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郭刚堂在找回失散24年儿子之后，给导演彭三源回复的第一句话。7月13日，在公安部“通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团圆”行动最新成效”发布会上，公安部介绍郭刚堂儿子被拐案的相关信息。而郭刚堂正是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的原型。2天前，公安机关为郭刚堂、郭振（户口名为郭新振）一家人举行认亲仪式，离散24年的家庭终于获得团聚。电影《失孤》剧组纷纷送上祝福。片方在新发布的海报上，以一句“这是电影最好的结局”为整个事件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刘德华特意录制视频，“今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而且振奋，因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在公安机关的努力之下，终于跟父母团圆。”另一位主演井柏然同样在社交平台送上祝福。
电影导演彭三源更是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替郭大哥高兴，并寄语给郭新振，“因为他对你的爱我们拍了电影《失孤》，那时候我们就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所以你生父的突然出现，不止是带给你一份父爱，还带着天下的祝福！我们知道你平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们为此感到庆幸，为你父亲，也为你！因为你父亲曾经害怕地问过的‘他还活着吗’？因为你的回归给了一个圆满结局。”
有网友在文章下面评价，“彭导！可以拍个《失孤2》吗？”彭三源导演并没有给出拒绝，回了一句，“看谁找我。”一部电影，让整个事件被大众关注，更是让所有民众加深了对拐卖儿童问题的认知。2011年春节期间，“微博打拐”事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一话题，同样引起了导演彭三源的关注。自此，彭三源开始了该题材的电影创作和乡野调查，她联系了“宝贝回家”等相关公益组织，从各种真实的案例中，触碰事件的力量。当她越来越深度了解失踪被拐儿童事件之后，她惊讶于数据的庞大。
在《失孤》上映期间，彭三源在接受媒体时就曾坦言，“我拍这片的所有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失孤’的父母和被拐的小孩。”在创作初期，彭三源曾计划把彭高峰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因为当时他重新找到了孩子，但孩子已经不认识他了，这种矛盾冲突自然是一部电影的最佳看点。可结果，这个故事率先被陈可辛导演创作成了电影《亲爱的》。于是，她重新回忆起了自己早年在新闻上看见的郭刚堂寻子事件。
在改编过程中，团队坚持不去为了追求戏剧化而伤害当事人和他的家庭，同时，所有的改编内容都是得到过法律授权。有了这些现实的基础，她坦言，控诉并不高级，而要创作更温暖积极的东西，“控诉激起来的是愤怒，愤怒激起来的是反抗，反抗激起来的是混乱，混乱激起的是更大的悲剧，没有意义。”在拍摄中，彭三源曾一度和郭刚堂建议，把郭振本人的照片，印在刘德华摩托车飘扬的旗帜上，这样后续在电影宣传期间，也能利用媒体效应去扩大寻子事件的影响力。
或许是一位父亲出于保护孩子的顾虑，这个方案当时就被郭刚堂拒绝了。团队最终在拍摄过程中，仍是选择了使用小演员的照片。对比现实，电影并没有给出结局。刘德华问僧人，自己什么时候能找回儿子。僧人答曰，多行善业，缘聚自能相见。
缘聚缘散，缘起缘灭。如今郭氏父子重新相聚，现实中的这份折射，正是电影《失孤》最好的结局。郭刚堂在采访中也坦言，对于儿子的养父母，自己也是“多了一门亲戚”。截至目前，经过公安部门的努力，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达61年。可见，郭刚堂寻子是近二十余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持续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一个缩影。当真实事件投射到大银幕，电影力量也为事件本身带来更多的关注。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亲爱的》，同样改编自现实中的真实拐卖事件。在电影上映前两年，陈可辛被“寻子的力量”震撼，专程到深圳宴请了彭高峰和孙海洋，听他们讲述寻子故事。由此，以他们俩为原型的寻子电影有了雏形。
张译饰演的韩德忠原型孙海洋，在电影《亲爱的》创作时，向电影团队提出了要求，希望张译在电影里使用自己孩子的照片，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15920054088”加在了片尾。
导演陈可辛提醒他，这样可能会被更多的电话恶意骚扰。孙海洋却说，“没关系，就怕有一天，连骗子都不愿意来骗我了。”电影的力量永远来自真实，这种不经加工的现实素材，在银幕上的力量，比设计过的台词还要震撼。
2020年元旦，孙海洋曾在微博中写下对孩子的祝福，“你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孩子了自己的衣服裤子要自己洗，要学会独立，自己照顾好自己！爸祝你健康快乐......”而在他寻子的十余年中，他参与解救了50多名被拐儿童 。
而上文所提及的彭高峰，正是《亲爱的》中黄渤的原型。比较幸运的是，和电影里的结局一样，他找到了孩子乐乐，只是刚两人重遇时，一些生分的地方会有所流露。一开始彭高峰夫妇并不希望儿子再去接触高永侠——赵薇饰演的李红琴的原型。但抵不住儿子对养母的思念，两家才在后来的日子中，慢慢和解。
《亲爱的》《失孤》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适当地加入创作元素，同时又遵循事件本身的发展，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抓手。两部电影在半年内轮番上映，让儿童被拐卖事件成为了全民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这类公益组织的兴起，同时刺激了越来越多有抱负的人参与到这类公益项目中，成为志愿者。真实事件和电影的结合，一直都是影史上，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突破口。中国第一部长片剧情电影《阎瑞生》至今恰好100周年，而它则是改编自当年轰动上海的真实事件“阎瑞生案”。借着现实和电影的结合，上映初期就反响热烈，据1927年的《中国影戏大观》所记载，这部电影在第一个礼拜净赚了4000大洋。
这种对“真实”的放大，让观众回到事件现场，“参与”到事件中心。正在热映的电影《中国医生》亦是如此，当每位观众都是事件的参与者时，电影的每分每秒，都能给每个人带来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认知。
同样由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也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这些创作既能全景式的还原当时情景，又让观众从根部理解事件背后，每个付出者的不易。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不少电影均改编自新闻报道，像电影《落叶归根》《左右》等作品，便是改编自《南方周末》的报道。甚至有内容团队，深度参与运作售卖新闻特稿的版权生意。当电影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在乎内容的时候，大众对电影内容的期盼容易被情绪影响，和现实有所互动共鸣的事件，更能让观众有所移情，进而产生共鸣。
从新闻/真实事件出发，本身所具备的内容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更多是事件本身在社会上就有了影响力和刺中大众情绪的爆点。当单纯的文字或者纪录影像，通过电影这个话题性更强的载体传播时，其有机会把情感拉动到最高点，同时把事件的社会性拔高。在过往的创作中，电影《战狼2》《我不是药神》亦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电影都是抓住了现实的支撑点，并在创作中提取出了社会性，进而一次又一次地调动观众的观影情绪。当然，这种优势并不是让创作者有机会“添油加醋”，而是如何实现在不破坏事实原貌的同时，让故事在大银幕上呈现更精彩的光影瞬间。正如彭三源导演说的，未来不会把郭氏父子的故事拍成电影。如今现实的发展已经和当初电影的结尾有了最好的呼应。因为真实从来不是去自揭伤疤，而是让人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