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方法——用社会设计建构城乡融合协作平台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笔者2013年以来持续开展的“地瓜社区”实践过程,提出用社会设计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的四个步骤与目标：一是把社区作为方法；二是构建自产自消的社区空间，逐步形成城市温情的附近的社会支持系统；三是透过乡村振兴的主体性视角，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四是用社会设计的知识图谱激发县域行动主体的觉醒，通过城乡社区（县域）的品牌化运营，探索将城市社区“自产自消系统”与乡村“生态化生产系统”链接组合成区块链协作平台。
关键词：社会设计、城乡融合、地瓜社区
引言
城乡融合发展是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因为即使我国基本实现城镇化，仍将有4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国家发改委在《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特别指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探索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一点多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引导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创业，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积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推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1][2]
对于这样的宏观议题，笔者选择把微观而又具体的社区作为方法，结合自身在地瓜社区的实践反思以及透过返乡青年的主体性视角对县域和农村进行观察与介入，始终追问一连串的问题:谁才是真正有原动力推动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主体?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我们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图谱和行动路径，为他们各自的生产空间之间产生连接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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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方法
社会设计的方法通常是从微观的、具体的社会问题切入，再通过长时间的设计介入，逐步在“社会过程”中描绘出背后复杂的系统[3]，特别是要搞清楚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多方驱动力。原有系统是如何运作的?[4]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系统运转不起来?亦或是，原有的系统是否在这个时刻制造了新的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超越了传统设计本身，设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的任务，却是要能激发起系统中各方的参与度，进而揭示出“问题系统”运作的组织方法。这样，我们才能诊断其问题产生的杠杆点，也才有可能去重新设计组织或调整系统的运作逻辑。这就是社会设计的基本工作原理。
以上工作原理涉及两个关键词:“方法”与“过程”[5]。“方法”与“过程”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问题是，我们常常把“方法”和“过程”简单等同于“流程”。“流程”是一系列包含方法的操作、事件、机制或步骤。“流程”很难因地制宜地转化为有效的“方法”，因为它缺乏灵活运用“方法”的“主体性意识”，更无法在长期的“社会过程”中去对流程产生的“结果”加以验证和批判。
因此，面对复杂的城乡融合发展议题，我们必须找到可同时兼容“方法”与“过程”的研究客体，以及能展开持续“过程研究”的实践主体。
社区[6]就是最佳的研究场域。社区作为中国城乡的基本单元具备了行政单元和社会单元的二重性，蕴含着多元性、异质性、流动性等现代社会特征，特别是涵盖了社会各制度相互关系的“全盘社会结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7]这就需要我们将一个具体的社区作为方法，并展开长期的观察与行动研究。
从方法论意义层面上来说，社会学研究者肖林指出，“社区”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理论问题的“透镜”，是把“社区”当作一种研究社会的特殊方法、研究范式和切入点;或者说把社区作为研究其他主题的一个具体而独特的“场域”，从而更好地理解该问题。此时的“社区研究”既在社区之内又在社区之外，因为研究者可能是在社区里研究，但是在本质上却并不是在研究社区。[8]
从行动研究方法来看，人类学家项飙在回顾其二十几年前在北京“浙江村”的研究[9]时认为:行动指向的研究是希望在当时当地对问题做明确的判断，而不进行超脱的分析。最重要是的对总体形式的把握，而不是微观上的分解;要的是建设，而不是解构。行动研究可以从Charles Hale所说的“分析上的封闭”走向袁长庚描述的“历史的开放性”。[10]
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社区研究”方法首先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去描画出该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再通过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分析出配合每个社会结构不同的原则或“格式”。但对接下来“如何重构”却缺少了建设性的意见和行动。但我们也看到，社会人类学家正在做出反思，项飙就说道:“我当年把浙江村看作是一个过渡，而不是一场持久性的斗争，因而没有认真去讨论‘怎么办’的问题，即如何去激发一种潜在可能而防止另一种。”[11]项飙在给笔者的邮件中也提到:我们一方面应该追求思想深度，另外一方面思想深度要有现实的杀伤力。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要求和多地“社区责任规划师”制度的推行，社区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通过社区规划、建筑功能形态设计和组织关系的梳理提出了各自对城乡融合过程中空间生产的社会想象，切实地对城市和社区的更新以及文化的保护起到了务实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看到，由于受限于自身的组织运作模式和业务模式，建筑师和规划师很难在之后的空间生产过程中，从流动的、具体的“人”的主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社会能动性出发，介入社区空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调整。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一种能长期融入社区社会结构的组织形式和城乡融合的协作模式，真正建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全盘的社会结构”。
作为长期扎根于社区的实践研究者，笔者认为社会设计师具备了一种能力:把社区作为研究方法，既能对一个具体地方、一群人在社会过程中连贯产生的现实图景进行观察与剖析，又具备了用设计行动创新现有社会系统的可能，更能在应对变化的过程中实时地进行调整和评估。社会设计师的工作应该是在社区异质的边界进行观察，并用创造性的设计链接去弥补或修复社会结构的缺失，激发起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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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自产自消的社区空间，逐步形成城市温情的附近的社会支持系统
2013年笔者留学中央圣马丁时的毕业设计《重新赋权——北京地下室的转变》[12]，试图通过技能交换项目帮助居住在北京花家地北里社区地下室的年轻北漂拓展职业发展的可能性，项目无意间在当时获得了广泛关注和社会反响。但随着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我不能和媒体一起去消费地下室和北漂，我并不想给地下北漂标签化(被媒体称为鼠族)，更不能让地下室成为孤岛。一次事件是没有办法真正去改变什么的，只有把北漂纳入到更大的社区生态中才能让项目可持续运转。
所以，笔者于2015年初成立了地瓜社区(地瓜的名称受启发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块茎系统)，正式把社区作为方法，展开进一步的社区公共空间的行动研究。“地瓜”通过设计改造，将社区闲置空间转化为新的共用共享空间，帮助居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空间内为邻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用“自产自消”的模式达到公益和商业之间的平衡，激发社区新的邻里关系，重建社会诚信网络，逐步形成城市社区“温情的和附近的”社会支持系统。[13]
在地瓜长期的实践中，笔者有四点思考和大家讨论：
1.地瓜改造的不是空间，是社区的异质交互模型
地瓜所设计的空间不是它看起来怎么样，而是要看它背后是以何种逻辑在运转，特别是在由效率和流动所导致的异质性社会空间里，社区的公共资源问题总是充满争议，隐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利益。地瓜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单一满足一个阶层的需要，而是要寻求富有创造性的异质链接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异质性在赋予城市生活巨大张力的同时，也使城市空间不断被各种社会问题所困扰，从人口膨胀、环境恶化，到边缘群体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等，涉及很多方面。因此，空间公正的建构必须基于这些异质话语。[14]尝试“定义一种能够将各种各样的异质性联系起来而不是压制差异的政治学，这是21世纪城市化的最大挑战之一”。[15]
地瓜尊重每一位社区居民和参与者所生产的差异性知识和观点，并努力形成共享型知识。共享性知识不是由专业的标准和预期决定的，而是建立在交流、协商、直觉和客观的判断之上，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展开的，它和吉登斯所描述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形成互补。[16]尽管每一个人的话语和知识结构不同，但这就是多元的社区文化，差异才能形成“势”和动能，差异的链接才能带来新的生产力。
地瓜鼓励“发出你声音的同时，也要聆听他人的声音”。但如何能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恐怕也是一个难题。发出的声音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载体、途径被听到、看到?这就需要用美的形式和恰当的艺术沟通语言，在社区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发声渠道与交流界面，吸引到更多不同类型的居民参与进来。
2.创造多层次、多渠道的社区美育界面
可面对社区的异质性话语，各种不同的声音发生冲突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值得注意的是，在陌生群体中，第一个发声的意见总是很重要。第一个声音是“温情”，还是“暴政”，亦或是选择默不作声，这将直接影响到之后大众对事件的认知以及他们后续的行动。此外，当那些守法但无德的人长期在社区获益，且没有得到惩罚，哪怕只是公开的谴责，也会不断拉低整个社区的道德底线。再加上人口的流动所导致的事不关己，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就抱持着所谓“包容”的私念，会极大地降低整个社区的安全性，这是生活在每个社区里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存底线。因此，我们需要展开社区美育的长期行动，以美来吸引，以美来培育，培育社区“附近的温情”。
以美育德——社区美育绝不是关于美“术”的培训，更是关于美“德”的思量。在人格心理学内，美德的概念是指:凡是可以给一个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东西，包括力量、勇气、自信等，都可称之为美德。当一个人具有美德的时候，他看起来就会更年轻、更有活力，为人也更亲切，家庭也会更加幸福，我们的社区也就能更加安定和团结，建立起更多的信任。而信任，则是建立一切的基础。
然而，每个人对美的感知和认知是不一样的，且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美的机会与场景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在异质性的、有着阶层差异的社区中去创建多层次的、多渠道的社区美育界面。以下面四个界面为例:
将“日常生活”作为社区美育界面。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日常生活与所有活动都有深刻的关系，包括它们所有的以及它们之间所有的区别与冲突;日常生活是它们相交汇的地方，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基础。”[17]由此，社区美育活动必须与日常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曹家巷社区罗门的理发店，地瓜正在为其设计赋能，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理发的地方，而是一个帮助人们建立自信的地方;不只为社区的顾客，还有在理发店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希望用一门手艺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这里将成为社区美育的全新入口，创造发型师和客人新的沟通话语，制造关于美的讨论，情感、家庭、艺术、社区的美育场所。让双方都能获得全新的自信!
将“节日”作为社区美育界面。“节日”是对各种既定的差异的颠倒，让那些在日常生活自身中、并且通过日常生活而被聚集起来的各种力量爆发出来。[18]以地瓜和音乐家们为曹家巷社区的劳动者们在废弃的地下广场举办的快闪音乐会为例，地瓜邀请社区里的保洁阿姨、保安、环卫工人、厨师、建筑工人等参与进来，流动的表演场地让他们零距离地感受到交响乐的魅力，以此表达社区对他们工作的感谢。这种节日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释放的机会、一次被人们看到的机会，产生了一种被重新秩序化的差异的可能性，是对压制性的社会结构的象征性的抛弃。
“生日”作为社区美育界面。孩子们的生日，是连接不同家庭之间集体美育的纽带，孩子们之间会用自己的“童言童语”互相进行“美育”，这种美育的效果，是成年人无法给予的;而老人的生日，则是唤起一个家族的集体自豪感的时刻。以地瓜在成都马鞍社区做的家书项目为例，通过给25个老人过生日，在获得他们的信任后，为他们梳理家庭老照片，为家书排版的过程就是帮助老人疏解心结、了解家庭背后故事的过程。一本家书、一个专门设计的蛋糕，促进了家庭成员三代彼此之间的理解。
“虚拟形象”作为社区美育界面。以曹家巷社区的IP形象“曹家象”为例，通个一个卡通形象，模糊掉现实中的冲突和矛盾，不再是由具体的某个人去“劝说”，而是由一个去标签化、去政治化的虚拟形象去和“现实”沟通，是建立社区集体荣誉感、进行公共美育的重要界面。
然而，齐格蒙特·鲍曼说道:“美与幸福并存，美已经成为焦躁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最有力的保证和指导。但同时，美可以支撑，却永远不会直接提供希望。”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提供希望?
3.不做静态形式的润色者，而试图成为社区“空间自组体”
自组织(Agency)是通过为他人赋予能量和权利，从而产生影响并带来变革的人。空间自组体能使受他们影响的人以未知的，甚至以以往不可行的方式参与到他们所处的空间变革中来，重组社会空间。[19]地瓜就是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通过对社区闲置空间的改造，让居民能以新的生活方式参与到社区的变革中来，重组社区的社会关系。
这就要求地瓜改造公共空间的核心是要激发人们使用空间的动力。但一个人对空间的理解和占用深深地受到空间的潜在所有权影响。所以，我们不是要让居民看到这里已经被安排了什么样具体的功能，而是把机会提供给他们，让居民主动思考:我可以用这个空间来为社区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这种动力和社区责任意识应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空间。
地瓜社区所承载的业态应该是能够让肩负重担的中青年人的生活变得更有希望的业态。如果对他们来说，只是来消费，而没有满足他们改善命运的那种愿望，这种消费就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种消费是新形式的生产。这就需要地瓜去重构一种共用和共享的场景。[20]在共用中生产，在共享中分配。这一重构的本质是将社区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人与人、身份与身份、人与物、物与物、地点与地点、服务与消费的连接不断重新定义和改变，且连接的便捷程度和异质链接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
4.共同的底线:共用与共享
过去人们是为了想要投资的人来建设城市，而不是为了想要居住的人而建设城市。地瓜所做的软性的社区基础设施，弥补的正是过去仅仅关心速度和效率的现代城市化所欠缺的社区质量和治理问题。一旦我们开始关心社区质量和治理问题，就必然会引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社区中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矛盾，以及它们的中间地带——共用与共享空间。地瓜社区的实践就是对这两种社区基础设施的探索。[21]
在具体的“社区公共空间与活动”的设定中，要反复研究大家愿意在一起的共同底线是什么。换句话说，让一个空间正常运营的共用的底线是什么。这个标准是否能让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接受吗。一旦把这个“共用”的标准搞清楚了，这个空间就有吸引力了。
结论:事实上，无论是新市民还是农民进城，均已基本不依靠亲友关系，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发展更依赖于与他人经济关系的维持和扩展。笔者认为:如何在社区里建立自产自消的模式，形成一个“附近的温情的社区小经济”，通过这个幸福经济体来挖掘社区自身的生产力，并赋能将之放大，并让人们形成连接，才是社区空间发展的根本。地瓜要做的，就是帮助每个人在家门口实现自己的价值，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此外，地瓜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转站，我们需要进一步去了解乡村社区的具体情况。地瓜在城市社区探索的设计原则，是否有可能应用到以县域为单元的城镇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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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乡村振兴的主体性视角，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长期以来，笔者关注的两端也一直就是城市社区和有返乡青年的农村。按返乡青年的说法:如果这个或者这批“返乡青年”能真正回到村子五年，并且还准备继续待下去，那这个村子就是有希望的。[22]
笔者以四川省平武县和关坝村为研究对象，试图理解县域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内在的关系。选择这里的原因有三:一是这里有北漂过的返乡青年，笔者希望能透过他们的乡村振兴主体性视角来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特别是他们返乡的动机和近些年来的行动与思想变化;二是这里地处胡焕庸线上，是生态功能和贫困的双重薄弱区县，且不是那种特大城市边缘1小时经济圈能到达的乡村;三是前期已经有社会组织在这里展开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有一定的工作基础。
2018年至今的观察与行动研究发现:
1.从当下和未来的乡村行动主体来看
县域或农村内部参与乡村振兴当下的行动主体，主要是30岁至45岁的返乡中青年，他们多半为了照顾家庭或婚姻，或是退伍回到家乡农村。这部分人自我改变的内在需求大，学习能力强，行动力强，大都想回来为自己家乡的发展做点事。他们加入或组织合作社，积极把合作社的产品拿去城市做地推。但乡村的机制内耗、平均主义与内部攀比可能会对先行者和多劳者造成一定的伤害，使他们的付出和成果容易被篡改，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造成了懈怠。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妇女在乡村占的比例很大，但话语权很低，可一旦被组织后能力绝不容忽视。此外，公益组织和社会组织在乡村的社区营造和人才陪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做产业的能力相对薄弱。[23]
看未来的行动主体，教育是根本。好的教育和升学率绝对是吸引人口的重要因素。笔者看到的乡村三层小楼上的地产广告语就很能说明问题:“同学们都去绵阳了，你呢?”表1充分说明:一方面，县城与乡村人口的流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另一方面，大学和职高的升学人数也让人看到了希望。
笔者通过在当地的行动研究发现:一方面，在“校内平台”，我们要对简单直接给予学生帮助的行为格外注意，我们需要从整个县城的教育生态平衡出发，要从师生教与学的劳动关系和生活关系中找到相对应的资源匹配并赋能，这能让好的老师安心地长期留下来，也能让学生的心理在平稳的状态下慢慢成长，而不是被一次次外来的、短暂的、激情式的干预所“扰乱”。(图1)另一方面，作为“校外平台”，每个县城中学门口都有一家默默无闻的奶茶店，那里是县城青少年彼此交流和心理疏导的重要地方。如果能充分利用好，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县城青少年建立自信，助力其发展的第三空间。
图1.笔者在平武县高中给即将参加艺考的学生介绍设计专业和未来职业发展可能(图片来源:笔者提供)
2.从产业、生产组织和分配机制来看
一方面，在科技与资本的加持下，移动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对乡村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系统进行了全面重构。农村电商已经进入了村一级，便利的团购让村民获得以往难以拥有的产品，如海鲜;但客观上电商和本地菜农抢生意，阿姨阿婆的“葱姜蒜”没了市场，留守老人们的零用钱没了。
另一方面，每一个地方都需要龙头企业，这样就有税收大户，政府就有资金来整体调控精准扶贫，发展地方经济，这本身没有错。但也要注意:政府干预过多，企业生存的斗志就会变少;要避免为了项目而项目(为了赚项目的扶持资金而做项目)，需要建立长效运营战略。与此同时，民间的微商反而生存不错，各有各的渠道，但市场品牌杂乱，质量也难以保证。
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是壮大集体经济。但乡村社区的集体经济如果用“村集体统管”来发展就很难。我们要做的是村集体产业的发展平台，而不是“村统管产业”，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于村(社区)平台，有三点基本建议:第一是要给来创业的人试错的空间，不要让人有思想包袱;第二，公平公正和透明，一如既往，规则不能轻易改变;第三，请专业人士梳理生态资源特点，进行生态化产品开发。村集体要做的是:建立县域品牌，发展好平台，同时面向城市扩大宣传，招商引资，培育本村能人，给他扶持(村品牌、房屋水电等等)，当他可以扩大再生产的时候，村集体再来占股，但同时一定要保证经营者的主体性地位。
在重组传统的农村合作社模式特别是在股权和利益分配上要注意四个原则:多劳多得、普惠的集体利益、社会责任、兼顾发展。例如在关坝村，以前村里的养蜂合作社是50%分红，10%会员返利，15%理事会补贴，20%作为合作社正常储备，5%作为公益基金。但这样的结果让真正做事情的人待遇偏低，没有持续动力。所以目前正在尝试新的旅游合作社:50%作为合作社理事会成员的补贴，20%是给村委(集体利益)，15%给保护小区(村自己的非盈利性组织)，15%作为合作社发展资金(正常储备)。这种模式是否能激励更多人的参与，我们将保持持续的观察。但有一点是确认的:任何乡村振兴的模式都离不开留在县域和乡村的人内在的主体能动性。
结论:对于当前30~45岁的乡村行动主体，他们需要一种不可被篡改的劳动权益保障，这样才能放手去干。而对于未来的青年行动主体，我们需要从教育入手，改造课程，为他们的学习和就业创造一种县域品牌协作网络，倡导一种城乡青年互动协作的新生活方式。问题来了，接下来怎么办?既然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鼓励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城市里基于社区互信的生产力和乡村里基于村集体经济的自然生态与行动主体联系起来，建构起新的城乡互信与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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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设计知识图谱探寻行动主体觉醒，建构城乡融合协作平台
基于以上三部分的方法建构、实践探索与行动观察，笔者试图用社会设计探索建构一个城乡融合的协作平台。具体说来，探索行动已经在以下三个步骤中展开。
第一步，共建跨地域、跨领域的社会设计知识图谱
用自下而上的、分布式、社会化、跨学科共建的方式，探讨中国“社会设计”的跨领域研究方法和知识图谱。2021年我们已完成“社会设计在中国”全国公开课的第一季，18位跨学科专家贡献了18堂课，直播观看人数累计约20万，B站视频播放量累计20.7万次，全国有24所高校的教师积极参与了社会设计联合课程。[24](图2)虽受疫情极大影响，但总体效果良好，初步形成共享型知识。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意愿的集合、思想的集合、研究星丛的集合;是分布在中国大地各类空间的田野调研与情境实验;是使不同学科相互进入彼此纵深地带的实践。
图2.“社会设计在中国”系列公开课(图片来源:笔者提供)
第二步，探寻行动主体觉醒，构建县域品牌协作网络
将初步生产的共享型知识进一步展开，进行两个行动:
一、促进社会设计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多元融合，建立新型社会设计工作团队，提升职业自豪感。全国目前有350所高校开设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但毕业后转行或考研的人很多，选择进入社工领域的又大多做中高层管理。据笔者在社区基层了解到，社会组织优先保证中高层的收入，但真正一线的社工待遇很低，且大多未必是科班出身，专业技能薄弱，缺乏自信，每天还要面对层层督导所制订的各种指标，因此一线社工的流动性非常大。而社会设计目前在国内也刚刚起步，各地高校师生虽无社会设计之名，但却有广泛在社区开展社区营造之实。再加上政府基层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很多地方的社会青年力量已经展开了自发行动，这使得社会设计在艺术设计、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建筑学、城乡规划、公共管理等学科范围内有了一片发芽的土壤。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吸引更多人才的加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设计与社会工作的全国联合团队或协作网络，扁平化管理，不篡改付出，用好玩的工作方法充分调动青年的积极性，提高其收入，特别是岗位认同感、职业荣誉感，并且用品牌和服务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实现更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深层次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
二、在农业大学(本科)、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专科)特别是职业高中展开教学实验。文章前面的数据表明，刚从乡村里走进职高或高等院校的青年才是乡村振兴中未来最具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行动主体。因为只有他们才和自己的家乡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脉络和最持久的黏合性。当然，我们不是说让这些青年毕业后直接回到乡村，而是可以去帮助他们在城乡社区融合的协作平台上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为此，笔者正和农业大学的有关专家进行务实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在农业大学或职高开设一个实验班?为其专门设计一个3~4年的课程。学生每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有城市的也有乡村的，他们三年里研究的对象和课题就围绕各自家乡的“县域品牌”和“城乡互动”展开，课程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调研，到产业资源分析、品牌设计、产品包装、空间设计、虚拟平台搭建，再到城乡社区社会工作实践与创业孵化，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而师资来源，笔者将邀请跨专业、跨领域的专家和有实战经验的返乡青年，形成“城乡学校共同体”，这些毕业生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每个县域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三步，通过城乡社区(县域)的品牌化运营，探索将城市“自产自消系统”与乡村“生态化生产系统”链接组合的区块链协作平台
有了方向，有了方法，有了知识和工具，有了在城市社区温情与附近的社会支持系统，也有了作为乡村行动主体的人，接下来就需要探索建立一个全新的城乡融合发展平台。让我们先看一个最接近中国国情的参考案例。
来自日本的长效设计D&Department项目[25]，是以设计师长冈贤明于2000年创立的以“长效设计”为理念的店铺型活动体。特别是其对“地域长效设计”的发掘与传播，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设立据点，通过销售、餐饮、出版、观光等方式发掘、分享并传递符合长效设计理念的产品与生活方式。以及从设计的视角看待日本47个都道府县各自拥有的“长久以来的个性”和“独特性”，以1县1册、1年推出3本的方式制作各个县的旅行观光手册。筹备制作当期，编辑部会在当地居住两个月，把当地人召集起来，召开类似于公开编辑会议一样的工作坊，让当地人重新发现自己。长冈贤明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是否扎根了？”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那些我们推介销售的作家和产地是否真的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并成长？虽然我们也可以举行活动、开展研究会，但是如果这些只是表面上制造一些话题，那么只会促成一时的潮流，形成昙花一现的活力，如果引发了生产现场的承载力和环境的巨大变化，一旦这个热潮过去，整个生产链就会崩塌。”[26]
笔者认为D&Department项目之所以能成功，除了长冈贤明的“扎根思想”，其关键在于背后有日本农协（JA，图3）[27]这个大平台做社会底层支撑。简单来说，日本农协充当了可信可靠的，连接城市与农村、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间人”，全方位的给日本农民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平台保障，以帮助确保日本农业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图3.日本农协组织示意图(图片来源: https://www.zennoh.or.jp/zh-hans/cooperatives/jagroup.html)
可以说，D&Department项目和日本农协的运作模式给我们探索中国未来城乡融合协作平台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与想象空间。笔者非常愿意去尝试，并为下一步的行动提出了研究议题：如何将“城市社区的信任这一无形资本”与“乡村集体经济的自然生态资产”分别品牌化运营，进而将城市社区的“自产自消系统”与乡村的“生态化生产系统”的两个网络做链接和组合，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供需对接，用区块链使每个人的付出和成果不可被篡改，从而建构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公开透明公正的协作平台？
事实上，笔者在乡村已经展开了一些初步行动调研，和村集体一起讨论乡村品牌化的可能（图4），并对乡村的现金流（表2）和非现金流（表3）分别进行了估值研究[28]，为下一步建立“城乡社区（县域）品牌数字资产”做一些前期的工作。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研究过程，且结果未知，但在“扎根”城乡社区社会的研究与行动，却让笔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图4.笔者和平武县关坝村村集体一起讨论乡村生态资源品牌化的可能
表2.关坝村2018年现金流资产估值(制表人:徐恒力、周子书、关坝村村集体)*根据关坝第一次自然教育课程的3000元收益为基础，此估值假设同样的活动一年可以办9次
表3.关坝村2018年非现金流资产估值(制表人:徐恒力、周子书、关坝村村集体)
*当其他国家的动物园向中国租熊猫的时候，租金为100万美金两只。所以，一只熊猫的租金为335万元人民币。此估值假设关坝熊猫为6只(5~7只的中间值)并且保守假设6只熊猫只在关坝待一年
**一亩核桃园平均年产量为500斤。此估值假设每亩产量为市场平均值并且价格为当地价格10元/斤
***此估值假设5亩中草药种植为2.5亩重楼以及2.5亩芍药。芍药的市场平均收益为每亩9000元/年。此估值假设关坝芍药种植收益达到市场平均值并且市场平均值不变。重楼平均3-5年产500公斤此估值假设关坝重楼种植每5年产500公斤，并且重楼价格每公斤800元不变
****现金流资产价值运用的是股利贴现模型(V=D0(1+g)/(r-g)，假设所有现金流资产的收益都作为股利分给投资者
*****增长率的假设为2018年绵阳市农业增长率
总结
本文是笔者对过去八年具体行动的一次梳理和反思，更是一篇指向未来的行动纲领。笔者用社会设计异质链接的创造力，试图将城市社区闲置的空间转化为温情的附近的社会支持系统；将跨专业的知识转化为促使行动主体觉醒的共享型知识图谱；将起源于北京地下室的“地瓜”转化为中国城乡社区融合发展的协作平台。这一切的社会实验，都离不开把社区作为方法。只有深扎社区，创新社会基层组织的合作机制，用社会设计激发城乡行动主体参与到更广大的公共服务生产与消费的协作平台中，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社会设计在中国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2022.5，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
[3]此处的“系统”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全盘社会结构”，是各制度的相互关系。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16页。
[4]也就是“比较研究”下的“格式”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社区分析(研究)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结构时，常会发现每个社会结构都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于是产生了“格式”的概念。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17页。
[5]“方法”，是一种做事的方式，特别是针对具体的场景与问题，通过有序安排特定技术的系统方法。每种“方法”都有一个“过程”。而“过程”，是一种自然发生或设计的操作与事件序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预期的或未知的结果。
[6]社区的概念及其外延也非常丰富，但作为本文实践对象的“社区”，主要指的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16—117页。
[8]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87页。
[9]项飙从1992到1998的6年里把自己当作当年“浙江村”和政府互动的一个中介，通过在乐清县(市)驻“浙江村”联络处帮忙、组织“爱心小组”、为他们联系媒体、起草给政府部门的信件等行动，通过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得出“浙江村”是一种萌生的“新社会空间”，它跨越了行政、组织等边界，体现为一种“流动性经济网络”的结论。但20年过去后，项飙发现随着“浙江村”的正规化进程，“浙江村”从一种“谈判、妥协和共存”的
“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种被“拆迁卖”的物理空间。[10]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序二。
[11]同[10]。
[12]周子书:《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J]，《装饰》，2015年第1期。
[13]周子书、唐燕:《地瓜社区:共享空间营造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第136页。
[14]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15]Harvey, D.,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M], Cambridge: Wiley-Blackwell, 1996.
[16][英]尼尚·阿旺、塔吉雅娜·施奈德、杰里米·蒂尔:《空间自组织:建筑设计的崭新之路》[M]，苑思楠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第8—9页。
[17][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212页。
[18]同[17]，第203页。
[19]同[16]。
[20]同[13]。
[21]同[20]。
[22]摘自返乡青年李芯锐2019年8月26日给笔者的来信。
[23]公益组织或社会组织的运转逻辑是项目驱动制——他们需要不断申请新的项目才能维持自身的运转，一旦没有申请到资金，项目就断了，所以它很难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有时即使某些项目可持续，也是个人关系原因。
[24]截止于2022年5月8日在B站官方频道“社会设计在中国”的数据统计。
[25]官方网站https://www.d-department.com
[26][日]长冈贤明:《另一种设计:长冈贤明的工作》[M]，王勇萍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第264页。
[27]日本农业协同组合(JA，农协)是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32000家农民合作社，旨在维护和加强农业管理，本着互助的精神，让农民的生计得到保障。二是基层农协(合作社)，是通过合作社成员的参与和共同努力来进行商业活动的组织。他们按照《农业协同组合法》的规定，集中收购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资，并销售农产品。他们也参与广泛的商业活动，包括供应日用品，提供储蓄账户，贷款和其他信贷服务，以及提供互助保险服务，包括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和汽车保险。三是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全农)，负责农业协同组合商品销售与供应业务。致力于充当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的“中间人”，帮助生产中心恢复生产活力，并保护社会与环境。为加强自身业务基础，全农通过组织结构调整，与都道府县级的JA联合会进行整合，现已在全国拥有32个都道府县级总部和1个都道府县级办事处。官方网站https://www.zennoh.or.jp/
[28]表2、表3是我们对关坝村的现金流产业、固定资产和自然资产的估值。现金流产业估值用的是股利贴现模型，并且假设现金流产业的增长跟绵阳市农业增长率相同。其他不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则是依据关坝村提供的数据，以及类似资产在公开市场的价格和价值来估算。这两个估值的具体假设可以看表格下面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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