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丨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安帝朝政坛

Original 周兴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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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

安帝朝政坛

文 / 周兴陆

摘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在汉安帝朝约20年里，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但政坛多骨鲠之士，兴起了苦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朝廷重视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极谏。王逸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同样是依经论骚，他迥然不同于此前扬雄和班固的明哲保身，而对屈原的讽谏精神给予高度的推崇。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春秋繁露》“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影响了王逸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去国之义”的理念。

关键词:汉安帝；讽谏；王逸；楚辞章句；汉家礼仪

周兴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录

一依经立义，称扬激切

的讽谏，是王逸注骚的

基本思想

二汉安帝朝政坛斗争中

的诤谏之风

三 “汉家礼仪”与王

逸“同姓无相去之义”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释本，是《楚辞》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王逸《楚辞章句》的评论和研究，贯穿整个《楚辞》学史，也是现当代《楚辞》学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一般立足于该书本身，或从章句训诂的角度，或联系汉代经学、文学观念等切入，做出较为准确的阐发。但是，对屈原与《楚辞》的认识评价，东汉安帝时期的王逸为什么与此前的扬雄、班固等迥然有异？这是从《楚辞章句》本身无法做出解释的，需要联系当时的士风和政坛格局才能做出合理的回答。

一依经立义，称扬激切的讽谏，是王逸注骚的基本思想

在错综纷乱的战国形势中，屈原是一位特殊的士人，他与楚国同姓，但没有权位，因此不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排难解纷；他忠于宗国，故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朝秦暮楚。他自沉汨罗的激烈悲壮，也远非一般策士所能企及。汉代建立大一统政权，从文帝、景帝时期重黄老之学，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中间又经历王莽篡汉、光武中兴，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屡次发生变革，对于屈原的认识和评论也就大费周章，成为当时学者绕不开的问题。

在儒家思想尚未确立稳固的统治地位的汉代早期，淮南王刘安因两世蒙冤，司马迁由于个人的悲惨遭遇，都对屈原的不幸寄寓深切的同情，引为同调，给予崇高的称许。刘安作《离骚传叙》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谓《离骚》兼备《风》《雅》，屈原人格高洁，怀抱如同日月般光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里都述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激发自己“发愤著书”的精神动力。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首次勾勒屈原的人生，高度评价屈原高洁的人格和骚怨的创作精神，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不仅认同刘安对屈原的评价，还揭示了屈原与楚国昏聩朝廷相冲突，遭遇毁谤和打击，心生忧愁和悲怨而作《离骚》。司马迁从屈原的遭际中获得共情，在对屈原的评价中寄寓了自己的怀抱。他用一个“怨”字概括屈原创作的内在情感动力，借此以曲折地舒泄自己因“李陵之祸”而郁积的怨气。

至汉哀帝、平帝，特别王莽篡权时期，政治环境险恶，非圣哲之书不好的大儒扬雄“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作《反离骚》，从儒家明哲保身、无道则隐的处世观出发，觉得屈原之自沉是不够明智的。光武中兴后，百废待兴，特别是根基还较为脆弱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亟待重建。“明章叠耀，崇爱儒术。”汉明帝和汉章帝采取一系列崇儒尊经的措施，如于东观校定经籍，于白虎观辩论经学等，夯实了儒学的根基。这时，班固作《离骚章句》，惜已亡佚，唯存《离骚赞序》和《离骚序》二篇。其中发展了扬雄所谓君子固穷、明哲保身的儒家中庸思想，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不同意刘安和司马迁对屈原的称颂，而认为屈原忿怼不容，不能高蹈，乃至沉江而死，不合儒家的中庸原则，是狂狷景行之士；并依经论骚，苛责《楚辞》多称昆仑、冥婚、宓妃，是虚无之语，不合经典法度。班固仅高度地称许《楚辞》弘博丽雅的文辞，最后给屈原定性，“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把屈原降格为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

扬雄与班固对屈原的行事都作出否定，其背后有不同的时代原因。扬雄为了苟全于乱世而寻求渊默自保，班固是在光武中兴的治世里为了维护儒家思想意识形态而贬抑屈原不合中和原则的狂狷行为。

到了汉安帝时期，王逸撰《楚辞章句》，同样是依经立义，却在对屈原评价的问题上又做了一次翻案。王逸立论的根基是他对“人臣之义”的重新认识：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迥然不同于扬雄、班固评价屈原所依据《论语·泰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中庸原则，王逸发扬了《论语·卫灵公》“杀身成仁”、《孟子·告子上》“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精神，批评了扬雄、班固等人婉顺阴柔的处世态度，赞颂屈原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勇气，“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屈原在班固眼里“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在王逸心中则被推举为“绝世之行，俊彦之英”。王逸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举例否定了班固所谓“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批评，通过与《诗经》之怨主刺上相比较，称赞屈原的怨刺“优游婉顺”。王逸《楚辞章句序》主要是针对班固所论而发，对屈原的讽谏和抗争精神给予高度的称赞，显示出从明帝、章帝到安帝时期对屈原评论的巨大变化。

同样是依经论骚，为什么王逸迥然有别于扬雄、班固，而能如此推崇屈原的直谏精神呢？目前学界对此疑问尚缺少追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考察王逸撰著《楚辞章句》时的时代政治背景。

二汉安帝朝政坛斗争中的诤谏之风

王逸撰《楚辞章句》在汉安帝朝。延平元年（106年），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汉殇帝夭折，刘氏政权面临无人继嗣的危险。太后邓绥与兄长车骑将军邓骘商量，迎立章帝之孙、清河孝王之子刘祜，是为汉安帝，改元“永初”。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她秉承明帝、章帝以来的传统，重视儒经，组织人员雠校典籍。《后汉书·和熹邓太后纪》载：

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

就像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章帝时的白虎观讲经一样，这是当时巩固儒家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举措，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影响，后世研究者似乎还未加以重视。这次东观雠校，不仅涉及的典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中官近臣受读，再教授宫人，是对皇帝身边的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经典学习和思想改造。《后汉书》对这次事件屡有记述。《孝安帝纪》载，永初四年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蔡伦传》载：“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遴选博士、议郎等校定东观典籍，此事肇始于永初四年（110年）。由于事务繁剧，不断扩员。六七年后，王逸“以外郡计吏留拜校书郎”，参与校定东观典籍，并在这时候撰著《楚辞章句》。《后汉书·文苑·王逸传》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明嘉靖翻宋刻《楚辞》卷二至卷十六皆署“校书郎臣王逸上”。王逸撰此书在安帝时的校书郎任上，这已为学界的共识。元初（114—119年）是汉安帝年号，王逸撰《楚辞章句》开始于元初中，即元初三、四年（116、117年）前后，据蒋天枢先生推测，至永宁元年（120年），校书工作或已接近完成。但是从《后汉书·张衡传》记载著作东观的人终老于此，且张衡至133年迁侍中后还请求专事东观来看，王逸在校书郎任上时间不会太短，在转为侍中之前的整个安帝朝（安帝薨于125年），王逸都有可能在撰著《楚辞章句》。《楚辞章句》不是一部寻常的私人著作，而是王逸在安帝朝的东观校书郎任上所撰，因此我们需要联系安帝朝的政坛来考察王逸著书的时代背景。

汉安帝在位的20年，是东汉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前的“明章之治”，官吏尽职，百姓安居，天下太平；至和帝时期，国力大盛，史称“永元之隆”。但是到了安帝时期，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据《后汉书·孝安帝纪》记载，西域、乌桓、鲜卑、南单于、南匈奴多次寇侵，蝗灾持续近10年，地震16次，日食12次，大水、雨雹、地陷、山崩、大疫、大旱、大饥等此起彼伏，无一刻消停。正如永初五年（111年）闰四月诏书所言，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邓太后长期临朝秉政，政权旁落外戚手中，安帝宠幸宦官江京、李闰等，位至列侯，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真是纪纲寖坏，政在权门，正如《后汉书·孝安帝纪》范晔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安帝无德，败坏政教法度。李贤注也说：“君道闇乱，政化陵迟，汉祚衰微，自此而始。”朝纲不振，佞幸弄权，激起一批忠诚于汉室、刚正不阿的大臣不断地上疏直谏，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先看邓太后秉政时期朝臣的讽谏。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张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当时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备宜废，时任东观校书郎的马融上《广成颂》以讽谏，忤逆太后，发怒下令禁锢他，直到安帝亲政时，才出为河间王长史。《后汉书·杜根传》载，“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舍）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杜根之忠烈，可上攀比干、屈原。安帝13岁即位，随后的15年一直是邓太后临朝主政，这样就形成了后党与帝党之争，马融、张衡、杜根等人均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激切讽谏，展现出謇谔鲠直的士气，形成了不同于明帝、章帝、和帝时期的政治氛围。

这种謇谔士气的高涨，与朝廷的宽容、鼓舞不无关系。永初元年（107年）三月，有日蚀，诏公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永初四年（110年）二月，朝廷下诏：“自建初以来诸祅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东汉光武帝善谶纬，明帝、章帝以降，妖言图谶风气炽盛，范围不断扩张，屡兴大狱，以妖言犯罪的人不在少数。朝廷下此赦令，放宽言路，对于朝臣秉忠进谏是有鼓舞意义的。次年（111年）闰四月又下诏云：

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戹，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如果把这道诏书与王逸《楚辞章句》对读，就会发现，它正是王逸撰著《楚辞章句》的政治理论基础。王逸为什么能迥异于扬雄和班固而赞扬屈原忠贞直谏的抗争勇气？可以从这篇诏书里找到答案。甚至王逸的有些文句，就是直接来自这道诏书的。如《诏书》：“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系颠倒引用《论语》。王逸《楚辞章句序》曰：“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⑳“颠则”二句连文字次序都同于诏书而异于《论语》。诏书中其他如“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的思想，在王逸《楚辞章句》的注释中随处可见。仅举一例，《惜誓》“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王逸注：“言臣承顺君非，可推可迻，苟自容入以得髙位。有直言谔谔，谏正君非，而反放弃之也。”这不正是诏书所谓“未获忠良以毗阙政”吗？试想，朝廷已在甄选直言极谏之士，鼓励大臣匡救时弊，校书郎、著作郎们怎能还像扬雄、班固那样谨守明哲保身之训，括囊拱手而已呢？王逸撰著《楚辞章句》推崇屈原的激切直谏，正是符合当时朝廷求贤纳谏的需要。

永宁二年（121年）三月，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灾难依然不断，但政治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外戚与宦官勾结，掌握大权。安帝宠幸乳母王圣，封她为野王君。当时外戚阎显、阎景、阎晏，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等，结党营私，诬陷年仅十岁的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激起朝臣的强烈不满，杨震、来历、成翊世、李尤等纷纷上疏聚讼，展开激烈的斗争。其中以杨震的诤谏最为鲠直激切。《后汉书·杨震传》载：

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震上疏……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怀忿恚。而伯荣骄淫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瑰交通，瑰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复诣阙上疏……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因地震，复上疏……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

杨震后半生主要就是与安帝身边的外戚、宦官相斗争。可惜，安帝保爱群狙如护心腹，杨震以失败告终，悲愤饮鸩而卒。在他身上就可以看到屈原精神的复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十引北宋胡安国的评论：“安帝三公无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则留，违则去。震以三公之尊，两奏一乳媪而不能动，宜去久矣。至是极言，遂取杀身之祸，忠则忠矣，然其烛理不明，而处义不精，亦不足称也已。”胡氏所言虽近乎扬雄、班固之评屈原，但借此正可见得杨震与屈原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当时与杨震为同一阵营的，除了上面引文提到的赵腾外，还有数位：

成翊世，“延光中，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

翟酺，“时安帝始亲政事，追感祖母宋贵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宝及皇后兄弟阎显等，并用威权。酺上疏谏……书奏不省，而外戚宠臣咸畏恶之”。

来历（人名），“明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历谓侍御史虞诩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当时王圣、江京、樊丰等构谗太子，来历要结十余人，力证太子无过。

这里要特别提出居尚书之任的陈忠，上文提到的杜根、成翊世等直道之士，都是由陈忠所举荐的。陈忠对安帝朝政事多有讽谏。安帝亲政后，连续发生灾异之事，朝廷下诏举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陈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文曰：

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咨访群吏。言事者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上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

陈忠此疏是说给刚刚亲政的安帝听的，给安帝打好预防针：忠臣尽謇谔之节，极言直谏，即使偶有讥刺，皇帝您也应该优游宽容，以拓宽直言进谏之路。果然安帝听进去了，下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后来官居太尉，节操忠贞，修行清白。陈忠上此奏疏，正是在王逸撰著《楚辞章句》的时候。王逸《楚辞章句序》曰：“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这与陈忠推崇謇谔之节、逆耳之言符契相应，异曲而同工。

或许不能断然判定杨震、陈忠等人的某些言行影响了王逸，但至少可以说，在安帝朝约20年里，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前期的马融、张衡、杜根和后期的杨震、陈忠、翟酺等，都能发扬古代股肱大臣的謇谔鲠直之风，与邪恶势力展开殊死的斗争。朝廷重视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极谏；政坛多骨鲠之士，也兴起了苦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王逸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自然会在他的《楚辞章句》中自觉地顺应这种时势，一反扬雄、班固明哲保身的中庸态度，而激扬屈原直言极谏的精神。反过来说，王逸激扬屈原直谏的斗争勇气，也是对当时杨震、陈忠、翟酺等骨鲠之臣的铮铮进谏的鼓舞。章句之学便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

三 “汉家礼仪”与王逸“同姓无相去之义”

屈原与楚同姓。但战国时的士，以义事君，合则进，不合则去。贾谊《吊屈原赋》责问曰：“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接着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贾谊、司马迁都认为屈原谏不从，义不合，则可以去矣，不必自沉。但到了王逸撰《楚辞章句》，反复强调的是“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屈原遵道行义，欲还归也”，“屈原与楚同姓，无去之义”。何锡光先生撰文指出：“王逸的‘同姓无相去之义’是由董仲舒的‘公子无去国之义’推衍而出；而作为对屈原行事的评说，王逸是首发此义者。”正确地揭示了王逸此义的渊源。那么，对于屈原之不能去国，王逸与贾谊、司马迁为什么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这也要联系汉代政治和王逸的具体时代背景才能解释清楚。

汉承周统，封邦建国。刘邦立国后分封八个异姓诸侯王和十个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异姓诸侯王很快就被废黜，结果只有刘氏宗室能分封、世袭为王侯。这一方面使得刘氏子孙能分散各地，形成从上到下的政治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则中央与宗王之间不断地出现紧张关系，西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武帝时有淮南王、衡山王的谋反，东汉光武帝去世，明帝继位后，诸王叛乱此起彼伏达十余年，才彻底平定。整个汉代，宗室子弟少有在公卿之位的，各地的宗室凡有势力的，都遭到削弱，乃至刘氏宗室枝叶飘零，被王莽趁虚而入。最后推翻王莽的，又是散在各地的刘氏血脉。光武帝重造大汉江山后，也对宗室严加防范。如建武二十四年就诏令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枝弱而动本，汉室宗王的力量被削弱，结果则实权多掌握在外戚和宦官手里，太后主政，外戚弄权，是汉代政治的严重弊端。当然也有宗王辅政能作出表率的，即汉明帝的同母弟东平宪王刘苍，虚己好礼，以至亲辅政，优待超过诸王，为宗王参政的典范。宗室成员如何以礼自饬，以道行义，得体地参预政权？这是邓太后临朝秉政亟待解决的事。据《后汉书·张衡传》载：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

虽然因为刘珍、刘騊駼等人去世而“汉家礼仪”最终没有完成。但是，定“汉家礼仪”是安帝时期东观士人着手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王逸与刘騊駼等一同在东观任校书郎，应该是参与了撰定“汉家礼仪”的工作。因为《张衡传》所谓“撰集《汉纪》”一事，王逸、李尤、伏无忌、卢植、蔡邕等东观校书郎或著作郎都曾参加。可以推测，定“汉家礼仪”也应该是王逸等东观校书郎、著作郎的工作。元初六年，邓太后还下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四十余人与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开邸第，教学经书，并告诫曰：“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述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可见“汉家礼仪”是当时邓太后对宗室教育的重要举措。

这里要特别关注与王逸同在东观撰定“汉家礼仪”的刘珍、刘毅、刘騊駼等几位刘氏成员。《后汉书·文苑·刘珍传》：“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这位刘珍又叫刘千秋。胡广《王隆汉官篇解诂叙》曰：

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

刘珍（千秋）称张衡为邑子，张衡是南阳郡西鄂人，刘珍是南阳郡蔡阳县人。刘珍与光武帝刘秀是同乡，皆是汉朝宗室，樊长孙径直称他是“公族元老”，负有撰定汉家礼仪的责任。刘珍对此也是首肯的。

刘毅和刘騊駼是从兄弟，为北海靖王刘兴的孙子。刘兴于建武二年被封为鲁王，继承光武兄刘仲，即是光武帝的侄子。刘兴这一支是东汉最有学问的宗室。刘兴得到明帝的信任，“显宗器重（刘）兴，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刘兴长子刘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得到光武帝和明帝的喜爱，“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毅即为刘睦之子。《后汉书·文苑·刘毅传》载：“（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刘兴次子刘复，生刘騊駼。《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

初，临邑侯（刘）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

刘珍、刘毅、刘騊駼等是与光武帝近支的宗室成员，善史书，能文章，前二人还与王逸一同被范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他们都在东观担任校书郎或著作郎，担负编撰汉家礼仪的重任。汉家礼仪虽然当时并没有编撰完成，但从一些零星材料还可以看出大概。如刘騊駼《郡太守箴》佚文曰：“大汉遵周，化洽九区。”意即大汉秉承周代封邦建国、藩卫宗周的制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珍、刘毅、刘騊駼都是南阳宗室，与散布天下的刘氏不同，他们是与光武帝同宗的。《春秋》学是刘毅的家学。在外戚与宦官相互勾结篡夺政权的安帝朝，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了《春秋繁露》“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以道行义、忠贞为国、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应该不是凭空推测之词吧。那么，与“三刘”同在东观的王逸编撰《楚辞章句》时也重视“汉家礼仪”的重建，发扬董仲舒“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而强调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并能遵道行义，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只有联系汉朝宗室衰落、安帝朝外戚与宦官乱政的局势，和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几位刘氏宗室负责编撰汉家礼仪这一具体事件，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校书郎王逸撰《楚辞章句》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去国之义”的理念。

东观诸郎虽然为职责所限，不能直接参与政事，但事实上在安帝朝的政坛斗争中他们是发挥作用的。延光三年（124年）八月，因常侍江京等的构陷，皇太子刘保被废为济阴王，朝野震惊。太仆来历要结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这是朝臣与宦官外戚之间一次激烈的正面斗争。十余人中就有宗正刘玮和谏议大夫李尤。汉代宗正皆由宗室担任。李尤“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李尤曾官兰台令史，与刘珍、王逸、张衡等均参与《汉纪》的编撰，他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加入为太子鸣冤的行动。第二年顺帝即位后，李尤迁乐安相，刘珍升任宗正，王逸也升任侍中。这正反映出他们为顺帝昭雪继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只有联系汉安帝时的政坛斗争和上层思想动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推崇謇谔讽谏精神和同姓不去国的政治思想，皆有其现实根基和社会背景。从这个个案也可见得汉代的章句之学是有现实关切的，并非只是无关现实政治的分章辨句，烦琐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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