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小镇记：小叔 | 路明 | 自由微信

出小镇记：小叔 | 路明

Original: 路明文汇笔会 2019-07-12

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

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青石板路上招摇而过，一不留神溅一脚泥——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八十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有一阵他迷上了霹雳舞，在爷爷的菜园子里日夜苦练，踩坏了数棵矮脚青菜后，江湖有传言：龙王庙出了个“霹雳舞王子”。王子在菉溪镇独孤求败，倍感寂寞，跑去县城跟人家“斩舞”，结果灰溜溜地回来。

后来我问起这件事，小叔有点脸红，县城算什么……上海也不算什么……他摁下烟头，眼神闪烁，现在都时兴去南边……算了，跟你讲了你也不懂。

常有些漂亮阿姨来找小叔。她们穿得花枝招展，活像西游记里一伙刚出浴的妖精。妖精们三五成群，隔着菜园大声叫小叔的名字：路建国，出来一道蛮！接着嘻嘻哈哈笑作一团。爷爷就恨恨地骂，不三不四。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幺儿从来是最受宠爱的吧。爷爷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宠成了废材。他对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小畜生”头疼不已，可除了打，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我喜欢和小叔一起玩。他大我十多岁，不太像长辈，倒像个大哥哥。春天捉蚂蚱，夏天钓龙虾，秋天摸柿子，冬天偷塘鱼，很少有空手回家的时候。小叔告诉我，龙虾喜欢拌了猪血的蚯蚓，甲鱼最爱吃新鲜的猪肝。他咬着一根狗尾巴草，得意洋洋地走在田埂上。我拎着一铅桶的战利品，屁颠颠地跟在他身后，像个快乐的跟屁虫。

龙王庙路家的老幺，我奶奶的心头肉，小镇第一批浪荡子弟，我的小叔。

我爸是镇上另一个异端。作为家中长子，又是南方饥饿年代出生的罕见的大个子，二十出头就长成一副四十岁的模样。我爸擅长打架，干完一架，就着缴获的双沟大曲或沙洲优黄，盘腿在行军床上看书。无论是《金光大道》《赤脚医生手册》，还是《拖拉机修理技术》、高中几何课本，他都读得有滋有味。恢复高考第一年，我爸考取了师范，是镇上唯一“考上学的”。小叔不像话的时候，我爷爷揍完，我爸接着揍，说不清谁下手更狠一些。我奶奶不敢拉。所以小叔见到我爸有点怕，说长兄若父，大概就是这意思。有几次小叔在我爸那里挨了揍，低眉臊眼的，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过了一会，他悄悄用手肘捅我，阿去钓龙虾？我点点头，像一对难兄难弟。

我爷爷的打算是，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等他退休了，小叔顶替他进“国二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老党员，凭一双手做到工人阶级的塔尖。据说要不是脾气臭，酒后爱打人，早当厂长了。新任厂长是他徒弟，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

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我才不去国二厂……我要做生意。

我爷爷放下筷子，做什么生意？

跟阿福、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电子表，不要太好卖！小叔眉飞色舞，他们去过好几趟了，说一次能挣几百块。

你哪来的本钱？

本钱嘛……你借我一点……

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咣当一声，饭碗落地，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

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

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响当当的大厂，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逢年过节，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整条整条的大青鱼停在仓库里，等职工搬回家。在我爷爷看来，那些做生意的，跑单帮的，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国家早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我爷爷坚信，个体户再有钱，不过是一时风光，国营大厂才是千秋万代的。

那个下午，小叔给我钓了好多好多龙虾，一个铅桶装不下，我跑去同学家又借了一个。我喜笑颜开，说够了够了，吃到明天都吃不完了。小叔也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说再钓几个。

第二天小叔没回家。我奶奶翻床头柜，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

这不是小叔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少林寺》风靡全国的那一年，小叔卷走了家里所有的全国粮票，登上北去的列车，去嵩山少林寺学武。小叔哪吃得了练武的苦，没几天就跑了。等他一路玩回家，奶奶都快急疯了。

免不了被爷爷一顿痛打，几天都下不了床。

这一回，小叔是跟阿福、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还没出广州火车站，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他大概觉得回家太丢脸，硬着头皮留下来，在工地打黑工。

小叔年轻气盛，又仗着学过“武术”，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最后一次，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工友背着他去医院，发现他口袋里连挂号的钱都没有。

肇事者跑了。工友们凑了点钱给他治病。等能下地走路了，小叔偷偷溜出医院，扒上回程的火车，一路逃票回到小镇。

他躲在阿福家里，白天睡觉，晚上偷偷摸到爷爷家门口，徘徊良久，不敢推门。

彼时腊月，天寒地冻。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家里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变，摔下饭碗冲了出去，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

我几乎认不出他。眼前的这个人，套一件油腻腻的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蓬头垢面，分明是个乞丐。

过完正月十五，爷爷提着木棍，把小叔赶进屋子。爷爷锁上房门，吩咐“没我的话，谁都不许进来。”

屋子里传出鬼哭狼嚎，“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奶奶坐在院子里，一句话不说。

“姆妈，姆妈救我呀！”

我咚咚咚敲门，门不开。我又跑去拉奶奶，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我怕爷爷把小叔打死了。

奶奶坐着，纹丝不动。突然间，暴起一嗓子——“打得好！”

回头一看，她满脸的泪水。

打你个年少轻狂，打你个游手好闲，打你个不辞而别，打你个没心没肺。

我爷爷拎一瓶泸州大曲、一条红壳子（牡丹）去了厂长家，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用爷爷的话，“老子一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过”。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每天一身黄灰色电工制服，骑着自行车，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换灯泡，给师傅递烟泡开水，帮师傅扶梯子，听师傅吹牛皮。在此期间，他跟同厂一个叫淑珍的女工谈起了恋爱，去县里看过三四场电影。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更离谱的，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帮，成了一名厉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爷爷奶奶都匆忙赶去，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最远一次去了新疆哈密，只因为电视新闻里的一个侧影像小叔。淑珍来过爷爷家几次，哭着来，哭着走。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钱，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

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奶奶一个人在家，桌上摆了一只鲜奶蛋糕。那时候的小镇，蛋糕还是个稀罕事物。

我欢呼一声，扑了过去。等我大快朵颐，抹着嘴巴问奶奶，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

奶奶笑了，今天是建国生日……便宜了你个小鬼。

十年过去了。

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只上半天班；老街上，显赫一时的供销社拆了，原址建起一座“温州皮鞋城”；电影院关门，新华书店开始卖各种人体摄影集；塌扁头入了狱，阿福承包一家校办工厂，成了大老板；当年找小叔“蛮”的“妖精”们，一个接一个嫁了人。我常看见淑珍骑着助动车，驶过尘土飞扬的街头，送她儿子上小学。

关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传言。有说他在煤矿出了事，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井下；有说他死于黑帮械斗，尸体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么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差点送了命。那天奶奶在纺织厂上着班，突然一阵心口疼。她说母子连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觉得到。

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不是骂他没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骂他没良心，赚了钱忘了爹娘。骂完瘫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渐渐地我才明白，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情愿他是个孬种，情愿他忘恩负义，而不愿去相信更残酷的结局——小叔已经不在人世了。

或许爷爷觉得，自己已经和命运之神做了笔交易。他妥协了，那么更坏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他不过是假装抱怨这笔交易不公平罢了。

那天爷爷把我叫到跟前，很严肃地问我，偷渡的人是不是很难回来？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国外管得严。我不敢看爷爷的眼睛，我怕毁了他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

渐渐地，大家开始回避小叔的名字。在一次大装修后，小叔的房间成了厨房，锅碗瓢盆替代了昔日的吉他。床拆了，墙上谭咏麟的海报被撕下，旧衣服塞在樟木箱里，搁在大衣柜顶上，书和磁带大多被我带回家。

往年的年夜饭，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从这一年开始，这副碗筷撤下了。

有一次，奶奶招招手叫我过去，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屁颠颠跑去一看，是一张我和小叔的合影。奶奶笑着说，他们怕我多想，把你小叔的照片都收掉了。这张是我偷偷留下来的，你看看，那时你几岁。

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我嘻皮笑脸地站在小叔身边，个子刚过他的腰。小叔穿一件皮夹克，歪着头，左手放我的肩上，像个好莱坞明星一样神气。大概是被抚摩过太多次，照片有点漫漶不清，像隔着无声的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