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瑾璞：历史地、辩证地理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近日，IMI学术委员、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撰文，从历史视角出发，分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历届领导人论述背景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当今金融行业发展中不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痛点、难点。指出必须摆正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位置，使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健康成长，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以下为文章全文：
“金融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建国70余年来，金融在筹集社会建设资金、推动经济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都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步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前金融领域出现了与经济转型发展不相适应之处，一些环节存在资源配置低效率，甚至个别领域出现乱象，积聚了一定的风险，值得高度重视。因此，需要运用历史地、辩证地的观点，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下一步的金融发展理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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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届领导人论述背景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都很重视金融工作，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随着实践探索的深入、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党对经济金融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这句论述中所蕴含的内在涵义和实践要求也在发展变化。要正确认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能仅仅从字面上教条理解，而要具体历史地、普遍联系地看待，结合不同领导人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前后语境去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期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强调的是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体现的是金融活则经济活的辩证关系。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听取上海市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时，针对浦东新区“金融先行”的做法，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一论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界定了金融在我国现代经济中的地位。
从邓小平金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看，这个“核心”定位是在深刻认识传统计划手段的种种弊端、借鉴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的管理优势基础上而作出的论断。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指出依靠财政拨款配置资源的弊端，强调“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同时，邓小平还明确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这句话其实就是要充分发挥银行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银行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1986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明确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要勇于借鉴、尝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金融方面的先进经验，于1992年初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从这一论述提出的历史背景看，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不足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迫切需要打破“金融一统”的计划体制，让金融“重获新生”。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国营企业“利改税”“拨改贷”全面推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但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宏观调控经验的缺乏，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现象接连发生，成为制约经济正常运行的突出问题。例如，1984年，中央政府提倡加快改革，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地方政府响应号召，扩大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扩张；而为了满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弥补财政的较大赤字，货币开始超量发行，1984年的货币供应量M0同比增速从1983年的20.7%提高到49.5%，导致CPI价格指数直线上升，同时也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抢购风潮”。在通过三年时间刚刚抑制住这次通胀之后，1988年又在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中再次爆发通胀，货币供应M0同比增速由1987年19.4%上涨至46.7%，CPI指数暴涨至27.4%，社会抢购现象再次发生。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把1989年和1990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论断，既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既有深厚的理论内涵，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就要求金融业必须加快自身改革发展，健全自身组织体系、市场体系，扩大金融资源供给，为经济体制改革注入活力。
在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加注重金融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体现经济兴、金融兴的辩证关系，是对金融活、经济活规律认识的深化。2000年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安全才能得到切实保证。要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调控经济运行”。
从江泽民同志金融论述的内容看，江泽民同志从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和经济安全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核心”的内涵，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核心”的丰富和发展。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几次通货膨胀之后，党中央把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992年12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货币发行的总闸门在银行那里，银行当然要把它管住。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从严控制经济总量，特别是要把好金融、货币的总闸门。金融、货币的总闸门不管住不行，投资总规模不掌握住也不行。”1993年4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经济情况通报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逐步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体系，形成金融机构的风险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金融思想过程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经济对金融的决定性作用和影响。1997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综合反映。近二十年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逐渐向金融领域转移，是造成金融风险加大的重要原因。只有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才能为彻底解决金融领域问题创造好的经济条件和环境”，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经济兴、金融兴的辩证关系。2002年2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从三个方面明确阐述对金融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第一，金融在市场配置资源中起着核心作用”，“金融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第三，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从这一期间的历史背景看，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制度，在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同时，把加强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从原来的6%调整至8%或9%，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要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党的十四大强调，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支持经济高速增长无疑是当时金融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但在1992年初又一次发生的比较严重的经济过热问题，给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严峻考验，具体表现为：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快，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造成投资失效、金融市场混乱，通货膨胀成加速态势。面临这些问题，党中央把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放在了更加突出位置。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7月，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金融、财政、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两个“约法三章”。在此形势下，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成为当时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1994年起，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实施，人民银行向真正的中央银行转变，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股份制银行快速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完善，信达、华融、长城、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股票、债券等的本市场不断健全。金融体制、金融市场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为保障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冲击，引起党中央高度警觉，使得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在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期间，胡锦涛同志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加突出的是金融安全在经济安全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体现了金融稳、经济稳的辩证关系。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障金融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强调“金融领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小的风险酿成大的风险，局部性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就会妨碍改革发展进程，甚至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
从胡锦涛金融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看，始终贯穿着确保金融安全的思想内涵，同时把金融的服务功能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早在1999年1月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之时，胡锦涛同志就指出，“从全局看，金融风险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隐患。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搞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越来越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一论述把金融安全上升到“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高度，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金融规律认识的升华。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胡锦涛同志深刻把握金融发展形势和薄弱环节，将金融服务提到更加重要位置。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2007年8月28日，在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上对金融服务专门强调，“要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功能”，“更加注重发挥金融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服务发展的功能，更加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推动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把做好金融服务提到了新的高度。
从这一期间的历史背景看，金融面临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需要在支持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中保障经济金融稳定、更加重视服务水平提升。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市场联系日益密切，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与此同时，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大，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关联越发紧密，受国际冲击影响的风险越来越大。2008年，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给我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系列措施。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2009年的经济工作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增长也成为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国内看，2003年，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大战略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并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围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好金融服务、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工作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既注重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注重维护金融安全的战略意义，综合体现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的辩证关系。2017年4月25日，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再次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从习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思想主线看，金融要发挥好核心作用就必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永恒主题。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从金融的本质出发，进一步深化对经济金融规律的认识，把服务实体经济定位为金融工作的天职、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先后40次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出强调部署。2017年7月14日，习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金融工作提出四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2019年2月22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在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习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并把维护金融安全上升到治国理政大事的高度。2017年4月25日，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对维护金融安全进行系统论述，强调“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2017年7月14日，习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2019年2月22日，习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看，金融工作要着眼“两个大局”，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我们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着深刻变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国内看，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特征。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习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重要论断，并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21年，随着“十四五”开局，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上述背景下，金融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理解和认识在发展变化，对金融工作部署的主要任务也各有侧重，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金融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例如，1986年，邓小平同志针对借外债的问题指出：“对借外债要做具体分析”，“借外债不可怕，但要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1999年，江泽民针对金融改革指出，“我们进行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金融体制，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发挥好金融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增强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2017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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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看，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发展变化
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适度的金融发展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过度的经济金融化则会导致投资过度、交易过度，形成资产泡沫。
从历史发展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在“倒U型”的左边，金融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此过程中，金融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筹措资金，通过金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提供金融服务便利人民群众。
一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筹措资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就是资金不足。党领导的金融系统通过大力发展储蓄和保险业务、补充信贷基金、积累外汇资金、加强现金管理等方式，为集中力量壮大发展国营经济筹措了宝贵的建设资金，国内总储蓄的年化增长率最高达到53.63%。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的活力和潜力得到极大释放。通过推进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范围，充分调动社会多方资金支持经济建设，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资金融通渠道更加多元，社会筹融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截至2020年，银行、保险和证券业金融机构数量较2012年分别增长了22.98%、44.85%和21.93%；社会融资规模比2012年增加19.1万亿元，存量比2012年底翻了3倍多。
二是提供金融服务便利人民群众。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系统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目前我国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均走在了世界前列。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银行结算账户数已超过131亿户，其中个人账户数占比99.4%。第三方支付特别是第三方移动支付，凭借其便捷、高效、安全的支付体验，已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的支付市场成为国际领先的支付市场之一。截至2020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达到249.2万亿元，在过去十年间平均年化增长190.06%，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便利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三是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管理风险。我国已初步建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在经济运行中，金融市场发挥了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等重要作用。近年来，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大宗商品等市场着力建设国内自主定价机制，出现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上海金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价格，为实体经济高效运转提供价格指引。同时，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风险管理工具，诸如信用证、保函等金融工具可为交易履约提供担保，期货等交易合约可帮助企业实现套期保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利用金融市场进行风险管理，此外，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窗口指导、直接信用管理等方式，预防化解经济运行风险和金融风险。如2021年上半年，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严重侵蚀了下游实体企业经营利润。经过监管部门在期货市场窗口指导，快速抑制了跟风炒作等不良现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运行负担及潜在风险。
从当今形势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可能已经来到“倒U型”的右边，金融中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之处日益突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缺少资本，金融发展比较强调其筹融资功能，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调控监管体系建设也更多地围绕利用金融系统筹措建设资金展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总量已经度过了资源稀缺、供给不足的历史阶段，表现出相对充裕的特点。在新形势下，原有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不相适应之处。
一是相对于经济总量，金融行业规模膨胀过快。截至2020年末,我国金融业（含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总资产规模为351.94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146.63%，而同时期GDP增长了88.64%。从金融业占经济总量增加值来看，2020年达到8.27%，超过4%的全球平均水平，也超过美、英、德、日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从金融机构利润水平来看，2012年至2020年，上市金融机构利润总额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50.3%，银行业总利润则占金融业总利润85%。金融业盈利总额超过了其它所有行业之和。金融行业的过速发展，说明金融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实体经济，追求 “自我实现”的现象。当金融资本相对充裕，且其所要求的必要收益率已经超出了实体经济财富增值部分所能支撑的范畴时，金融资本便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轨迹，在金融资本投资者内部“空转”，成为追求金融资本自我增值和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
二是金融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下降。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主要通过推动生产要素的“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以及优化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两种途径实现。当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级阶段，资本稀缺程度和回报率下降，继续依靠加大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根据经济理论，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率将会呈递减趋势；长期来看，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来源。人民银行曾对2021-202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进行了研究，预测我国“十四五”期间潜在产出增速将从5.7%下滑至5.1%，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数量的拉动效应趋势性下降。
在我国金融总量迅速扩张并表现出局部过剩的同时，大量小微企业、“三农”等部门却缺乏金融服务，面临融资困难，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虽然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普惠金融政策，利率持续下调，小企业的普惠利率甚至低至3.65%，但并未能精准到达小微企业经营环节。以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信贷结构和投向变化为例，2010年以来，我国金融资源主要投向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固定资产投资领域。2011年后，由于工业企业利润恶化、偿债能力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地转投风险相对较低的个人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贷等个人贷款和城投基建贷款。市场普遍存在的怪现象是，经营贷流入房市股市，信用卡套现用于经营。
三是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局部金融风险积聚。金融系统的快速膨胀必然带来债务规模和宏观杠杆率的持续上升。1996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仅为113%，2020末宏观杠杆率达到279.4%，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达到72.5%、45.7%和161.2%，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伴随着宏观杠杆率的持续上升，以债养债和举债投机的行为持续增多，带来社会办金融、互联网金融及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增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高负债、高杠杆风险突出表现在房地产行业。2000年我国房地产企业负债总额仅为1.9万亿，至2020年已达到85.7万亿，增长了44.03倍，前500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达到78.77%，个别企业甚至接近100%。“十次危机，九次地产”，当房地产企业杠杆率过高出现偿债困难时，容易引发全社会性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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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辩证地理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因为金融能够较高效率地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跨期间配置资源，同时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在经济配置资源中处于枢纽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新形势下正确理解金融的定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金融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服务功能，使金融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推动力量。绝不能将金融部门置于宏观经济之上，使金融陷入以自我为中心，过度追求自身利润和规模的“自我实现”循环之中。
一是摆正经济和金融的关系，使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虚拟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虚拟资本的产生虽然必须借助于实体资本，但又是与实体资本相独立的资本形式。虚拟资本可以经过不停地转手，导致其价格与其实际代表的现实价值严重脱离，同时给人们带来虚拟资本的扩张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假象。当实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金融也随之繁荣发展，而当实体经济出现萧条、衰退时，金融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若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可能会带来短暂的繁荣发展，但形成的泡沫终将破裂，积累的风险终会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再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虚拟资本过度运行的严重后果。
二是摆正规模和效率的关系，使金融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力量。金融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但更应注重服务经济的效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就是金融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职能，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将更多金融资源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资源消耗领域。通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优化融资结构，加大对国家重点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围绕事关国家产业安全和存在“卡脖子”风险的重点产业链，大力支持技术攻关和产品替代，支持传统制造业升级、先进制造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大力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做好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服务,降低经济发展资源消耗，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是摆正发展和风险的关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发展应建立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之上。要充分发挥各金融监管机构合力，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重要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监管范围。要进一步细化金融市场纪律，对形成重大金融风险行为严肃问责，涉及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承担责任。金融监管机构要提高金融法治化水平，对各类金融活动和行为依法实施全面监管。要大力发展监管科技，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要正确对待金融创新，既要大力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创新，又要审慎评估金融创新风险，确保金融创新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四是摆正利润和服务的关系，向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作为一种配置资源与转移风险机制，其价值取向应是“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并包含在整个经济社会演化进程当中，这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一脉相承。党领导下金融工作，就是要关注人民的期盼和诉求，为人民群众服务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服务，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服务体验，向中高收入群体提供风险收益相适配的金融产品，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促进共同富裕。
总之，金融与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相互融合、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的发展必须从属于经济发展，不能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对于金融推动经济发展作用，既不能忽视，也不能过于夸大，必须摆正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位置，使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健康成长，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编辑 张必佳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董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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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
国际货币网：http://www.imi.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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