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文：巴塞尔协议历史沿革及其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业务的影响和启示
2021年4月29日，IMI学术委员、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应邀出席“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计量和治理闭门研讨会”并以“巴塞尔协议历史沿革及其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业务的影响和启示”为主题发表演讲。
范希文首先围绕市场风险范希文介绍了从巴塞尔I到巴塞尔III的沿革；随后，结合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范希文举例讲述了他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一些思考。最后，范希文提出，在执行巴III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中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数据问题和系统问题，同时他强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改革也不宜再拖了，应该在审慎的基础上有序推动。以下为演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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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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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I开始引入市场风险监管，再到巴III的大面积变革
从巴塞尔协议的过程来讲，巴I是在80年代末（1988年）引入的。巴I最大的贡献就是引入了RWA（Risk Weighted Asset,风险加权资产）的概念，由此计算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但是，巴I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高估了高质量资产的风险，同时又低估了低质量资产的风险，结果导致银行过度承担了那些低质量资产风险的情况。比如对于AA+级的资产，其资本分配相对来说反而比评级更低的资产的资本分配还要高，所以导致了银行对低质量资产的风险敞口过大，随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巴II在2004年公布。针对巴I的缺陷，开始修正巴I当时的一刀切，还有高估高质量风险、低估低质量风险的缺失。大家都知道，巴II有三大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监督和市场约束。而关于市场的风险，相关资本计量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但是比较粗糙。1996年提出市场风险的概念以后，发生了许多重大市场风险事件，有的甚至酿成局部危机。比如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1998年俄国的金融危机。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当时，这家量化基金云集了两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几十位博士，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所谓的超级量化基金，在1998年的时候折戟沉沙。他们当时的超级模型在开始的时候一路顺风，产生了非常好的收益，但是他们最后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均值回归，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犯了致命的错误。随着俄国停止国债交易，大量投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进入或回归美国市场，导致均值回归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差距。所以最后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不得不宣布破产，由格林斯潘主导，实施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银行救助。当时许多著名的投行和大型商行或者综合性银行都卷入了这个事件当中。
以后的市场风险引发的危机，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包含着非常多的市场风险；2010年欧洲的主权债危机、伦敦鲸等；包括前一段时间的Archegos基金，瑞信的损失可能高达200亿美元。一系列的市场风险，导致2009年次贷危机成为近代金融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实际上，次贷危机在2007年2月份就已经出现苗头，当时华尔街推出的一些指数型交易，比如ABX、CMBX（用来对冲ABS和CMBS风险的交易），推出不久市场就没有了流动性，资产价值也大幅度下跌。随后一些按揭的Servicer相继倒闭，一批著名的金融机构也出现重大问题，最后到2009年雷曼兄弟倒闭。
巴III在2009年7月份重新回过头来修正这个市场风险的时候，距离1996年差不多过了13个年头，而且中间发生了长达两年多的以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巨大金融危机。当时，巴塞尔协议的关于市场风险的想法还不叫巴III，而叫巴2.5。
2009年7月之前巴II对市场风险的思考主要有两大缺失，一个就是Banking Book和Trading Book之间界限不清，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之间有不同的监管要求，造成套利空间的存在。还有就是对于风险度量不够精准细致，很多东西缺失，比如相关性问题。而到了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深化的时候，相关性的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知。虽然，相关性问题一直在模型里面有体现，但实际上真正充分认识到相关性的特征，还是在那个时候。大家熟悉的Gaussian Copula模型，即信用衍生品CDO的定价模型，在危机期间定价所隐含的所谓的Implied Correlation超过了100%。在理论上，相关性是不可能超过100%的，但是模型引发了这个情况，说明当时度量市场风险的模型已经不再工作了，它无法捕捉到危机来临时相关性的动态情况，因而也就失去了定价的作用。
2009年大家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时，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内模法和标准法都做了一些修订。内模法（Internal Models Approach）主要是适用于大银行如所谓的Money Center Banks和大型投行，他们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因而具备强大的做模型的能力；此外，它们的资产负债相对复杂，业务线相互交织，因而有这种需求。还有一个是标准法，大部分银行用的是标准法，特别是中小银行，没有这种做模型的能力，至今应该还是这个局面。
在内模法上，2009年的思考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模型更好地捕捉尾部风险，就是我们常说的Tail Risk，以及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即我们常说的流动性风险；二是更为细化的模型审批流程，从而确保适用于交易部门;三是适度纠正以往过于宽松的对对冲和多样化具有降低资本金要求的认可。2009年7月之前，如果对交易做了对冲或者做了一些风险多元化的安排，便会得到监管的认可，从而起到降低资本金的作用。但到了2009年7月，人们发现其还是过于宽容了。
在标准法方面，用了很多粗犷的方式，针对市场风险解决资本金要求的问题，主要就是要建立模型和标准法之间的联系。2009年7月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思考还很不充分，联系建立得并不清晰和紧密。主导思想是要在模型行不通的时候，用标准法作一个托底。无论如何，资本金不能低于标准法要求的最低的水平，英文叫Floor。标准法在什么时候是有意义的呢？如果是一个综合性银行，很多是有自己的模型能力的。但如果是中小银行有模型，监管发现其模型并不充分，并没有达到监管的要求，可能随时就把模型停掉了。停了模型就要依赖标准法起托底的作用，用标准法来计算跟市场风险相关的资本金要求。
2009年7月推出一套市场风险为基准的方法，即巴塞尔2.5。现在来看，2009年7月的巴2.5也有一些缺失，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没有充分捕捉到信用风险。因为2008年的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涉及了大量的以次贷为核心的信用风险，银行显然对信用风险的准备无论从资本金看，还是从其他方面看，都是不充分的。2009年7月虽然已经修正，但是仍然没有做到位，这是它的缺失；二是关于VaR （Value at Risk）的应用。大家都知道，VaR是测量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置信区间下最大的损失是多少。通过针对组合的测算，最后落到一个简单的金额上。但是，VaR有一个很大的问题，VaR可能告诉你在99%的置信区间下会损失多少，但是不管损失多少的分布。这就造成了交易员有可能会根据银行关于VaR的要求，设计一个交易策略，在达到VaR要求的同时，承担更多的风险，可能承担一些银行无法接受的风险。比如说，99%VaR的情况下，一天有1千万的损失，但是分布上看有可能是在很小的概率下损失5个亿，这个对银行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开始演化出Conditional VaR，今天的术语就是叫Expected Shortfall，就是ES。ES测量的时候不光是要知道99%置信区间下一天损失多少，还要知道分布，要计算出一个有条件下的Expected Value均值，这样，风险就更充分的揭示出来了。这几年我了解的情况，VaR基本上被ES所替代了。
最新推出来的巴III终版，针对这些缺点做了新的修订。比如Banking Book和Trading Book之间界限不清晰的情况，在巴III的终版做了修订，使这些模糊的东西更加清晰了，特别是对Trading Book有了比较清晰的指导,从而降低了交易员对两个账户之间套利的动力。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内一家银行工作，2010年时，他说他们其实也会做一些Banking Book和Trading Book之间的（监管）套利。背后的一个原因是Banking Book和trading book的会计计量是不一样的。通常，Trading Book的资产是用于交易目的，因此，要求对交易要每日盯市的，即mark-to-market。还有一种资产是Available for sale，可以交易，但是并不是为了交易目的，这样就用另外一套会计准则衡量，比如说Mark-to-Model。最后是持有到期的资产，账面价值即可，没有必要做每日盯市，这些资产主要是在banking book上，完全没有必要做Mark-to-Model或mark-to-market。
因为在Trading Book上的损失超过了一定面值的比例，比如超过3%、5%，就是说价格是面值的97%或95%。但是在Banking Book上，不允许上下波动超过2%。于是请第三方把价格做一个提升，把资产从交易账户移到Banking Book上，从而减少盯市造成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金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套利的行为，是监管套利。巴III终稿对于这些方面都做了改进。还有一个改进是提高监管的力度，特别是加强了报告制度，报告的频率、质量都有很大的提升。
当时广泛应用ES之前，巴III要求做一些压力测试下的VaR，后来ES把VaR和压力测试下的VaR都取消了。另外巴III终稿要求模型一定要考虑有压力的情况下的情景，也就是说悲观情景下，模型要做一些调试。刚才说过对对冲、多元化在降低资本金方面，巴III之前的要求过于宽松了，巴III终稿对这个要求也有收紧。
在标准法方面其实也有一些改变。主要是把标准法和内模法之间的关系建立得更加清晰、更加紧密。还有就是增加所谓的参数敏感度，实际上也就是引入了更悲观的一些场景，一定要有能够针对比较有压力的、经济情况不好时候的情景。
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些研究，关于内模法的改进，还有一些标准法的改进，对市场风险导致的资本金要求的影响有多大？大体上是趋紧。从量化的概念上，到底多大程度上推高了对资本金的要求？我看到的数据不是太高。以前由市场风险导致的RWA的增加大概是总体RWA的6%。巴III终稿收紧之后，这样数字提高到接近10%，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实际上影响不是那么大。3
几个例子
在考虑市场风险的时候，现在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相比，可能资产负债结构相对要简单一点。美国的Money Center Bank（货币中心银行），如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他们有很多投行业务，有很多融资融券业务，可能是由资产创造出负债，是很复杂的业务。所以那些业务和中型银行、中小型银行并不一样。中小型银行很多是依赖于存款作为负债端，资产端也比较简单，大部分就是工商贷款、按揭贷款等等。对中国银行的判断，我认为应该是介于美国的Money Center Bank的资产负债结构和中小型银行之间，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因为像理财子等都在银行里面，它的复杂性显然是提高了。
对于这些银行来说，我认为针对市场风险有几个东西可能值得思考。
首先是顺周期问题。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经常有一些很精美的设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Repo这样的产品有一些很简单的风险管理手段。比如，拿质量很高的资产进行质押，然后放款，这是Repo的基本做法。银行通常会给一点折扣，比如拿了100块的国库券质押，作为银行按市值98%放贷款，会打一点折扣。国际上每天都调整mark-to-market on a daily basis。如果这个质押物的市值降低就要提高质押，来应对从银行借走的那98块钱。比如，原来100元的市值现在变成97元了，按照97*98%的质押，就要增加一些质押品，从而确保100：98的比值不变。计算这个比例的时候永远是借走的钱和质押物的市值比较，而不是面值比较，所以在市值下降的时候要增加质押物。市值每天波动，质押物的多少就会跟着波动。这个跟期货交易很像，期货交易所要求每天都要盯市，这是一个很精美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很可惜，它是一个顺周期的方式，所谓顺周期的意思就是，当风险来临的时候，实际上反而会加大风险，比如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从银行整体来看，每一家银行都有一个很精美的风险管理措施，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顺周期作用。这样一个顺周期的作用可能会推动市场情况进一步的恶化，这个进一步的恶化会导致银行对质押品进一步的要求，从而产生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市场风险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最终形成系统性风险。2015年的股灾就是这个情况，总体看去，按指数的高低，当时市场有好几层杠杆。我们当时推算大概分三个层次，到了对应指数最低的层次可能才会真正触及到一些银行资本金的损失，其他两个层次不至于触及银行资本金。所以，当时的救市或许可以等等，也许就迎来了转机，避免了一次救市。
在美国，2008年危机时有一个例子。美国的市政债券是美国州政府或市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有减税的好处。所以市政债权投资人有两种，一种是机构投资人，另一种是个人。市政债有大量的个人参与投资，特别是中产阶级，甚至是比较有钱的人为了省税，挣利息少缴税。如果购买所居住的本市政府发的债，有可能还可以免三个税：联邦、州和本本市的税，所以有很多个人持有市政债。一般的市政债券的评级比较高，信用风险是很低的。但是2008年出现了一个情况，出现了很高质量的AA级及以上的市政债券基金产品大幅度减值，减到了20%以上。大家知道，当时S&P和道琼斯，2009年最高大概跌了50%左右，而这个固收的债券就跌了20%多，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它确实发生了。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管理这个市政债券的基金，拿基金所投的市政债去质押然后做杠杆买更多的债，市政债券跌了以后就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市值跌到20%多。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讲Banking Book和Trading Book的套利情况。当时美国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大家对CDS可能比较熟悉，就是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投行买了债券，债券是一个固收产品，固收产品本身流动性就不高，也没有一定要高频买卖的欲望，基本上属于金融资产第二类和第三类，属于持有到期类，放在Banking Book上。但如果购买债券的交易员做另外一件事，即再买一个CDS作为债券信用风险的对冲，那就不一样了。对于大银行来说，相当于做空信用风险，CDS的买方会对底层债券起到对冲作用，价格互相抵消。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用CDS套期保值的债券从Banking Book上移到了Trading Book上，好处就是可以把未来的收益全部折现，算到当年的收益，且有利于当年的业绩，同时还能对所需资本金起到减低的作用。这个交易就是我们说的负基点交易（Negtive Basis Trade），对交易员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它的道理就是债券的信用风险加价比买CDS的溢价要高一点。
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债券和CDS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发行债券的公司可能被降级了，这个债券本身价值下跌；CDS因为交易对手风险，价值也下跌了。交易对手风险既是信用风险也是市场风险，当时其实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风险，包括2009年7月份的考虑也是很不充分的，这又带来了CDS的贬值。本来应该是一升一贬，基础资产债券和CDS的价值应该是对冲的，而现在则变成了两个都在跌。所以一个很完美的negtive basis trade在2008年危机的时候出现了全面的崩溃。
最后是关联性的问题，所谓宽尾风险就是来源于相关性。巴III的终稿对于对冲过去的宽容有很多修正，多样化其实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带来的风险分散。因为当风险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可能同时沉没。所以原本相关性比较低的情况，在危机的时候，相关性会大幅度上升。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思考相关性的风险？所带来的尾部风险我们又如何应对和对冲？
今天我们国家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非常发育了，大概是三、四万亿的规模，前两年是三万亿，估计现在应该是四万亿上下的规模。凡是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就有多层次的分块，相关性对风险的定价，对风险不同板块之间的转移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相关性增加，对最底层的投资人来说是件好事，它的价值是提升的。对于优先级的持有者来说则是一件坏事，因为它的风险上升了，价值下跌了。所以这些也是我们风险管理者们在面对市场风险的时候应该做的思考。4
针对中国现状的观察
我临时做了一个小的Survey，我问了我在银行工作的学生，现在巴III实施面临什么问题。他特别讲到数据问题和系统问题。现有的系统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如数据缺失，力度不足等等，管理方面有一些管理架构、政策流程、风险计量、精细度、复杂度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
我们目前特别需要重视的跟市场风险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信用评级的问题。中国的信用评级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程度了。因为巴III很多东西，特别是标准法，依赖于外部评级。不光是评级，而且信用风险转移矩阵也很重要。因为转移矩阵已经纳入到巴III的风险监管之下，所以我们面临的改革重任还是很艰巨的。
观点整理 罗玉
编辑 杜欣泽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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