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救济银价与统一银本位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周末读史”栏目将陆续刊登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的文章。您将看到老一代银行家对于时局、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也将看到一代金融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经济的复兴、金融制度的变革、商业银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记忆泛起，那是一场时代的危机，也在危机里重生。资耀华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用充满历史感的笔触，再现了金融人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
本文为系列第五篇，原载于《民鸣月刊》1930年第2卷第1号。
以下为文章全文：
金贵银贱已为不可避免之趋势，最近跌落之风更甚。二月四日，标金已冲破五百两之关口，达到五百两零七钱，英汇为一先令十一便士四分之一，美汇为四十七美元八分之一，东汇为一百零四两又八分之三，此种记录实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近月来，各方受银价跌落之影响者已不遑枚举。长此以往，不但我国经济界濒于危险，即国本亦将动摇。爱国之士乃相率大声疾呼，研究救济方法。无如此乃全世界之风潮，以一贫穷之我国，欲谈救济银价，实等于持刀断水，缘木求鱼。若中国国富极丰，则一举而实行金本位，方可避免银价跌落之祸。然中国今日经济界极其困穷，实行金本位只好望洋兴叹，但又不可任其濒死。无已，其唯有于无法可想之秋，一方努力暂时维持银价，使其提高奠定于二十四便士，一方努力筹备从国内开采金矿而作实行金本位之准备。以中国一国之力，欲维持银价本不容易，但我最小限度内并未始无方，即一则振兴国产奖励出口，增加银之需要，一则改良国际贷借关系使银在汇市上不致再落。而中国今日欲使国产振兴、实业发达、经济进步、银之需要增加，则第一又莫如先统一银本位，换言之即从速废两改元是。
考我国改良币制之计划，始终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度支部之奏案三，定银币之重量为七钱二分，成色为九百，内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在当时立法之旨，单以外国之墨西哥鹰洋、站人洋、英国通用银元、南洋群岛银币、日本银币等流通于我国。各大部商民皆习用无阻，遂从而规定一元之重量为七钱二分，因沿习惯，毫无理由。于是默视多年之外人乃出而责问，而划一币制之条文，遂见一载于中英商约，再载于中美商约，三载于中日商约。钱法之内政问题进而为国际问题。前清末季虽屡求改良，阻于政变，未见成效。民国肇基，四方多故，匆匆岁月，毫无良规。民国三年二月八日虽曾颁布国币条例，未见成功。彼墨西哥鹰洋、湖北龙洋、江南龙洋、广东龙洋、大清银币、袁头币、站人洋等互相流通于市场，重量成色既非一律，行使之时各有市价，繁杂紊乱，莫可名状。此种情形，实为环球所未有。民国四年八月，上海金融界极感其行使之不便，乃协商将以前所开各种洋价行市，一律取消，只开新币（袁头币）行市。凡江南湖北等龙洋及大清银币均照新币行市通用。从此银元市价化杂为整，仅有鹰洋与袁头币两种行市。民国八年上海金融界又因洋底枯竭，不但中国银钱等大感困难，即外国银行亦不胜其苦。又由银行公会及钱业公会等会商提议划一银元市价，银元仅开一种行市。外国银行亦乐观其成，一致合作。于是年来复杂不一之银元价比较可云统一，此实为中国货币统一之一线曙光，可认为大书而特书者也。然洋价虽已划一，而本位问题依然尚未统一，十进之制依然尚未实行。即大宗贸易悉用银两，实际交易则为银元、银角、铜元。元两市价因时有变化，即角银与银元，铜元与银角，亦时有涨落。凡百商业，悉受损失。此次金贵银贱，影响于我国极巨。然此由于国际货币本位之不同，尤可言也。乃至一国之内，因银两、银元、银角、铜元并行其间，行情之一高一低，致正当商人及全体国民每不期而受意外之损失，则更为吾人所不取。且我国之银两，不但因地方之制而重量成色各异，即在同一地者，亦不必相同。情形之错综复杂，为世界所未有，若欲穷源，非另有专书不可。今略将中国银两分述于次。（一）银两币。银两币已成为中国货币史上之遗物，现今市面上已无此物。考其起源，当在宋末，当时亦发即废。至清乾隆五十三年（1793年）政府令于西藏铸银两一钱及五分者两种。当时现银一两只可兑换一钱之银辅币九枚，即造币厂之利息，计为百分之十。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亦有一两银币谓之银饼。发行当初伪冒纷起，信用顿失，半途而废。咸丰七年（1857年），当时香港尚设有造币厂，复铸上海银两币一种，成色982，重36.67克。目的拟以代替徒有虚名之上海规元，但亦未能奏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政府欲实行统一全国银两，拟铸银两币流通全国。遂以库平为单位，于武昌造币厂试铸648万枚，成色877，重量37.3克。此次发行银两币，一两、五钱、二钱、一钱等数种，亦未施行。光绪三十三年天津造币厂亦铸造北洋银两币，但亦仅作样品而已。故银两币已为过去之遗物，不废而已自废，无复讨论之必要。（二）虚银两。虚银两为一种假定之单位，实际并无此物。最著者如各海关征收关税时使用的标准银两。虽名义上以关平银计算，但因实际无此种货币，故征税时仍按各地钱币合关平银收款。其兑换价格，则由海关当局规定海关银，系假定为十足纯银，其虚设之重量为583.3厘。然各方估计互有出入，至于海关银每百两合上海规元为111.4两。海关银之外尚有一最重要之虚银两，即库平银是。清政府各关税以此为计算标准，库平银之成色亦系假定为十足纯银，重量为578厘。据规定之汇率，库平银百两合上海规元109.6两。（三）实银两。实银两即所谓宝银，为今日最主要之实际货币标准。宝银流通甚广，种类亦多，形式粗笨，数百余年为商业上之实际授受物。年来新式造币方法流入中国，伪造者纷起，宝银遂不如昔日之流通，市面上平时不容易看见。各地之宝银成色重量互不相同，故只能限于各本地方使用，普通重量约五十两，多称为元宝。（四）计算银。计算银亦不外为一种虚银两，且并虚设成色，重量亦皆无有，纯为一种便于计算之过账单位，价格更毫无一定。原计算银之发生，基因于现银之缺乏。再各地所用之现银单位历时既久，弊害发生，遂由现银制而变为过账银制。就中最流行而且最久者，即为牛庄计算银之行市。既逐日涨落无定，银炉每从中操纵，牛庄市面常常发生金融恐慌，未始非用计算银两之过焉。以上所举为中国年来所用银两之概括分类，即已不胜其烦。今各地流通之主要银两，尤令人苦其花样繁多，计数维艰。我国银两单位之复杂，莫可名状。现今各地虽多有废止银两者，例如杭州、宁波、江西、厦门、汕头、奉天、青岛等处，已先后改用银元。但我国三大商埠之上海、天津、汉口，依然银两与银元并用。大宗贸易仍以银两计算，实际使用多为银元。每日各地银洋，固互有行市，即天津之行化与上海之规元，上海之规元与汉口之洋例，亦计算不胜其烦，比价时有上落。就中上海之规元实力更大，欲废两改元，非先废上海之规元不可，不废除则中国银元本位远远不能确立。再上海之九八规元，不过为计算银。而实际又有二七宝上海银元，自身毫无一定之价格，必以银两为主，折合计算，行市之涨落毫无一定。例如1911年前后（民国革命）洋厘之高达至8070，低亦达至7348，一年中涨落如此之巨，则与今日之金贵银贱风潮，亦五十步与百步耳，且平时厘债之涨落亦多。上海每年当丝、茶、米、麦、棉花等上市时，商人采办殷繁，有以供输出者，有以供厂用者，有以供客销者，非有大宗银元，不能与内地交易。故洋用必多，洋厘必涨。至年底与洋商结账，或进口货多，洋厘又必落。此市价之一涨一落，商人即受害不浅。该明明同一七钱二分之银元，不过数月，或则得意外之盈利，或则获意外之损失。做进出口者，一方既须负金银比价之危险，一方须负两元比价之危险。而一般行险侥幸之徒，又徒而利用市价之涨落，以作投资。市价更因而涨落无定，金融界随时有发生恐慌之危险。且商人因用款存款发出票据等，再须有银两及银元两重之准备。此中困苦情形，当已无须赞语。倘如银行界与钱业界因此互相操纵，互相竞争，以致演成以银元押款以实物易虚物之怪现象，令人可笑，亦复可怜。故今日我国商业不发达，财政不整理，原因固多，而币制之不良，实为其最大要因。欲谋国民经济发达非改良币制不可，而欲着手改良币制，则莫先于统一货币。年来为我国统一货币之使者，先为杂乱之银元与银两二种。现金银元一项已可云统一，此后只看政府之造币厂能厉行造币。其他毫无问题，唯银两一项则各地尤五花八面，为统一货币单位之大梗。银两不一律废除，则币制永无整理统一之希望。币制既不能统一，则国内各种工商业依然不能发达。工商业不能发达，则对外贸易依然不能振兴。对外贸易不能振兴，则对外汇价不能维持。故统一货币本位问题，骤视之似乎与救济银价毫无关系，实则为救济银价之第一前提。此第一前提若不能成立，则其余各种方策皆等于纸上空谈。故吾人乃以统一银本位——因中国现状绝对不能实行统一之金本位——为救济银价之第一方策。再我国年来对外汇价之计算，系以定数一点一八二乘伦敦大条银之近期行市而得。此一点一八二之定数，即规元一两等于伦敦标准银之数目，乃系以规元与之折合计算而得者。但今后以银元为本位而银元重量成色既有一定，则将来计算汇价，可直接由银元求出对外汇价。由是观之，我国对外贸易并非用银币不可。若用银元更可直接简便，使商人少一重烦恼，国人何乐而不为。故吾人以为统一银本位既有百利而无一弊，且为今日救济银价之第一方策。其最切要的办法：第一，使银元价格完全等于所含银两之价值，将上海造币厂积极扩充，施行自由铸造，使银元供给裕如。第二，海关既改征金，则其纳税与估价亦应使海关金单位与银元直接计算。第三，对外汇兑完全以银元内所含纯银量为换算标准，使银元与外国货币发生直接换算之价格。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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