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 | 经济转型升级与中央银行的多种政策工具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DSGE模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作者 | 马勇（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陈点点（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以下为论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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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全球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发展要求经济结构从低端制造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随着经济总量的攀升，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处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关键节点。经济转型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了转型过程需要多种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见，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已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
当前，中国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出于资产安全性的考虑，银行在分配信贷资源时通常更青睐成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对风险较高的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则相对不足。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最大，对于解决新兴产业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依然较为重要（王剑，2018）。这要求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其对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改变信贷资源的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来看，何种货币政策能更好地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货币政策视为一种总量政策（李波等，2015），较少对其进行结构性运用。而在国内，基于总量调控的传统货币政策无法有效解决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难题（刘元春等，2016），如何在传统总量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结构性定向调控功能，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探索的主要方向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流动性整体充裕但存在结构性短缺的情况，人民银行尝试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结构性调控功能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如针对“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措施、针对商业银行和金融结构的借贷便利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等，这些政策工具为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从已有研究来看，彭俞超和方意（2016）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定向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调整信贷结构，从而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马理等（2015）结合中国信贷配给特征构建商业银行的跨期效用函数，认为只有在其他政策的配合下，商业银行才会做出符合“调结构”政策目标的行为选择，比如将定向降准提供的有限流动性用于农业贷款。郭晔等（2019）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发现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定向降准政策确实具有结构调整效应。欧阳志刚和薛龙（2017）发现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有显著的调控效果。陈长石与刘晨晖（2019）的研究显示，抵押补充贷款已取代M2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政策工具。上述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结构调整效应，但调控效果尚待进一步优化。
尽管上述研究在探索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方面做了颇具启发性的工作，但是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在理论建模方面，对宏观结构性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基本框架之上，才能有效分析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关系，但目前基于DSGE方法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单一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讨论其调控效应，而在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中央银行多种政策工具组合（包括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的组合、不同结构性工具之间的组合）效应的文献还非常少，将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置于同一个框架下探讨其协调搭配的文献更是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编辑 邹明芝
来源 《世界经济》2021年第7期
责编 李锦璇 、蒋旭
监制 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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