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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利于深化“一带一路”区域对华贸易合作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39)

2016-08-11 IMI财经观察
编者按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的重点研究领域。自2012年研究所首次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2》并首创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以来,已经连续三年编写并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尽管时间不长,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同时报告还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同步发布,在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均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主题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货币战略。《IMI研报》栏目将于每周四连续刊登《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系《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系列三十九: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利于深化“一带一路”区域对华贸易合作。

一、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一国主权货币如何成为一种商品的国际计价货币,在国际经济理论中存在着多种解释。有学者认为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角色在计价货币选择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在外汇市场交易时具有较低交易成本的货币更应受到青睐,因为低交易成本往往是流动性较好的表现。更有学者建立模型证明这种货币可以有效降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并提高市场效率。而低交易成本往往与主权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市场监管及其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大规模资金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另外一派理论则将焦点放在了行业特征上。这一理论认为充斥大量同质化商品并且在细分市场开展交易的行业更倾向于使用低交易成本的单一货币进行计价。在这种情况下多种货币均有可能成为计价货币,而哪种货币胜出则取决于哪种货币取得了历史先发优势,并依靠“惯性”保持其地位。从微观角度而言,一旦某一货币在该市场计价权的争夺上取得优势地位,企业没有动机重新选择计价货币,一方面是因为可能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竞争行业中价格波动将给企业的营收带来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即使当某种货币的交易成本足够有竞争力,也不一定能撼动占据统治地位的计价货币。

第三种理论则认为计价货币的选择与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情况息息相关。举例来说,若一国货币供给较为平滑,其他条件不变时其货币汇率将更为平稳,那么企业会更愿意选择该货币为其商品交易进行计价。实证研究表明出口方计价货币的选择与计价货币汇率的波动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在理想条件下出口方愿意选择货币冲击波动最小的主权货币进行计价。更进一步地,有学者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生产成本曲线的凸性将影响厂商计价货币的选择:若商品需求弹性较大,价格的波动将会导致边际平均成本的上升。并且凸性越大,厂商的潜在损失也就越大。这实际上更深入地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对计价货币选择的影响。

我们吸纳这里提到的理论,尝试确定人民币汇率及其波动情况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以下将通过实证方法来验证:“一带一路”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能否促进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能否给各方主体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互利互惠?能否为沿线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做出贡献?

二、基于沿线国家对华出口的实证研究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上,探讨对华出口以人民币计价结算能否为其出口带来潜在的好处,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效用。为此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代表国家i在时期t对中国的出口额(用美元表示), 代表中国在该期的国内总产值,选用剔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进行计算。我们认为,进口国的国内总产值增加,即总收入的增加对拉动进口是有利的,故预期 为正值。 表示该期人民币对国家i货币的汇率。我们预期人民币相对于国家i货币升值有利于提升中国对该国的进口额,也就是说有助于提升该国出口额, 应为正值。 衡量人民币对国家i货币汇率的波动情况。我们预期汇率波动有可能会加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人民币价格波动,增加贸易风险,从而对其出口额产生抑制作用,即 为负。

更进一步地,我们引入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GARCH)模型。即,“一带一路”国家对华当期出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受到上一期不确定性 、未预期到的出口变化 以及当期该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波动 的影响。

我们选取了1994-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上,选取贸易额比较大而且在各区域有代表性的国家,对其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汇报。在表1中,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实证结果,包括均值等式及方差等式中波动项 的参数估计结果及其显著程度,最后一列汇报了模型对每个国家对华出口额的拟合优度,也就是经过调整的 (Adjusted R-Squared)。其中,均值等式(Mean Equation)中 的估计参数,代表出口国货币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动一个百分比之后,这个国家对华出口额的预期变化。方差等式(Variance Equation)中 的估计参数,代表出口国货币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动一个百分比之后,该国对华出口风险变动的百分比。表中的数值0.0000表示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和零没有显著的差别,这说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该国的出口的预期水平或出口风险没有显著的影响。经过调整的 (Adjusted R-Squared)代表我们的模型对于一国对华出口总额的解释力。以保加利亚为例,经过调整的 为0.9068,其含义是90.68%的保加利亚对华出口可以用我们的模型来解释。


可以看到,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汇率波动对其对华出口额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这些国家对华出口水平下降。举例来说,泰国对中国出口该项系数估计值为-0.0653,这表明泰铢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百分之一,会导致泰国对华出口平均下降百分之0.0653,也就是说,人民币对泰铢的汇率波动对泰国对华出口额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类似地,哈萨克斯坦常年对中国出口各类矿物燃料、各类金属(铁、锰、铜、锌等)矿石及精矿,人民币汇率波动同样对其对华出口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此项系数的估计值为-0.0447,这表明人民币兑哈萨克斯坦货币汇率的变动增长百分之一导致哈萨克斯坦对华出口平均下降0.0447个百分点。该模型经过调整后的 为97.91%,这说明我们的模型很好的解释了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额的变动。

不仅如此,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还会增加相当数量的“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波动性。这表明在对华出口不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了这些国家对华出口商品的价格波动,这种不确定性引起出口的非预期波动,即意味着更高的出口风险。以菲律宾为例,其货币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百分之一,导致其对华出口波动增加百分之0.0282。

综合起来,表1中经过调整的 普遍较高,说明我们的模型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出口额的变动。并且对于其中大部分国家而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其本身对华出口额存在显著的负面作用。换言之,现实的贸易结算及支付习惯实际上对于贸易活动的活跃程度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为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贸易支付结算主要货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可以有效规避汇率变动对商业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稳定出口商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第二,规避汇率变动可能会有效地促进贸易活动进一步的大繁荣从而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利好。正如之前我们所分析的,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对于诸多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存在正向的带动作用,而遏制汇率波动可能释放的贸易空间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拉动对华出口增速,从而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贸易支付结算主要货币日渐成为一种可能的现实选择。这对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感和影响力具有推动作用,对于提振双边经济并最终实现互利互惠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多元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三、基于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实证研究

在这一部分我们进一步探究大宗商品贸易是否受到汇率波动影响。这一部分的模型、数据来源及时间区间与之前完全相同。表2至表5依次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食品类、能源类、农业原材料以及金属类大宗商品对华出口国的实证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的模型与估计结果是具有说服力的。它非常好地解释了这些国家四类大宗商品对华出口额的变动,这体现在非常高的 值。

其次,在大宗商品贸易不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部分沿线国家对华出口的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还增加了一些国家对华大宗商品出口的风险。如表2表明,泰铢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百分之一导致泰国对华食品出口下降百分之-0.1190。而泰国和澳大利亚货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百分之一分别增加这两个国家的食品对华出口波动百分之0.0113和0.0015。类似的表5-4表明,俄罗斯卢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一个百分比,其对华能源出口下降百分之0.2376。沙特对华能源出口额虽然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不敏感,其出口的波动则与人民币汇率波动显著正相关。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澳大利亚与俄罗斯而言,其对华农业原材料出口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弹性分别为-0.0768与-0.2799,这表明人民币兑澳元与人民币兑卢布的汇率波动对中国此类商品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剧还会增加澳大利亚对华农业原材料出口的风险。类似地,金属类大宗商品主要对华出口国中印度与马来西亚的出口汇率弹性估计值显著为负,这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抑制这两个国家对华金属出口的增长。此外,马来西亚对华出口风险也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而增加。

综上所述,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贸易结算主要货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将有利于释放巨大的贸易空间,同时对促进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达到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观点整理  赵雪情图文编辑  陈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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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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