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家•封面文章｜人行上海总部金鹏辉：新发展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金鹏辉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
来源 | 《当代金融家》杂志2022年第6期
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都是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率先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步。13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肩同行，相互借力，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当前，面对国内外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谋划新的发展思路和路径，对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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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成效
在2022年3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位列第四。目前，上海已形成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初步框架，“上海金”“上海油”等“上海价格”影响力日渐提升，人民币金融资产避险功能初步显现，形成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较为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
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全国领先
2021年，上海市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17.9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近五成，人民币跨境收付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比重接近60%。在沪世界500强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超过外币结算量，人民币成为在沪跨国企业的首选跨境结算币种。
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
上海集聚了众多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主要渠道——“债券通”“沪港通”“沪伦通”等均通过上海联结，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承担着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管理、代理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市场业务等全国性职能。上海也是全球资管机构布局中国的首选地，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十的资管机构均已在上海开展业务。
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201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上海正式投产，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截至目前，CIPS共有76家直接参与者，1228家间接参与者，实际业务覆盖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对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支付货币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稳步推进
以原油期货为代表的“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的品种开放方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境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充分认可和积极参与。“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铜”等价格影响力日益扩大。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取得突破
上海在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发挥了“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人民币境外借款、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经常项下人民币集中收付等业务突破，都是由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再推广至全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又赋予浦东“创新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设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新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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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以人民币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也是最大优势。与纽约、伦敦等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明显不足，同时也反映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不高，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从内部看，人民币跨境收付增长主要来自证券投资等资本项下交易，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等与实体经济相关交易占比偏低。尤其是大宗商品领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计价功能与结算功能出现偏离，存在“外币计价、人民币结算”的现象。部分企业仍存在外币结算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和动力不足。部分金融机构因人民币结算中间业务收入比外币结算少、办理环节比外币结算多等原因，宣传推介跨境人民币业务不够积极主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管道式、多渠道开放有效满足了不同类型机构的投资需求和偏好，但由于各渠道相互隔离，政策不完全一致，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交易成本高、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增加了境外投资者理解和操作上的困难。目前，我国债市和股市中外资占比仅为3%〜5%，这个水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和境外投资者的需求，还有很大上升余地。
从外部看，人民币境外使用环境仍面临较多制约，比如货币使用惯性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来源不足以及投资渠道有限、人民币在外汇管制国家的流通使用存在政策障碍、一些国家缺少人民币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人民币对当地货币没有官方汇率定价等。受上述因素影响，人民币境外流转使用范围偏窄。使用场景集中于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双边支付结算，第三方国家之间使用较少。地区分布以港澳地区与周边国家为主，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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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十四五”规划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专篇作出部署，明确要“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特别是2022年3月以来，多地经济承压。面对新的风险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更加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开放，重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建设。
第一，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稳固上海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出台相关政策举措。上海是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心节点，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保链、稳链的任务更艰巨、责任更重大。全力做好配套金融支持和服务，是当前上海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是扩大实体经济领域人民币跨境使用。指导金融机构将“本币优先”原则落实到位，通过强化宣传指导、丰富金融产品、提高清算效率等方式，充分调动企业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帮助企业消除币种错配风险，节约汇率成本。对于境外资产规模大、对境外供应链依赖程度高的企业，要引导其强化安全意识，推动结算币种分散化、多元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人民币结算。
二是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水平。指导金融机构在总结前期便利化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更多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纳入优质企业名单，不断简化业务审核流程，持续提升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发挥临港新片区“试验田”作用，在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试，在符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和展业三原则的要求下，进一步便利企业贸易投资资金的进出，实现实体经济层面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
三是持续加大外贸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领域的信贷投放，推动传统外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支持贸易双循环企业加强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提升国际竞争力来增强定价权和结算币种选择权。支持金融机构为外贸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和再融资服务，用好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发挥供应链金融优势，引导金融机构向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产品。
四是在上海开展跨国企业财资中心试点。高度集中化的财资管理是跨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针对这一需求，尽快出台专门政策，吸引跨国企业在上海设立全球或区域财资中心，推动跨国企业中国总部实现由制造中心到管理决策中心的能级提升，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和对现有外资企业的黏性。
第二，推动金融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强化上海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功能。
2022年5月，IMF执董会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这一决定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认可，有助于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水平和风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一是推进开放政策和渠道整合。把现行管道式的、分市场的、区域性的开放模式逐步转向统一的制度规则性开放，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监管等配套制度，比如允许境外机构按照“全球托管行＋本地托管行”模式入市投资、衍生品交易可以适用国际通用的主协议等。
二是全面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简化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程序，丰富可投资的资产种类。建立健全境外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CDR（中国存托凭证）、在境内第二上市等制度，为我国资本市场引入更多优质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期货品种对外开放范围，更好满足境外实体企业和投资机构风险管理需求。
三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发挥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探索适用国际通行规则，以平台为载体面向国际市场提供人民币金融资产，与现有开放渠道实现错位发展，满足投资者差异化投资需求。
四是完善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随着境外投资者占比的提高，外资流动对市场的扰动也会加强。开放举措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坚持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的要求，加强对跨境投资行为的监测和分析研判，防范资金大进大出风险。
第三，发挥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作用，扩大人民币区域影响力。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潜力巨大，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平台。上海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在金融服务“一带一路”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积极作用。
一是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2021年，我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原油、天然气、农产品分别占该商品进口总额的71%、51%、23%。一方面，可利用买方市场地位，与出口方商议部分或全部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推出更符合沿线资源特点或交易机制更为便利的期货合约，吸引“一带一路”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交易，形成期货与现货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的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进而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定价影响力。
二是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来沪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支持“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在合同、信贷发放、配套投融资等方面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推动与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便利投资者利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活动，打造有利于人民币使用的市场设施环境。
三是支持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在人民币支付清算、资金拆放、报价做市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支持境外业务多、有境外业务风险管理需求的中资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就地就近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四是加强央行间国际合作。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互换规模，推进人民币对当地货币直接交易，支持发展当地人民币外汇市场，协调降低部分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政策障碍。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金融市场监管等合作机制，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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