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工作论文 | 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原文信息
作者:
马勇,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付莉,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程师
姜伊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关键词:
经济开放,金融集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摘要
本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样板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对金融集聚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从实证结果中得到了以下结论:一是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只有当经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经济开放才会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二是目前中国的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三是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经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其对金融集聚将产生抑制作用,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主要起促进作用;四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主要起抑制作用,金融集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渠道角色,约有5%~15%的消极影响通过此渠道作用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以下为文章核心内容:
1
引言和文献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实际使用外资再创新高,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发展和深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区的金融聚集成为一个新的产业现象。在经济结构转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已有文献显示,无论是经济开放,还是金融集聚,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都并非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非线性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对于经济开放、金融集聚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未有文献给出明确答案。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过程中金融集聚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将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置于同一框架下,考察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二是在研究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影响时,引入经济开放的二次项,考察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三是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检验了金融集聚在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中的渠道作用。上述分析的相关结论为开放条件下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2
理论机制与实证设计
直观上,经济开放会导致对外开放地区的交易数量显著增加,产生更多的信贷关系,庞大的信贷需求以及共享信息与基础设施的便利能够拉动金融机构向当地集聚;理论层面也有诸多学者认为经济开放会促使金融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开放能够推动区域金融集聚。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其对金融集聚的边际促进作用递减,甚至转而为负,这是因为当一个区域内的金融集聚程度过于饱和,即产生金融拥挤现象,金融机构为抢夺客户、业务进行恶性竞争,创新金融产品,可能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损害当地金融业发展,降低金融集聚程度。另一方面,当一个地区内的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过于强势地发展,导致金融集聚水平严重偏离实体经济水平,金融行业的高回报率将使金融资源停留在金融部门内部进行“自我实现”,从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设立以下四个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以及两两之间存在的关系。
1.为了考察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在上述公式中,下标i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不同年份。FSE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指标;α1表示常数项;OPEN是用进出口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的经济开放程度;OPEN2表示经济开放程度的二次项;X代表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控制变量,在此本文控制了R&D经费中金融机构资金占比、经济规模、政府支出规模、人口规模及增速、金融开放程度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
2.为考察金融集聚程度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α2表示常数项;FA是用区位熵方法计算的金融集聚度;X代表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控制变量,为了易于分析判断实证结果,选择与模型(1)相同的控制变量。
3.为考察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α3表示常数项;Z代表其他可能影响金融集聚程度的控制变量,在此本文控制了经济规模、政府科教支出、人口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金融开放程度。
4.为考察经济开放,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将其置于同一回归模型:
在上述公式中,表示常数项;M代表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控制变量,在此本文控制了经济规模与增速、第二三产业比重、资本形成总额、政府科教支出、人口规模。
3
经济开放、金融集聚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
(一)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非线性关系的检验
表1分别展示了在混合OLS、RE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下,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度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符合本文的预期假设。
表1: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下面进一步讨论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的“正U型”关系,并找出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临界值或最优值点(记作OPEN*)。在回归模型(1)中,对经济开放度求一阶偏导得到:
令一阶条件等于0,得到临界值位置:
将表1中不同回归方程下得到的回归系数带入上式求得临界值分别为1.157(混合OLS模型)、1.164(RE模型)、1.5(系统GMM模型),该值代表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的临界点,即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低于该临界点时,经济开放不利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只有当其经济开放度超过临界点时,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才表现为促进作用。
(二)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模型(2)在混合OLS、FE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各省的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回归结果中金融集聚度的系数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的经济金融变量之后,金融集聚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导致混合OLS模型、FE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下降1.2%、2.6%、1.0%,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会削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根据样本数据,本文计算出目前中国各省平均金融集聚程度为1.146,这分别造成混合OLS模型、FE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下降1.38%、2.98%、1.15%。
表2: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三)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表3分别展示了在混合OLS、FE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下,经济开放对金融聚集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即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会促进金融集聚,当经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这种促进效应不复存在,转而变成抑制作用。
表3: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同理得出经济开放对金融机具的临界效应,求得在混合OLS、FE以及系统GMM模型下的临界值分别为1.125、1.208、1.373。该值代表经济开放从推动金融集聚到抑制金融集聚的参考临界值,即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低于临界值时,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发挥着推动作用,而只有当其经济开放度超过临界值时,经济开放才会对金融集聚产生消极影响。对比经济开放度的参考临界值与最新的样本数据,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各省的经济开放程度远低于临界值,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对金融业发展以及金融行业的集聚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
(四)经济开放和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表4分别展示了在混合OLS、RE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下,经济开放以及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正U型”,而中国目前阶段的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4: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4
进一步讨论:经济开放如何作用于金融集聚,从而共同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为进一步研究经济开放如何作用于金融集聚,从而共同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本部分引入“中介效应检验”考察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的渠道作用,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表5的回归结果说明在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过程中,金融集聚的确发挥了渠道作用,并且这种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表5: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过程中金融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合第三部分的实证结果与上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当前中国的经济开放水平较低,导致其对中国的金融集聚主要起推动作用,而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主要起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的5%~15%是通过金融集聚中介渠道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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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样板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对金融集聚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从实证结果中得到了以下结论:一是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只有当经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经济开放才会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二是目前中国的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三是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经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其对金融集聚将产生抑制作用,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主要起促进作用;四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主要起抑制作用,金融集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渠道角色,约有5%~15%的消极影响通过此渠道作用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经济开放并行的经济背景下,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实现经济转型与平稳过渡的重要前提,结合本文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要在权衡外生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经济开放水平,以发挥国际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二是要防范过度经济开放带来的金融拥挤,进而损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是要重视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与信息平台建设,提高金融系统运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工作论文
编号IMI Working Paper No.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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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薛舒宁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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