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抗战期间天津金融市场上一场对敌斗争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周末读史”栏目将陆续刊登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的文章。您将看到老一代银行家对于时局、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也将看到一代金融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经济的复兴、金融制度的变革、商业银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记忆泛起，那是一场时代的危机，也在危机里重生。资耀华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用充满历史感的笔触，再现了金融人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
本文为系列第六篇。
一
金融市场本是经营货币、资金、外汇、证券的市场，这是金融业者竞赛的场所，也是金融业者竞争的场所，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还是金融业者对敌斗争的场所。现在要写的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天津金融市场上亲身经历的一场对敌斗争的史实。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阀筹谋已久的侵华阴谋，在卢沟桥首开战祸。第二十九军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宣布守土有责，奋起抗战，这是中国历史上要特书的一页，是岁月抹不掉的历史记录，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而日军在1937年8月13日又大举进攻上海，威胁首都南京，同时更在华中、华南相继进攻。日军对华侵掠政策已由蚕食而进行鲸吞了。它要吞并全中国，因此采用两个最狡猾又最卑鄙的策略和手段：一是“以华制华”，进行政治上的分化侵吞；二是“以战养战”，实行经济上的吸血掠夺。所谓“以华制华”，是利用一切汉奸、地痞、流氓、失意政客，建立大大小小的伪组织，如什么维持会、自治政权，最后乃成立傀儡伪政府，以为如此可以欺骗中国老百姓，变成顺民。当时华北利用王克敏、王揖唐等成立伪华北政权，后又在南京利用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组织伪维新政权，又在这些伪政权之间，故意制造许多矛盾，引起互相之间不和，狗咬狗，然后由日军做主，强令和解，让这些大小汉奸各分得一些残羹和肉骨头，心甘情愿地做无耻的儿皇帝，丧尽民族气节，死心塌地做其统治中国老百姓的工具。所谓“以战养战”，则是在军事上利用失意军人、投敌分子、反动会道门，组织什么治安军、静安自治军，如汉奸齐燮元、任援道等，协助日军守卫交通线及军事据点，为其搜集军用物资。这些伪军人，这些伪官僚，不论他们用什么名义，不管他们喊什么口号，都是吃中国老百姓的粮，用中国老百姓的钱，来帮助日军保护进攻中国的交通路线，供给日军军用物资，帮助日军杀中国老百姓。这都是民族的败类、千古的罪人。
日军“以战养战”最突出的毒计，还是在金融经济方面的侵掠手段：日军在侵占华北后，组织伪华北政权，开始时只想吃“现成饭”，即利用法币抢购军需物资及外汇，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先指使汉奸曹汝霖向天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借用法币300万元（当时确算是巨额），中、交两行答以分行无权借出如此巨额款项，推迟再三，勉强借给20万元。日商兴中公司（即侵华组织）经理十河又亲到天津银行公会指定要筹集300万元。银行公会会长兼中国银行行长卞白眉只好亲自赶到日租界十河经理住宅，说明处境困难，无法筹款。十河则危言恫吓，卞行长也毫不退让，十河毕竟不敢乱来。日军并未死心，1937年8月底，又要把日本银行钞票300万元作抵押品借用法币300万元，条件还申明这批钞票只作抵押不能动用，逼中国银行如数调拨法币，卞行长依然托词拒绝。由于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借用法币，情势日见险恶。我们天津金融业一致决议，即刻将在1935年11月法币改革时兑换收集的华北区域的现大洋银元5000多万元白银，即由中、交两行库中提出转存天津英商汇丰银行，集中存进天津英租界英国总领事馆地下室金库保管。此项现金财产直到1948年天津解放后才归入人民政府，获得了真正的归宿。日军开始只想利用中、交两行获得法币，无奈几次三番遭到拒绝，乃于1937年12月命令华北伪政权立即成立伪联合准备银行，自己可以自由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先由早年曾担任过中国银行总裁、现是华北伪政权的头头王克敏，亲自从北平来到天津，与中国银行商讨，以中国银行老上级的面孔，于1937年12月16日会晤卞白眉。卞白眉当时表示：（一）不加入股本；（二）不停止法币发行；（三）不交出准备金。1937年12月23日，华北伪政权竟在北平召集平津各银行负责人开会，正式宣布成立联合准备银行，责令有关各行认交股款。当场单方面决定：中国银行认交450万元，交通银行认交350万元，盐业、金城、中南、大陆、河北省银行各认交80万元，冀东银行认交50万元，共收资本1250万元，强令各行经理签字认交。卞白眉带头提出分行经理无权认股，其他各行当然唯中、交两行马首是瞻。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又由王克敏亲自出面，授意卞白眉只签“尽量筹集”四字即可。卞白眉不得已，乃签为“卞白眉尽量筹集”七字，表示这是他个人负责而不是代表银行。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当即请示总行问进退。总行电报指示：“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抗击敌人，遇事与中、交两行商议。”我接到电报后，即与中、交两行经理相商。他们说也接了同样的电报，并指示要团结天津市同业，以收互助之效。当时只有遵从总行指示，负责坚守，静待变化。
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对中国金融界威胁利诱，步步紧逼，实想利用金融业为其筹款，尤其想利用中、交两行的法币，供其军需，并以中、交两行为号召，成立伪银行、发行伪联银券。从此在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进行了老法币与伪联银券的一场生死的斗争。敌人既要大量收集法币，以便一方面可以向外国银行套购外汇，另一方面又可以深入中国内地用法币收购军需物资，达到“以战养战”的阴谋。因此在平津区域，由华北伪政权故意抬高伪联银券的币值，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以为如此既可以取得大量贬值的法币，更可使法币丧失在社会中的信誉，并促进伪联银券在市场上的流通。这时，卞白眉、徐柏园两位行长都接到中、交两总行密电：“迅速离津赴港。”他们两人暗中同我商谈：“我们两人已决定即日南下，今后天津市金融大局在华北至关重要，希望您能在天津金融市场上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目前我们得到财政部及总行的指示，都是从汇丰银行及麦加利银行轮流传达。我们走后，商定由您来担任接收秘示工作。如有指示，也全由汇丰及麦加利两行轮流密传，指示只用口述，不用文字记录，以免外泄。”当时，我感到责任重大，怀疑自己对这样的大事能否承担得起。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敢推辞，也不能推辞，只有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卞、徐两位行长即于1938年2月初，相继设法秘密搭乘英商大中海轮离津去香港。三我遵卞白眉、徐柏园两位行长的嘱托，暗中尽力联络天津市全体银钱业。但当时处境，虽能得到秘密指示，却不能明言有指示及指示来自何方，更不能自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以致引起同业反感。经过几番考虑，我在银行公会平常集会时，提出可否在银行公会内组织一个中午聚餐会，希望中午12时每个银行派一位经理或副理准时到会用餐，可以大家互通信息，共同商讨对策。当时全会一致赞成，并一致推我负责筹备组织。会后我即与担任银行公会秘书长的郑诵先君商议，请他经办中午聚餐会的具体工作。郑诵先当时是天津大陆银行分行的秘书处长，后升分行副理。此君多才多艺，既善书法，长于交际，能说会道，又对中国烹调技艺大有研究，自己还能下厨做出几样出色的名菜。所以他不但乐于担当此任，且善于完成此任。他还能煮出香味俱佳的咖啡，一经品尝，人人称赞。我组织这个午餐会之初，生怕每天三三两两，人到不齐，不好工作。可是由于郑诵先的安排得当，每天中午绝无缺席，都踊跃参加。不过几个大银行都是派年轻副理，其他中小行则都是经理参加。当时曾称我们为“少壮派”。这也因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的关系，各行生意都很清淡，希望在中午会上得到一些战时消息及时局变化的情况。我就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中午饭后茶余的机会，采用随意闲谈的方式，以自己的语言传达从汇丰或麦加利得到的秘示，并以个人发言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讨论。只得到不多的几次秘密指示。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就再也得不到什么指示了。而且当时得到的指示，都是前交通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徐柏园以私人名义给我的。当时徐柏园已是四联总处的秘书长，而四联总处是中、中、交、农四个总行的联合组织，由蒋介石自任四行理事会的主席。这个组织不仅是战时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决定金融经济方面的重大措施，还是战时金融经济的创建者。秘示虽然系用徐柏园私人名义，实则是代表四联总处及财政部的指令。记得最重要最详细的有两次指令：一次指示是希望天津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如威胁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诿拖延，一行有难，共同协助，避免为敌人利用，更要与租界内英、法、美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另一次是因1939年2月20日华北伪政权受日军的指令，正式宣布平、津、冀、鲁各地联合准备银行将法币对伪联银券兑换价格再贬值六成。当时租界内外国银行除日本正金银行外，都置之不理。徐柏园也即来秘示：“希望天津市全体金融同业，必须同英、美、法等外国银行一致坚决维护法币信用，并利用‘恶币趋逐良币’的经济法则，既防止大量法币流入敌手，又从而维持法币信用。”我当然遵从这些指示，常在中午聚餐会上，让大家充分讨论，出主意，想办法，一致对敌。事实上，当时确有少数银钱业利用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行市变化的机会，对于收付存款，法币价格高时即支伪联银券，伪联银券价格高了则支付法币，这样既想把损失转嫁给存户，也损害法币的信用。我们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妥，银行本身获利并不多，但使法币信用损失则大。所以当场大家一致主张将存放款种类严格分开，存户存法币则开立法币户，收付皆用法币，存户存联银券则开立联银券户，收付都用联银券，这都由存户自己选择，银行绝不勉强。同时暗中同英、美、法外国同业一致维持法币信用。当时法币对外汇价虽然已调低很多，但还有在香港的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经营操纵，法币依然可以兑取外汇。伪联银券只靠口头人为的指令价值，绝对不能兑取外汇，因此当时华北伪政权虽然强令法币再贬值六成，而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交两行钞票每千元还比伪联银券高18元。这样一来，市民反而怕伪联银券贬值，都不愿多存伪联银券，各银行则更把由存款收进的伪联银券尽量用作放款，贷给往来的工商业户，任其在市场上抢购商品囤积。这样，使法币隐藏起来，让伪联银券在市场上泛滥成灾。这种在金融市场上大家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换物运动”，使敌人痛恨在心，但有苦难言，因此把租界看作眼中之钉，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租界内的群众及青年会、联青社、扶轮社等一些爱国的人民团体，竟相捐款购买各种日用食物、衣服被褥等，暗中设法送往抗战前线，慰劳浴血抗战的士兵。这些爱国行动更加引起日军痛恨租界。但当时日本对英、美、法等大国还不敢得罪，因为要利用这些国家的物资供其军用，尤其是美国的钢铁原料等更是他们的必需品，所以一时对租界不敢乱来。但凶恶的敌人气焰正盛，决不甘心于在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失败，尤其眼看租界内金融市场上伪联银券与法币的斗争毫无起色，更为恼火，乃采用暴力封锁天津租界，严格限制租界内的人自由出入，市民进出必须经过搜身检查，对于妇女更是万般侮辱，严厉阻止租界外商品物资进入租界。这一招确是相当厉害。中国人民本是依靠租界作庇护所，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租界被封锁后，斗争更艰难了，处境也更困难了。幸而英租界有一面濒临海河，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捷运等几个轮船公司的轮船还可自由行驶进口，往来津沪津港，敌人无可奈何。有一段时间天津市民日常生活用品及商人进出口贸易全靠英美海轮转运。但一切生活用品甚至面粉都要从澳洲进口，因此不但供应困难，价格也提高不少，人民生活当然更趋艰难了。不料“屋漏更遭连夜雨”，真是祸不单行，1939年夏秋之交，华北河流泛滥，堤坝决口（据说是日军故意决堤），天津租界顿成泽国。英租界地势低，受灾特别厉害，水深逾丈，一夜之间，洪水已浸入每个家庭，人人都爬在楼窗待救。四乡渔民都驾驶小船及划子进来，家家户户争相租借。我立即租一小船先去银行上班，所幸银行行址设在法租界近万国桥，地势稍高，没有进水，但大门口却变成一个船码头，人人都在这里靠岸登陆，银行业务反因而增加。天津银行公会大楼设在法租界万国桥旁，地势更高，一切工作如常，中午聚餐会也是照常进行。但也因租界封锁，又犯水灾，供应也大打折扣，新鲜蔬菜更少。不过无论如何，总比在英租界陷在水中的各家住户强，大有天壤之别。四日军对天津租界的封锁日紧一日，租界差不多已成为一个孤岛，人人如困愁城。虽尚有海河码头可通港、沪，也因沿途水路常遭到日军阻难，造成脱班脱期，生活用品日见短缺，大家只有若大旱之望云霓，切盼抗战胜利，希望苦尽甘来。不料，就是这样难挨的艰难岁月，也没有多久，接踵而来的还有更大的灾难降临。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使用舰载飞机，炸毁美国海军许多军舰，这本是日军孤注一掷，从而掀起太平洋战争。英、美、法同日本也成为交战国。本来日军侵略中国后，英、美等国总是采取安抚政策，尤其美国，常常供给日本军用物资，特别是各种钢铁用品，真是隔岸观火、坐收渔人之利。这次日军对珍珠港大举轰炸，美国海军遭受莫大损失，这一轰炸可算是炸醒了美国人的春梦，举国哗然，正式对日宣战。封锁天津租界的日军立即进驻租界，对于金融方面的处理是，正式接收中、交两行，派人经营，同时没收英、美、法等国人财产。对于天津私营金融业，虽准其仍旧营业，但监督甚严，遭受种种干预和束缚。接着，伪联准备银行命令各私营银钱业，将所有库存法币按六折兑换伪联银券，金融市场上不许再使用老法币。不过各银钱业对此早有准备，在“珍珠港事变”前，已将所存法币交与中、交两行，再交由外国银行，由外轮运往香港。日军能搜到的法币为数甚微，大失所望，当然大不满意，不会就此罢休，还要采取残酷的榨取阴谋。此时此刻，我们金融业在天津金融市场上只能暗斗，不能明争，只能“杯葛”，不能抗击，此所谓“攻守之势异也”。不过，敌人虽然已统辖了天津金融市场，臭而不香的伪联银券还是泛滥成灾，“换物运动”依然故我，物价波动，资金缺乏。于是华北伪政权为了缓解金融困境，计划在天津创立黄金市场，设立黄金交易所。但谁也没有黄金，华北伪政权没有，市民更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知难而退。一计未成又生一计。1944年中，日军又派总领事馆加藤领事和大使馆金融课三木课长，亲到天津银行公会，提议要在华北设立华北证券交易所，先在天津开业，然后再在北京、青岛、济南等市设立，目的当然是吸收市面游资，缓解“换物运动”，筹集军需资金。几次三番，银行公会总是婉辞。到了1944年冬，日军经济已近枯竭，就严令华北伪政权、严令天津银行公会负责筹备，立即执行。并硬性规定由天津、北京、青岛、济南四个银行公会为发起人，限于1945年春要在天津开张，指定天津银行公会会长任理事长，还有钱业公会、市商会会长等任常务理事。成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本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但日军已日暮途穷，要加快搜刮民财。我们只有使用最后一个“拖”字了，用种种借口从事拖延来对付。对于筹备工作，喊得很凶，做得很少，如喊交易所场地难找呀，办事人员到不齐呀，要派人到上海交易所去实习呀，组织章程很难一致同意呀。表面上做得非常忙碌，实际上出工不出力，虚张声势，毫无成效，一拖再拖，一直拖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证券交易所还在筹备之中。抗战一胜利，天津市政府成立不久，天津证券交易所立即开张营业，理事长已不是原来银行公会的会长而是新来的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了。这段史实，在历史长河中，虽不过是一小小波浪，但是其意义则非常重大，特书此以示纪念。（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出版）
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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