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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科技生态发展需重点关注“5+1”方向

导读

6月11日,由上海华瑞银行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华瑞金融科技沙龙”系列活动首期在线上举行,本期主题围绕“金融科技如何助力长三角地区经济复苏?”,IMI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在研讨发言中从金融科技生态建设的视角,结合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健康金融科技生态应具备相对开放、多元化、智能、融合和持续几个重要特征,在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国家层面的金融科技生态发展问题上,需要关注“5+1”个方向,即基础、技术、业务、客户和监管五个层面,以及由政策规则,伦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环境要素。


以下为发言全文:


01

金融生态理念的提出和发展


金融生态最早在2004年由当时人民银行的周小川行长首先提出。2005年,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专门发布了针对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并和人民银行合作,探讨了区域诚信基础,法律环境,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等问题,通过这些视角来共同综合评价一个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此后,学界也有很多相关研究。


2013年以来,虽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鲶鱼效应,但是也创造了大量风险,并且主要集中在地方。地方通常要考虑经济金融发展,那么与安全的“跷跷板”权衡往往难以把握。随着形势的演变,地方慢慢跳出“招商引资”的传统思路,逐渐转向着眼中长期的金融科技生态“土壤”。


从人民银行年初发布的《金融科技与发展规划》当中可以看到,有几个要素和金融生态有一定关系,其中有的是比较突出的,比如治理体系,数据要素的激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审慎监管,可持续发展基础等,而这些都和生态密切相关。所以,金融科技生态是个重要的切入点。


关于金融科技生态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一定的合理激励约束机制的安排或者激励相融机制的安排,使得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的参与主体能够合作共赢,协同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工具来不断改善产品和服务,最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效率,降低成本。它更多强调的是内生的自我演变的持续健康发展过程,对于当前长三角为代表的典型区域来看,能否建立这样一套持续健康,自我存续的有效生态,我认为非常重要,这不仅是金融科技创新的一个前沿试点,而且有利于促进区域金融科技发展自我完善之后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经济的复苏。


02

健康金融科技生态的几个重要特征


一是相对开放。对于健康金融科技生态来说,无论是多层次还是立体化,最终能否形成互联互通,平台化的区域经济金融服务模式,背后体现的都是开放。二是多元化。需要从具体金融产品和服务相对单一的视角,转向综合性的金融科技创新与支持,由于长三角地区和其他小城市群不同,更需要着眼于金融科技生态的多元化、多样化。三是智能。“智能”意味着金融科技生态能保障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具有便捷、无处不在等特性。四是融合。在金融和产业之间,以及金融+科技+产业三元之间,融合都将更加突出。五是持续。这样的生态并不是让少数主体在市场运行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是合理的回报,各方在参与资源合理配置当中能够产生共享共融的产融生态体系,这样保证持续发展。持续的背后意味着商业金融的原则与金融科技伦理的有效结合。


03

金融科技生态发展需关注“5+1”个方向


一是基础层面。这与支付结算、征信系统、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整体而言,无论在基础层,从狭义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是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对于长三角领先区域来说,多做这方面的布局,对于未来承载其上的金融科技生态以及金融科技产业成长来说,基础设施投入非常有价值且大有可为。


二是技术层面。更多强调的是前沿的通用技术如何面向金融领域进行更加聚焦的专业化技术支持。金融领域所应用的前沿技术具有特殊性,目前在应用中仍然存在挑战,未来应多关注技术+金融真正能够应用的领域,与潜在业务场景相结合,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


三是业务层面。需要更加聚焦具体的金融科技场景,因为金融科技的应用现在面临“最后一公里”的场景落地问题,它需要由此使得技术和业务对接更加顺畅。如何摆脱技术和业务“两张皮”,解决金融科技创新落地问题,在业务顺畅推广过程当中,不仅是金融机构和技术企业,还需要地方政府的中间平台服务,以及会计、审计、评估评级等中介服务多方主体的配合与支撑。


四是客户层面。金融科技创新并不是单方面使得原有资金或资源给特定的客户部门加杠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提高金融资源匹配的效率或适度,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利用科技手段,从源头上怎么样来提升企业和居民的金融科技应用能力,接受水平,进而带动自身数字化能力的提升,这样才能增加金融科技的有效需求。要根据长三角地区企业和居民的共性与特性,对金融科技要素,政策做差异性布局。


五是监管层面。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面临纷纭复杂的金融科技创新现象,都面临众多的挑战。如何从过去的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为主来过渡到数据监管,科技监管,这也是一个重要命题。区域来说,如何处理好与中央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匹配,挑战也是极其突出的。应着重考虑地区与中央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解决地区差异性新型金融风险等问题。


此外,在环境要素方面,可以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政策与规则,伦理文化这些非正式的制度等,具体和金融科技有关的政策需要进一步考虑提升透明度、协调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促进创新主体的稳定,同时,也需要完善人才标准、教育培训。


整理:杨世祺、安然

本文监制: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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