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许楣“有尽故贵”的货币金属论与货币的“三极世界”（二）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二十三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1年第7期。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二、 “有尽故贵”的金银独重论与货币金属论的缺失

许楣及其兄长许梿有力驳斥了王瑬名目主义货币论的纸币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金属论的主张。1.“有尽故贵”的货币金属论在《钞利条论》第一条中，许楣针对王瑬“钞无尽”的行钞方案，提出了明确的货币金属论主张。他称：

“议者曰：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 其大利一也。 

论曰：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淘沙以取金，金有尽而沙无尽也；凿石以出银，银有尽而石无尽也。天下之至无尽者莫如土，烧土以为甓，范其文曰“一两”，人必不以当金当银，造纸以为钞，印其文曰“一贯”，独可以当钱乎？且钞法之弊，非以钞之有尽也，正以钞无尽而钱有尽故也，否则百万千万之纸，今固无尽，而古亦岂有尽乎？ 

兄梿曰：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黄金古为上币，今虽不为币，而其重乃更甚于为币时。银古不为币，然自《禹贡》以后，与金并重，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宋、金、元之季，钞未尝尽，果能救财源之涸否？”

许楣的货币金属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属货币在数量上的有限性，是其价值的重要保证。这是针对王瑬“钞无尽”称颂纸币的优势可以凭借其无限低成本印造提出的。金银之贵重，在于金银与沙石的比较中，黄金和白银的稀缺性和有限性，而沙石的价值低贱在于其数量的“无尽”。纸币的弊端，正是在于它的无限性，“钞法之弊，非以钞之有尽也，正以钞无尽而钱有尽故也。”纸币诞生以来到许楣生活年代的纸币使用实践，证实了纸币的滥发和崩溃，正是由于纸币在天然特质上的无限性，助长了专制集权政府服务“国家之用”的肆意妄为。当然，将金银与一切商品的价值均归结于其数量多寡决定，便误入以稀缺性决定价值的错误陷阱了 [3]。第二，许楣的兄长更为正确地认识到，金属特别是金银这种贵金属之所以成为货币载体的选择对象，与它本身价值的稳定性有关。这为历史事实和直觉经验所证明。它本身的价值决定于其隐含的客观物质因素，不会因为其数量的增加，而导致其价值的贬损。在前揭《造钞条例》第七条讨论“天下之用”和“国家之用”之后，许梿加注称：

“兄梿曰：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所能颠倒矣。”

“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尽管许梿没有指出金银的价值取决于金银所隐含的一般人类劳动，但是已经明确指出了商品价值的客观性问题。针对通过纸币以收利权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钞利条论》第二条中，他称： 

“二、议者曰：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 

论曰：既尽收其银，又悉禁其票，绝天下之利源而垄断于上，何体统之有？”

这种将行钞方案作为与民争夺利权的手段必然导致货币制度的败坏，影响国家的威信，哪里谈得上尊“国家之体统”？许梿还明确指出，“盖以纸为币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利；以纸为币不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弊也。”王瑬的认知偏差、发钞意图和必然后果，不言自明。 有人主张“废银”或者“疏通钱法”来解决问题，许楣兄弟反对废银。在《钞币论·通论六》里，指出：

“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 

货币形态的选择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非政府强力可以随意专断。在《钞币论·通论七》里，许楣称： 

“至明而日盛，至我朝乾隆、嘉庆之间盛极矣。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之用，而民间地丁皆征钱，官为易银上库，无如亭林所言用银之害。向使无漏卮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

货币形态从低贱金属发展到贵金属，是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大的必然结果，主张废银用钱与历史发展的趋向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正是这样，许楣兄弟在对王瑬发钞主张的辩驳中，树立起自己的金属主义货币论。2. 货币金属论和名目论各自的偏颇在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的发展史上，货币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看法的两个基本派别。这两个派别都片面和歪曲地解释货币的性质。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商品，而且就是金银这种商品，而忽视货币的特殊社会性质，不了解货币是与一般商品有区别的一种特殊商品。名目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流通的一种计算单位和符号。这两种学说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货币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混为一谈，都只是从货币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部分职能出发来认识货币的本质 [4]。货币金属论从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三个职能来认识货币，认为货币必须具有金属内容和实际价值，而忽略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场合，可以由不具备实质内容的票券或符号来代替。货币名目论则只从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出发来看待货币，认为货币不过是一个符号或一张票券，而忽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情形下，必须具备的金属内容和实际价值。这两种学说与客观存在的货币使用的历史实践不相符合，都难以解释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一切复杂的货币现象，不能透过这些现象并不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进而揭示货币的本质。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的对立，不仅源于理论认识的片面性，而且生发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由于分工的发展和交易的需要，金属这种特殊商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时，货币便以一种具有十足价值的金属形态出现。这突出地体现在初期的国际贸易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金属论自然成为主导的货币理论。当国家成立，依据法律规定货币的名目价值时，便又容易出现货币名目论的观点。早期的重商主义者，可以称为重金主义者，比如斯塔福德和托马斯·孟，坚决主张货币必须具有实际价值，认为国王无论如何改变货币单位的名称，都无力提高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他们均将货币等同于财富，然而实际上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或抽象财富。马克思称，“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直接转化成任何需要的对象。它所特有的使用价值，在成为它的等价物的种种使用价值的无限系列上实现。在它的坚固的金属实体中，它隐秘地包含着在商品世界中展开的一切物质财富。……就形式上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化身，就内容上说，它又是一切实在劳动的总汇。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5]托马斯·孟等重商主义者将货币等同于财富，其所谓货币当然是具有实质价值的贵金属。在他们看来，贵金属就是货币。既然将货币视为财富，只有担当贮藏手段职能的货币才行。而为了开展对外贸易，又必须是能够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才行。能同时充当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便只有其自身具有实质价值的贵金属货币。然而，将货币与贵金属等同起来，在货币理论上是错误的。金属主义者看不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属性，不了解“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6]他们把价值尺度看成是货币金属的天然属性。马克思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他又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7]事实上，贵金属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职能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8] 然而，用以表现商品价值的独立形式，却存在着困局。“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9] 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然而一旦用特定商品充任货币，就存在着数量有限性的缺陷。所以，货币的金属内容，只是体现了货币具有实际价值这个要素的要求，但金属内容或者代行货币的特定商品并不等于那个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真身”（一般等价物）和它的职能存在（特殊商品）存在着偏离，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原来不是那个真身。而职能存在用实质商品来体现，必然存在有限性。这是货币金属论难以应对货币供给短缺的痛点。金属论的缺陷在于，认为商品交换货币就是以商品交换商品，因此强调必须以足值货币流通，而把不足值铸币和纸币流通看成根本反常的现象，这便难以解决现实中的“钱荒”问题。名目主义者则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否认价格标准所具有的金属内容，把它看成是价值的理想尺度。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用这些理想的计算符号来计算的。名目论的错误在于，将货币本质和货币的流通手段形态等同，认为货币和它的金属实体无关，只要有它的名义价值就可以了。名目主义者完全忽视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关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货币“已不再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形式，而是它的最终结果。”[10] 在信用买卖和延期支付中，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购买手段而发生作用，在实际支付时，则表现为绝对商品，即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而发挥职能。货币的真实价值具有绝对的意义。名目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金属主义者又把这一点与货币的本质等同。像对待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一样，这两派在支付手段职能上也产生了相同性质的错误。只有在世界货币职能上，货币才在完全的程度上充作商品，它被赤裸裸地还原为它的原始形态—按实际重量计算的货币金属。名目主义在这一职能面前，无法保持其理论的一贯性。金属主义者则将世界交换与国内流通等同，否认货币在这两种不同场合，在表现形态上应有的差别 [11]。从历史情景看，货币金属论支持了初期重商主义者谋求国内货币价值稳定的要求。而货币名目论，支持了随着交换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货币需求相应扩大的要求。货币金属论成为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诱因，但利于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货币名目论在货币供给上，可能满足货币需求扩大的要求。然而，货币使用的历史实践特别是中国经验表明，专制集权王朝下的纸币发行失之于滥，导致物价的上涨和纸币成为废纸，进而亡国！

三、 货币的“三极世界”与许楣货币金属论的位置

关于货币的论说是常议常新的话题。比如为了解释数字货币的产生及其性质，一种新近的观点认为，货币的本质是由形式与功能组合形成的一般信用，并且通过货币体系实现信用的制度化。数字货币并未脱离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在本质上依然需要依托稳固的信用制度作为基础 [12]。这是观察者直观生活中货币现象的一种总结，不免失之皮相。因电子商务的支付需求推生新型数字货币形态，便将发挥支付职能的货币的功能存在看成货币本身，抛开人类货币的整个历史，漠视马克思《资本论》对货币起源和性质的精辟解释，其谬误犹如 1905 年克纳普《货币国定论》。克纳普力主货币是“票券的支付手段”，刘絜敖先生进行过有力的驳斥。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虽然可以为一票券或一不足值货币所代替，但这一票券或不足值货币本身，则不是货币，而只是一种流通工具。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虽亦可以为一张票券或一不足值货币所代替，但这一票券或票据本身，亦不是货币，而只是一种支付工具；并且这种支付工具，在必须有现实的支付时，就将为人拒绝接受，而需以真实的货币来进行支付 [13]。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14] 理解了马克思的论述，看清了克纳普将货币的本质误读为货币职能存在的现象表达，就可以对时下将比特币视为“数字黄金”的谬误和误导有清醒的认识。当我们对传统中国的货币实践进行了讫于许楣时代的数千年解读，便可能将他的货币论放到人类全部的货币学说里进行比较，得以明晰其内涵和地位。人类迄今的全部货币认识，对货币的解读实际上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将它称为“货币的三极世界”。货币的第一极世界，是马克思揭示的基于交换过程产生和发展，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第二极世界，是历史时期从货币的功能存在（现实的各种货币现象）对货币进行片面解读的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及其混合物。第三极世界，是支付职能充分发展的信用货币时代，不从交换出发，而从生产发展的策略需要和其他人类欲望的满足出发投放作为货币职能存在的各种货币形态，脱离物质世界的对应和支持。货币的二极和三极世界，均不完全与商品的现实运动直接关联，是造成危机的重要认识论根源，同时是最易将货币的职能存在和货币的本质相混淆的两个货币认知方式。为政策建言和利益集团服务的货币论，不少讨论的是作为职能存在的特定货币形态，而非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这个将“替身”误读为“真身”的现象，如果不是我们智力上的缺陷，就是别有企图。许楣的货币贵金属论，其进步性体现在批驳王瑬发钞方案对民间财富的掠夺，从稳定币值和物价着眼建立货币制度。然而，固守这个朴素的观念，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经济活动对于货币的需要。所以，正如林满红教授所说，主导近代中国的货币观念和采纳方案在变化，明知危险仍然进行了咸丰纸币的错误实验。王瑬的著作收录于按 1826 年贺长龄的版本形式编辑的《经世文编》不同版本中，许楣的文献却不见于这些选集里 [15]。货币形态的名目主义走向，富有深意。

参考文献

[3]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第 4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114 页。[4] 关于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的论述，参见刘絜敖著：《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年，第 1-39、153-177 页。[5]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114 页。[6]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14 页。[7]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108-109 页。[8]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 106 页。[9]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156 页。[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32 页。[11] 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56-58 页。[12] 肖远企：《货币的本质与未来》，《金融监管研究》，2020 年第 1 期。[13] 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第156页。[14]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161-162 页。[15] 林满红：《银线 ：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245页。

编辑  刘嘉璐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蒋旭、李锦璇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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