相连接并自我关照时，人会自然找到真正的谦卑，也会因此找到沉静的力量源泉。假如都不承认超验力量的存在，后果就是找不到公共价值理念的公约数。在没有价值理念公约数的情况下，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进程学的角度，都很难达成共识从而容易在关键公共选择的历史中错失良机。从个体的角度看，在超验信仰的指引下思考历史真相，并在比较中思考，什么是人的平等自由权，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基本要素与框架，如何用这样的现代性价值观去辨析各种层级的问题等等，这样的思考可以让自己获得超越当下时空的视野，获得理性而宁静的力量，并籍此找到具体共同价值理念的伙伴，构建新的社群生活，让自己更幸福一点，痛苦和负担更减少一点，适当对冲当下的苦恼困惑与不安。朱健刚：好，谢谢何老师！特别有意思，隐蔽性的主题，还有对现代性究竟是不是应该从发生前去探讨都很有意思。王老师您有什么回应的吗？王建勋：谢谢剑涛兄的点评，非常精彩。我主要有两点回应：第一，关于隐蔽性主题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想讨论中国，但因为今天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把焦点集中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以及危机，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有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从中可以汲取一些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容易看到，他们在哪些方面已经出问题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走这样的弯路。刚才涉及到的非基督教国家是不是要走基督教化的道路的问题，我和何老师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只是发现，现代性、西方文明跟犹太-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第二，到底该怎么看待亚文化群体。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完全没问题。但我们仍然不要忘记，这是过去几百年现代化大趋势的一个结果，它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不是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客观的真理，我们能不能判断这些事物是对还是错，还是说，根本就无所谓对错之分。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这一点，所谓的宽容、多元，变成了一种道德和价值相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可能是现代性的最大问题之一。不是说不应当宽容，但宽容一定是有边界的，否则的话，必然作为走向价值相对主义。04现代性中的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朱健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力量的一个回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的观众可以提问。在提问之前再强调一下，第一，我们不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第二，我们这里不传教。下面有请观众发言。互动观众：听到几位老师的对话后很受启发，尤其是里面谈到个体主义的唯名论起源问题。我们谈到个体主义的时候，往往会找到很多起源的原因、生产的变化、人性的觉醒等。我想请教老师们，在我国思想中，有无促进个体主义崛起的资源？谢谢！何道峰：当然有，譬如杨朱学派的“贵己”学说，它为人人贵己即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人格，铺下了第一块理论基石。墨子的博爱与非攻，则为人的公共精神理性，铺下了另一块公共精神的历史基石。但遗憾的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的学术思想，都被遗忘在历史中，只剩下儒法与皇权结盟的強制性学说，被自上而下地千年推进与席卷，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历史遗恨。互动观众：我认为阳明心学“我心即宇宙”的精神将个体作为世界的起源，这种思路很好，能够从学理上推出一种个体主义。任剑涛：我认为这个还可以商榷，我对阳明心学的个体解放作用的评价，历来是保守态度，我们可以私下再讨论。朱健刚：咱们对话时间短，只能点到即止。第二位观众，我们请杨鹏老师做一个自由发言。杨鹏：刚才听了收获蛮大。我补充两点。第一点，什么样的现代性？讨论中提出了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历史的变化。何老师、王老师、任老师对于什么是“现代性”都有讨论，但似乎大家对现代性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定义，角度很不同。例如，现代性与宗教信仰如新教变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美国、法国、日本的现代性，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上，有类似的地方，但在宗教信仰和民众民情上，又有不同。自由这个概念与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第二点，阳明心学与现代性。刚才有位朋友提到阳明心学，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因为高扬个体的尊严。但我表达一个不同意见。现代性不仅是从个人主义这个方向去讲的，还有公共性的方面。现代性中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的个人自由，是法治保障下的个人自由，是保护基本人权的社会制度下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在一个特定的公共秩序保障下才得以展开的。心学这种“我心即宇宙之心”式的个人主义，它的平等的公共性何在？如何能够开出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共秩序呢？我讲的就这两点：一是此地地时，应有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的定义？二是心学的个人主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共秩序是什么关系？朱健刚：好，谢谢杨老师！现代性确实非常复杂。最后，请几位嘉宾简要总结一下。（尊重本人意愿，何道峰总结发言在此从略。）王建勋：好的，谢谢，跟几位交流受益匪浅。最后我想说一点，这个时代需不需要客观绝对的真理？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该何去何从？这样的一个社会更好还是更坏？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现代性产生的巨大能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也能看到它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正视它的危机，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难题，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如此。谢谢大家！任剑涛：我就说两句话，第一，讨论总是重要的，如果大家都在底层逻辑上不断地交流，总是可能达成底线共识的。因此，像我们今天这种讨论，应当继续。第二，我们在展现自己观点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克制的态度的。仅仅觉得自己是唯一正确，那就无法进入一个讨论场域。但讨论的悖论是，我们要凸现的共识本身是不是大家非认同不可的东西？这是一个矛盾。需要我们共同去求解，共同努力去解决。好，谢谢各位！朱健刚：谢谢，任老师总结得特别好。大家今天的讨论是相当理性，这样的理性讨论太难得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老师，非常感谢各位线上观众的支持和参与，我们下一期见。阅读更多文章：越来越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实质是对觉醒、宽容和人性回归的期盼荒诞的时代，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你有你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人类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句口号——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权力的普遍崇拜，往往将社会推向灾难的深渊已故外交家吴建民：看错世界，要倒大霉沈志华——“有钱又有病”制度的力量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时，他是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人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可能挣脱奴役的枷锁撒切尔：永远不要忘记一条真理很多人在思想上，还不属于现代哈耶克｜使一个国家成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因为人们试图建立人间天堂在潜移默化被变愚的时代，更需要逻辑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哈耶克：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谎言的终点都是灾难从世界看中国，需要跨过三道坎校长之死“洛克文明底线”：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常识无论时代多么糟糕，总有一些人拒绝随波逐流

1899年5月8日，哈耶克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92年3月23日，92岁的哈耶克与世长辞。神父在他的葬礼上致辞：当人类面临重大危机，很多伟人去到美国，继续思考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哈耶克的祖国，是自由。▌他就是历史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还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极权主义的兴起哈耶克的青年时期，恰逢世界的剧烈变化，一战使欧洲的旧秩序土崩瓦解。新技术使人类越发狂妄，信奉乌托邦的精英们痛斥资本主义，幻想着“以科学主义建立人间天堂”。大萧条使人们对苏联的集权神话趋之若鹜……▌与大师为伴一战后，哈耶克考入维也纳大学。他本是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奥地利学派院长”米塞斯。读完《社会主义》，哈耶克被米塞斯彻底征服，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他开始反思：那些美好的计划和许诺，真的能实现吗？▌初战成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计划体制的“成功”，凯恩斯主义大受追捧。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周期性的就业低迷。因此主张超前消费、扩大赤字，以货币和财政刺激经济。哈耶克则针锋相对：以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扭曲了真实的消费需求，误导资本向上游聚集，当急速扩增的虚假消费耗尽储蓄，只得继续降息印钞，最终，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引发大萧条。哈耶克发起论战，却被讥讽为“胡言乱语”。但他从未放弃过信念，他的思考超越经济学，拓展至政治哲学：人们为何总是愿意接受错误的观念？至于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是不可持续性的，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分工。千万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因此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灭杀知识分工，最终导致真理终结、经济崩溃、道德沦丧……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1947年，哈耶克与米塞斯发起朝圣山学社，成为反乌托邦最坚定的力量。他的巨著《自由宪章》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回答了有关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自由的含义是什么？自由的价值何在？怎样保障个人自由？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同时获奖的社会主义者缪达尔质疑：如此默默无闻的“反对派”，有资格与我并列？瑞典国王却对哈耶克致敬：自亚当·斯密以来，在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观念的竞争他坚信：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基本运转；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学者的使命是纠正错误观念。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计划体制的拥护者与他公开辩论。遗憾的是无人应战。▌致命的自负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维埃帝国走向覆灭，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参阅《致命的自负》）▌杨小凯：哈耶克彻底征服了我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我从未崇拜过任何诺奖得主，他们其中几位很难值此殊荣。而且，由于对科学方法的嗜好，我历来不会重视非数学的思想。哈耶克从来不用数学模型，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却感到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被扭曲的先知令人尴尬的是，哈耶克死后，无数计划体制的拥趸，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他们纵容专横权力，漠视个人自由，阻碍自由竞争……殊不知，这些附庸风雅的言行，正在被坟墓里的哈耶克无情地嘲笑。▌乌托邦最坚定的反对派哈耶克信仰坚决、无比真诚，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地持反对派的立场——为捍卫自由市场，他甘做一个孤独的斗士。▌为什么要重读哈耶克？读哈耶克的书，会令人的思想脱胎换骨。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好像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思想的态度与理解。▌哈耶克在中国除了重读哈耶克，我们还要向那些像哈耶克一样的观念斗士致敬。正是他们使我们的自由不至于彻底沦丧，使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至于孤独、仍然抱有对光明的向往。虽然，伴随着哈耶克预言的实现——计划经济和极权体制在全球的普遍性失败——哈耶克早已进入先知的殿堂。然而，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警觉，不过是哈耶克思想的一支火苗，而远非全部。如果我们把哈耶克仅仅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旗手”时，人类距离真正的自由就还很遥远。为此，强烈推荐“哈耶克作品集”。作为一位深刻影响了、而且仍将影响人类思想及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哈耶克的作品，早已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成为所有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人士的案头必备书。然而，哈耶克的作品，犹如他当年的命运一样多舛。先知书店经多方努力，为书友奉上目前中文版仅有的哈耶克六部作品（含独家）。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阅读更多文章：越来越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实质是对觉醒、宽容和人性回归的期盼荒诞的时代，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你有你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人类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句口号——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权力的普遍崇拜，往往将社会推向灾难的深渊已故外交家吴建民：看错世界，要倒大霉沈志华——“有钱又有病”制度的力量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时，他是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人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可能挣脱奴役的枷锁撒切尔：永远不要忘记一条真理很多人在思想上，还不属于现代哈耶克｜使一个国家成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因为人们试图建立人间天堂在潜移默化被变愚的时代，更需要逻辑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哈耶克：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谎言的终点都是灾难从世界看中国，需要跨过三道坎校长之死“洛克文明底线”：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常识无论时代多么糟糕，总有一些人拒绝随波逐流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国会山制度能塑造人，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做坏事。这绝非空洞的说教，更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东西。它经常在我们生活中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先看看几个小故事：故事一：降落伞的合格率如何达到100%？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就意味着，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厂家负责人说，99.9%已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于是，军方（也有人说是巴顿将军）就改变了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于是，“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100%！

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不自己逞能，但能使人逞能；不自我表现重要，但能使接近的人自觉重要6)

▲Friedrich

阅读更多文章：人性与制度周其仁：别把开放当筹码老大哥无处不在苏联腐败简史冤冤相报仍是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每时每刻都在关心你存在即合理？那我扇你一巴掌，你千万别有意见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不生孩子就是背叛国家”何兆武与袁隆平，同样重要权力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杨照：爱国一定要先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这个社会，若还没陷入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就该在安保问题上适可而止章开沅：好校长不如好制度外交学院教授：愤青外交把中国害苦了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自由、开放、叛逆：重温那个大病初愈的80年代凡是专横权力肆虐的地方，文明就式微，野蛮就当道，人民就遭殃人关心政治，如同鱼关心水质杭州杀妻案：死刑无悬念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平行世界”，指的处于同一时间体系的两个事物，由于空间体系不同，结果就像在各自轨道上疾驰的两列火车。其实“平行世界”绝非只存在与物理学的想象。历史与现实中，两种独立发展的文明，其实就是两个“平行世界”，各有各的规矩，用一个学术概念，就叫做语境不同。比如，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就说：“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就是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在那一刻，中国与异己者面对面相撞，跌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瞬间也成为两个中国的分界线。”跪还是不跪，这是个问题

奴隶之所以为奴隶，乃是因为他的行为并不代表自己的思想，而是别人的思想。——柏拉图1936年6月13日，德国汉堡市海军训练船正在举行下水仪式，阿道夫·希特勒突然出现在活动现场。此时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很快，他被举报。他的妻子因为是犹太人，被纳粹杀害，他的两个孩子也因混血儿身份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他自己则被送进了监狱，再后来被送上了战场。1944年10月17日，他死在了克罗地亚。1991年3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上首次刊登出这张照片，并向世人询问他的名字，他的女儿认出：那是她的父亲。此后的日子里，他在这张手臂丛林的照片里，接受来自全世界亿万人的注目礼。他是奥古斯特·兰德梅塞(1910-1944)。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及情人贝塔西等人，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吊在广场一个加油站的棚顶上，示众。成千上万的人涌来观看。墨索里尼和情妇贝塔西贝塔西被枪决时穿的是半身裙，尸体被倒吊时，裙子自然下垂了，露出了内裤。就在这时，围观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人。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独自爬上了梯子，将贝塔西的裙子拉起，并用自己的腰带系住裙摆，让其不再下垂走光。维护了这个女人的最后尊严。左二为墨索里尼，左三为贝塔西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每提及此事，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也许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但他出于善念，逆众而行，至今让我们对人性抱有信心。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国会就是否对日宣战进行投票，两院471名议员中，只有作为众议员的她，投了反对票。1941年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对日宣战她说：“作为一名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但也反对把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是没必要的，我投反对票。”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众议员。早在1917年，就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决，她也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当时她说：“我希望支持我的国家，但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因为这张反对票，1919年众议员任期结束后，她没能连任，直到1940年60岁的她才再次当选联邦众议员。走出国会时，这位61岁的女议员遭到了收听国会辩论实况的民众的谩骂和围攻，警察把她护送到家。从此，再也没被选做议员，她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1973年5月18日去世，享年92岁。1985年，一名女性的雕像被陈列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基座上的题词是：“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这座雕像的主人，就是那位投下唯一反对票的珍妮特·兰金（1880-1973）。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忽然迷上了她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在得到她灌制的唱片后，斯大林给了她一个装有20000卢布（大约是当时该国人均年收入的十倍）的大红包。她给斯大林回了一封信，信中她写道：“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所有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认为她不再可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了，但斯大林读了这封信之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面无表情。1953年3月5晚，斯大林被发现猝死在别墅地板上。那时，室内的唱机上播放着的仍是那张她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这是一个令无数男人汗颜的女人。玛丽亚·维尼亚敏诺芙娜·尤金娜她的名字叫玛丽亚·维尼亚敏诺芙娜·尤金娜（1899-1970)。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站出来反对日本侵华，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集体主义类型的经济计划必定要与法治背道而驰。计划当局不能约束自己只限于给事先未知的人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机会。它不能事先用一般性的形式规则约束自己以防专断。”p.95

于是，当众人在为历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辩护之时，钱穆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其实不难理解，没有大是大非的二分世界，除了坚硬的外壳，内心总要有所持，才能继续赶路。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95年，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的著作。这是一本赞扬和骂名同样猛烈的书，它道出了我们感到不舒服却不得不认可的真相——不想做乌合之众却常常不自觉地置身其中……古斯塔夫·勒庞1、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2、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感情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3、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4、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5、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6、所谓的信仰，它可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7、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未失过手。8、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9、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10、数量，即是正义。11、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12、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13、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14、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比作波浪，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些乱象在洋面上的表象。15、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就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就会把末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16、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17、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18、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的变化造成的有形的后果而已。19、孤立的个体具有控制自身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不具备。20、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21、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22、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善行感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善良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23、大众没有辨别能力，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普遍赞同!

课文1：《金正日认错》从中国访问回来正日爷爷全然不顾身体的疲惫，连夜找我们几个小标兵商量儿童日的安排。谈得晚了，便送我们出门，要司机送我们回家。在去大门口的路上，我们说：“金爷爷，您回去休息吧。您刚从中国回来。”金爷爷摇摇头，“不碍事，你们知道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把社义当作敌人，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们的事情便是国家的事情，是头等大事。”我们都激动了，眼里噙着泪花。多好的金爷爷呀。金爷爷抬头看看天空说：“如果世界真像这天空这么安静就好了，但是就有一些国家，像美国，要搞乱这个世界，他们是罪人。”说着，金爷爷弯下腰，从花池里捡出一颗石子，然后看着天空说：“该死的美国佬。”说着他把石子奋力向上一掷。很快就见空中一颗卫星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就坠落下来。“这是美国的间谍卫星，他们一直在平壤上空盘旋，侵犯我们的主权，我已经忍了很久了。”金爷爷愤愤地说。小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为祖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感到自豪。一会金爷爷叫来秘书问：“那个卫星落到什么地方了？”“好像是龙川一带。”秘书说。金爷爷一怔，说：“赶紧派人去查，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之后爷爷送我们到大门口，一直挥手到看不见我们。第四天我们听说龙川那边出事了，我们很紧张。而这时金爷爷叫我们过去。他依然那么慈祥，让我们坐下说：“战争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民族独立事业牺牲的人是伟大的。”他这时低下头说：“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击落敌人卫星的行为太鲁莽了，我在这里向全国人们道歉。我将向全国人民说明情况。”我们顿时热泪盈眶，多好的爷爷呀，他在跟敌人斗争过程中的小失误竟然被他记在心里，还道了歉，我们在将来的学习中一定要向金爷爷学，学他老人家那宽广的胸怀，和不耻下问的精神。课文2：《金爷爷工作最紧张的时候》2004年11月，金正日爷爷进入了一年中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过去，他每个月都要接见少先队员、团员们，和伟大祖国的花朵、主体思想的接班人愉快地交谈，教育他们沿着金爷爷创造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主体思想坚持下去，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主体思想的巨大优越性，尽快解救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但是，由于工作繁忙，他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接见祖国的花朵们，直到两天前的周末，才又有了这个机会。金正日爷爷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少先队员们说：“美国和欧洲的人民，每天都盼望着接触到主体思想的光辉，但大资本家不允许他们学习主体思想，他们只能在报纸上看到朝鲜在主体思想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好好学习，尽快让美国和欧洲的人民也能够自由地学习主体思想。”现在少先队员们再次见到阔别两个月的金爷爷，该是何等兴奋、何等愉快啊！金爷爷向少先队员们道歉说：“这个月的工作太繁忙了，世界的和平都需要我们朝鲜来维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扔下不管啊！美国资本主义的头目布什，为了获得继续压迫美国人民的机会，找到了朝鲜，希望朝鲜帮助他压迫美国人民，但我们怎么能够答应呢？但是布什这个资本主义的头目，还是获得了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帮助，再次镇压了克里领导的国内人民的起义。布什之流做了这么多罪恶滔天的事情，全世界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金爷爷又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无私的支持。阿拉法特爷爷经常说，如果没有朝鲜人民，阿拉伯人民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的大炮消灭了。这么多年来，朝鲜一直给予阿拉伯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给了阿拉伯人民反抗的勇气。现在阿拉法特爷爷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曾经给我发电报，要我鼓励你们好好学习，将来继承朝鲜人民的光荣传统，继续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把美帝国主义从中东驱逐出去。”听到阿拉法特爷爷的临终遗愿，少先队员们都流下了泪水，发誓要继续帮助阿拉伯人民，彻底打败美帝及其走狗。金爷爷最后说：“我的工作还很紧张，全世界都需要我，也需要你们。美帝在台的走狗陈正在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当年美国入侵中国时，我们朝鲜人民曾经给予他们无私帮助，中国人民现在还是感恩的。现在，朝鲜人民又担负起了保卫中国人民安全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帝在台的走狗，把一个完整台交还给中国人民。你们有信心吗？”少先队员们都满怀信心地答道：“有主体思想，就有信心！”晚上11点，少先队员们离开了金爷爷的住所，他们看到金爷爷的书房还亮着灯，在那里，金爷爷正在指挥伊拉克人民的反美斗争，正在解决乌克兰人民的内部矛盾，正在考虑对非洲人民的经济援助……少先队员们再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主体思想，为世界人民做更多的贡献。课文3：《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举起了枪》明朗的朝阳从帘隙映入了洞口，李警卫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帘子。金将军放下了笔，吹灭了汽灯。他看着洞外，笑了笑：“又是一夜过去了。时间过的这么快，不抓紧怎么行啊。”李警卫：“将军，你不要太累了……”金将军笑了笑：“出去走走吧。”从洞里出去，就看到了山上山下。山上山下都覆盖着白雪，但白雪间，夹杂着烧焦的树木，炸单的残骸，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山下，英雄的人民军战士们，纷纷从掩体内走出，正在准备又一天的战斗。金将军快步向山下走去。战士们看到金将军，连忙上来向伟大的领袖问候。金将军亲切地慰问战士：“夜里冷不冷？”“不冷！”“大家有信心坚持到取得胜利吗？”“在将军的领导下，我们有万分信心！”这时，一个通信兵来了：“报告将军，中国同志的志愿军司令彭来了。”金将军说：“还不请中国同志过来？”山洞内，警卫员倒上了茶水。金将军亲切地招呼彭司令：“请喝茶。我们现在在战争年代，条件不太好，只能这样款待你了。”彭司令敬慕地看着金将军：“你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战斗，我们很佩服。”金将军：“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努力的。”彭德怀司令：“也只有在你的领导下，才有这样强大的力量。”金将军：“别这么说，还有你们的帮助嘛。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困难吗？”彭司令：“困难很多，如果没有先前你们对美军的战斗，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也会更加困难。”金将军：“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正当两人欢声笑语时，洞外，突然响起了警报声。一个战士跑进来：“美军飞机要来了。”周围的人，马上紧张起来。金将军把手一挥：“来了就打击他。”不过一会儿，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枪声，就在山岭间回荡交错了。金将军拿过一支38式步枪：“我们出去看看吧。”李警卫：“将军，这样太危险了。”彭司令也连忙劝阻。金将军举了举手中的枪：“这支枪就是我从日本人手里缴来的，当时面对面的战斗，总比现在危险吧。”金将军持枪来到洞口，只见数架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不停地来回投弹，每次飞过，都有爆炸在地上响起。英勇的人民军战士们，不停的射击着美国飞机。金将军愤怒地拧起眉头，他看到又一架美国飞机准备从阵地上飞过，他举起了枪，瞄准了敌人的飞机。当敌人对准了我们的阵地，正在往下飞来时，将军开枪了。瞬间，一团巨大的火团，在空中爆发燃烧了，残骸纷纷落下。战士们欢呼起来。剩下的美国飞机惊呆了，他们再也没有勇气继续，纷纷向南方逃跑了。战士们在阵地上，向着金将军欢呼。伟大领袖日成万岁！伟大将军日成万岁！阅读更多文章：假如国门突然关闭，会发生什么？当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时，灾祸也就不远了死亡才能获得认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抗日战争最重要的17个节点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这个社会，若还没陷入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就该在安保问题上适可而止章开沅：好校长不如好制度外交学院教授：愤青外交把中国害苦了自由、开放、叛逆：重温那个大病初愈的80年代凡是专横权力肆虐的地方，文明就式微，野蛮就当道，人民就遭殃杭州杀妻案：死刑无悬念人性与制度杨照：爱国一定要先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吴敬琏万字长文谈改革周其仁：别把开放当筹码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不生孩子就是背叛国家”何兆武与袁隆平，同样重要权力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苏联腐败简史冤冤相报仍是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每时每刻都在关心你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二战胜利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油画

作者：伊恩•托儿（美国历史作家、海军历史学者）

题图：中国选手杨倩获得金牌。（AP）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认为民族文化等同于特定的客观特征。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成员团体若有资格成为一个民族，那么它的成员必须共享这些特征。耶尔·塔米尔宣称:在当下这部作品中，如果一个团体展示出了足够数量的共享客观特征，如语言、历史和领土，以及自我特殊性

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于1997去世，距今24年过去了，王小波影响了很多人，他用举重若轻的写作方式和特立独行的头脑，行走于这个世界之上。他不告而别的方式，更像是一个尘世挽歌，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他还在活着？会怎么样，会写出怎样的作品？会不会影响更多的人？毫无疑问，众多的人都会拜在他的门下。而现在特立独行的头脑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而有趣的灵魂依然只能独行。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并试图在24年后的今天，捕捉一点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