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 周灵逸 ｜旅行、男性气、女性气——英美“旅行写作研究”的性别视角

文化艺术研究

旅行、男性气、女性气

——英美“旅行写作研究”的性别视角

文

｜陈晓兰, 周灵逸

摘要：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旅行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特权，也是培养男性气的仪式性的旅程。古代史诗、传奇及殖民地书写通过描绘男主人公在异域未知世界的冒险、探索、生存斗争，彰显其身体、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气。如果说，旅行使男人成为男人，那么，旅行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19世纪英国那些离开家庭、走出国门、在陌生的异域旅行并写作的女性旅行家，颠覆女性气的传统惯例、重塑女性的自我形象，参与帝国的知识生产以及对于他者文化的建构。在殖民主义语境下，从性别视角检视19世纪英国的女性旅行写作，为理解性别解放与帝国事业、女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关键词：旅行写作 ; 性别视角 ; 男性气 ; 女性气

作者简介：陈晓兰，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灵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辑

目录

概览

引　　言

一 旅行写作与男性气

二 女性旅行与“女性的凝视”

三 女性的旅行与帝国：伊莎贝拉·伯德个案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将长期忽略的“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这一文类纳入研究视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至20世纪表现真实与想象的跨越地理、文化国界的旅行作品，受到严肃对待，并被赋予重要的学术、社会和文化价值，成为研究他者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旅行写作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批评方法深受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不同方法论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对于传统经典文学的女性主义解读（Feminist Reading），对于女性作品的发掘与阐释，对于女性文学传统乃至女性文学史的建构，挑战了文学标准和学院学术研究的等级制，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以及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通俗、重要作家与次要作家的等级界限。在提姆·扬斯（Tim Youngs）看来：“大众对于旅行写作的热情，正是学术界不像对待其他文学形式或历史文献那样给予及时关注的一个原因。”长期以来，旅行写作被学术界视为大众的、通俗的（popular） 读物，强调想象、虚构、创造性的文学批评标准将具有纪实性、自传性特征的旅行书写视为“二流文学形式”，再加上旅行写作文类的混杂性特征，使其文类界限不清，因此，被排除于文学研究之外。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19世纪备受大众欢迎的女性旅行家及其旅行书写进入学术视野，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女性旅行写作被发掘、面世。简·罗宾逊（Jane Robinson）研究发现曾经有400名女性旅行者用英语创作了旅行作品。旅行作家和批评家玛丽·莫里斯（Mary Morris）主编的《女性旅行家之书》（Virago Book of Women Travellers，1994）汇编了自18世纪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1689—1762）的土耳其书信《出使君士坦丁堡》（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 1763）到20世纪莱拉·菲力普（Leila Philip, 1962—）的《穿越美山町之路》（The Road Through Miyama, 1989）等50多部女性旅行作品，展现了两百多年间女性跨越国界的地理范围（自欧洲大陆到美洲、非洲大陆，自近东到远东）及其旅行经验和旅途观感。这部作品集的出版“使得被忽略的女性旅行作品恢复了生机，女性旅行作品的再发现和它的再版，使得现代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女性参与旅行的历史，并迎来了学术界对于19世纪后期在西非和刚果旅行的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的评论潮”。

“性别”（gender）作为旅行写作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和方法论，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对于旅行写作解读的影响，它并不局限于作为女性个体和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女性旅行写作的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其触角也深入男性的旅行写作以及其中的性别隐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男性气”（masculinity）与“流动性”（mobility）、女性气（femininity）与“固着性”(sessility)之间的对应关系，深入探讨旅行写作与文化建构、帝国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的复杂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批评者致力于女性旅行活动和写作的断代的、分类的研究，如苏珊·西格纳·莫里森（Susan Signe Morrison）对于中世纪女性朝圣者的研究, 凯瑟琳·特纳（Katherine Turner）通过英国18世纪后期作家如斯特恩、斯摩莱特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欧洲大陆的旅行写作，从性别与民族身份的角度，探讨欧洲的文化转型问题，伊丽莎白·鲍尔斯（Elizabeth Bohls）对于18世纪至19世纪初百年间英国女作家旅行写作的语言和美学问题的深入分析, 英格瑞·郝洛克斯（Ingrid Horrocks）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女作家的漫游及其小说、诗歌和旅行作品中的漫游者形象的分析，英迪拉·格波斯（Indira Gbose）对于19世纪英国女性在殖民地印度的旅行与写作研究，西德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在旅行史和交通技术史的脉络中，对于20世纪女性的流动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旅行的男性逻辑”（masculine logic of travel）的分析。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于1991年出版并多次再版的《差异话语：女性旅行写作与殖民主义分析》从性别的视角审视西方旅行写作的历史，深入探讨了帝国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1870—1930）女性旅行者的主体性与自我再现的问题、殖民话语中的性别以及男女两性殖民地再现话语的差异问题。卡尔·汤普森（Carl Thompson）在《旅行写作，新批评术语》中将“性别问题”（Question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作为旅行写作研究的重要议题和方法论，与旅行写作的“世界报道”“自我表现”“他者再现”并置。提姆·扬斯的《剑桥旅行写作指南》及其与彼得·休姆合作的《剑桥旅行写作导论》都以专章论述了“旅行写作与性别”的问题。可以说，“性别”，已经成为旅行写作研究不可忽略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从性别的视角重新检视旅行写作，审视旅行者的主体性与他者再现、个人与国家、旅行写作与帝国知识生产和殖民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   旅行写作与男性气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旅行与写作，都是男人的特权和领地，而旅行则被视为一个人成为男人的仪式性的生命历程。在古代的史诗中，男性离开家庭或者回归家庭，在陌生的世界冒险、征战，历经磨难，锻造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应对艰难困苦的智慧技能，穿越空间、逃离死亡，完成人生的转型，成为英雄，获得荣誉。正是通过旅行，男性彰显了文化惯例规定的身体、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男性气，完成了男性的自我界定。西德尼·史密斯说：“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旅行以及没有旅行书写的奥德赛、埃涅阿斯、圆桌骑士、哥伦布、库克船长、鲍斯威尔、拜伦。”从早期的史诗到18世纪贵族子弟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大旅行、近现代中产阶级男性的殖民地写作，或者表现男性的勇敢无畏、冒险精神带来的荣耀和财富，或者从庸常无聊的日常生活、从专制压抑的政治文化中逃离到未知的异域，或者作为帝国主义军事扩张和殖民主义管理体系中的先锋、主力，发现、征服未开垦的处女地，获得职位升迁或商业利润，尽管旅行主体多元、旅行叙述多样，但却都“保持了一种经久不衰的男性气”。汤普森认为，旅行写作“把旅行建构为获得男性气的仪式性的旅程，强化了旅行者宣称男性气的功能”。巴斯奈特发现欧洲男性的冰岛旅行记表现了鲜明的男性气，在19世纪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的《冰岛日志》（Iceland Journals）中，冰岛作为莫里斯“活出理想男性气质的地方，在此可以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把自己推向极限，用英国人的禁欲精神忍受严寒和艰苦”。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访客到冰岛朝圣，“以便观察雅利安人种的理想典范，冰岛作为男性气质与北方气质的理想化象征达到了顶峰”。

西德尼·史密斯以20世纪女性的位移活动为参照，分析了西方历史上“旅行的男性逻辑”：男人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宗教信仰、为了知识、为了领土、为了征服，或者为了逃避、为了避难而旅行……自4世纪到15世纪，穿越欧洲旅行的学者、朝圣客，为寻找圣书、圣迹、经典，为了思想的交流而旅行；18世纪的博物学家、科学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有闲的绅士阶层，为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到东方去旅行，靠脑力征服世界；与此目的截然相反的是早期的冒险家、征服者，运用暴力野蛮占有其他民族的土地，其旅行写作充满了嗜血杀戮。殖民统治则利用帝国的边疆知识，把自然与人力资源转变为商品。对于知识的追求和对于利润的追求，这“两种男性活动推动着旅行与叙述，即不偏不倚地对于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对于商业机会的侵略性的追求，启蒙的男性气与帝国的男性气相辅相成”。不同于中世纪的朝圣客到已知的圣地去旅行，启蒙的旅行者则到未知的世界搜集信息，描述、命名、分类，把混沌的世界变成可认知的对象。殖民地的出使人员、传教士、商业代表，跨越全球搜集信息，并讲述他们自己的冒险、求生、艰苦斗争、与奇异事物相遇的故事。运用知识生产的新技术，写作、绘图、摄影，描绘异国的风景、人民以及社会组织形式。正是通过他们相遇的那些分散在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知识，那些“落后的”“不发达的”“不文明的”民族、国度，如同一面镜子，通过它欧洲人重新确定了自己在世界中的自然和文化位置，把欧洲文明想象为世界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在这些叙述中，旅行者与叙述者和主人公三者合而为一，作为“怀有全球意识的、世俗的、有教养的男性主体，凝视着正在扩张的世界”，或者说，用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谓的“帝国的眼睛”凝视着世界。英国的公民则通过旅行者的眼睛观看世界，带着“好奇、兴奋、冒险和道德狂热”，“感受到帝国殖民扩张的意义并渴望扩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旅行写作“给欧洲的读者一种占有感”，使他们“熟悉那些被探险、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地方”。旅行者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现场亲历的个人所见，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与再生产，变成了大众的公共知识，并激励着公众加入旅行者的队伍。随着19世纪后期环球海陆交通的迅速发展，西方世界迎来了旅行与旅行写作的民主化、大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旅行者沿着英帝国的扩张版图周游世界，中产阶级男性作为帝国事业的先锋、主力，将个人的仕途生涯、经济追求与殖民事业交织在一起，并通过旅行写作成为帝国知识的生产者和殖民话语的主体。

致力于揭开帝国的面纱、使世界去帝国主义化的批评者、女权主义者将旅行写作视为帝国主义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男性沙文主义、父权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早在20世纪初，沃吉尼娅·伍尔夫就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描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指出自信对于人类的意义：一个人没有自信，“就等于摇篮里的婴孩”，而自信的产生源自“他者”这面镜子。男性正是通过被剥夺了天赋人权的女性这面镜子，将自我形象放大数倍因而充满自信、傲慢自负：“一个必须征服人、统治人的族长，当然更是特别需要觉得人类中的很多人，实在说来，人类的一半，是天生不如他的。这个念头一定是他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假使没有这种力量，这世界恐怕还全是森林沼泽。只怕所有的战争的光荣史根本就不会有。”“君主帝王等就根本不会戴上了皇冠又失去，不论它们在文明社会里的用处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坚持女人是低劣的，因为假使她们不低劣，他们就不能扩张。”面对无处不在的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现象以及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女性被贬低的现实，伍尔夫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质疑两性的不平等和男性中心的价值观：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喝水；为什么这一性富有、那一性贫穷；为什么男人可以从祖先那里获得馈赠，或在一种职业的掩护下安全地度过一生，探险、写作或坐在雅典众神殿的台阶上冥想，而女性却命中注定待在家里生孩子；“一个养育了八个小孩的做杂事的女仆对于世界的价值是不是比一个一年赚十万镑的律师要少？”直到20世纪初，像伍尔夫这样的知识女性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依然不能进入某些公共场所，女性的独自旅行依然被视为既不得体又危险的行动。

二   女性旅行与“女性的凝视”

当奥德赛在外冒险四处漂流、当他的儿子外出寻找父亲时，奥德赛的妻子佩涅罗佩却守在家里等待。家是传统指派给女性的永恒的居点，在家等待是女性的生命状态。她永远在家，或者说她本身就象征着家。大地、静止、固着性作为“女性气”的表征，海洋、位移、流动性作为“男性气”的表现，由生物性差异、社会分工和文化传统赋予两性的气质，一直影响着两性的存在空间。正如当代美国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所说：“所有的文学中只有两个情节，踏上旅途或一个陌生人来到城镇。因为很多年来，人们都反对妇女踏上旅途，所以在她们的生命中就只有一个情节—等待陌生人。女性小说家没有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从奥斯汀到伍尔夫的女性文学主要是等待，特别是等待爱情的文学。”

然而，历史上总有一些女性挑战性别定命、打破禁止女性在公共空间自由流动的禁忌，旅行且公开出版著作展示自己的旅行。自中世纪早期到晚期的朝圣大潮中，一直都有女性独自到圣地旅行。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朝圣记《圣地行记》（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的作者就是4世纪的西班牙女性爱格瑞亚（Egeria）。15世纪英国的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e）20岁时嫁作人妇，一生养育了14个孩子，40岁时踏上朝圣的旅途，跨越欧洲大陆和地中海，最终到达耶路撒冷，堪称现代女性旅行者的先驱。17、18世纪女性作为男性的陪伴，以妻子或者女儿的身份旅行并写作，如1716年随丈夫出使土耳其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此外，还有少数女扮男装旅行的女人，如在狄德罗为布干维尔《世界环游记》所做的“补篇”中，记述了环游团中唯一的女性让娜·芭雷，她是某博物学家的一名女仆，女扮男装，在漫长的旅途中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秘密，直到他们抵达南美洲，才被塔希提人认出她的性别。她在航行中显示的聪明与勇敢使哲学家禁不住感叹：“这些柔弱的身体里有时隐藏着强大的灵魂。”这个故事中的女性换装隐喻体现了女性旅行与性别气质的转变问题。

如果说，旅行使男人成为男人，那么，旅行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换上男性的服装，像男人一样走出家庭、走出国门，进入男人的领地，甚至获得男人的特权，颠覆传统的性别气质，是否意味着性别的革命、女性的自由解放？是否存在着一种“女性的凝视”（Female Gaze）,它与“帝国的眼睛”(Imperial Eyes)是什么样的关系？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如何面对异国“他者”？

19世纪，得益于发达的环球海陆交通和帝国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女性远赴中东、远东、非洲、北美、南美旅行。她们或者以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的妻子、姐妹或女儿的身份旅行；或者独自一人，率性而为，进入由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主导的领地，以男性为榜样，作为博物学家、探险家旅行；或者仅仅是由于沉湎于旅游而周游世界、寻求别样的生活。这些自由行走、特立独行，在陌生的世界冒险旅行的女性，其大胆无畏受到当时及后世男女两性的尊敬。她们中间的少数甚至赢得了原先只属于男性的荣誉和权威，成为国家学术机构的成员。1869年，英国皇家地理协会首次将勋章授予一位90岁的女性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以奖励她1848年出版的一部地理著作，她被认为是天才的、有能力的女性，她探索天地奥秘，其著作表现出女性的特质。被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女探险家的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一生足迹遍布北美、欧洲大陆、中东地区、太平洋英美属地、朝鲜、日本、中国，出版游记15种，举行过上百次公开演说。1891年11月，她应苏格兰皇家地理协会之邀在爱丁堡作讲座并被授予会员身份，她是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及摄影协会最早的女性成员。1893年，伯德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得到来自官方的最高嘉奖。这位单枪匹马、手持行杖、穿着古怪、独自旅行的冒险家，被视为“勇者”“可敬的怪人”“性别混乱”的英雄，她以自己的方式重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冒险故事，也重塑了女性形象。

萨拉·米尔斯认为，女性的旅行与写作重写了女性的历史。直到1980年代，人们还认为“19世纪很少有女性能够打破家庭的/国内的圈子，自称为旅行者冒险到更广阔的世界去”。研究证明，19世纪有数百位妇女旅行并写作。“1870—1930年间，不论政治层面而言，如投票权、法律身份的获得，还是社会层面而言，如服饰、行为举止的改变，都可以看作是女性标准发生转型的时期。女性可以穿男性的裤子，有男性的举止，开始介入贸易、酗酒和废奴问题。”许多女性在写作中表现她们成功地逃离了陪伴体系，作为女性个体，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惯例做斗争。然而，“帝国主义概念化的惯例，常常把英国人的男性气身份建构为民族身份，在殖民主义进程中的女性个体和作家被视为边缘”。米尔斯通过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女性旅行家的个案分析，试图辨析殖民主义话语中女性写作的差异。如果说男性的旅行写作偏重于殖民地的信息，诸如历史、制度、社会、物产等的科学知识，女性则提供了很多非科学的、大量的生活的细节，更倾向于写她们在殖民地旅行时遇到的麻烦，更倾向于个人经验的表达，采用“表白式文本形式”（confessional model of texts）表现自我，具有更强的“自我启示的色彩” 和“自传性质”。“阅读女性的写作，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作者个人生活的信息。”简·罗宾逊也认为，女性旅行写作“更加关注内在、自我，关心如何、为什么，而男性更关心什么、哪里”。

女性旅行写作的自传性质，引发了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女性写作的真实性问题。女性旅行并发表著作，意味着把自己暴露给公众世界，必然受到多重挑战，面临着多种焦虑：是否要完全展现一个与传统和公认的惯例不同的女性自我而冒犯公众，这也是很多女性以日记体、书信体这样的私人书写形式写作的原因。女性的旅行写作通过讲述旅行者个人的传奇经历，再现一个英国女性如何在陌生的、危险的国度完成自我的转型，塑造不畏艰险、勇敢智慧的女英雄形象，如伯德所有的游记“都强调她在旅途中遭遇的艰难困苦、危险，强化了在家中半病废的伊莎贝拉与能够忍受其他妇女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的勇敢的探险家之间的差异”，巴斯奈特认为，“她的游记表明她是在精心地创造她自己的新人形象。许多旅行作家，男性或女性，都以同样的方式创造自己。他们宣称以完全真实的精神写作，其实是通过把他们自己作为旅行叙述中的主体而虚构他们的经验”。

萨拉·米尔斯分析了女性作家作为个体与英国传统惯例以及殖民话语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实际上“女性通过女性气的隐喻言说并确定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描述为“上帝的警察”（God’s police）—“道德严苛的夫人”（the stern moral memsahib）。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与男性没有本质的差别，她们像男人那样说话，或者按照男性中心的社会赋予的方式和立场说话。因此，女性穿上男装，与殖民力量站在一道，与男性和男性气联合，同时，其作品中又存在着女性气与男性气互相竞争的双重声音。男性代表帝国征服、文明化殖民地并成为它的主人，把那些被征服或正在征服的土地描述为女性的、被动的。男性殖民话语表现出同质性的特点，形成一个民族的刻板印象，女性则挑战这种刻板印象，她们试图“违背帝国准则，嘲笑男性冒险英雄，与殖民话语碰撞，超越或者背离父权话语和帝国话语，因此，女性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或者持续不断地用殖民话语发声。女性更倾向于描述她们与当地人民的交流而不是将这个国家的叙述与宏大的殖民问题或殖民策略联系起来”。巴斯奈特认为，女性旅行者关注那些被男性旅行者忽略、无视或根本看不到的细节，诸如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对于底层、弱者更容易产生同情。女性旅行家对于奴隶制、童工以及践踏人权的现实的抨击激发了宗主国的社会改革者。尽管女性写作无法逃离殖民话语，但女性的写作表现出异质性，表现殖民事业使个体通过投资卷入其中，并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女性旅行者与殖民地当局成问题的关系。

英迪拉·格波斯关于19世纪在印度的英国女性旅行写作的研究，提出了“女性的凝视”以及女性“是否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看印度”的问题。在她看来，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旅行写作更具人道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女性更加专注于旅行者自我，也特别关注她所亲眼见到的贫民窟、印度的闺中女子，这些是男性旅行者难以进入的区域，却是宗主国的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在英国女性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印度女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女性的自我，体现在对于印度女性的观察与书写中。她们凝视印度的眼光的不同，取决于她们看到的印度的差异。女性更加专注于印度古色古香、风景如画的景观，体现了18世纪描述异域的风景画的审美趣味。她们观看印度的方式折射出女性在殖民事业中的位置，“她们不被允许进入男性的帝国政治大游戏中”，而古色古香的风景更适合于殖民主义中女性的自我形象，风景是女性不受禁止的领地，她们欣赏风景，看着男人们经营肮脏的政治交易。她们作为看客观察着帝国的事业，但却不能真正参与帝国事业，她们处于历史和物质的外围或者边缘。然而，观看并书写“他者”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女性旅行者同样参与进“他者”知识与殖民地的刻板形象的生产与流通中，她们依然是帝国的女性，对于殖民地“他者”的同情并不是出自女性的本能，而是出自一种理想。女性的观看同样受到主流话语、性别话语的支配，如夏洛特·勃朗特在《简·爱》中所塑造的殖民地疯女人形象—伯莎·梅森，独立自主的西方女性形象与其他文明中被压迫的女性形象相对照，在欧洲的骑士传奇或海洋探险记中，异国女性作为欲望对象成为检验男性意志和道德原则的试金石。男性的旅行写作中大量运用性别隐喻，将新发现的土地比喻为处女地，将富饶的东方与色情联系起来，通过异国女性、婚姻习俗、性道德建构他者文化。殖民时期的写作中，男性旅行者与异国女性的相遇，发生恋情或性关系，隐含着男性-殖民者与女性-被殖民的关系，而女性旅行者对于异国女性的凝视与自我界定则表现了多重话语的交织和男性气与女性气的混杂融合。

三   女性的旅行与帝国：伊莎贝拉·伯德个案

伊莎贝拉·伯德(1831—1904)被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女探险家，她的经历形象地阐释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家庭淑女，如何在旅行中完成自我的重塑，颠覆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气。作为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她注定与帝国的殖民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从小听着父辈们讲述海外殖民的故事长大，亲属中也不乏在印度事务中的任职者。她青年时期开始在北美、中东、太平洋、远东的殖民与半殖民地旅行，并通过写作和演说参与帝国事业、对国际国内事务发声。她的旅行传奇，为理解女性的性别解放与帝国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作为旅行家和写作者的伯德，有着强烈的性别意识，她从不隐瞒自己的女性身份，对于沉湎于蕾丝花边的维多利亚淑女和殖民地女眷们百无聊赖的生活嗤之以鼻。她醉心于世界各地的风景与风俗，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传教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的旅行写作再现了一个英国女性如何在陌生的、危险的、异教的国度完成自我转型的历程，塑造了一个不畏艰险、勇敢智慧的女英雄形象。但这种性别意义上的革命，并不意味着她就必然地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国家观以及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身为女性，她更喜欢与男人为伍，她渴望男性所拥有的权利和权威，更何况她必然要沿着男性前辈们开辟的航线旅行，到大英帝国乃至欧洲列强的殖民区域旅行，所到之处常常受到帝国驻外使领馆的帮助，并带着既定的知识体系的武装对这些区域进行人种学的考察，书写她所到区域的传教工作、地理地貌、自然资源、商贸交通、城镇与乡村、风俗民情、服饰、饮食等。她对于异域世界的观察与阐释，作为19世纪大英帝国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借助出版与演说等媒介进入公众领域。作为畅销书作家，她的游记“把读者带到了新西兰、夏威夷、科罗拉多、日本、马来亚、波斯、库尔德斯坦、朝鲜、中国”，“她使那些孤独地待在英国家中的女性足不出户便周游世界”。

1893年，伯德为远东之行做准备，在一次有关远东传教的演讲中，她表达了对传教事业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她对于“东方世界”的基本判断：“一个旅行者投身于传教使命，不是由于传教的成功，而是由于四年半期间在亚洲的旅行所看到的非基督教化的世界那种令人绝望的匮乏。我一度对传教十分冷漠，旅途中宁愿避开传教站，但我所看见的非基督教化国家可怕但有影响力的邪说使我相信：使他们皈依基督的工作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也是每个人发挥影响力的工作。”她呼吁听众“不要停留在少数英雄已有的影响上面，而应该面向荒野，那伟大的、荒芜的、咆哮的荒野。在这荒野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我们人类中的千百万人在没有希望的黑暗与死亡的阴影中徘徊”。接着，她描绘了致使“整个东方世界”腐败的、可怕的、深深地震撼着她的那些罪恶。在那里，罪恶受到加冕、被神化、被崇拜。罪恶与耻辱无处不在，宗教腐败，教徒堕落，官僚道德败坏，知识分子如同侏儒般懦弱；人类天性中所有最坏的激情被刺激，嫉妒、憎恨、阴谋诡计、粗野残暴、惩罚压迫，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贬低妇女的人格，摧残妇女的身体，剥夺她们的性命。没有家庭的圣洁，没有正义，没有仁爱。人们渴望燃起愤怒的火焰。东方（East/ Orient），在维多利亚人的想象中是“从摩洛哥延伸至撒马尔罕一带，而再遥远的‘东方’则包括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自1878年伯德首次开始东方旅行以来，先后四年半在中东地区、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旅行经历，对于她的东方观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894年，伯德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远东之旅，目的在于考察朝鲜与中国的传教工作和社会状况，她不仅仅停留在沿海口岸，而是深入腹地考察。她于1899年出版了《扬子江河谷及其流域》（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并将此书献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以表示对他为大英帝国所做的无私贡献的景仰。

伯德在开篇第一章“地理状况”中说：“在1898年春天，除非为环境和利益驱使，很少有人充分知晓这个声称为英国‘势力范围’的伟大流域的宽宏博大和资源丰富。”“坦率地说，只有在长江及其支流以及它们的流域度过了8个月，我才开始了解这些地区的广袤、富庶、生产力、密集的人口，有如中国的‘脊梁’。”言下之意，她不是在利益驱使下去游历的，她对于这个地区所做的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更接近真实。她采用科考叙述的方式，引用数据说明中国长江流域的地理纬度、所涵盖的省份、地理面积以及它的人口。她用文学性的笔触描述了长江两岸壮丽的风景、肥沃的土地、温热带的气候、精耕细作的农业、茂密的森林，世界上最有价值、最广阔的煤田。整个流域云集了繁忙而又肮脏的、市镇管理腐败的商埠，大大小小的支流将货物从这些商埠运送到城镇和乡村。在这个区域，生活着充满活力、勤劳、智慧、与困难搏斗的人民。

不同于那些肩负帝国使命的男性，伯德算得上无关公干、没有差务的自由旅行者，如她所说，她不是为了把这个地区作为英国的“利益范围”向英国教会、商业集团、帝国政府提供信息而进行调查，她更关心中国人。她在游记中公然批评英国本土在“门户开放”“势力范围”以及“利益至上”的热浪中表现出的贪婪以及对于邻国的嫉妒和猜疑。她认为，英国面临的一个风险恰恰是“只考虑到市场、版图、铁路，而忽视了中国人，正是他们，2000多年来创造了我们正在争夺的财富。我们同欧洲帝国一道，为了商业利益，毫不犹豫地破坏世界上现存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伯德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是矛盾且复杂的，她认为西方面临的并不是一个野蛮民族，而是博大精深且尚有生机的古老文明，虽然不完美，但却有值得西方人尊敬和赞美的方面。这个国家在极端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的政府体系的管控下，除了间歇性的暴乱外，多数时候享有和平与繁荣，相当部分人享有自由与安全。通过科举考试，一个农民的儿子也可能像在美国共和国政体一样跃居高位。以家庭为纽带的乡村自治体系维系着古老的文明。就整体而言，不能说这个民族正在衰落，“所谓的衰落，只存在于政府的管理中，人民是正直的，官僚主义是腐败的”。

伯德的中国之行修正了她先前通过各种游记、报道所了解的笼统的东方和中国。她认为，要真正认识中国，就必须做实地的考察，认真研究中国，而不是听信那些仅仅为了经济利益的目光短浅者，他们实际上对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无知。然而，作为一个语言不通、走马观花的旅行者，她所接触的中国和中国人是极其有限的。她只能通过旅途中所可能近距离接触的具体的中国人形成对于中国的总体观感，她从苦力（挑夫、车夫、纤夫）、导游和一些意外事件中所遇到的几个文士、官吏，获得对于中国人乃至政治制度的普遍性认知。在她看来，正是作为“中国最低贱的阶层”的纤夫们，以其“非凡的劳作”，体现了“中国人非凡的精神”，他们命如草芥，无知迷信，时而粗鲁残忍，但却不失其勤劳善良。她在沿途的小城镇里遇见的饱学文士，却暴露了令她惊讶的无知、傲慢，他们认为英国女王臣属于中国，基督是农民出身的皇帝。她认为中国人不是非洲人那样的奴隶，而是自由民，而且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愚昧、野蛮这样的情况发生在非洲奴隶身上可以理解，但发生在有着两千年文明背景、通晓“诸子百家”的中国人身上，是无法容忍的。伯德描述了她一路上遇到的一些衣冠楚楚却粗暴无礼的人，抛弃中国人对待异性的礼仪，对她围观、嘲笑，甚至偷窥、强行入户，“最为无知的人也知道，闯入一个女子的房间或以任何方式侵犯这由古老习俗和严格礼仪所界定的隐私，是一种暴虐的行为，即以中国人的立场来判断，也是不可饶恕的”。在经过某县时，伯德曾经被人们围堵，一个穿着体面的人甚至向她动粗。在她看来，中国内地的复杂状况，从侧面反映出英国对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内陆地区的掌控远远不及上海这些通商口岸，英国的殖民者想要在中国西部乃至整个中亚保持势力范围是困难的。

只身在长江流域八个月的旅行经历，使伯德对于晚清中国底层社会和交通要道所在的地方基层管理有了切身的体验，这决定了她对于中国的基本判断。在她看来，尽管中华帝国的历代先贤提出过良好的制度和伦理原则，但现实中不良的管理制度、官僚主义导致官吏腐败，衙门里肆无忌惮的随从和雇员阳奉阴违、阿谀奉承的政治游戏腐蚀了好人，即使好官也不能严守正直。她不止一次描写了官吏坐在轿子里从路上经过，即使是那些年轻的官吏也带着一副颐指气使的冷漠面孔。正是这些人以及她所遇到的不愉快的经历，直接影响了她对于中国人的本质主义的论断：“在这个国家里得出对中国人性质的普遍的看法就是：残忍、粗暴、无情、绝对的自私，对人类的苦痛漠不关心。”但是，当她摆脱了个人旅途中不愉快的遭遇、平心静气地谈论中国人时，她又认为：中国人民是正直的，对于贫者和弱者是有怜悯心的，由商人发起组织的慈善团体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游记中描写了孤儿院、慈善学校、乞丐庇护所、老人之家、免费诊所、免费公墓、残疾人之家、寡妇救济社，还有各种救生协会、棺材协会、渡江会、救生船协会等，帮助穷人应付各种困境。但她也发现中国人的行善目的和逻辑在于给自己积德，而不是无私奉献。

在面对晚清中国的现实时，一方面，伯德相信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她把中国的一切积弊归因于各级官府的愚昧和腐败，她认为，与日本的战争使得中国人睁眼看到了黄种人的国家学习采取西方文明的益处，她已经感到西方的影响正在中国发挥作用，中国正处在伟大觉醒的前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虔诚基督教信仰并支持海外传教事业的女性，她又寄希望于通过宗教解决一切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途径。她在游记中也花了大量的笔墨记述长江流域的传教情况，赞扬教士们的牺牲与奉献，她相信“基督教可以给中国带来重生”。她认为就市镇管理和教会工作各方面来说，上海堪称“黄海上的伦敦”，上海的成功标示了中国未来的一种新方向。因此，就其世界观而言，伯德完全认同当时英国的意识形态，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从政治制度到宗教信仰的西方化。

如同19世纪独自旅行的女性，伯德认为旅行与写作的意义在于发现并重塑自我、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然而，什么是女性的自我、真实的声音？在很多方面，伯德们与其男性同胞们的差异并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细节上的。更何况，帝国时期的妇女旅行家，沿着男性先驱开辟的航线，在帝国无形的保护伞下旅行、观看，其旅行和写作与男性的旅行、写作传统都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身为本土社会的边缘者、性别规范的叛逆者的女性旅行家，并非天然地站在被压迫者、边缘者、他异者的立场抵制帝国霸权及其殖民事业，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性别解放与帝国事业并行不悖。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五期 #文化艺术研究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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