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明等 | 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媒介物质性”专栏。

作

者

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付佳洁：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德布雷媒介学主要关注文化及其观念的传承。在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后现代认识论“历史先验”中，德布雷媒介学明显地具有“物质性转向”特征。在德布雷媒介学视角下，传承不再是单独媒介的媒介化结果，而是由人（组织机构）和非人元素（技术支撑）搭建的中介化网络促成的；媒介本体也不再是具有本质性特征的大众媒介，而是呈现出关系性质特征。媒介学需要在关系层面上来研究传承中不同能动元素的中介化作用，以内动的视角来观察中介化所实现的文化传承，认为传承是人和非人元素互动的结果，不同能动元素有必要遵循非战斗性的生态学伦理，而且作为中介化历史分期的“媒介域”成了界定其中元素身份和意义的参照。德布雷媒介学从文化传承的视角为“物质性转向”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关键词】中介化；传承装置；物质性转向

“媒介学”（Médiologie）作为新词于1979年出现在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法国知识分子权力》一书中，被用来表达与国家权力和由大众传播媒介引发的政治、文化、技术保持有机关系的象征功能，并进一步被描述为“媒介学分析旨在展现我们的设备或技术中介化与我们象征行为之间没有被很好澄清的联系”（Bougnoux & Debray，2013，p.3）。在德布雷及其追随者的发展和推动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法国学界围绕媒介学形成了一个横跨哲学、技术史学、宪章运动、美学、信息传播等领域的研究者团体，旨在思考技术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德布雷媒介学是从物质性和象征性构合（articulation）中来解释历史连续性问题，从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唯心史观（黑格尔的合目的论）之外开辟了一种新视角，这是一种象征性和物质性相构合、技术装置和社会配置相构合、文化史和技术史相构合的视角。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物质与象征中介化过程中得到一种辩证的延续。德布雷媒介学方法改变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社会思想中“重精神轻物质”的思维传统，把人类社会和文化传承看作一个涵盖“物质的思想化”和“思想的物质化”的中介化过程。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以完整思维理路和方法展现了“物质性”研究的进路。

一、物质性转向的“历史先验”

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的“物质性转向”（materiality turn）一方面克服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社会科学认识论在19与20世纪之交及后来嬗变的结果。随着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终结和哲学认识论的“语言学转向”，“物质转向”被提上了认识论的议事日程。在认识论的视野中，文化研究中文化属性的“精神属性（常量）向人类学属性（变量）的转变”、胡塞尔现象学的“回归到物”和“回归到现象”、梅洛庞蒂直觉现象学的“身体成了直觉的中介者或认识是身体中介化的结果”、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对技术的追问或技术本质表现为一种座架或装置（法国学者翻译为‘装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福柯的“话语与作为被发明程序的技术”、勒瓦古兰和斯蒂格勒的“人存在于技术之中”、巴士拉和西蒙栋的“关系本体论”等，这些思维路径都指向了一个方向：现代认识论向后现代认识论的转向——“本体的存在”（beings）让位于“存在的本体”（Being）、“本质本体论”让位于“关系本体论”、“结构主义”让位于“建构主义”、“神性”让位于“世俗性”、“大写理性”（Reason）让位于“复数小写理性”（reasons）、“宏大叙事”（legend）让位于“微观叙事”（expertise）、“大写主体”（Subject）让位于“复数小写主体”（subjects）、“象征性”让位于“物质性”、“主体”让位于“客体”、“连续性”让位于“断裂”等，甚至包括研究方法从“思辨”向“实证”的偏斜。在这些“让位”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趋向：“后”思想（post-ism）受到了重视。

自柏拉图以来直至现代时期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主流认识论进入到一个后（post-）认识论阶段。在此背景下，“物质性转向”（或新唯物主义转向）成了有别于西方认识论主客体二分的新视角。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成了诸多后现代技术哲学的理论来源，如福柯的“装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西蒙栋的“关系本体论”、许煜的“数码物”等。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去蔽”和“遮蔽”来自主客体二分，但其主客体合一的认识显示了东方的认识论特色：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从“对技术的追问”中延伸出来的“座架”便是对“关系本体论”的佐证。“物质性转向”不仅强调摆脱传统物质主义的“物质惰性”指向“物质的活动性”与建构主义特征，而且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物”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从本质主义（substance）转向关系主义（relation），物体不再是提前被确定的存在，对物体的界定需要在人与非人元素所搭建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认识的实践（practices of knowing）不再仅仅被看作人的实践，这不仅因为采用了非人元素，还因为认识（knowing）是让自己对他者具有可解读性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于是，认识论不再被看作对知识主张（包括对认识物质本身的主张）的批判追问。相反，认识实践（epistemic practices）被构合为一种形构我们世界之匿名力量的形而上学乃至宇宙学逻辑的部分”（Lettow，2016，p.109）。在这种向“后”（post-）的“历史先验”的过渡中，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从对“媒介”（medium）的界定到对“媒介域”（médiasphère）的勾勒乃至对整个传承（transmission）的“中介化”（médiation）过程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物质性转向”特征。在这里，传承的“中介化”不再是单个媒介的作用，而是由人（组织机构）与非人元素（物质媒介载体）组成关系网络的互动或内动过程，其中元素的身份与意义需由该过程或作为其历史分期的“媒介域”来确定。

二、德布雷媒介学物质性思维路径与方法

要理解德布雷媒介学的“物质性转向”，就需要了解媒介学的思维理路和操作方法。它们体现着媒介学“媒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特征。德布雷的媒介学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传承方案”来阐释文化史和技术史的构合关系的。如同勒瓦古兰和斯蒂格勒一样，德布雷也认为人类社会延续存在于记忆技术之中，换句话说，存在于物质性之中。在德布雷看来，物质与精神并不是一双对立的概念，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客观的物质对象也是文化的，而文化又具有物质性特征。用德布雷的话来说：“媒介学不是让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而是相反，让物质支撑精神化，让‘传递技术’意识形态化，让我们社会的记忆工具思想化（mentaliser），使我们思维工具技术化”（Debray，1994）。也就是说，媒介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技术或象征性与物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即讯息（message）通过这种媒介学的中介化过程构建一个“宏大”事件（event）。发挥中介作用的不再单纯是某一种或几种大众媒介，也不是单纯的群体组织，而是通过一种“行动者网络”（agent-network）装置：在这里，只有作为人的元素的组织—制度机构和作为非人元素的传播技术载体一道构建了内动（intra-acting）网络，流动于其中的讯息才有意义，才能被传承、产生象征效用，从而变成一种物质力量。内动意味着能动机制（agency）被理解为一种力量动力机制，而不是内在于个体或被人行使的功能（property）；在该动力机制中，所有被标明的物（things）持续地交换和衍射（diffracting），互不分离地相互影响和发挥作用（Barad，2007，p.141）。因此，需要从拒绝技术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出发，从分析“媒介”（medium）这个发挥中介化作用的黑匣子入手，我们才能厘清媒介学中能动元素的运作关系。

（一）作为“社会存在和文化传承”反思方案的媒介学

德布雷媒介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社会存在与传承、文化与技术、观念（或思潮）与运动、意识形态与权力等构合现象的反思方案。作为思想家和行动者，德布雷拒绝理论反思和社会责任的分离，他努力实现的就是把“说”（dire）与“做”（faire）结合起来。权力（pouvoir）、信仰（croyance）与传承（transmission）是德布雷思想体系的中心三角，他的重要贡献无疑是非常明晰而有力地把这三个领域结合在“媒介学方案”中，并称之为：政治（politique）、宗教、中介化（Jeanneret，1995，p.8）。德布雷把对宗教起源和传承的思考借用到政治社会组织中，形成了他的“神学政治”，来显示在商业算计理性流行的时代已然伴随着种族—宗教诉求的回归（Courtois，2018）。德布雷的“媒介学方案”存在于对社会存在和文化传承的整体反思，该反思涉及两个媒介学公设：“不完备原则”（incomplétude）与“循环因果原则”（causalité）。

在德布雷媒介学视角下，社会成员之间的水平沟通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和持久性，集体的维持必须参照一个位于自身之外的“超验的存在”或“不完备点”。“不完备原则”的提出受到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Gödel，1906—1978）“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①的启发，即仅借助系统内部的元素，任何系统都不能形成自洽的体系，也就是说，不管何种领域的限定只能通过向某个外在于该场域的元素的开放来进行，任何群体如果要与周围的混乱环境分离且获得一种身份或稳定性，就必须参照一个真实的或象征的、物理的或神话的外部存在，以便形成一个团体（Debray，1991b，p.39）。于是在德布雷那里，“不完备原则”成了集体组织存在的超验条件，每个社会都存在着超越自身的最终根据，没有“超验”就不存在内在性（immanence），而且宗教和政治都遵循“不完备原则”，宗教是“元政治的”（métapolitique）模型。

“循环因果原则”拒绝为信仰的后续（ultérieures）形式赋予一个起源。媒介学史观不是去寻找一个奠基性起源，然后由此源头来延续一个完整的线性过程。媒介学的起源是在最后被提出来的，不是某个人或主义者创造了某个学说，而是有关某个“主义”（-ism）的媒介化过程创造某个“主义者”，即主义的创始人其实是主义的产物而不是相反，“下游构建了上游”（Debray，1999）。同时，传承过程不但建构了讯息，而且为讯息赋予价值，使之合法化、长期存在下去。“没有具体于制度化中的讯息就像水汽或噪音一样空洞”（Debray，1997，p.26）。在“循环因果原则”视角下，媒介学认为不能独立于物质支撑（媒介、技术）和机构支撑（组织、教堂、管理部门或政党）来思考信仰和文化的传承，“没有传承技术和传承观念的机构就没有观念体系（système d'idées）的存在”（Ruano-Borbalan，2002）。在媒介学家那里，技术是“使人相信”（faire-croire）的条件。“宏大观念”因传承技术而具有了立法的力量，“中介化”不仅是一种传承，而且还是一种制造。

媒介学的这两个公设是相辅相成的：“不完备原则”揭示了“循环原则”发生的基础；“循环原则”显示了“不完备原则”的运作机制。二者体现了对社会存在及其文化延续的“精神逻辑后勤学”（logistics of spirit）的反思以及对处于物质性和精神性中的文化的反思。

（二）德布雷视角下的媒介学物质性思维理路

作为对社会存在和文化传承的反思，更具体地说，作为对“中介化”过程的反思，媒介学拥有自己的思维理路。这种思维理路把媒介学导向了理解社会现实的一种新路径。在德布雷的认识中，西方思想有别于中国思想，“中国有着统一而有机的宇宙论，所有的空间都是中介性的——不必填充灵魂与肉体、物质和精神间的鸿沟”（Debray，1991b，p.42）。西方思想则是柏拉图二元论导致的结果，二元论观念遍布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媒介学指向的是一种新的描述世界和讲述历史的方法，远离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想，告别以往的二元对立：“拒绝二元思维，即符号与物、灵与肉、内部与外部：重要的是‘架桥’（ponter），即让它们彼此交叉、彼此获取营养”（Debray，1991b，p.42）。在媒介学视角下，社会和技术不能形成两个现实阶层，而是形成一个领域：在这里，主客体、人与非人混合在一起，相互决定。媒介学聚焦于文化传承的物质—制度条件，真正地处理观念和意识形态因之而被代代传承的道路、渠道、车辆、车站、港口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物质制度载体，提供了一种把社会学（socio-logy，仅考虑主体）和技艺学（techno-logy，仅考虑技术）联系起来的视角。消除了技术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构合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与精神性。

德布雷认为，人类的历史包括人与人关系的“文化史”和人与物关系的“技术史”。他辩证地看待技术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既不赞同纯粹的技术决定论，也不苟同于意义对社会现实的唯一构建性。社会存在和文化传承是文化和技术交叉的结果。在德布雷那里，媒介学不是纯粹的媒介理论，研究的不是一个媒介对象，而是一种从关系层面上来审视的中介化过程。媒介学涉及三个系统间的相互关系：“由不同外观符号所构成的象征形式，不同地域、民族、性别、阶级的人群的集体组织，以技术制作形式为区分的各种传播技术系统”（陈卫星，2015，p.9）。简而言之，媒介学就是在宗教、社会和技艺之间建立关联。如果没有宗教式的“不完备点”，社会就难以维持；如果不把社会集体化和物质化作为一个管理扩散后勤逻辑的集体组织，作为技艺的传播技术系统就不可能存在。

（三）德布雷视角下的媒介学物质性操作方法

要把握媒介学传承的操作方法，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入手：在宏观上，我们需要了解媒介学传承的构成元素；在微观上，需要具体了解这些元素间的互动机制。在宏观上，媒介学的传承元素包括讯息的“循环手段”（moyens de circulation）和“循环动因”（agents de circulation）。它们分别代表着“物的世界”与“生命的世界”：前者意味着“被组织的物质”（MO），指向技术类型的媒介；后者涉及“被物质化的组织”（OM），指向种族—文化媒介，是主体性工程的载体。其中“被组织的物质”是全套工具，而“被物质化的组织”则是坚定不移的发动机（Debray，1997，p.34）。“循环手段”包括“作为运输通道的载体”（如道路、屏幕、纸张等）、“作为运输手段的工具”（如自行车或汽车、字母或象形文字、绘画或照片等）和“作为运输方式的网络”（如道路型、印刷型、电波型、数字型等）；“循环动因”涵盖“文化承载环境”（如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北美文化等）、“集体推进机构”（如机关、企业、机构——博物馆、出版社、学校、电视台等）和“概念的引发规则”（如讯息的内部配置方式）（Debray，2000，p.128）。“物的世界”与“生命的世界”构合勾勒了传承的技术与人文环境。

对媒介学传承的具体了解，需从微观上进入到有别于大众媒介（massmedia）的“媒介”（médium）这个黑匣子之中，考察作为“外部运输载体”的“被组织的物质”和作为“内部转化载体”的“被物质化的组织”两组范畴间的互动。“被组织的物质”范畴指的是传承的技术载体，它们是精神的后勤运输逻辑（logistics）；“被物质化的组织”范畴指的是传承的制度载体，它们是生产、使用、推广（propagent）和使技术支撑和工具合法化的机构。媒介学研究不只是让分析者把媒介作为一个传承的实践过程来研究，而且是从关系层面上来思考要分析的不同元素。例如，文字的发明生产了文本（MO1）；作为新的文本生产系统，印刷（MO2）将生产大量的书籍（MO3），这些书籍又与文本生产和扩散（车间+书店）的技术和人文环境（milieu）不相分离，而该环境又引发了民族语言（OM1）的扩张和官方化，出现了各种文学领域的机构，如科学院、皇家图书馆、学术期刊、阅览室等（OM2），而这些结构又是话语模式（matrices discursives）和社会性形式（如作者的概念与著作权、书信形式、接待话语、沙龙对话、知识分子圈的“交流”等）的载体（Debray，2000，p.131）。因此，媒介学家的世界不是一个机械的世界，而是一个系统的、辩证的、关系的世界，拥有（物质和精神元素间）彼此因果决定的反馈回路，遵循着非线性的因果和决定论逻辑：“A不一定造成B，但没有A就不存在B”（Vandenberghe，2007，p.30）。

为了方便把握长时段上的中介化逻辑，德布雷发明了“媒介域”概念，用它来指一个既定时期流行的中介化系统，或“技术与象征”结构，或“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特性的传承和运输的技术环境”（Debray，2000，p.32）。德布雷媒介学主要包括三个媒介域：逻各斯域（logosphère）、书写域（graphosphère）和图像域（vidéosphère）。另外，法国媒介学学者露易丝•梅尔佐（Louise Merzeau）在德布雷的“三域”之外添加一个“超级域”（hypersphère，数字网络体制）。在历史视角下，媒介学基于一种旨在标示主流传播和传承系统的历史分期，每个媒介域意味着一定时期围绕某个技术和象征结构所建立的社会和文化稳定性。“媒介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围绕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组织起来，通常情况下这种媒介是最新的。“媒介域”概念旨在说明传承技术及其制度配置被牵连进信仰的改变，也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和改变，媒介域转换的时刻是媒介和社会产生紧张或复杂关系的时刻（陈卫星，2015，pp.18-19）。实际上，“媒介域”成了米歇尔•福柯系谱学意义上涵盖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权力装置”（dispositif），决定着意义和主体性的生产：一方面，媒介域“是一种超验的技术，先验地规定了意义及事件的生产条件”（Debray，1991a，p.320）；另一方面，“在每个集体主体性后面，有一种或几种技术系统在工作，反之亦然。既不存在技术自治的事实，也不存在文化自治的事实。彼此相互控制”（Debray，1996，pp.116-117）。

三、德布雷媒介学物质性转向的特征

德布雷的媒介学把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看成一种社会技术实践，文化的本体表现为物质性和象征性的统一。德布雷媒介的物质性体现了以下层次：首先是作为人工制品（artifact）的媒介或技术支撑（technical supports）；其次体现在关系层面上的“媒介域”（与其说是“媒介域”倒不如说是“装置”）。MO/OM的互动，或支撑/关系（support/rapports）间的辩证法构成了媒介学方案（schéma propose）的关键点。不可能把社会机构（instance communautaire）和传播装置（dispositif de communication），即社会性和技术性，分开来处理。被组织的物质与文化设备（appareillage，即MO）相对应，德布雷在其中安排了传播设置（agencement de communication），即从属于符号学方式（mode sémiotique）、扩散装置（dispositif de diffusion）、物理支撑（supportphysique）、运输方法（moyens de transport）的东西。被物化的组织（OM）则把我们置于制度机构（institution）的一边，我们在此可发现共同体设置（agencement communautaire），即把某个传承的运作者结合在一起的不同联系形式（formes de cohésion）（Moser，2012，p.79）。德布雷用不同的辩证概念来描述构成中介的技术面和组织面：被组织的物质/被物化的组织、工具/手势、支撑/关系、装置（dispositif）/配置（disposition）、什么/谁、设备（appareilage）/等级化的机构、工具化（instrumentation）/机构、符号工具化/制度化领导、后勤逻辑（logistique）/策略、技艺/实践（techné/praxis）、传播结构（configurations）/社会结构等。而“媒介域”则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和关系网络，和福柯的“装置”类同，决定着其中能动元素（agente）的身份和意义，换言之，其中任何一个元素的界定和意义都来自该元素所处的关系网络。

（一）德布雷媒介学的泛媒介（或技术）中介化特征

德布雷媒介学关注的是“媒介”（medium）在社会存在和文化传承中的中介化作用。尽管“我（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基于影像及其在西方的发展；然后是基于国家（Etat）和因传播装置而产生的政治时间的历史分期；最后是基于上帝的产生技术”（Debray，2011，p.29）。但媒介学总体关注的是“一个古怪的微不足道的物体（objets triviaux）和宏大思想（grandes idées）的整体，如坚硬物（纪念物、道路、自行车、汽车）和柔软物（国家、面孔），传承环境（milieux de transmission）（演出、灯光、恐怖主义）和行为形式（传播、传承）”（Debray，2011，p.28），即关注把它们二者勾连起来的中介化问题。在梅尔佐看来，“中介化不是一种符号系统，而是一种痕迹系统（traces）”（Merzeau，2007，p.31），铭写于载体表面且与“场所（lieux）、团体（corps）和机构不可分割”。如果要把技术载体放在媒介学的视角中观察，就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为了一个支撑、一个组织或一个机器能被充分看作中介化的，仅考虑它们拥有社会影响或技术用途还是不够的。它们必须结合几种操作（opérations），我们将之标识为铭写功能、组织功能、调节功能和预期功能”（Merzeau，2007，p.31；Debray，1996，p.177）。也就是，技术载体的“媒介化”（médiatisation）作用还不能构成“媒介学”过程，这四种功能之间需要存在这样的关联性：作为一种“记录”（recording）痕迹的“铭写”隶属一个拥有调节作用的组织，该组织控制着信息的分类、近用和分配；而“铭写”规范的本身又涉及数据的编码、压缩、转让、切割或呈现，但这并不满足于调节现存的实践，而且对程序、轮廓或逻辑还有预期，形塑着未来的应用（Merzeau，2007，p.31）。在这种“中介化”的过程中，作为人的元素的“组织”和非人元素的“媒介”具有了“能动元素”（agent）的“地位”，它们是构成媒介学中介化装置或中介黑箱的不可分割的成分：缺乏任何一方，中介化便无法进行。

（二）媒介学与媒介研究的区别：走向“装置”的中介化

德布雷媒介学研究和英语日耳曼传统的“媒介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在媒介学学者看来，“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聚焦于共时性（synchronie），而“媒介学研究”则垂青于历史的长时间、历时性，感兴趣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Spoiden，2007a，p.90）。而且“媒介研究往往集中于新近技术创新的文化影响，而媒介学研究则更多游行于历史之中。不过，我们认为中介化（medio）和媒介（media）应当共存，甚至应创造一种对话。换言之，在媒介之中必须有中介化”（Spoiden，2007b，p.8）。其实，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媒介化和中介化概念的区分一目了然：前者涉及两项（使……间接化或使……媒介化）；后者涉及三项（中介化或协调、调解）。媒介学研究关注的是“中介化”；媒介研究关注的是“媒介化”。在媒介学学者看来，从“媒介化”向“中介化”转移意味着“技术工具论”向“中介化伦理”的转移。

就与多伦多学派的关系而言，北欧德语区的媒介研究比法国媒介学亲近得多。北欧德语区通过以下方面整合了麦克卢汉的理论：首先，北欧德语区仿照康德的超验先验（transcendental a priori）理论把“多伦多学派”的媒介理论看成第一个讲述“媒介先验”（mediatic a priori）的媒介理论；其次，麦克卢汉的《古登堡的精英》与《理解媒介》为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媒介元叙事”（meta-narrative）或一种“文化历史”，这种叙事如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首次从媒介视角出发展现了西方文化的全部历史；再次，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也是教育和媒介研究方面的典范，教育被看成一种媒介行为；最后，麦克卢汉的“全球村”引发出来的概念类似于“巴别塔”的国际社会建设方案（Friesen，2010，pp.6-7）。德国媒介学学者班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指出了这种研究与法国媒介研究的差别：“德国的媒介理论把焦点从意义表达转移到表达的条件，从词义转向构建意义的外部物质条件。因此，媒介（media）不仅是哲学和文化的另类参照框架，而且也克服了法国理论对话语的聚焦，把媒介研究从哲学或考古学维度转向了它的历史技术维度……聚焦于意义构建的物质性和技术性让德国的媒介学学者把福柯的‘历史先验’（historical a priori）转变成了‘技术先验’（technical a priori），把福柯的‘档案’指向了媒介技术”（Siegert，2013，p.50）。于是，当法国的媒介学在摆脱纯“指称幻觉”（referential illusion）而揭示表达和技术支撑整合或“装置”的中介化作用时，德国的媒介研究则专心于“技术先验”中不同媒介的技术现象学体验。换言之，如果说法国的媒介学主要体现着法国记忆技术哲学和福柯系谱学的统合，那么英语日耳曼传统的媒介研究则具有媒介现象学和福柯考古学品质——其中，媒介考古学以及媒介“变体学”（variant-ology）便是代表。

（三）德布雷媒介学的中介化伦理观

在媒介学那里，中介化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被动的，它关注中介化对被运输“讯息”的影响、对广义文化的影响：宗教、政治、经济、艺术，等等（Debray，2020）。在传统的文化和技术对立论中，人长期以来所经历的人化过程（hominisation）是一个异化的外化过程，社会被技术变得非人性化。该过程并没有以主体的人为中心，而且借助剥夺和中心偏移（excentrations）来外化和扩大我们的能力，这是一个仍在进行的非人性（a-humain）过程。媒介学没有把这种异化的过程归咎于技术，而是认为没有什么比技术（technique）更为人性，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借助“意识形而上学”（la conscience）向“环境物理学”（physique du milieu）的转换我们才有可能让非人性的人化变得具有人文特征（humaniser）（Debray，2000，p.215）。也就是让作为联系基础设施的工具、支撑和设备（appareils）与场所（lieux）、团体（corps）和机构联系起来（Merzeau，2007，p.30）。

在“物质性转向”中，来自拉丁词根“做……的方法”的“伦理”（éthiques）具有了新的理解视角：不再是传统的主客体二分规定的主体的行动规范，而是在物质和生命所构成的领域内，彼此作为能动元素（agence）而具有的内在行动（intra-action）的规范。如凯伦•巴拉德所说：“在能动元素现实主义视角下，伦理不仅仅是科学实践的补充，而是它的构成部分，更可以说，价值观是认识（knowing）和存在（being）本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Barad，2007，p.37）。同样在德布雷的媒介学那里，伦理问题成了传承装置的组成部分。德布雷的媒介学伦理虽然没有给予详细的描述，但指出了思考媒介学伦理的“生态学”路线，“希望位于中介化伦理（medio-éthique）中的媒介学坚守生态学（écologie）的重要意义——对一个生态系统（écosystème）中元素间关系的分析，因此是对一种根本的、描述的和阐释的生态学分析，而不是对一种战斗的（militante），甚至教条主义的（dogmatique）生态学的分析”（Spoiden，2007b，p.8）。媒介学倡导一种媒介学技术或中介化伦理（médio-éthique）。在媒介学视角下，就文化的生活生产而言，德布雷希望媒介学能成为生态学（l'écologie）之于生物学（biologie）那样的东西，按照生物学伦理的模样成为一种中介化伦理。德布雷并不是想把一种中介化伦理和政治道德方案联系在一起，而是希望媒介学在自己的伦理实践中能像生态学那样来分析系统的不同元素间的关系；他认为媒介学既不是去“推动某个信仰”也不是“谴责某个坏人”，而纯粹是呼吁一种技术和传承政策以及一种超越政治的公民参与——如“对公民媒介学”的提议（Spoiden，2007b，pp.8-9）。

（四）德布雷媒介学的历史时空观

在媒介学的“物质性转向”中，时间和空间有了新的维度。时间和空间不再是预先被确定的单位，而是具有构建主义特征。媒介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主要体现在作为中介化历史分期的“媒介域”之中。对时空概念的理解可参照与“笛卡尔切面”（Cartesian cut）非流动性相对的“能动元素切面”（agential cut）或“考古学切面”（archaeological cut）的流动性来进行，例如在西蒙栋那里，个体性是“个体化”过程的结果，空间成了不同语境所构建的不同时空分区。德布雷媒介学关注象征效用（efficacité symbolique）如何隐藏在抽象的观念与技术手段的结合之中——具体来说是如何隐藏在观念和与地理场所、组织和机构相联系的技术工具的构合中。在媒介学的知识意图下，媒介学把人类的历史或时间性（temporalité）解析为两种历史的结合：一方面是人与人关系的历史，构成了文化史；另一方面是人与物关系的历史，构成了技术史。“第一种具有强烈的可逆性，是一种不分前后的重复空间；第二个是一种累积延伸，一种发明和发现的开放空间。艺术、宗教、神话和政治属于第一个领域；科学与技术属于第二个……我们与物的关系由人来做中介，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需要物来中介”（Debray，1991a，pp.39-40）。媒介学在单纯的思想史（或心态史）和技术史之外开辟了一种构合二者的开放历史视角，强调社会存在和文化传承是文化和技术合力的结果。除此之外，媒介学的中介化过程经历的是双重时间性，纵向维度上的“传承时间性”和横向维度上的“传播时间性”。“传承时间性”是一种传统的系谱学（有别于福柯系谱学）延续线性关系，在这里时间的组织特征表现为“垂直性”（verticalité），体现着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线性关系，人类社会就存在于这种时间的连续性之中；“传播时间性”则体现着另一种非系谱学的、非线性的、非导向的时间性，具有非连续性特征，其主要维度是当下（Moser，2012，p.85）。“时间性”体现着人类行为的历史逻辑，媒介学的“时间性”观念凸显了媒介学与传播学或媒介研究的差异。“媒介域”作为物质性和话语性构建起来的空间，因不同的媒介和组织模式而拥有不同的传播语境。

四、结语

无论是从中介与媒介域的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来看，德布雷媒介学都体现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德布雷的媒介学传承不再是媒介化而是中介化的结果。文化的传承不仅通过技术媒介扩散或传递，而且要借助人的组织来实现人、非人、信息等能动元素的整合。“物质性转向”作为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转向提供了一种后话语（post-discursive）视角，有别于西方现代哲学的笛卡尔传统。就德布雷的媒介学而言，其“物质性转向”不是一个个案，而是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现在法国的物质性转向的一个表征：如西蒙栋的“关系本体论”（个体化）、布迪厄的“场域”论（资本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技术生产）、皮埃尔•莱维的“认知生态学”（人工智能）以及福柯的“权力装置”（权力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都表现出以下特征：1）其中的人或非人的活动者更多被看作一种能动的元素；2）是从关系的层面来考察事物，不是孤立考察主体或对象客体；3）对某个能动元素界定是通过所处关系网络来进行的；4）重视技术物质性，有试图超越纯粹的话语、文化和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的倾向。这些特征与以“物质性转向”为核心观念的新唯物主义保持着高度契合：1）万物（matter）皆有某种能动性（agency）形式；2）一切事物（things）交织缠绕在一起；3）所有单位体（entities）从关系中形成；4）关注各种物质性与能动性（agency）（Snaza et al.，2016，pp.xvi-xviii）。可以说，这些学者的理论构成了“新物质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布雷媒介学的“物质性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在传播学方面，德布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论。文化及其观念的传承以及意识形态力量的发挥不能单靠大众媒介的媒介化作用，而是需要把人的元素和非人的元素结合起来：技术载体只是传承或观念物质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没有人的元素的参与，传承便无法进行，组织机构是传承的动力。尤其在媒介学视角下，“真理”的界定，是用“有效/无效”（performant/non performant）的规范性话语替代“真实/虚假”（vrai/faux）的命题区分。一个“观念”有效力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被当作真实的（Debray，1981，p.169）。“真理”的界定从认识论转向了方法论，这时的“真理”如福柯所说，指一套程序，该程序能够在每个时刻让每个人发表被看作是真实的东西（或真理）（Foucault，1994，p.407）。观念被置于中介化过程之中并借助制度机构具有了立法的力量。也就是说，“观念本身没有说服的力量，它需要技术和制度力量介入社会并改变社会，一种观念把大众付诸运动、改变权力领域的平衡并引入某种行为的能力不依赖于它的真理价值”（Debray，1981，p.117）。在此，“真理”不再是单纯的认识论结果，而是“物质化”程序的产物，物质性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马克思曾详细地描写：当一种观念占据了大众的心理，它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力量。与马克思、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对“观念具有影响力”的阐释不同，德布雷创新性地从讯息移向了媒介，把媒介构思为传承的技术和文化载体，它们构建了象征的效力。在媒介学的“物质性转向”中，观念的效力不能脱离物质技术基础，这丰富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话语体系与大国形象建构研究”（21XC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没有一组逻辑关系的确立能不意味着还存在其他这组关系自身无法处理的关系”(德布雷,2014, 第37 页) 。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朱振明、付佳洁：《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7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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